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任务期间军人职业倦怠与防御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了解我国军人在执行重大军事任务期间的职业倦怠与防御方式情况,探讨职业倦怠与防御方式之间的相关性,为军人职业倦怠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军人职业倦怠量表和防御方式问卷（DSQ）,对海军某部队参加重大军事任务的226名官兵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该部官兵的职业倦怠总分平均值为13.10±10.80,五个维度中,低自我评价得分最高4.32±3.45;职业倦怠总分与除幻想、解除、期望三个因子外的心理防御方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05）,通过回归分析,得到成熟型防御方式和不成熟型防御方式是官兵职业倦怠的显著影响因素（P＜0.01）,且成熟型防御方式得分越高,职业倦怠得分越低（t=-3.271）,不成熟型防御方式得分越高,职业倦怠得分也越高（t=8.186）。结论：军人的职业倦怠与其特定的防御方式有关,可据此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高原军人抑郁症状流行病学特征

目的 对高原军人进行抑郁症状的流行病学特征的调查研究.方法 采用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S-D)中国修订版,整群抽取某部高原军人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4 631例.数据采用SPSS 23统计软件进行录入与处理,用t检验和x2检验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 ①高原军人抑郁发生率为31.6％ (95％CI=30.2 ～33.0),其中,轻、中、重度抑郁发生率分别为11.3％(95％ CI=10.4 ～12.2)、11.4％(95％ CI=10.5 ～ 12.3)、8.8％ (95％ CI=8.0 ～9.6).②高原军人的抑郁总分未发现性别差异(P＞0.05).③士官的抑郁总分显著高于列兵(P＜0.05).④驻地海拔越高,高原军人抑郁水平越高(P ＜0.05,P＜0.01).⑤单亲家庭出身的高原军人的抑郁水平高于双亲家庭出身者(P＜0.01).⑥年龄30岁及以上的高原军人在抑郁总分和各因子的得分上都显著高于30岁以下者(P＜0.01),而30岁以下的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⑦军龄13年及以上的高原军人的抑郁水平高于军龄不足13年者(P＜0.01).⑧抑郁水平与海拔高度、年龄、军龄显著相关(P＜0.01),与原生家庭结构相关(P＜0.05).结论 高原军人具有较高的抑郁发生率和抑郁水平,其CES-D评分与年龄、军龄、职别、原生家庭类型、海拔有关.     

环境因素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情绪的影响

目的了解环境因素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的影响。方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环境调查表和艾森克个性问卷对267名高原军人进行测评。结果抑郁检出率51．56％。单因子独立样本变异数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自然环境（海拔高度）、家庭环境（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父母教养方式、家庭气氛、家庭结构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没有影响（P〉0．05）；部队环境中部队的管理方式（F=1．61）、部队阅历的长短（F=1．28）、干部的态度（F=0．38）和部队生活适应情况（F=0．91）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也没有影响（P〉0．05），而官兵热爱现在生活的程度从总体上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没有影响（P〉0．05），但事后比较发现3组高于2组（F=3．114，P〈0．05）；自我环境因素中的人格（精神质F=3．83，P〈0．05，神经质F=14．47，P〈0．01）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结论高原军人抑郁发生率较高，对高原军人抑郁的发生，自我环境中的人格因素有一定的预测力，而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和部队环境因素对军人抑郁的影响较小。     

高原军人抑郁及其相关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高原军人抑郁状况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自动思维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艾森克个性问卷对267名高原军人进行测评.结果抑郁检出率51.56%;抑郁与自动思维、消极应对、生活事件、精神质和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和内外向呈显著负相关;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自动思维、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精神质、内外向和神经质对高原军人抑郁均有预测性,其中生活事件、神经质、积极应对和内外向直接影响抑郁,自动思维、精神质、社会支持和消极应对间接导致抑郁.结论高原军人抑郁发生率较高,对高原军人抑郁的发生,自动思维、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精神质、内外向和神经质均有预测力.     

当代军人个性特征与焦虑及抑郁情绪关系的再研究

目的了解军人个性特征及其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为心理教育提供依据。方法应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对833名男性军人进行心理测评。结果(1)受测军人EPQE维度分显著性低于军人常模,EPQL维度分显著性高于军人常模,EPQP、EPQN两维度分与军人常模无显著性差异;受测军人中个性内向、倾向内向及情绪倾向不稳定者比例显著性高于军人常模,而个性外向、倾向外向、中间及情绪稳定者比例显著性低于军人常模。(2)不同气质类型军人SAS、SDS评分组间差异明显,得分高低次序为抑郁质、胆汁质、中间类型、粘液质、多血质;抑郁质军人发生焦虑和抑郁的比例最高(37.8%和57.0%),而多血质军人发生焦虑和抑郁的比例最低(11.2%和24.0%),其它气质类型军人发生焦虑和抑郁的比例居于两者中间。结论新时期军人个性有其特征性,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与个性特征间存在密切关系。     

中国不同群体军人抑郁情况的研究进展

抑郁症是目前危害人类精神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而军人的抑郁是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交流不多而形成的。目前国内关于军人抑郁情况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军地心理学界的重视。为了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军人抑郁情况并提出具体的治疗方案,从军人个性特征与抑郁的关系、野战部队军人抑郁情绪状况、不同驻地兵种的抑郁和特殊群体军人抑郁等4方面阐述了中国不同群体军人抑郁情况的研究进展。     

