中毒供者脑死亡器官捐献移植一例

目前,全世界供器官来源紧缺,中国尤为严重。同时,器官捐献也有许多禁忌证,例如：恶性肿瘤（除原发性脑肿瘤）、血友病、白血病、艾滋病以及其他难以控制的传染病等是人体器官捐献的禁忌证;有严重的全身疾病、全身感染患者不能成为器官供者;心脑血管病患者也不宜捐献;年龄大于65岁以上者不适宜捐献。但随着移植手术技术、     

基于器官捐献视角论我国脑死亡标准的立法

近年来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快速发展,然而我国尚未对脑死亡标准进行立法确认。本文介绍了国内外脑死亡标准立法现状和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行的死亡判定标准,从器官捐献视角探讨了我国进行脑死亡标准立法的必要性,并基于实际国情对脑死亡标准立法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建议,旨在为开展脑死亡标准立法工作提供参考。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的规范化管理探索

目的 探讨医院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的规范化管理模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伦理审查情况,比较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捐献者的基本资料,分析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对委员到会率、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 结果  伦理委员会结构规范化调整前后性别、年龄、死亡判定等捐献者伦理审查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伦理审查死亡原因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死亡原因对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死亡原因、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委员到会率较调整前提高（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委员到会率、死亡原因对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伦理审查时长较调整前缩短（P<0.05）。 结论  合理设置伦理委员会总人数、标准化审核流程,可以提高伦理审核时效,应建立委员考评机制动态调整委员、明确委员和秘书的职责和分工,以进一步提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规范化管理水平。     

山西器官获取组织器官捐献伦理审查实践思考

<正>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20世纪生命医学科学的重大进展,挽救了众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原国家卫生部2010年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ese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ODCD）试点工作,     

甲基苯丙胺中毒脑死亡器官捐献1例报道

目的  探讨甲基苯丙胺中毒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的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0月1例甲基苯丙胺中毒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用于2例肾移植的临床资料。供者为女性, 22岁, 因甲基苯丙胺中毒导致脑死亡而捐献器官。受者均为女性, 因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接受肾移植。结果  2例受者术后4 d血清肌酐恢复正常, 未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术后1年随访血清肌酐及尿量均正常。结论  甲基苯丙胺中毒脑死亡的患者可以作为器官捐献的供体来源。     

2例脑死亡无偿器官捐献供体的维护体会

目的探讨脑死亡器官移植供体的维护要点。方法我院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期间共完成2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体的无偿器官捐献工作。供体确诊为脑死亡,应用机械通气、血管活性药物及其他相关药物维持供体,监测有创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心率、血气交换、尿量、电解质酸碱平衡、体温、血细胞比容、白蛋白水平等,维持供体器官灌注。结果 2例DBD供体维持生命体征平稳,捐献的器官功能稳定正常。其中,供体1在入ICU后6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3 h;供体2在入ICU后8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1 h。捐献的肝脏、肾脏和角膜均成功移植于受体。结论 DBD供体维护是确保潜在供体器官成功捐献和捐献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有效提高捐献器官的利用率及缓解目前器官短缺状况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实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的可行性分析

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是医学技术进步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享有21世纪"医学之巅"的美誉,它改变了传统的药物治疗方式,成为了挽救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生命的最佳手段。但面对目前供体短缺的全球性问题时,如何尽快开     

法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及规范

法国较早建立起国内统一的公平、公开、公正的组织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器官捐献率位于世界前列。2004年8月法国政府对生命伦理法规进行修订,创建了欧洲唯一的综合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业务涉及器官捐献与移植、组织和细胞、人类生育繁殖、胚胎学及人类遗传学4个领域。本文简要介绍法国生物医学研究所、器官捐献相关法律和捐献移植现状、器官获取与分配步骤等。     

