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情绪预测倾向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目的考察大学生情绪预测倾向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采用自编大学生情绪预测倾向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424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在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预测方面,性别(t=-3.70~-5.31,P0.001)和专业(F=12.55~29.93,P0.001)差异显著;积极情绪强度预测高估组心理健康水平好于低估组,消极情绪持续时间预测低估组心理健康水平好于高估组,预测的积极情绪强度(β=-0.28,P0.001)和消极情绪持续时间(β=0.279,P0.05)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结论女生、文科生和艺术生认为未来情绪体验会更强烈和持久;高估未来积极情绪强度、低估未来消极情绪持续时间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相对更优。     

大学生人格特征与情绪应对策略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与情绪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大学生情绪应对策略问卷、人格五因素问卷、控制源测量问卷、生活定向测验和应对效能量表,对612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 1相关分析表明,5个人格变量与积极情绪的调节和情绪加工都有显著的相关(r=0.145~0.446,P0.01),神经质、外倾性与情绪表达存在显著相关(r=0.193,0.282;P0.01),神经质、外控性、乐观倾向与消极情绪的调节存在显著相关(r=0.183~0.261,P0.01);2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对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的调节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0.263、0.299,P0.001),外倾性对4种情绪应对策略均有显著预测作用(β=0.094~0.444,P0.001),控制源、乐观倾向对积极情绪的调节和消极情绪的调节都有显著预测作用(β=0.079~0.217,P0.001),应对效能则可以显著地预测积极情绪的调节、情绪加工和情绪表达策略(β=-0.089~0.314,P0.001)。结论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对情绪应对策略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中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英文）

本研究拟从情绪调节策略角度入手,探讨情绪调节效能感对中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研究以年龄15~18岁(M=16.42,SD=1.08)之间的757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考试焦虑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以及情绪调节策略量表,探讨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与考试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学生考试焦虑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中学生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中学生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与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中学生认知重评策略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生情绪及其表达方式调查研究

探讨大学生被试2周内体验到的情绪(积极、消极)及情绪表达方式。采用问卷法对3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统计情绪计数、情绪表达。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出现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903,P=0.004);积极情绪表达、消极情绪表达数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积极情绪不表达与消极情绪不表达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68,P=0.007);消极情绪采取消极表达的方式显著多于积极情绪(Z=-3.245,P=0.001)。结论:①大学生消极情绪显著多于积极情绪;②在情绪表达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积极情绪不表达与消极情绪不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消极情绪采取消极表达的方式也显著多于积极情绪;④需引导大学生更多采用认知重评等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     

青少年暴力犯的情绪调节方式

目的:考察青少年暴力犯的情绪调节方式,以及不同性别的青少年的情绪调节方式和情绪表达方式对其是否为暴力犯的预测作用。方法:以AQ攻击性问卷、情绪调节问卷和情绪表达问卷对191名北京市某中学的高一学生和某几个看守所的174名未成年暴力犯进行测查。结果:青少年暴力犯比普通中学生更少使用认知重评(B=0.59,P<0.001)、更少使用压抑的情绪调节方式(B=-0.50,P<0.01),更少的积极情绪表达(B=0.71,P<0.001);性别和是否暴力犯在认知重评(F(1,341)=6.07,P=0.009)和压抑(F(1,341)=8.21,P=0.004)的使用程度上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在消极情绪表达上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341)=3.33,P=0.07)。结论:情绪调节方式和情绪表达方式与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发生密切相关。     

高原外训军人心理健康、认知因素与急性高山病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高原外训军人心理健康、认知因素与急性高山病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基本信息问卷、Lake Louise急性高山病评分量表(AMS)、症状自评量表(SCL-90)、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191名急进高原进行高原适应性训练的军人施以团体测验。结果:研究样本SCL-90的躯体化因子显著高于全国正常成人常模(t=5.019,P0.001)。AMS症状阳性组与阴性两组样本在文化程度(t=2.385,P0.05)、社会支持中的倾诉方式(t=2.542,P0.05)、求助方式(t=2.133,P0.05)、对AMS的认知(t=2.423,P0.05)、SCL-90总分(t=-4.936,P0.001)及各因子分均有显著差异。SCL-90总分、对AMS应对策略的认知对预测AMS症状总分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结论:高原外训军人心理健康水平、认知因素对AMS有显著的影响,运用合理的心理干预技术,可降低AMS的发生率,增强高原作战部队的战斗力。     

