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常住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淮安市常住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并探索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健康教育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2年下半年对淮安市15岁~69岁的3,480名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3,480位调查对象具备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的人数为499人,具备率为14.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科学健康观素养有正相关关系(OR=1.619),文化程度越高,科学健康观素养具备率越高(OR=1.747);相对于农民,企业工人、学生、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均具备更高的科学健康观素养(OR值分别为1.953、2.372和2.565);家庭年收入越高,科学健康观素养具备率越高(OR=1.384)。结论淮安市15岁~69岁常住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的具备率较低。应根据相应的影响因素,加强健康教育干预和监测研究,制定有效的对策和措施,促进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的全面提高。     

淮安市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淮安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健康素养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采用2012年度《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调查1 641名淮安市15~69岁的农村常住居民。结果淮安市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1.0%,多因素分析表明,居民文化程度(OR=2.206)及人均年收入(OR=1.455)越高,健康素养越高(P0.05)。健康素养知晓率为63.23%,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的知晓率,分别为62.78%、61.32%、66.67%;具备安全急救、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预防、基本医疗、慢性病防治的知晓率,分别为75.17%、67.16%、63.38%、55.89%、52.15%。结论文化程度和人均年收入是淮安市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应有针对性制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于2015—2016年,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 (PPS)在宁波市抽取9 810名15~69岁当地常住居民,采用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健康素养水平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 2015年和2016年分别有效调查5 804人和3 946人,问卷有效率分别为99.33%和99.47%。2016年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1.73%,较2015年的15.44%提高了6.29个百分点。两年监测结果均显示,男女健康素养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段、职业和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P0.05)。6类健康问题中,安全与急救的健康素养水平最高(分别为56.98%和61.32%),基本医疗(分别为11.97%和13.81%)和慢性病防治(分别为11.23%和12.10%)的健康素养水平均较低,且提升幅度较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OR=1.72,95%CI:1.61~1.83);与机关/事业单位/教师/医务人员这类职业人群比较,农民(OR=0.74,95%CI:0.58~0.94)、工人(OR=0.70,95%CI:0.57~0.86)和其他职业(OR=0.78,95%CI:0.64~0.96)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均较低。结论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还应加强慢性病防治及基本医疗健康知识的传播,尤其是对文化程度较低者。     

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9 542名15～69岁常住人口开展问卷调查。结果中国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是6.48%,城市为9.94%,农村为3.43%。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发现,文化程度、地域、民族、婚姻、家庭规模和收入是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共同影响因素。文化程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文化程度越高,具备健康素养的人口比例越高(城市OR=1.854,农村OR=2.972)。与东部地区比较,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高(城市OR=1.063,农村OR=1.255),西部较低(城市OR=0.86,农村OR=0.72)。少数民族低于汉族;已婚者略高于未婚者;家庭规模越大,家庭收入越低,家庭成员的健康素养水平越低。多因素分析发现,城市居民年龄越大健康素养越高(OR=1.005),农村居民与此相反,年龄越大健康素养越低(OR=0.985);城市男性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女性(OR=1.069),但农村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略有差异。文化程度是居民健康素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地域、民族、婚姻、家庭规模和收入不同程度地影响城乡居民健康素养。     

淮安市居民身体活动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淮安市居民身体活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改善居民身体活动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淮安市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调查,问卷采用《淮安市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调查表》。身体活动强度用代谢当量计算。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饮食生活习惯对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结果淮安市居民久坐少动的占比为85.53%,活动较少的占比为3.07%,活动充分为2.99%,活动活跃的占比为8.41%。男性身体活动程度显著高于女性(χ~2=401.30,P0.01),40~50岁组身体活动程度最高,不同职业(χ~2=383.77,P0.01)及不同文化程度(χ~2=283.25,P0.01)身体活动存在差异,城市居民身体活动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χ~2=305.61,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城市居民(OR=1.960)、男性(OR=2.254)、年轻(OR=0.828)、文化程度低(OR=0.913)与身体活动水平呈正相关。结论淮安市居民身体活动水平低,尤其是农村居民、女性、文化水平高及高年龄段人群。有必要在重点人群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工作。了解淮安市居民身体活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改善居民身体活动策略提供     

