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省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告知方式和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目的 了解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告知方式(感染者本人告知/由他人告知)的情况及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以面对面的调查方式,对我国河南、云南、广西、四川地区的艾滋病单阳家庭进行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信息、艾滋病相关知识与行为、配偶告知的方式等;并结合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的资料收集调查对象的感染途径等信息.结果 共调查艾滋病单阳家庭感染者及其配偶770对,其中414名感染者(53.77%)自报是本人将感染状况告知配偶,由医务人员告知的344人(44.68%).影响告知方式的因素有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和感染途径.女性、汉族、文化程度高者、既往采供血感染者,更倾向于由感染者本人进行配偶告知.结论 民族和传播途径是告知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应重点加强以性传播和/或静脉注射吸毒传播为主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配偶告知工作.     

农村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艾滋病知识、行为调查

目的:了解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的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水平及行为情况.方法:采用访谈法对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的艾滋病相关知识及行为情况进行调查,并对资料进行t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调查对象对艾滋病三个主要传播途径知晓率较高,对非主要传播途径知识了解较低.女性知识得分高于男性,不同年龄组知识得分没有统计学差异;行为得分男性高于女性,高年龄组低于低年龄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不同对艾滋病知识及行为差异具统计学意义;文化程度和安全套获得及时性是影响安全套使用因素.结论:重点针对低文化程度、低收入阶层和男性增加艾滋病知识宣传和行为干预力度,扩大安全套发放范围,预防艾滋病的家庭内部感染.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配偶告知工作现状分析

目的：分析和总结我国HIV感染者/病人的配偶告知工作现状。方法：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HIV感染者/病人及其配偶三类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结果：由感染者本人告知其配偶的占58.7%,由医务人员告知的占41.3%;告知后,夫妻关系变差了的占22.0%,没有变化的占73.8%;告知后,配偶做HIV检测的占87.7%;最近3个月与配偶发生性行为时,66.7%的感染者/病人每次都使用安全套,未使用的占6.4%。访谈发现,告知政策能促使感染者本人告知其配偶,能增加工作人员的责任感。结论：明确的配偶告知政策很重要,安全套的可及性还需提高,配偶告知与检测结合作用更大,配偶告知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尉氏县艾滋病单阳配偶管理状况浅析

目的通过对2005-2008年尉氏县单阳配偶感染HIV情况调查,了解艾滋病单阳配偶间的传播情况,为调整单阳配偶管理措施、减少婚内性传播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尉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2005-2008年单阳配偶感染HIV情况及随访检测记录,评价现行的预防艾滋病婚内性传播的措施及效果。结果 2005-2008年单阳配偶检测率平均为82.07%,阳转率平均为0.65%,发现配偶间性传播感染HIV者28人,4年间的HIV抗体阳转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年来男单配偶与女单配偶间的HIV抗体阳转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目前的单阳配偶管理工作取得明显成绩,单阳配偶检测率保持在较高水平,阳转率保持在1.00%以下。以后要对经常外出者和拒绝检测者采取针对性更强的措施,对涉嫌恶意传播者司法部门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干预力度。     

艾滋病单阳配偶女用安全套可接受性分析

摘要:目的　了解艾滋病单阳配偶对女用安全套的可接受性;探索艾滋病单阳配偶女用安全套可接受性的影响因素;提出在艾滋病单阳配偶中女用安全套应用的策略建议。方法　采用观察性研究设计,选取51对艾滋病单阳配偶使用女用安全套并观察3个月,对研究对象于使用前和使用3个月后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夫妻双方对女用安全套的使用经历和使用意愿等信息。结果　研究对象以男性阳性的家庭为主,占62.7%;HIV感染者和阴性配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8.5岁和37.6岁,性频次以2～3次/月为主,占60.8%。试用后男性HIV阳性组愿意继续使用的比例最低,为78.9%,对年龄、家庭月收入、感染状况、认知等做单因素分析发现家庭月收入及女用安全套更能预防疾病与接受性有统计学关联,是可接受性的影响因素。结论　女用安全套应加强预防艾滋病作用的宣传,降低价格或者免费提供,才有可推广性。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告知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告知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方法对21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进行匿名问卷调查，了解告知的类型、时间、原因和告知后的结果。结果告知率为64．5％，其中以告诉配偶/性伴(55．8％)、兄弟姊妹(55．0％)和父母(51．5％)最常见。不同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告知率在54．5％～69．0％，各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2．24，P=0．81)。结论配偶／性伴和家庭成员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告知的主要对象，也是获得支持的重要来源。     