站在亚洲看世界：亚洲视角下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器官短缺是全球移植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国家通过减少疾病负担和扩充符合伦理原则的有效器官来源以实现器官移植的自给自足。在全球范围内,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仍是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近几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积极推动死亡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这些举措正逐步改变亚洲地区以活体捐献为移植器官主要来源的格局。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放缓了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近十年的增长趋势。在疾病负担和移植需求未有显著降低的前提下,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总方针和相关政策的指引下稳步开展。这一定程度证明了在人民群众医疗诉求和移植需求的持续驱动下,我国已经形成一个有韧性的、有抗压能力的、并具运作惯性且行业赖以生存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站在中国看亚洲,站在亚洲看世界。本文通过整理全球及亚洲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数据,重点剖析在全球器官移植发展新潮流下亚洲器官捐献和移植整体格局的变化,并结合我国自身发展特征及实践经验,探索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期为亚洲及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专业参考。     

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的ICU血流动力学管理进展

本文综述了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的ICU血流动力学管理进展。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管理是当前我国器官捐献的核心环节。科学的供者管理、保护和优化器官功能是ICU的工作重心, 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供捐献的器官数量。血流动力学的管理是脑死亡潜在供者的管理中最大的挑战, 做好供者管理可最大限度保护供器官功能, 提高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的移植成功率。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的思考与实践探索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在近代医学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器官的来源一直制约着移植技术的发展.我国从2011年开始逐步试行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移植工作,2015年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经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 源[1].尽管推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显著地提高了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但相应也带来了...     

Intensive care practices in brain death diagnosis and organ donation

We conducted a multicentre study of 1844 patients from 42 Spanish intensive care units, and analyse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rain death, the use of ancillary testing, and the clinical decisions taken after the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The main cause of brain death was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769/1844, 42%), followed by traumatic brain injury (343/1844, 19%) and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 (257/1844, 14%). The diagnosis of brain death was made rapidly (50% in the first 24 h). Of those patients who went on to die, the Glasgow Coma Scale on admission was ≤ 8/15 in 1146/1261 (91%) of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or anoxic encephalopathy; the Hunt and Hess Scale was 4–5 in 207/251 (83%) of patients following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was ≥ 15 in 114/129 (89%) of patients with strokes. Brain death was diagnosed exclusively by clinical examination in 92/1844 (5%) of cases. Electroencephalography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ncillary test (1303/1752, 70.7%), followed by transcranial Doppler (652/1752, 37%). Organ donation took place in 70% of patients (1291/1844), with medical unsuitability (267/553, 48%) and family refusal (244/553, 13%) the main reasons for loss of potential donors. All life‐sustaining measures were withdrawn in 413/553 of non‐donors (75%).     

脑死亡器官捐献单中心经验（附26例报告）

目的总结脑死亡器官捐献单中心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3月至2012年6月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完成的脑死亡器官捐献与移植案例。结果共完成脑死亡器官捐献26例,进而完成52例肾移植和8例肝移植,移植器官功能均良好。其中48例肾移植受者总存活率92．2％,移植肾总存活率83．7％。结论脑死亡器官捐献是器官移植重要的器官来源,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发展需取决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捐献者、受者、医疗机构的权责是否得到明确和保证。     

中国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改革的伦理评析

1 中国器官捐献改革的进展 在当代中国,公民死亡后捐献器官行为仍面对诸多伦理挑战.这既涉及当代中国人对待死亡、身体与家庭的观念,也涉及个体与家庭对社会公正和医疗体系的信任.面对器官短缺的现实,政府、移植医学界以及器官移植等待者等相关组织或个人都迫切希望建立起一套高质量的器官捐献体系[1].     

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文档规范化设置与管理探索

<正>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正在逐步形成科学规范、公正、遵循伦理、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的中国模式。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历程本身就是结合国情不断创新性发展的过程^[1]。多年来,我院在DCD器官捐献方面走在云南省前列,我院伦理委员会自2006年开展器官移植伦理审查活动以来,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DCD伦理审查管理的文档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