2018年武汉市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

目的分析武汉市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和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18年11—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武汉市15个区204个社区(居委会)/行政村抽取15~69岁居民共5300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结果2018年武汉市居民健康信息素养平均得分为(4.84±2.09)分,41.00%的居民具备健康信息素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农村居民具备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几率低于城市居民,OR值为0.810(P=0.005);文化程度越高,具备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几率越高,以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者为参照,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健康信息素养的OR值分别为2.550、3.393、5.111、8.947和11.685(P<0.05);不同职业人群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差异较大,以职业是公务员为对照,医务人员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较高(OR=1.972,P=0.034),而职业为农民(OR=0.489,P=0.007)、工人(OR=0.519,P=0.010)和其他企业人员(OR=0.521,P=0.008)的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相对较低。结论2018年武汉市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取得一定进步,但还有待提高,应以农村地区、低学历人群以及农民、工人和其他企业人员作为重点,提高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中国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和评价健康素养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PPS抽样)方法,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6个监测点非集体居住的15~69岁常住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2012年健康素养监测共调查102 985人,收回有效问卷98 448份,有效率为95.59%。2012年我国居民健康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为17.53%。城市居民为21.24%,农村居民为15.45%;东部地区居民为18.76%,中部地区居民为17.59%,西部地区居民为15.69%;25~34岁年龄组为20.36%,65~69岁年龄组为13.8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是影响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高低的重要因素。女性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高于男性(OR=1.077,95%CI:1.023~1.134);文化程度越高,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越高,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OR值为4.238(95%CI:3.384~5.307);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高于其他职业人群。结论我国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较低,应根据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不同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素养教育活动。     

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于2018年9—10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对乌鲁木齐市4 000名15～69岁常住居民进行调查,不同特征人群健康素养水平采用χ2检验进行比较,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二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方法。结果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3.1%。3个维度水平依次为基本技能(25.7%)、基本知识和理念(19.2%)、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16.6%);6类健康问题的水平最高为安全与急救知识(40.1%)、最低为健康信息素养(8.6%)。健康素养水平25～34岁年龄段最高(19.6%),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χ2=238.96,P 0.05);事业单位人员健康素养水平最高(17.2%)。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35～44岁年龄组素养水平高于15～24岁年龄组(OR=1.82,95%CI=1.18～2.80);本科及以上组健康素养水平最高(OR=8.75,95%CI=5.30～14.45);其他职业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工人/职员(OR=1.58,95%CI=1.21～2.07)。结论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仍有待提升,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均是健康素养水平影响因素。     

吉林省城乡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吉林省城乡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 (PPS),对吉林省15~69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吉林省2014年健康素养监测共调查4358人,收回有效问卷4321份。2014年吉林省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为12.4%。城市居民为14.9%,农村居民为10.4%;35~44岁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高(14.2%),65~69岁居民最低(7.7%);大专/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高(21.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居民最低(8.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低于城市居民(OR=0.722,95%CI:0.587~0.889);文化程度越高,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越高,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参照,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具备健康信息素养的OR值分别为1.415(95%CI:1.088~1.841)、1.980(95%CI:1.426~2.749)、2.932(95%CI:2.026~4.245)。结论吉林省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较低,未来应加强对农村居民、老年人、低文化程度者的健康教育。     

2017年南阳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2017年南阳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健康政策及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南阳市15～69岁的常住居民,调查其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及基本情况,对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调查南阳市15岁及以上居民3 722人,城乡人口比为0.18∶1,男女性别比为0.88∶1,年龄以45～54岁最多(占33.02%),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36.24%),职业以农民为主(占83.64%)。南阳市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为6.13%,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基本技能素养具备率分别为14.78%、5.56%、10.29%。安全与急救素养、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素养、健康信息素养、基本医疗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具备率分别为34.39%、25.98%、11.63%、10.51%、8.81%和7.2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的健康素养具备率高于农村(OR=6.97)。25～34岁(OR=8.68)和35～44岁(OR=4.64)的健康素养具备率均高于15～24岁居民。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居民的健康素养具备率均高于不识字/少识字组(OR:7.09～32.92),且OR值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而增大;医务人员的健康素养具备率高于公务员(OR=4.73)。结论 2017年南阳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尤其是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应根据不同人群特征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大力开展健康促进工作,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     