认知重评策略对抑郁倾向大学生的情绪调节研究

目的：旨在探讨不同认知重评子策略对抑郁倾向大学生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调节效果。方法：通过2个实验,分别以46名和50名大学生为被试,且每个实验中抑郁倾向和健康大学生各半。分别使用指示词提示被试采用卷入和积极认知重评策略上调积极情绪,采用分离和积极认知重评策略下调消极情绪,并评定情绪调节效果和成功程度。其中情绪调节效果的测量指标为情绪调节后的情绪体验自我等级评分,成功程度的测量指标为个体对策略运用成功程度的自我等级评分,即个体对自我真实使用调节策略的程度的评价。结果：抑郁倾向个体使用卷入和积极认知重评策略均能有效地上调积极情绪,两者之间效果无显著差异。使用积极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消极情绪的效果显著好于分离认知重评策略的效果。结论：卷入和积极认知重评策略均能有效上调抑郁倾向个体的积极情绪,而分离和积极认知重评策略能有效降低抑郁倾向个体的消极情绪,且积极认知重评策略的效果更佳。     

社会不公平感与情绪状况

目的探讨青年群体社会不公平感与情绪症状的关系,及情绪症状对社会不公感的影响。方法研究以562名青年职员和大学生群体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使用自编的社会不公平感问卷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分别评估社会不公平感与情绪症状,采取相关与分层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与情绪症状联系较少,但青年职员群体较多,如抑郁(r=0.27,P0.01),焦虑(r=0.20,P0.01),情绪症状及是否是已工作因素对社会公平感有显著影响(抑郁,t=3.722,P0.001,工作因素t=2.655,P0.01)。结论青年职员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与消极情绪关系更为密切,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存在非心理痛苦的路径。     

大学生认知抑制与情绪和行动控制风格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认知抑制与情绪、行动控制风格的关系。方法:采用行动控制量表(ACS)筛选行动导向、状态导向大学生各54名,通过8分钟短视频诱导被试产生中性、积极、消极情绪,比较情绪启动前后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得分以检验情绪启动效果。应用Stroop任务负启动范式,比较不同情绪下,行动导向与状态导向认知抑制的差异。结果:所用视频具有较好情绪启动效果(均P 0.001)。Stroop任务结果表明,中性情绪和消极情绪下,行动导向的负启动效应均大于状态导向(均P 0.01);积极情绪下,行动导向的负启动效应小于状态导向(P 0.001)。中性与消极情绪下,行动导向与状态导向的负启动效应均大于积极情绪下的负启动效应(均P 0.001)。结论:积极情绪下,大学生的认知抑制功能下降;认知抑制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受到行动控制风格的调节。     

同伴依恋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情绪调节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同伴依恋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并检验情绪调节效能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为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同伴依恋量表,情绪调节效能感量表和抑郁量表,对858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同伴依恋、情绪调节效能感与抑郁相关显著(P0.01);②同伴依恋(B=-0.18,P0.001)、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B=-0.04,P0.001)、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B=-0.11,P0.001)可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症状;③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和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在同伴依恋影响青少年抑郁中均发挥中介作用。结论:安全的同伴依恋有助于青少年形成积极地情绪调节信念,这对降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起缓冲作用。     

大学生的压力、情绪与心理弹性

目的:研究不同压力水平下大学生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关系以及心理弹性在压力与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选取726名大学生,用大学生压力量表(CSS)、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PANA)以及大学生心理弹性量表(CRS)施测,按CSS平均值将受试者分为高压力组(CSS≥29.9分,n=325)和低压力组(CSS＜ 29.9分,n=401).结果:本组大学生CSS平均得分为(29.9±10.1)分.高压力组积极情绪得分与消极情绪得分呈负相关(r=-0.34,P＜0.001),低压力组两者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r=-0.06,P＞0.05).心理弹性在压力和积极情绪间起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为-0.16),在压力和消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为0.09).结论:本研究提示,保持适当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水平有助于压力适应;增进心理弹性可能提升大学生压力下的积极情绪,也可能缓解消极情绪.     

