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天津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天津市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为制定相关健康政策以及有针对性开展健康素养干预提供依据。方法国家项目组依据201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方案要求,使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法,在天津抽取了8个区作为国家级监测点,天津市在国家级监测点基础上进行了扩增了8个区,共16个区。每个区抽取3个街道(乡镇),共48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抽取2个居委会(村),共96个居委会(村)。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在每个居委会(村)内抽取70个家庭户开展调查。结果共调查城乡居民4732人。男性2329人,女性2403人。平均年龄(46.73±14.05)岁。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为35.14%;民族以汉族为主,为97.25%。天津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12.40%,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3.12%,农村居民为8.53%;男性为12.62%,女性为12.14%。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3方面素养水平别是26.27%、21.42%和14.01%。城市居民健康素养的水平高于农村居民(P0.05);不同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天津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不高,城乡、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不同,健康素养水平也有较大差别。     

湖北省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湖北省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PPS抽样)方法,对全省12个监测点的15~69岁常住人口进行调查,以问卷调查方式对调查对象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进行测评。结果 2015年湖北省健康素养监测共调查2881人,收回有效问卷2878份,有效率为99.90%。其中,城市人口占41.56%,农村人口占58.44%;男性占49.86%,女性占50.14%。2015年湖北省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为10.03%,城市居民为14.50%,高于农村居民的7.34%,26~35岁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最高,为15.0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慢性病防治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城乡分布、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农村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低于城市居民,文化程度越高,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越高,家庭收入越高,慢性病防治素养越高。结论湖北省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较低,农村居民、文化程度较低者是健康教育的重点干预对象。     

汉台区居民健康素养调查

目的了解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居民健康素养现状,为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8年5—8月对汉中市汉台区15～69岁常住居民进行健康素养调查,收集居民的基本信息、三个方面健康素养和六类健康问题的资料,评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结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517份,回收有效问卷1 494份,回收有效率为98.48%。汉台区居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为17.27%。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居住地居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具备率为28.85%,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具备率为13.99%,基本技能素养水具备率为20.88%,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居住地居民三个方面健康素养具备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具备率分别为安全与急救素养42.70%、科学健康观41.50%、基本医疗素养24.63%、健康信息素养21.42%、传染病防治素养19.54%、慢性病防治素养12.92%,不同性别居民慢性病防治和基本医疗素养具备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居民科学健康观、安全与急救和基本医疗素养具备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文化程度和居住地居民的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具备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汉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7.27%,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较低,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城市居民仍有差距。     

2012年湖南省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分析

目的了解湖南省居民健康素养现状,为制定湖南省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全省随机抽取15~69岁常住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全省共调查27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611份,问卷有效率96.7%。湖南省居民健康素养总体水平为14.0%,城市居民为21.8%,农村居民为7.6%。在3方面健康素养水平中,基本知识和理念为18.8%,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12.1%,基本技能为19.4%。在6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中,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47.0%、科学健康观36.8%、健康信息24.5%、传染病防治24.1%、基本医疗11.7%和慢性病防治10.9%。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不同。结论湖南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尤其是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和慢性病防治素养,应以农村居民为重点,并根据人群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以提高全省居民的健康素养。     

中国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和评价健康素养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PPS抽样)方法,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6个监测点非集体居住的15~69岁常住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2012年健康素养监测共调查102 985人,收回有效问卷98 448份,有效率为95.59%。2012年我国居民健康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为17.53%。城市居民为21.24%,农村居民为15.45%;东部地区居民为18.76%,中部地区居民为17.59%,西部地区居民为15.69%;25~34岁年龄组为20.36%,65~69岁年龄组为13.8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是影响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高低的重要因素。女性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高于男性(OR=1.077,95%CI:1.023~1.134);文化程度越高,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越高,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OR值为4.238(95%CI:3.384~5.307);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高于其他职业人群。结论我国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较低,应根据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不同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素养教育活动。     