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对单阳家庭配偶间HIV性传播预防作用分析

目的研究单阳家庭阴性配偶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影响,同时对高效抗反转录病毒在预防单阳家庭配偶间HIV性传播的作用和效果进行评估。方法在2008—2016年使用非概率法选取开封市HIV单阳家庭的社会人口进行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在配偶间HIV性传播综合干预,记录家庭单位中阴性配偶的HIV抗体阳转变化,完成对该地区高效抗逆转录病毒在单阳家庭内HIV性传播干预的回顾性分析和夫妻间HIV传播关系的梳理,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选取开封市2008—2010年的288对、2011—2013年的345对和2014—2016年的382对HIV单阳家庭队列进行研究,2008—2010年出现了12.15%家庭阴性配偶HIV抗体阳转变化,2011—2013年出现4.06%阳转,2014—2016年出现1.31%阳转,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开封市单阳家庭阴性配偶HIV抗体阳转率稳定在较低水平,且在本研究的随访时间中未发现HAART的预防作用随治疗时间延长而消失。     

布拖县艾滋病单阳家庭先证者的配偶提醒服药意愿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艾滋病单阳家庭先证者的配偶提醒服药意愿和相关影响因素,从而对提升配偶提醒服药意愿、促进艾滋病单阳家庭HIV感染者/艾滋病人(HIV/AIDS)治疗依从性提供参考。方法于2020年对布拖县3个乡镇所有符合条件的现存活HIV/AIDS的配偶开展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提醒服药意愿、一般人口学特征、先证方相关情况、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况、接受干预情况、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等信息。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秩和检验、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本研究共纳入403例受访者,男性89例(22.08%),女性314例(77.92%),均为彝族,愿意每天按时提醒服药的为82.38%。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地与乡镇卫生院距离<5 km(OR=2.89,95%CI:1.52~5.50,P=0.001)和相距5~10 km(OR=3.18,95%CI:1.34~7.58,P=0.009)、性行为频率2~4次/月(OR=3.07,95%CI:1.60~5.89,P=0.011)、最近3个月安全套使用频率为从未使用(OR=8.94,95%CI:2.03~39.28,P=0.004)和偶尔使用(OR=2.06,95%CI:0.99~4.29,P=0.050)更有提醒服药意愿。结论单阳家庭先证者的配偶提醒服药意愿跟居住地与乡镇卫生院距离、性行为频率、使用安全套的频率等因素有关。配偶提醒服药意愿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应加强宣传教育,尤其是相关治疗及安全套使用的必要性。     

中国艾滋病单阳家庭感染者阴性配偶或恋人阳转情况的Meta分析

目的了解艾滋病单阳家庭感染者阴性配偶或恋人阳转情况。方法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和PubMed,将艾滋病单阳家庭感染者阴性配偶或恋人阳转的文献纳入研究,应用R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最终纳入11篇文献,经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艾滋病单阳家庭感染者阴性配偶或恋人总阳转率为1.0/100人年;不同经济水平和疫情程度的地区,艾滋病单阳家庭感染者阴性配偶或恋人阳转率均为1.0/100人年。结论中国艾滋病单阳家庭感染者阴性配偶或恋人总阳转率不高。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HIV感染单阳家庭阴性配偶干预效果评价