执行维稳任务军人个性、应对方式、状态-特质焦虑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探讨执行维稳任务军人个性、应对方式、状态-特质焦虑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方法 应用一般情况问卷、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应对方式问卷、艾森克个性问卷(EPQ)、症状自评量表(SCL-90)、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824名执行维稳任务军人进行测试,并与内地327名留守非任务军人进行比较. 结果除抑郁因子分外,执行维稳任务军人SCL-90总分和其他因子、STAI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非任务军人(P<0.01);执行维稳任务军人SCL-90总分、STAI各因子分与不成熟型、混合型应对方式及EPQ-P、EPQ-N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成熟应对方式、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及EPQ-E、EPQ-L呈显著负相关(P<0.01,P<0.05).回归分析显示,对维稳军人SCL-90总分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EPQ-N、状态焦虑、社会支持利用度、自责、特质焦虑、主观支持,6个变量的决定系数R2=0 449, P=0.000.结论 执行维稳任务军人心理健康受个性、对应方式、社会支持、状态-特质焦虑的综合影响.     

军人胃肠道症状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探讨军人胃肠道症状与心理健康水平尤其是焦虑的关系,考察胃肠道症状作为初步筛选心理健康状况不佳人群指标的可靠性,为军队心理训练和防护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和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对1988名军人实施团体心理测验,比较其差异性.结果 本研究中军人SCL-90多数因子得分低于军队常模但高于地方常模(均P＜0.05).其中胃肠道症状组SCL-90各项因子得分为[(1.77±0.64)分、(1.84±0.64)分、(1.78±0.62)分、(1.69±0.64)分、(1.60±0.62)分、(1.74±0.68)分、(1.39±0.52)分、(1.60±0.62)分、(1.56±0.54)分], S-AI和T-AI得分为(45.92±7.33)分和(46.82±6.77)分.对照组SCL-90各项因子得分为[(1.34±0.37)分、(1.51±0.48)分、(1.47±0.48)分、(1.37±0.45)分、(1.31±0.39)分、(1.41±0.47)分、(1.20±0.31)分、(1.31±0.39)分、(1.30±0.35)分],S-AI和T-AI得分为(42.98±7.17)分和(42.20±6.41)分.胃肠道症状组所有分量表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均差异有显著性(均P＜0.01).以不同症状为自变量,S-AI、T-AI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恶心、反酸对状态焦虑作用显著(均P＜0.01),恶心、呕吐、反酸对特质焦虑作用显著(分别为P＜0.05,P＜0.01,P＜0.01).结论 军人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正常,但有胃肠道症状者心理健康状况明显较差,焦虑情绪显著.恶心、反酸等胃肠道症状可作为初筛焦虑人群的指标.     

军人述情障碍与心理承受力相关性研究

目的 探讨军人述情障碍与心理承受力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在全军抽取2802名官兵作被试,进行中国军人述情障碍量表和心理承受力量表测评,用t检验、x2检验、F检验、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处理.结果 军人述情障碍总发生率为6.85％,军人心理承受力低水平者占6.60％;述情障碍总分陆军[(47.92±9.92)分]较海军[(45.62±11.25)分]与空军[(45.32±9.98)分]为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陆军心理承受力总分[(85.73±10.70)分]低于海军[(87.35±12.15)分]与空军[(88.58±10.39)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心理承受力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述情障碍量表各因子(情感表达障碍、情感体验缺失、躯体化倾向、外向性思维和情感应对)与心理承受力量表各因子(问题解决、人际交往、意志力、乐观自信、家庭支持)呈低度负相关(P＜0.01);乐观自信、意志力、问题解决、家庭支持是影响述情障碍的主要因素.结论 军人的述情障碍较普通人群好,但就各兵种看尚存在述情障碍和心理承受力问题,以陆军为甚;军人述情障碍与心理承受力有一定相关性.     

环境因素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情绪的影响

目的 了解环境因素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的影响.方法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环境调查表和艾森克个性问卷对267名高原军人进行测评.结果 抑郁检出率51.56%.单因子独立样本变异数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自然环境(海拔高度)、家庭环境(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父母教养方式、家庭气氛、家庭结构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没有影响(P＞0.05);部队环境中部队的管理方式(F=1.61)、部队阅历的长短(F=1.28)、干部的态度(F=0.38)和部队生活适应情况(F=0.91)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也没有影响(P＞0.05),而官兵热爱现在生活的程度从总体上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没有影响(P＞0.05),但事后比较发现3组高于2组(F=3.114,P＜0.05);自我环境因素中的人格(精神质F=3.83,P＜0.05,神经质F=14.47,P＜0.01)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结论 高原军人抑郁发生率较高,对高原军人抑郁的发生,自我环境中的人格因素有一定的预测力,而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和部队环境因素对军人抑郁的影响较小.     

重症抑郁与痛觉阈值的相关性研究

比较３０例重症抑郁病人与正常对照组的躯体感觉阈（ＳＰＴ）、痛觉阈（ＰＰＴ）及相对痛觉阈（ＲＰＰＴ），并评定汉密尔顿郁量表（ＨＡＭＰ），观察抑郁程度与痛觉阈值改变的相关性。发现重症抑郁病人ＳＰＴ和ＰＰＴ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ＳＰＴ、ＰＰＴ、ＲＰＰＴ值与ＨＡＭＤ总分和各因子分之间无明显相关；重症抑郁发作期与缓解期的ＳＰＴ、ＰＰＴ和ＲＰＰＴ值的自身对比无显著差异。推测绝对知觉阈的增高可能与抑郁症患者体内鸦片样物质系统的功能改变有关。提示内源性疼痛调节系统与抑郁症病理基础既有内在联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故疼痛可作为抑郁的躯体症状，也可继发或加重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