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

<正>我国是一个肝病高发国家,每年有大量终末期肝病患者等待进行肝移植治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器官来源有限,每年完成的肝移植例数却远远不能满足现有的等待移植治疗患者的需求。心脏死亡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供体功能维护

肝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 但器官的短缺问题也日益突出。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现阶段缓解器官短缺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DCD供体发生脑死亡或心脏停搏时出现的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 会导致供体器官功能损害, 因此供体器官功能维护直接关系到捐献成功率和受体的安全。通过选择合适的捐赠者(Maastricht分类Ⅲ型)、高质量的供体和匹配的受体(高风险供体向低风险受体), 使用先进的器官保存技术(如低温机械灌注、常温机械灌注及全身静脉系统氧气灌注)以及药物控制, 可使DCD供体的功能得到维护从而获得良好的移植效果。     

采用心脏死亡供者无偿捐献的供肝进行原位肝移植七例观察

目的 观察利用可控的心脏死亡供者捐献的肝脏对受者进行原位肝移植的预后.方法 利用7例心脏死亡供者捐献的供肝对终末期肝硬化患者进行原位肝脏移植术,并对术前和术后的随访数据进行分析,探讨受者采用此种类型供肝移植后的预后情况.结果 7例受者中,除1例于术后第9天死于上消化道出血外,其余6例受者均长期存活,随访时间均大于1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5.7个月,预后均较好.结论 采用符合荷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分类第Ⅲ型的心脏死亡供者捐献的肝脏对终末期肝硬化患者进行原位肝移植,预后较好.     

心脏死亡供体经典原位肝移植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供肝获取及应用于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和可行性。方法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Maastricht标准或中国标准,共获取18例DCD供肝,于该院完成经典原位肝移植14例,送往其他移植中心3例,放弃1例。对18例供体与在该院完成肝移植的14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了解供肝情况、受体围手术期及随访结果。结果18例供体中符合Maastricht标准Ⅲ类5例、V类2例,符合中国标准Ⅲ类（即脑一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plus cardiac death, DBCD）11例。按规范器官获取流程取得供肝。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11～18min,平均为14．5min;冷缺血时间为90—600min,平均为350min。14例受体均顺利完成移植手术。其中12例受体预后良好,肝功能逐渐恢复,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血栓形成、排斥反应,但2例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人术后引流通畅;重症监护室（ICU）治疗时间平均7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23d,病情稳定后出院。1例受体术后2d死于肝衰竭,其供体原发病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需给予大量多巴胺维持其血压;另1例于术后当日死于腹腔内大出血,其供体为重症哮喘、心肺复苏后死亡。12例受体者平均随访时间为6个月,总体存活率为85％,肿瘤患者尚未发现复发转移。结论DCD可以扩大供肝来源且近期效果良好,具有可行性。实施可控型DCD捐献,严格掌握供者适应证、加强器官评估、缩短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是保障供肝质量的重要因素。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移植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通过分析本院实施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移植病例,探讨国内DCD器官移植的可行性和注意事项。方法回顾2011年1月至2012年9月本院移植透析中心所涉及DCD捐献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经验总结。结果4例DCD者共实施了7例肾移植和4例肝移植,所有捐献者属于国际标准MaastrichtⅢ类,热缺血时间为10～18分钟。7例肾移植受者中,1例采用双肾带膀胱袢移植。所有受者手术顺利,移植物功能恢复良好,无并发症发生,无移植患者死亡。结论严格掌握潜在捐献者的筛选标准,实施可控的DCD程序,可以扩大供者来源,减少移植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单中心60例经验总结

目的 探讨单中心DCD供肾移植的临床效果,总结DCD供肾移植的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2月至2013年4月间60例DCD和112例DCD供肾移植的临床资料.结果 依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实施DCD 60例,共捐献肾脏118个,实施肾移植112例.14例受者术后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12.5％,其中未使用LifePort机械灌注冷保存DGF发生率23.1％ (6/26),使用LifePort移植肾DGF发生率9.3％(8/86).14例DGF受者4例切除移植肾,10例肾功能术后16～52 d恢复正常.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6.3％(7/112),其中1例术后第12天移植肾破裂切除肾脏,其余经治疗后逆转.1例受者术后第15天因急性心肌梗死亡,1例术后第7天发生急性心功能衰竭死亡.移植肾存活的105例受者,随访1～15个月,移植肾功能正常.结论 在我国实施DCD切实可行,是符合伦理和我国国情的器官来源根本途径.DCD供肾移植临床效果良好,Lifeport具有清除肾脏残余微血栓、疏通肾脏微血管、评估肾脏功能及预防DGF的良好作用.     