目的评价强化干预措施对HIV感染单阳家庭(单阳家庭)阴性配偶的干预效果。方法 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 将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7个乡镇按照单阳家庭配偶间传播状况匹配分为常规干预组和强化干预组, 该乡镇内所有研究对象分别纳入到常规干预组和强化干预组, 开展为期1年的综合干预。在干预措施实施前后第6个月分别开展基线调查和随访, 对2组单阳家庭夫妻双方进行问卷调查和血清学检测。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价强化干预效果。结果基线调查899户单阳家庭(强化干预组393户和常规干预组506户), 随访806户(强化干预组349户和常规干预组457户)。与常规干预措施相比, 强化干预措施未能提高阴性配偶对每个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P>0.05), 但能够提高其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β=1.40, P=0.008);与常规干预措施相比, 强化干预措施能够降低单阳家庭配偶间性行为频次(β=-0.73, P=0.021), 提高安全套坚持使用率(β=0.19, P=0.007), 但并未降低阴性配偶HIV抗体阳转率(β=-0.61, OR=0.55, 95%CI:0.18～...     

山西省艾滋病流行现状分析

目的 分析山西省艾滋病流行现状,为进一步制定艾滋病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对2009年山西省艾滋病疫情监测到的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和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病人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HIV感染者男女比例2.8∶1,以太原市最多,年龄分布以20～29岁组所占比例最大,以注射毒品和异性性传播为主;AIDS病人男女比例1.5∶1,以运城市最多,年龄以30～ 39岁居多,以异性性传播为主;HIV/AIDS发现途径中,自愿咨询检测仅占16.78％.结论 山西省艾滋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自愿咨询检测点利用率不高.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各地区(尤其是太原、运城)的监测力度,加强自愿咨询检测的宣传.     

四川省1995-2012年吸毒者艾滋病流行趋势分析

目的 了解四川省吸毒者艾滋病流行变化趋势.方法 收集1995年以来四川省艾滋病病例报告、哨点监测、疫情估计、美沙酮社区药物维持治疗信息,分析吸毒者HIV感染状况与行为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结果 随着吸毒者共用针具比例从2001年的58.20％下降至2012年的30.10％,HIV阳性检出率从2008年的15.68％下降至2012年的5.39％,新发感染率从2009年的4.14％下降至2012年的1.17％;凉山地区和非凉山地区均存在线性趋势;美沙酮门诊受治者的HIV阳转率也从0.70％下降至0.51％,但HIV阳转率与年份变化的趋势并不明显.结论 全省吸毒者艾滋病疫情呈下降趋势,但凉山地区吸毒者行为危险因素有所增加,需强调干预的持续性和质量,美沙酮门诊在提供美沙酮治疗服务的同时还应强调门诊综合干预对受治者易感高危行为的改变.     

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河南省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流行特征。方法下载历年全省各种途径发现并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个案资料及随访信息,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截至2008年底全省累计报告PLWHA 42879人,其中69．05％是经既往有偿供血感染,病例分布呈明显的聚集性。2008年报告病例中异性性传播占26．64％,通过检测咨询发现病例1802例,占49．59％。结论河南省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主要集中在既往有偿供血人群,但经采供血传播已被阻断。性传播的比例增加,提示应加强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检测咨询成为发现PLWHA的主要途径。     

昭通市1997—2007年艾滋病流行分析

目的了解昭通市艾滋病传播途径及不同人群流行特点和变化趋势。方法采用1997—2007年昭通市本地监测检出的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virus,HIV）感染者统计表和艾滋病疫情专网报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997—2007年该市HIV累计报告感染者914例,2002年前报告144例,2003—2007年累积报告HIV感染者770例,其中本地检出524例,占报告数的68．05％,外地报告246例,占报告数的31．95％。静脉吸毒260例,占33．8％,异性性接触155例,占20．1％,母婴传播20例,占2．6％,不详335例,占43．5％。报告感染率从1997年的0．19／10万上升到2007年的3．51／10万,外出务工人员感染率为23．43／10万。结论1997—2007年昭通市HIV感染和传播途径发生较大变化,感染率不断上升,感染人群从吸毒等高危人群快速向一般人群扩散,流动人口感染率快速上升。     