2012年天津市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分析

目的了解天津市居民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为制定相关健康政策以及有针对性开展健康素养干预提供依据。方法使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法抽取天津市16个区,每区抽取3个街道,每个街道抽取2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随机抽取70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采用KISH表抽取1名调查对象,每个居委会完成50份调查问卷,总计需要完成调查问卷4800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阅读阿莫西林说明书和BMI使用说明后获取有用信息,如何辨识合法医疗机构及保健产品,发生传染病及食物中毒后该怎么做。结果天津市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是30.09%,男性和女性健康信息素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健康信息素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也在逐步增高。不同年龄段居民健康信息素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年龄的增高,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在降低。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回答10道健康信息素养问题的正确率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回答正确率也在逐渐升高。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回答10道信息素养问题的正确率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随着年龄增高,回答正确率逐渐降低。结论天津市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较高,需要继续提高全人群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居民文化水平。对老年人群的健康教育给予重视。     

浙江省15～69岁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浙江省15~69岁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探索提高城乡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的策略和措施。方法以2013年浙江省城乡15~69岁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结合浙江省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在15个城市监测点,30个农村监测点(覆盖135个街道、乡镇),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及KISH表法,抽取13 500名居民为研究对象。在调查过程中,仔细询问调查对象的慢性病患病史,并进行血压测量,若调查对象有明确的高血压史则为本研究调查对象。调查问卷统一采用"2013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用SAS 9.3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共调查13 500名15~69岁居民,回收有效问卷11 936份,其中15~69岁高血压患者1 918例,患病率为16.07%。15~69岁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得分中,男性得分略高于女性得分,年龄越高,素养总分越低,文化程度越高,素养总分越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职业人群中,农民素养总分最低;不同地区人群中,城市人群素养得分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吸烟人群中素养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5~69岁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充足的比例是6.83%,健康素养临界的比例是33.11%,健康素养缺乏所占比例为60.06%,其中健康方式与行为素养和基本医疗素养水平最低。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是健康素养的正向影响因素,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得分越高(t=11.64,P0.01);职业分布中,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素养水平最高(t=3.79,P0.01);地区分布中,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t=6.23,P0.01);现在吸烟人群比不吸烟人群素养水平低(t=-2.39,P0.05)。结论浙江省15~69岁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水平偏低,其中文化程度、职业分布、地区分布和吸烟状况是其影响因素,应加强基本医疗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及健康方式与行为素养方面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     

杞县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调查分析

目的探究杞县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情况,为提高农村居民的慢性病素养提供依据。方法运用随机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于2016年在杞县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两个行政村共1 647名居民。对每位居民进行家访式面谈,给居民发放根据"09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制成的问卷调查表。依据居民的答题结果,将答对全部题目75.00%以上的居民认为具有良好的慢性病健康素养。运用χ~2检验分析不同人口特征的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状况,利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探究影响居民健康素养的因素。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在有效调查的1 647位居民中有421名答题正确率在75.00%以上,具备良好的慢性病健康素养,所占比率为25.56%。具备慢性病健康素养的男性比率(26.91%)小于女性比率(29.0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相对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起具备慢性病健康素养的53~70岁的中老年人(29.98%),15~26岁具备慢性病健康素养的年轻人比率更小(20.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性别、年龄、居民的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居民个人文化程度是造成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不同的主要因素。结论杞县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水平较高,但相关部门仍应根据不同居民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慢性病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     

