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2012—2019年男男性行为者HIV感染分析

目的 调查2012—2019年深圳市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HIV感染情况,为针对性开展精准干预提供数据支持。方法 对深圳市MSM应用时空场所抽样、同伴推动抽样、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抽样、阴性人群随访、跨境调查等不同抽样方法对深圳市MSM开展调查,并采集静脉血,进行HIV筛查及补充检测。使用χ²检验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进行HIV感染的单因素和多因素统计学分析。结果 2012—2019年共检测20 358例MSM,年度检测2 273~2833例。年龄13~77岁,中位数M（P₂₅,P₇₅）为27（23,33）岁,平均（28.99±7.94）岁。HIV总体阳性率8.74%。2013年感染率最高达到12.00%,2019年降低至4.81%（趋势χ²=145.33,P<0.001）。2013年HIV感染率是2012年的1.206倍（P<0.05）,但2015—2019年各年度HIV感染率均低于2012年（P<0.001）。40~<50岁感染率最高为12.69%,20-<30岁感染率最低为7.44%。<20岁、30~<40岁、40~<50岁和≥50岁各年龄段HIV感染率分别是20~<30岁年龄段的1.456、1.381、1.940、1.634倍（P<0.001）。时空场所抽样和阴性人群随访的感染率最低均为7.50%,自愿咨询检测和跨境人群调查的感染率较高,分别为11.06%和12.86%。同伴推动抽样和自愿咨询检测人群HIV感染率是时空场所抽样人群的1.298和1.657倍（P<0.001）。在时空场所抽样人群中,无商业性行为人群的感染率（13.06%）远高于有商业性行为人群的感染率（2.06%）（P<0.001）。结论 深圳市MSM人群HIV感染率在2013年达到峰值以后逐年下降,且时空场所抽样感染率较低。     

中青年男男性行为者高危行为特征及HIV检测现状

目的 了解中青年男男性行为者定期检测HIV的情况,分析性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推广定期检测提供实践依据。方法 通过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网络平台等途径,采用混雪球方法招募调查对象,开展匿名式电子问卷调查。结果 2016年1月—2018年6月开展男男性行为者专题宣传、干预、检测活动,符合要求的调查对象832人,招募并回收问卷792份,其中有效问卷760份,其中定期进行HIV抗体检测人数仅占58.68%,单因素分析显示,学历、对艾滋病防控知识、近1年性行为史、男男性行为角色、近半年男性性伴个数、近半年未戴安全套情况与是否定期HIV检测可能较为密切的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中青年男男人群定期进行HIV抗体检测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需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控及检测的干预,提高高危人群安全性行为意识。     

阳江市2010—2015年吸毒人群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果

目的 了解阳江市吸毒人群的行为特征和艾滋病病毒（HIV）感染情况,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阳江市2010—2015年2个国家级吸毒人群艾滋病哨点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吸毒人群以男性、低文化水平为主,平均年龄（36.98±7.45）岁,超过一半已婚或有固定性伴。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92.27%,呈逐年上升趋势（P<0.05）。88.02%吸毒者使用过海洛因,传统毒品所占比例为78.56%,呈下降趋势（P<0.05）;新型毒品所占比例为11.67%,呈上升趋势（P<0.05）。吸毒人群共用注射器比例为35.01%,呈下降趋势（P<0.05）;最近一个月共用注射器比例为10.61%,亦呈现下降趋势（P<0.05）。最近1年有商业性行为的比例为26.06%,最近1年商业性行为坚持使用安全套比例为67.04%,安全套使用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P<0.05）。 HIV抗体阳性率为6.75%,呈现下降趋势（P<0.05）;HCV阳性率为70.97%,呈现上升趋势（P<0.05）;梅毒阳性率为2.72%,呈现下降趋势（P<0.05）。结论 2010—2015年阳江市吸毒人群HIV阳性率呈现下降趋势,丙肝阳性检出率高,需继续加强针对吸毒人群的防控工作。     

海南省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HIV知识、行为和感染影响因素

目的 对海南省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艾滋病知识、行为、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为开展该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按照《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操作手册》要求,采用连续采样方法对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血清学检测。结果 2013—2015年共监测4 815人,各年度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分别为67.04%、80.41%和80.49%（线性趋势χ²= 79.582,P<0.05);最近3个月与女性性服务工作者、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34.11%和30.30%;与同性发生过肛交性行为的比例为1.69%;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抗体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0.93%和6.5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HIV感染受户籍地、婚姻状况、与同性发生过肛交性行为和梅毒感染等因素的影响。结论 海南省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逐年提高,但HIV抗体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均较高;与同性发生过肛交性行为和梅毒感染是HIV感染的危险因素。     

四川省绵阳市男男性行为者不同本地居住时间其社会行为特征

目的 了解男男性行为者（MSM）本地居住时间现状,分析不同本地居住时间者的社会行为特征。方法 2018年2—10月采用滚雪球抽样,对四川省绵阳市MSM进行本地居住时间、社会行为等问卷调查和血清学检测。运用χ²检验、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不同本地居住时间其社会行为特征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 回收合格问卷1 132份,本地居住时间≤6个月占4.7%,>6个月占95.3%。在本地居住时间≤6个月者HIV阳性率为9.4%、>6个月为3.4%（P=0.059）。多因素分析,相对于本地居住时间≤6个月,本地居住时间>6个月的社区朋友≥5人（aOR=2.089）、参加社区活动（aOR=2.232）、中/高安全感（aOR=3.447）、互联网及其他方式寻找性伴（aOR=3.014）、近6个月肛交有保护（aOR=2.915）的可能大,近6个月有商业性行为（aOR=0.206）、肛交数≥2人（aOR=0.428）可能小。结论 当地MSM以本地长期居住者为主,不同本地居住时间其社会行为存在差异,居住时间短的HIV感染风险大,应针对性加强行为干预。     