艾滋病高流行区农村留守妇女艾滋病高危行为分析

目的 了解云南省艾滋病高流行区留守妇女艾滋病高危行为现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5年3~5月,采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抽样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抽样法对云南省德宏州、临沧市的500名留守妇女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收集相关信息。结果 留守妇女艾滋病知晓率为71.0%,35岁以上年龄、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在婚、汉族、现居临沧市、未曾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者知晓率较低。近一年28.6%留守妇女有过丈夫以外的性伴。多性伴行为危险因素：年龄35岁以上、少数民族、丧偶、现居住德宏州、未曾接受艾滋病相关服务、配偶有吸毒行为。临时性行为、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分别为20.7%、58.3%。1.4%留守妇女吸毒。67.4%接受过艾滋病干预服务。结论 云南省艾滋病高流行区留守妇女艾滋病知识认知程度较低,多性伴比例较高且安全套使用率较低,今后应加大对艾滋病高流行区农村留守妇女的干预力度,尤其是少数民族、低文化水平、未曾接受过相关干预服务者的干预,重点关注多性伴、有吸毒行为留守的妇女。     

云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高危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云南省HIV感染者／AIDS患者确证为HIV阳性后的高危行为等情况,探讨高危行为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云南省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德宏州芒市,瑞丽市和陇川县部分乡镇卫生院在2012年5月15日～6月14日期间接受随访的〉18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people who living with HIV／AIDS,PLWHA）,共调查303人,有效问卷300份。结果25．7％的调查对象在确证HIV阳性后发生过无保护的高危行为,其高危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为重度耻辱和在婚,重度耻辱感（OR=1．89,95％CI：1．09～3．27）,在婚（OR=2．99,95％CI：1．43—6．26）均为危险因素,另外在访谈中还发现高危行为的发生与静脉注射吸毒人员缺乏清洁针具,部分女性PLWHA患者因生活困难而从事商业性行为等因素有关。结论PLWHA患者的高危行为的影响因素为重度耻辱感和在婚,同时还与缺乏清洁针具和生活困难等因素有关。建议进一步加强PL—WHA患者的管理,有针对性的进行PLWHA患者的干预,降低其耻辱感,减少其高危行为的发生,预防艾滋病的二代传播。     

天津市15～24岁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状况分析

目的分析近年来天津市15～24岁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状况及相关行为特征。方法收集2006—2011年天津市15～24岁年龄组艾滋病病例报告数据信息和2010—2011年每年4—6月份对河西、津南2区内随机抽取2所大专院校中的在校生开展青年学生哨点监测。每个哨点每年监测样本约为800人。监测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信息、行为学信息、艾滋病防治有关信息和血清学信息(HIV、梅毒检测情况)。结果 2006—2011年共报告15～24岁青年学生HIV/AIDS 54例,其中HIV 51例,AIDS 3例,6年间各年青年学生报告病例数占当年报告病例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52%(3/119)、1.92%(3/156)、3.24%(8/247)、4.18%(12/287)、3.15%(11/349)和4.01%(17/424)。同性性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占79.63%(43/54)。来自于专题调查检测出的病例数最多,占38.89%(21/54),其次为无偿献血检测占18.52%(10/54)。2010和2011年天津市青年学生哨点分别监测青年学生1 607和1 608人,监测对象有过性行为者的比例分别为4.17%(67/1 607)和3.61%(58/1 608);最近1年发生过商业性行为者的比例分别为0.12%(2/1 607)和0.06%(1/1 608);最近1年发生过男男性行为者的比例分别为0.25%(2/807)和0.34%(3/886);2010和2011年HIV阳性检出率分别为0.12%(1/1 607)和0.11%(1/1 608);梅毒螺旋体抗体检出率均为0;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分别为82.64%(1 328/1 607)和79.98%(1 286/1 608);最近1年接受过干预服务者的比例分别为28.31%(455/1 607)和24.75%(398/1 608)。结论 2006—2011年天津市青年学生的HIV/AIDS报告数有所上升,主要传播途径是同性性传播。应加强对该人群的宣教工作。     