大学生情绪表达灵活性对正念和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效应

目的:考察情绪表达灵活性对正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的调节效应。方法:选取222名大学生被试,采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斯坦福情绪调节量表(ERQ)、情绪表达灵活性量表分别测试正念注意觉知水平、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使用频率和情绪表达灵活性水平。结果:情绪表达灵活性得分与正念水平呈正相关(r=0.363,P0.01),与认知重评呈负相关(r=-0.214,P0.01),情绪表达灵活性可以调节正念与认知重评的关系(β=-0.131,P=0.006),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组,正念水平可以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483,P=0.0049);但对于高情绪表达灵活组,正念水平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无预测作用(β=0.001,P0.05);情绪表达灵活性在正念水平与表达抑制关系中同样存在调节效应。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组,正念水平可以对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2,P0.01);但对于高情绪表达灵活组,正念水平对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无预测作用(β=-0.02,P0.05)。结论: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个体,可以用提高其正念水平的方法来提高其使用认知重评及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     

大学生积极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个人资源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大学生积极情绪、个人资源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陕西师范大学877名大学生,运用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检核表(PA-NAS)、自编积极体验问卷,及个人资源问卷,如自编心理弹性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人际信任问卷(ITS)、社会支持知觉量表(PSSS)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调查。结果:积极心境、积极体验、心理弹性、积极应对方式、人际信任、社会支持知觉得分与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呈负相关(r=-0.52~-0.11,P<0.05或0.01)。回归分析表明,积极体验、心理弹性、人际信任、社会支持知觉得分与SCL-90总分相关(β=-0.32、-0.38、-0.19、-0.21;均P<0.01)。路径分析表明,积极情绪对心理健康总症状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路径系数为-0.01),而对个人资源的直接效应显著(路径系数为0.79,P<0.01);个人资源对心理健康总症状的直接效应显著(路径系数为-0.44,P<0.01)。结论:个人资源在积极情绪与心理健康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积极情绪能够通过建设个人资源而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水平。     

企业员工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情绪调节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社会支持问卷、主观幸福感问卷和情绪调节量表对252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结果:1企业员工社会支持与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r=0.30,0.38;P0.01),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r=0.37,0.47;P0.01),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r=0.26,P0.01);2表达积极情绪和管理消极情绪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7%和77.4%;3不同性别、年龄、职位、岗位的员工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情绪调节、主观幸福感的程度不同。结论: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都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在对支持的利用度和主观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医学毕业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目的探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求职阶段医学专科毕业生心理健康水平的作用。方法对23名具有明显心理问题的医学专科毕业生进行团体心理治疗,并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贝克焦虑量表(BA I),及贝克抑郁量表(BD I)对其进行治疗前后的评估。结果团体治疗后,23名大学生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t=3.313,P=0.002),贝克焦虑量表(BA I)(t=5.471,P<0.001),及贝克抑郁量表(BD I)(t=6.038,P=0.001)总分得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显著下降,同时SCL-90各项因子评分较治疗前亦有明显降低(P<0.01)。结论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明显缓解毕业生求职阶段的焦虑抑郁状态,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     

大学生情绪及其表达方式调查研究

探讨大学生被试2周内体验到的情绪（积极、消极）及情绪表达方式。采用问卷法对3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统计情绪计数、情绪表达。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出现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903,P=0．004）;积极情绪表达、消极情绪表达数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积极情绪不表达与消极情绪不表达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68,P=0．007）;消极情绪采取消极表达的方式显著多于积极情绪（Z=-3．245,P=0．001）。结论：①大学生消极情绪显著多于积极情绪;②在情绪表达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积极情绪不表达与消极情绪不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消极情绪采取消极表达的方式也显著多于积极情绪;④需引导大学生更多采用认知重评等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     