2012年甘肃省居民健康素养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甘肃省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分析影响居民健康素养的因素,为政府部门制定健康促进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15~69岁常住人口2946名,采用入户调查方式进行数据收集。结果甘肃省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为11.99%;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和健康技能的具备率分别为25.05%、16.13%和10.22%。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和职业是居民健康素养的独立影响因素。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具备率越高（OR=1.582）;医务人员的健康素养具备率明显高于其他职业人群（OR=3.598）。结论甘肃省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与2009年相比有一定的提高,3个方面素养的具备率符合＂知信行＂模式;文化程度和职业是健康素养的独立影响因素。应根据行为干预理论和不同人群的特征,开展居民健康素养干预工作,以提高省内全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     

2012-2017年中国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分析2012-2017年我国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6年来的变化趋势,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方法对2012-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中科学健康观素养进行分析。结果 2012-2017年,中国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依次为31.87%、32.12%、32.54%、33.82%、36.18%、41.12%,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以2017年监测数据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OR=1.116),东部地区居民高于西部地区居民(OR=1.430),中部地区居民高于西部地区居民(OR=1.089);女性高于男性(OR=1.137);文化程度越高,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越高,以不识字/少识字者为参照,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具备科学健康观素养的OR值分别为1.512、2.772、5.014、8.566。结论科学健康观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存在地区、人群差异,农村、西部地区、男性、低文化程度者科学健康观素养较低。     

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目的探讨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为制定健康教育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乌鲁木齐市24个街道办或乡(镇)15~69岁的常住居民。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编制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以自答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通过单因素分析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共调查2500人,回收有效问卷2425份,有效回收率为97%。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地区、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和职业的居民健康素养等级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的主要因素是性别(OR=1.18)、年龄(OR=0.72)、民族(OR=0.73)、文化程度(OR值分别为2.86、1.89、1.42)。结论在制定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策略时,应关注高年龄段、男性、少数民族和低文化水平的居民。     

江西省居民健康素养现况调查及其影响因素量化分析

目的了解江西省城乡居民的健康素养现状,比较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析影响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相关因素,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信息。方法采取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按城乡分层共抽取江西省15岁～69岁的常住居民2644名,采用入户调查方式进行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江西省居民的健康水平较低,健康理论和基本知识、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健康技能和健康素养总评分4项指标的及格率分别为54.5%、42.6%、50.3%和49.7%。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总评分及格率为76.4%,农村居民为2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和城乡是健康素养的独立影响因素。文化程度越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也越高;农村居民相对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低。结论江西省城乡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较低,有待于通过健康教育等手段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文化程度和城乡是健康素养的独立影响因素,提高人群的文化水平有助于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     

2017—2020年江西省15~69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

目的分析江西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变化趋势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健康素养水平,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和卫生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于江西省范围内非集体居住的15~69岁常住人口进行平板问卷入户调查。以2017—2020年江西省健康素养监测数据为依据,基于复杂抽样分析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经加权调整,2017—2020年江西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13.31%、16.77%、19.85%和23.73%,呈上升趋势(χ_(趋势)^(2)=14.21,P<0.05)。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以及基本技能三方面素养水平的4年累计增长量分别为11.59%、10.03%和8.49%,且均呈上升趋势(P<0.05)。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呈现城市高于农村,年轻人高于老年人,文化程度越高素养水平越高的特点。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以2017—2020年江西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逐年升高,2020年素养水平更高(OR=1.276,95%CI:1.119~1.455),以65~69岁年龄组为参照,35~44岁年龄组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更高(OR=2.437,95%CI:1.744~3.407),以不识字/少识字者为参照,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健康素养水平更高(OR=33.894,95%CI:18.837~60.870)。结论江西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老年人和文化程度较低者是健康促进工作的重点人群,社会应群策群力提高健康素养水平,促进全民健康。     

2012年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现状分析

目的了解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PPS抽样方法,确定11 374名15~69岁北京市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填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使用全国统一的《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单因素分析使用χ2检验,多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按照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进行标准化。结果 2012年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4.7%,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技能素养水平分别为30.3%、18.8%和35.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OR=1.168)、年龄(OR=1.656~2.398)、地区(OR=1.342)、文化程度(OR=1.166~4.582)、家庭年收入(OR=1.241~2.098)、未患慢性病(OR=1.169)和医务人员职业(OR=3.943)是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结论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比2008年有所提高,但尚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建议利用既有政策和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广泛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辽宁省居民自报慢性病患病与健康素养关系