淮安市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淮安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健康素养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采用2012年度《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调查1 641名淮安市15~69岁的农村常住居民。结果淮安市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1.0%,多因素分析表明,居民文化程度(OR=2.206)及人均年收入(OR=1.455)越高,健康素养越高(P0.05)。健康素养知晓率为63.23%,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的知晓率,分别为62.78%、61.32%、66.67%;具备安全急救、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预防、基本医疗、慢性病防治的知晓率,分别为75.17%、67.16%、63.38%、55.89%、52.15%。结论文化程度和人均年收入是淮安市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应有针对性制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于2015—2016年,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 (PPS)在宁波市抽取9 810名15~69岁当地常住居民,采用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健康素养水平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 2015年和2016年分别有效调查5 804人和3 946人,问卷有效率分别为99.33%和99.47%。2016年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1.73%,较2015年的15.44%提高了6.29个百分点。两年监测结果均显示,男女健康素养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段、职业和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P0.05)。6类健康问题中,安全与急救的健康素养水平最高(分别为56.98%和61.32%),基本医疗(分别为11.97%和13.81%)和慢性病防治(分别为11.23%和12.10%)的健康素养水平均较低,且提升幅度较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OR=1.72,95%CI:1.61~1.83);与机关/事业单位/教师/医务人员这类职业人群比较,农民(OR=0.74,95%CI:0.58~0.94)、工人(OR=0.70,95%CI:0.57~0.86)和其他职业(OR=0.78,95%CI:0.64~0.96)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均较低。结论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还应加强慢性病防治及基本医疗健康知识的传播,尤其是对文化程度较低者。     

2012年无锡市崇安区健康素养及烟草流行监测结果分析

目的了解崇安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和烟草流行情况,为制定有效的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抽取崇安区15岁~69岁的常住居民450人作为调查对象,采用2012年度"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崇安区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为30%。35岁~44岁年龄段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最高。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P0.05)。不同职业中,农民健康素养水平最低,公务员健康素养水平最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被调查居民的吸烟率为28.22%,吸烟的危害知晓率为42.45%,二手烟危害的知晓率为38.00%。结论崇安区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吸烟以及二手烟危害的知晓率不高,应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制定干预措施,全面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     

重庆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重庆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和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法,抽取全市1 918名15～69岁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结果经过加权调整后,2015年重庆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0.16%。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主城区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高于郊区/县居民(P0.05);街道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高于乡镇居民(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呈现居民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的趋势;非农民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农民(P0.05);不同家庭人均年收入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重庆市居民健     

北京市海淀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北京市海淀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传染病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海淀区18岁以上居民进行抽样和现场问卷调查,应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传染病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结果共发放并回收问卷1 200份,删除无效问卷112份,回收有效问卷1 088份。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为7.7%。男性和女性、不同婚姻状况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2、0.339)。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随年龄增加而下降(χ~2=25.990,P0.01),随文化程度的增加而升高(χ~2=28.537,P0.01)。不同职业人群、城区和农村居民、自我感知的不同身体状况人群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不同,医务人员(22.2%)、城区居民(9.4%)、自我感知身体状况很好的人群(11.0%)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较高。结论北京市海淀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总体水平较低,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地区是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影响因素,老年人、文化程度低者、生产及运输工人、农民工、家务及待业人群传染病健康素养总体水平更低,在今后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中应将这部分人群作为重点宣教对象,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2012年安徽省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分析

目的了解安徽省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为制定健康教育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取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全省11个监测点3029名15~69岁常住居民进行调查。结果安徽省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为4.73%;具备3大类素养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的水平较高(14.39%),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为8.11%,健康技能4.80%;具备6类健康问题中,安全与急救素养42.70%、科学健康观28.36%、健康信息素养10.75%、传染病防治素养15.69%、慢性病防治素养9.83%和基本医疗素养5.79%;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男性高于女性,45岁以下居民高于45岁及以上居民;文化程度越高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也越高。结论安徽省居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偏低,农村,教育程度低及45岁以上的居民是健康素养干预的重点人群。     

射阳县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知晓率调查

目的了解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方法随机抽取15～69岁射阳县农村常住居民400人,采用《2011江苏省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射阳县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总知晓率为55.16%,其中健康理念和知识、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健康技能知晓率分别为55.85%、51.87%、82.50%,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人群的健康素养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射阳县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知晓率较低,应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素养。     