情绪对变化盲视的影响

目的:探讨情绪对变化盲视现象的影响。方法:采用3(情绪:积极/中性/消极)×3(刺激类型:出现消失类/颜色改变类/完全替换类)的混合设计,以"图片+故事"作为情绪诱发材料,选取76名被试完成经典闪烁范式的变化探测任务。结果:①情绪主效应边缘显著,F=2.96,P=0.059;②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F=22.00,P<0.001;③刺激类型和情绪的交互作用显著,F=6.759,P<0.001。结论:①积极情绪促进个体对变化的觉察,消极情绪阻碍个体对变化的觉察;②情绪对变化盲视的影响受到任务难度的调节。在任务难度较大时,积极情绪促进变化觉察,消极情绪阻碍变化觉察,任务难度较小时,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变化觉察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4～6年级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生活事件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

目的:了解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所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及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为提高其情绪调控能力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标准化量表对浙南地区595名4~6年级儿童的生活事件、情绪调节策略进行了调查;语文老师或班主任对语文成绩排名后10%的儿童进行汉语阅读障碍评估,结合智力测验结果筛查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采用方差分析,探索正常儿童与阅读障碍儿童在生活事件、情绪调节方面的差异;采用相关分析,探索阅读障碍儿童生活事件与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相关性。结果:1从总样本来看,除理性分析外,儿童生活事件、情绪调节总分及各维度在性别和年级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2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发生率为6.55%。与正常儿童相比,他们更容易遭遇受惩罚和学习压力两种负性生活事件(F=11.18,19.30;P0.001);较多采用表达抑制(F=5.28,P0.05)、自我责备(F=12.70,P0.001)、沉思(F=4.71,P0.05)、灾难化(F=15.72,P0.001)、责备他人(F=15.95,P0.001)等消极情绪调节策略,较少采用接纳(F=4.10,P0.05)、重新关注计划(F=6.10,P0.05)、积极重新评价(F=17.99,P0.001)等积极情绪调节策略;3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阅读障碍儿童的生活事件与自我责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显著相关(r=0.320,0.630;P0.05)。结论: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容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更倾向于采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     

情绪及情绪调节策略对认知灵活性的影响

目的:考察不同情绪以及情绪调节策略对于被试认知灵活性的影响。方法:采用情绪调节问卷筛选出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62名大学生作为被试。为启动对应情绪,随机分配每位被试观看积极、消极或者中性影片片段;之后要求58名情绪已启动的被试执行包括保持和转换两个阶段的数字分类任务。保持阶段要求被试对特定颜色的靶数字反应,同时忽略其他颜色的数字;转换阶段要求被试对其他颜色的靶数字反应,而原先的靶数字的颜色则作为分心数字的颜色。保持结束阶段与转换开始阶段的反应时之差为即为转换损失,作为表现认知灵活性的因变量。结果:不同情绪启动下被试的转换损失存在显著差异(F=3.474,P=0.038);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P=0.031)、中性情绪(P=0.023)均存在显著差异,但消极情绪条件与中性条件(P=0.882)的差异不显著。情绪调节策略在转换损失上的差异不显著(F=0.562,P=0.457),情绪调节策略和启动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0.352,P=0.705)。结论:相比于消极和中性情绪,积极情绪能显著提高被试的认知灵活性;而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认知灵活性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Study on the Effect of Marital Conflict on Emotion of Children

目的 探讨夫妻冲突对子女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为相关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问卷(CPIC)、自编初中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问卷、流调中心抑郁量袁(CES-D)及焦虑自评量表(SAS)对635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夫妻冲突能够有效预测抑郁、焦虑(t=7.883,5.505;P＜0.001),在理性思考和积极重新关注进入方程后,预测系数降低但仍然显著;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验证了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夫妻冲突与抑郁、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夫妻冲突对子女的情绪既有直接的作用,又有通过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而间接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