器官捐献时代再次肝移植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目的总结再次肝移植的病因、预后及并发症防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的26例再次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再次肝移植时间不同,将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代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时代早期再次肝移植治疗经验探索期)完成的再次肝移植受者纳入早期移植组(共9例),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完成的再次肝移植受者纳入成熟期移植组(共17例)。根据移植间隔时间不同,将26例受者分为移植间隔>1年组(15例)和移植间隔≤1年组(11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早期与成熟期移植组受者再次肝移植术前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手术时长、供肝冷和热缺血时间、无肝期时长及术后第7、14天血清白蛋白水平。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受者移植间隔时长、术中出血量和输血量以及术后第7、14天总胆红素、ALT和AST。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再移植术后受者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早期与成熟期移植组、移植间隔>1年与≤1年组受者术后2年生存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再次肝移植病因包括：胆道并发症8例,移植物失功8例,原发病复发4例(肝细胞肝癌复发),慢性排斥反应2例,首次肝移植术后急性肝功能衰竭2例,血管并发症2例(门静脉血栓和肝动脉栓塞各1例)。早期移植组受者术中无肝期时长和术后第7天血清白蛋白分别为(53.3±7.9)min和(34±5)g/L,成熟期移植组受者分别为(45.1±1.8)min和(38±4)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098和-2.111,P均<0.05)。早期移植组肝移植术前年龄、MELD评分、移植间隔时长、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供肝冷和热缺血时间、术后第7天总胆红素、ALT和AST以及术后第14天总胆红素、ALT、AST和白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随访至2020年10月1日,26例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715 d(105～1 842 d),期间9例受者均于术后1年内死亡(早期移植组6例,成熟期移植组3例)。早期移植组和成熟期移植组受者术后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33.3%和8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248,P<0.05)。移植间隔≤1年组和移植间隔>1年组受者术后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54.5%和7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990,P>0.05)。 结论胆道并发症及移植物失功能是再次肝移植的主要原因,器官捐献成熟时期的再次肝移植预后优于器官捐献时代早期。因再移植受者病情复杂、手术困难,应谨慎进行再次肝移植手术评估。合理的个体化治疗能够为再次肝移植受者带来良好预后。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获取术的临床配合及管理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获取术的临床配合和管理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113例供体器官获取手术的临床资料,总结手术配合体会。结果术前准备做好手术人员和常用器械准备、灌注管路和液体的准备和术中药品的准备。手术配合包括器官获取前工作、器官获取、分离供体肝、肾。所有器官获取过程顺利,后续完成102例经典原位肝移植手术。其中4例由于供肝质量问题弃用,7例供肝分配至其他移植中心。结论对于DCD供肝获取术,良好的手术配合及管理有助于提高手术成功率。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159例DCD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临床实践指南中AKI诊断标准将159例受者分为AKI组(34例)和对照组(125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受者年龄和术前血清白蛋白。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术前体质指数(BMI)、供肝冷/热缺血时间、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去甲肾上腺素总用量及总住院天数。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性别、术前乙型肝炎、术中低血压、术后感染、肝移植术式及术后再次手术情况。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肝移植术后AKI发生率为21.4%(34/159)。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AKI组与对照组受者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低血压及术后再次手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763, t＝－2.250, Z＝2.040, Z＝2.092, Z＝－3.303, Z＝－2.170, χ²＝8.227, χ²＝5.294, P均<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尿量和手术时间是DCD肝移植术后并发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DCD肝移植术前应改善受者一般情况,提高围手术期营养水平,术中控制液体出入量,合理使用利尿剂和缩短手术时间,以降低受者术后AKI发生率。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伦理学问题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以心跳、呼吸停止为死亡标准的死后器官捐献模式.该模式在我国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在伦理学上存在不少争议.坚持《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中的知情同意和无伤害原则,在工作流程过程中保证器官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给予DCD捐献者适当补偿,进一步提高DCD利用率等措施将有助于促进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工作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