闽北首次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分析

目的了解闽北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分析影响健康素养的相关因素,为制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闽北10个县(市、区)随机抽取3个县,年龄在15～69岁的农村常住居民810名,使用《2008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用健康素养综合指标及分类指标评价。结果闽北农村居民具备健康素养总体水平为6.7%;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和基本技能分别为11.3%、7.8%和23.0%。不同性别、文化程度、以及年龄组的人群健康素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影响健康素养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职业和年龄等因素。结论闽北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应有针对性制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提高农村居民健康素养。     

吉林省城乡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吉林省城乡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 (PPS),对吉林省15~69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吉林省2014年健康素养监测共调查4358人,收回有效问卷4321份。2014年吉林省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为12.4%。城市居民为14.9%,农村居民为10.4%;35~44岁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高(14.2%),65~69岁居民最低(7.7%);大专/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高(21.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居民最低(8.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低于城市居民(OR=0.722,95%CI:0.587~0.889);文化程度越高,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越高,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参照,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具备健康信息素养的OR值分别为1.415(95%CI:1.088~1.841)、1.980(95%CI:1.426~2.749)、2.932(95%CI:2.026~4.245)。结论吉林省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较低,未来应加强对农村居民、老年人、低文化程度者的健康教育。     

中国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我国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卫生政策和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PPS抽样)方法,对全国31个省(区、市)336个监测点非集体居住的15~69岁常住人口进行调查,以问卷调查方式对调查对象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进行测评。结果2012年健康素养监测共调查全国15~69岁常住人口102 985人,收回有效问卷98 448份,有效率为95.59%。其中,城市人口占44.32%,农村人口占55.68%;男性占51.72%,女性占48.28%。2012年我国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的点估计值为9.07%,其95%可信区间为8.82%~9.34%,城市居民为13.23%,高于农村居民的6.75%;东部地区居民为10.74%,高于中部地区居民的8.69%,高于西部地区居民的7.08%;男性为8.85%,女性为9.2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低于城市居民,OR值为0.698(95%CI:0.567~0.859),文化程度越高,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越高,以不识字/少识字者为参照,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具备慢性病防治素养的OR分别为1.717(95%CI:1.324~2.228)、2.554(95%CI:1.935~3.371)、4.507(95%CI:3.383~6.005)、8.224(95%CI:6.097~11.095)。结论我国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较低,其中农村居民、文化程度较低者是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     

天津市结对帮扶困难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调查

目的了解天津市结对帮扶困难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2016年3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宝坻区的4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抽取100个家庭户,每户抽取1名15~85岁居民进行健康素养问卷调查,并进行健康素养评估,共发放问卷415份,收回有效问卷403份,应用SPSS 19.0软件进行χ~2检验。结果天津市结对帮扶困难村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为18.61%,健康知识和理念具备率为19.11%,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具备率为12.66%,健康基本技能具备率为57.32%。不同性别、年龄、家庭人口规模、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状况居民的健康素养具备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结论天津市困难村居民具有一定的健康素养水平,应加强对中青年、家庭人口数多、低文化水平和家庭收入低人群的干预,采取适合农村特色的健康教育宣传方式,加强农村健康教育工作力度。     

2014年泰州市健康教育干预效果分析

目的评价泰州市健康教育干预效果。方法在泰州市海陵区、靖江市设置监测点,2013年采用PPS法和KISH表法抽取调查对象,采用《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常规性工作,开展为期1年的城乡居民健康教育强化干预,2014年用相同方法进行调查,比较2次调查结果。结果干预后,2014年泰州市城乡居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由2013年的16.2%提高到了21.5%,其中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有所下降,由28.6%降低到22.7%,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由10.7%提高到26.1%,基本技能素养由18.9%提高到28.7%;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城乡居民、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健康素养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结论经过1年的健康教育强化干预,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