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药量折算的"神农秤""大小秤"之说考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为汉代张仲景所著,其所用的药物度量衡量制是汉制,与现代的度量衡制有很大差异.后世一些医家认为仲景方的剂量相对过大,为此提出了汉代存在"神农秤""大小秤"之说.笔者从汉至唐代的度量衡沿变情况、仲景方药物重量与煎煮水的比例及汉代方药煎煮法与现代煎煮法的有效率方面比较分析,认为汉代当时不存在"神农秤""大小秤",该观点不能做为仲景方的剂量折算依据.     

秦汉时期古方剂量考征

秦汉时期古方剂量至今尚是一个谜。历史上新莽是否改制？西汉与东汉度量衡是否统一？东汉《伤寒论》方的剂量争议最大，量值相差数倍至十数倍，孰是孰非？新近又多一说，东汉张仲景时期的药秤仅为当时衡制二分之一。于是更加扑朔迷离。笔者通过对中医界和考古界有关此期间的古方剂量、古度量衡制、古方物实器资料的收集和研究，认为中医界对秦汉古方剂量的考证存在一个误区，即把古方实际剂量的史实与古方剂量是否适用于今人的疑虑及个人使用古方剂量的习惯相混淆，导致以臆测取代史实的错误。其次是中医界考证的论断、论据较片面而不足，以至众说不一。至今中医高校的有关教材和中医药辞典仍采用已陈旧和错误的结论，而考古界已有了全新和正确的论断：秦汉数百年间度量衡制是统一的，一斤合今250g，一升合今200ml，一尺合今23．2cm。笔者认为，秦汉数百年间古方的剂量与此论断是一致的，新莽并未改变度量衡制度，东汉时期不存在仅为当时衡制二分之一的药秤。     

秦汉时期古方剂量考证

秦汉时期古方剂量至今尚是一个谜。历史上新莽是否改制？西汉与东汉度量衡是否统一？东汉《伤寒论》方的剂量争议最大，量值相差数倍至十数倍，孰是孰非？新近又多一说，东汉张仲景时期的药秤仅为当时衡一分之一，于是更加扑朔迷离。笔者通过对中医界和考古界有关此期间的古方剂量。古度量衡制、古方物实器资料的收集和研究，认为中医界对秦汉古方剂量的考讶存在一个误区，即把古方实际剂量的史实与古方剂量是选用于今人的疑虑及个人     

《伤寒论》药物剂量的现代确定

《伤寒论》药物剂量的现代确定龙新生指导熊曼琪《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时期，由于年代久远，度量衡制频繁变更，地方割据造成度量衡制不统一，铸造技术的限制导致衡器、量器的不标准与不规范，加之医学流派及医者的用药习惯等均影响药物剂量的变化，导致后世对仲景方药剂量...     

中医传统经典名方临床应用

<正>中医学中经典学说理论和名方至今被我们临床应用。古方、名方上的剂量也不同,所以现代我们临床上如何应用这些古方、名方,剂量成了我们的研究课题。先了解历朝历代在度量衡制的变化时很有必要的。对我们在临床上应用古方经方,名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笔者参考《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中国历代度量衡制演变测示简表例举有代表性的朝代度量衡制以供参考:度制:东汉时期十丈等于2375cm,一丈等于10尺等     

唐代方书剂量考

唐代以累黍之法来确定度量衡的单位标准和换算关系。度量衡制度分为大制和小制,大、小制之间有固定的比例关系,容量和衡重的比值均为3：1,即三小升为一大升,三小两为一大两。医药、天文、音律及礼仪用度量衡均为小制,而日常生活中公私皆用大制。有《旧唐书．食货志．上》为证：“凡权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柜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量,以柜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非标准度量衡计量单位的考察

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方药的非标准度量衡计量方式进行了梳理,明确两书中非标准度量衡制的使用呈多样化,主要有数量、拟量和估量3种,从中可以看出计量方式传承的历史轨迹。     

《灵枢.骨度第十四》源流考

《灵枢·骨度》所用度制取于何时之制， 一直悬而未决， 从我国度量衡制发展史看， 很难找出满意的答案。古埃及文明于公元前４２００ 年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太阳历， 并产生了最早的尺度制， 其所规定的长度单位和掌寸法， 与“灵枢·灵度”所据尺度相吻合， 反映了两个文明古国文化间的互相影响     

细辛剂量古今谈

细辛不过钱,为临床施药之清规、自古至今,未敢逾越,连当今药典亦明文规定:细辛,水煎内服,成人一日1～3g,此规定当否,笔者不敢苟同,今陈异议,以求正于同道。一、细辛古方药量的考证 1、度量衡考证。我国历代度量衡制度的·变迁,大致可分为汉晋制,宋制,市制(分十进位,十六进位两种,其一两折合公制分别为50g、31.25g)及公制四种。各朝代度量方法各不相同,至用计量单位的含义也因朝而异。现代科技工作者经反复考证、核实,得到了最新的古今度量衡对照资料,该资料药量折     