农民工艾滋病危险行为变化趋势及感染状况调查分析

目的 了解农民工群体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特征变化趋势以及艾滋病感染情况.方法 2012-2014年连续三年采用固定场所连续抽样法,对大理市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和HIV抗体检测,样本量为每年400人.结果 农民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从79.8％上升到98.5％(x2=80.17,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艾滋病干预服务、年龄为艾滋病知晓率的独立影响因素.农民工商业性行为时安全套坚持使用率无明显趋势变化(r=-0.238,P=0.149);临时性行为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为28.6％、46.4％和56.3％;与配偶坚持使用安全套比例从4.8％增加到6.3％(r=0.048,P=0.031).农民工三年HIV感染率为分别为0.0％、0.0％和0.5％.结论 针对农民工群体的艾滋病干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安全套使用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临时性行为比例出现上升,应引起关注.今后应进一步加强部门合作,针对该群体继续加强艾滋病的综合干预,特别加强对文化程度较低和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的干预,扩大干预和HIV检测覆盖面.     

中国艾滋病疫情重点地区HIV单阳家庭抗病毒治疗与及时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艾滋病疫情重点地区HIV单阳家庭抗病毒治疗与及时性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利用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选取中国艾滋病疫情重点地区（云南省、四川省、河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累计报告数200例以上的40个县（区）,收集截至2013年12月31日HIV单阳家庭的基本情况和随访信息,根据抗病毒治疗状态,定义为治疗和未治疗。同时,对于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期间新发现并在2013年底前入组治疗的HIV单阳家庭,从发现到入组治疗时间在2个月之内定义为及时治疗,大于2个月定义为未及时治疗。采用多因素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HIV单阳家庭阳性配偶入组抗病毒治疗和治疗及时性的因素,入组抗病毒治疗可能性和及时性采用OR（95%CI）值表示。结果10213个HIV单阳家庭中,阳性配偶中男性占73.9%（7550/10213）,女性占26.1%（2663/10213）;参加抗病毒治疗占66.4%（6780/10213）,未参加占33.6%（3433/10213）。2012—2013年发现的阳性配偶并入组抗病毒治疗的有1733例,其中及时治疗的占64.9%（1125/1733）,未及时治疗的占35.1%（608/1733）。影响阳性配偶参与抗病毒治疗可能性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参与抗病毒治疗可能性是女性的0.81（0.71～0.92）倍,彝族是汉族的0.29（0.25～0.35）倍,维吾尔族是汉族的1.57(1.28～1.93)倍,其他职业是农民的0.85（0.75～0.96）倍,医疗机构检测发现者是自愿咨询检测者的0.61（0.53～0.71）倍,CD4+T淋巴细胞计数250～349、350～550、>550个/μl者分别是<250个/μl者的0.75（0.64～0.89）、0.17（0.14～0.19）、0.10（0.08～0.11）倍,随访时间13~36、≥37个月者分别是≤12个月者的0.55（0.48～0.63）、0.32（0.28～0.37）倍。影响阳性配偶治疗及时性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彝族、维吾尔族治疗及时性分别是汉族的0.63（0.44～0.91）、0.40（0.29～0.56）倍,注射吸毒感染HIV者是异性传播者的0.64（0.47～0.86）倍,其他检测来源者是自愿咨询检测者的0.58（0.43～0.78）倍,CD4+T淋巴细胞计数250～349、350～550、>550个/μl者分别是<250个/μl者的0.75（0.56～1.00）、0.44（0.34～0.58）、0.31（0.22～0.45）倍。结论男性、彝族、从事其他职业者、医疗机构检测者、高CD+4 T淋巴细胞计数者、随访时间较长者参与抗病毒治疗可能性低;彝族、维吾尔族、吸毒感染者、高CD+4 T淋巴细胞计数者参与抗病毒治疗及时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