目的探讨自报慢性病患病与健康素养水平的关系,为预防控制慢性病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5年5月—12月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PPS)方法,在辽宁省抽取15～69岁常住人口使用统一编定的问卷进行调查,并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自报慢性病患病情况与健康素养水平的相关性。结果辽宁省居民自报慢性病患病率为22.08%,其中城市22.72%,农村21.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城市居民,随着年龄组升高,居民自报慢性病患病率升高(OR=2.002);文化程度越高,居民自报慢性病患病率下降(OR=0.881);与公务员相比,学生的自报慢性病患病率低(OR=0.123);具备传染病防治素养的居民自报慢性病患病率较低(OR=0.751)。农村居民,女性自报慢性病患病率高于男性(OR=1.380);随着年龄组升高,居民自报慢性病患病率增加(OR=1.950);教师、医务人员、学生、工人的自报慢性病患病率较公务员低(OR=0.491、0.489、0.402、0.446);具备健康信息素养的居民自报慢性病患病率较低(OR=0.776)。结论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村男性的自我保健意识,提高慢性病检出率,以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者为重点人群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干预措施,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发生。     

广东省居民科学就医素养现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广东省居民科学就医素养现况,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制定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抽样抽取广东省16个县(市、区)3 855名15~69岁常住居民,使用《全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和复杂抽样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广东省居民科学就医素养水平为25.85%,科学就医核心信息的总知晓率为60.39%。复杂抽样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居民科学就医素养水平与文化程度和职业有关,与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相比,不识字/少识字(OR=0.069)、小学(OR=0.105)、初中(OR=0.240)、高中/职高/中专(OR=0.484)人群科学就医素养水平较低;与"其它"职业人群相比,农民(OR=0.586)科学就医素养水平较低。结论广东省居民科学就医素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应加大对低文化程度,农民、工人群体的健康教育力度,提高人群科学就医素养水平。     

重庆市巴南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重庆市巴南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巴南区15～69岁的779名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调查对象的健康素养水平为20.28%。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P0.05);慢病患者健康素养水平低于无慢病居民(P0.05);此外,不同文化程度、职业、年龄组、家庭人均年收入、自评健康状况调查对象的健康素养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调查对象3个方面(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的素养水平分别为31.07%、20.15%、20.54%;六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48.91%)、科学健康观(41.08%)、健康信息(33.25%)、慢性病防治(27.86%)、基本医疗(19.77%)和传染病防治(14.3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OR=0.532)、初中文化程度(OR=2.853)、高中/职高/中专文化程度(OR=5.98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OR=5.522)、家庭人均年收入10 000～20 000元(OR=3.532)、家庭人均年收入20 000～30 000元(OR=2.841)、家庭人均年收入≥30 000元(OR=7.968)均为调查对象是否具备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农村居民、低收入人群及文化程度较低者是今后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     

重庆市贫困地区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重庆市贫困地区居民的慢性病防治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对重庆市贫困地区15～69岁13 404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2017年重庆市贫困地区居民慢性病防治健康素养具备率为9.33%。其中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具备率城市(6.08%)低于农村(10.03%)(P0.05);年龄间慢性病防治素养具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25～34岁最高(15.29%);不同文化程度的慢性病防治素养具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其中受过教育者最高(10.54%);不同职业的慢性病防治素养具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其中医务人员最高(46.6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重庆市贫困地区居民慢性病防治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是年龄(55～64岁:OR=0.627,95%CI:0.441～0.892;65～69岁:OR=0.546,95%CI:0.377～0.789)、文化程度(受过教育:OR=1.793,95%CI:1.456～2.206)、职业(医务人员:OR=3.977,95%CI:1.802～8.776;农民:OR=0.448,95%CI:0.215～0.930)和城乡(农村:OR=2.432,95%CI:2.004～2.952)。结论重庆市贫困地区居民2017年慢性病防治健康素养具备率不高,应以农民、年龄较大者和文化程度较低者为重点干预对象,提高贫困地区居民的慢性病防治健康素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