建立经方药物古今剂量折算标准面临的两大关键问题

经方药物的剂量单位多是汉制,与现代度量衡制有很大差异,有部分药物也因年代久远,与现代中药未必一致。因此需要全面系统地开展经方药物剂量古今折算标准的研究。但此研究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东汉度量衡考;二是特殊计量方式考。特殊方式计量的药物包括了以容量、以自然个数、以器物、以实物类比计量的药物,及少数以模糊约数计量的药物。两者是建立经方药物古今剂量折算标准化必须要解决的关键和难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药物计量单位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药物计量单位有一些变化，度在使用中逐渐减少，称量药物的工具逐渐向质量计量单位靠拢。许多在汉代以前还是以度、量计算单位的药物开始也使用了衡的单位，有些拟量、估量单位的药物也采用了质量计算多少。还出现了一些医家专用的计量单位。     

隋唐间影响药物使用剂量的医学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对隋唐期间中医药学相关著作的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医籍中药物的产地、药物的采摘时节、发病季节、药物的使用剂型、患者的体质与年龄、药物的毒性等对药物所用剂量大小的影响,为现代中药剂昔的灵活应用提供借鉴.     

宋代药物非衡量计量单位的考察

宋代,非标准计量单位在药物计量中已经很少使用,长度单位基本不再使用,容量计量单位实现了“古斗古升”向“今斗今升”的过渡。在官定方书中对药物计量关系的换算也作了必要的规定。医家陈言对古代医方的度量衡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基于对应分析的含十八反同方配伍方剂的年代及临床应用特点

分析历代含十八反同方配伍方剂的年代及临床应用特点。从《中医方剂大辞典》96 592首方剂中检索包含十八反同方配伍方剂,运用SPSS 11.0中对应分析方法,对搜集的1 406首方剂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十八反药对及其同方配伍方剂的年代特点;运用Excel统计得出十八反同方配伍方剂的临床应用特点。结果发现各年代的含十八反同方配伍方剂应用具有差异性,宋代应用频率最高;隋唐时期含十八反药对同方配伍方剂占同时期总方的比例为各年代最高;乌头药对、附子药对与宋代关联较为密切,川乌药对与明代关联较为密切,藜芦药对与隋唐年代关联较为密切,甘草药对与各年代关联无明显差异;十八反药对同方配伍方剂在临床各科的应用也具有明显差异。大部分应用在内科疾病的治疗中,外科疾病中其次,其他各科疾病均较少应用。     

中医体质学说源流探讨

中医体质学说有着丰富的内容。先秦两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及《伤寒论》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晋隋唐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民国时期的医著都对体质学说有了进一步发挥,并充实其学说。建国后是体质学说的大发展时期,尤其是王琦教授编著的《中医体质学》一书,集历代之大成,又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观点,使中医体质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医体质学,是在历代体质学说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从“痰”之致病学说探讨原发性肝癌的发病机制

成形于隋代的中医"痰"病学说,堪称是整个传统中医理论,尤其是中医病因病机方面的一大理论创新,并在其后历代中医学家们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梳理中医发展史中对"痰""原发性肝癌"的概念的形成,探索及研究了"痰"之理论对肝癌形态学、病机学、症候学及致病规律等基础理论,期望能藉此研究,辨析"痰"病源流,解说当今肝癌与痰病相关之理论,为进一步的研究及治疗提供一定的思维指导。     

明清医家辨治痰证特色举要

痰证是中医学特有的概念,富含着中医学的原创性思维。明清至近代是痰证发展的鼎盛阶段,其内涵与理论日臻成熟。明清医家重视对前人理论的系统总结,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痰证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内容,形成了"理、法、方、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诸多医家从不同角度论治痰证,注重对痰与气血津液、痰与脏腑关系、病证规律等内容的探讨。治疗上,明清医家临证辨治经验尤为丰富,强调从脏腑功能失常治痰,治必求于本,对于当今临床实践仍颇有参考价值。     

宋代药物衡量单位的考察

宋代在药用质量计量单位的变化首先是专用药秤——戥子的出现,其次是统一了“大小秤”,药秤中最常见单位——“钱”普遍使用。其次与药用计量单位有关的还有“秤”、“字”等,作者对此进行了逐一考察。     

越中传统医药历史和现状比较研究

越南与中国各个朝代传统医学均起源于上古时代，其理论体系一脉相承，均历经千年而不衰，两者之间的交流历史悠久，贯穿古今，而当今两国政府均重视传统医学继承和发展，制定并实施全方位发展策略，传统医学和西医两种不同医学体系并存。另外越南传统医药亦有其独特之处，如当地盛产大量优质价廉的药用植物，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亦形成了自己的诊疗特色。     

论《内经》风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风水最早载于《内经》,散见于其中多篇,其病因为风邪袭表、肾风误刺;病机为肾阳不足,肺失宣降;主症为浮肿、咳喘、脉浮;治疗应发汗、攻逐、利小便,亦可针刺治疗。后世医家对《内经》风水理论多有发挥,如汉·张仲景、隋·巢元方、唐·孙思邈、元·朱丹溪、明·张景岳、清·李中梓等。风水的现代研究,在病因病机、诊断标准、辨证分型等方面,结合现代医学观点,亦有所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