四川省绵阳市男男性行为者进入MSM社区相关特征及其进入年龄的关联因素

目的 了解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进入MSM社区相关特征,分析其进入MSM社区（简称进入社区）年龄的关联因素。方法 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开展四川省绵阳市MSM进入社区相关特征等问卷调查和血清学检测,采用χ²检验、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进入社区年龄关联因素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 有效问卷1 119份,进入社区年龄中位数19.0（17.0,21.0）岁, 87.9%在婚前、12.1%在婚后。自认进入社区原因76.7%为先天性、12.7%为好奇。不同进入社区时间其进入原因有差异（P<0.001）,婚前进入者83.9%为先天性,婚后进入者56.3%因好奇。进入社区年龄较大（≥中位数）MSM其梅毒阳性率高于其进入社区年龄较小（<中位数）的MSM（P=0.044）。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随年龄增加、已婚、干部职员、工人及其他、不知晓艾滋病知识、未接受预防服务、近1年未诊断过性病、近6个月无偶遇性伴、近6个月肛交行为无保护者更可能进入社区的年龄较大,寻找性伴方式主要是互联网者更可能进入社区的年龄较小（P<0.05）。结论 绵阳市MSM进入社区年龄较小,其进入社区年龄与人口学特征、预防服务及性行为等相关,进入社区不同年龄对艾滋病防治的正负影响并存,要针对性开展行为干预。     

绵阳市不同寻找性伴场所男男性行为者HIV感染状况及社会行为特征

目的 了解绵阳市男男性行为者（MSM）寻找性伴场所现状,分析不同寻找性伴场所MSM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状况及社会行为特征。方法 2017年1—10月,在四川省绵阳市采用滚雪球抽样法,进行MSM人口学特征、寻找性伴场所、社会行为及HIV抗体、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横断面抽样调查,用χ²检验比较不同寻找性伴场所MSM的相关特征。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1 206份,研究对象平均年龄（27.5±9.027）岁。寻找性伴场所中酒吧型12.9%,公园型5.1%,网络型79.0%,家庭型3.0%,其HIV阳性率分别为3.9%、9.7%、3.8%、5.6%,HIV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寻找性伴场所MSM的社会行为存在差异（均P<0.001）,艾滋病知识知晓、近1年接受同伴教育、近6个月有保护肛交比例以酒吧型、网络型高,公园型、家庭型低;酒吧型61.7%近1周高频率肛交,74.2%近6个月多性伴,公园型21.0%近6个月异性性行为,家庭型13.9%使用Rush。结论 MSM寻找性伴场所多样并存,互联网的主体作用明显。不同寻找性伴场所MSM具有不同HIV感染风险,应针对性开展行为干预。     

四川省绵阳市男男性行为者安全感状况调查

目的 通过对四川省绵阳市男男性行为者（MSM）安全感的状况调查分析,为制定针对该人群的艾滋病防控措施和心理健康促进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于2018年2—10月采用滚雪球抽样法,采用安全感量表（SQ）对绵阳市MSM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和血清学检测。结果 回收合格问卷1 114份,平均年龄为（28.28±8.92）岁。安全感二个因子评分分别为：人际安全感平均（29.94±5.68）分、确定控制感平均（28.51±6.20）分,总分（58.45±11.23）分。低安全感占11.22%（125/1 114）、中等安全感占61.22%（682/1 114）、较高安全感占27.56%（307/1 114）。不同年龄、职业、本地居住时间的MSM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和安全感总分,以及不同居住地区确定控制感和安全感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HIV检测阳性的MSM,其确定控制感、安全感总分均低于HIV检测阴性的MSM（P均<0.05）。结论 MSM安全感属中等水平,安全感得分与人口学特征有关,得分低的HIV感染风险大,应进一步促进安全感。     

海口市不同性角色MSM青年学生社会接纳和性行为特征

目的 了解海南省海口市不同性角色男男性行为（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青年学生的社会接纳和高危性行为特征及危险因素,为开展MSM青年学生艾滋病预防干预提供精准化建议。方法 在高校中采用同伴推动抽样法（RDS）动员招募MSM青年学生至咨询检测门诊,通过匿名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社会接纳和高危性行为特征,同时采集血样进行HIV和梅毒抗体检测。结果 共调查159名MSM青年学生,有效调查问卷150份。调查对象据经常扮演的性角色分三组：被插入方（0号）60人（40.00%）,兼有插入和被插入方（0.5号）48人（32.00%）,插入方（1号）42人（28.00%）。0号、0.5号和1号组HIV感染率分别为3.33%、0.00%和7.1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70）;梅毒感染率分别为3.33%、10.42%和19.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4）。觉得生活环境对待同性恋态度友好的39人（26.53%）,觉得一般的100人（66.70%）,觉得受到歧视的8人（5.30%）。性行为学变量中“首次性行为年龄、首次性行为对象是否为临时性伴、是否使用过兴奋剂、使用兴奋剂后有无发生性行为”有统计学意义（P<0.05）;“最近一年每次发生肛交性行为都坚持使用安全套”变量有统计学意义（P<0.01）;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0.5号性角色在二~五年级段是一年级的3.143倍（OR=3.143,95%CI：1.893~5.220）;不告知他人同性性倾向是0号和1号的8.093倍（OR=8.093,95%CI：2.496~26.243）;首次性行为年龄（<18岁）是0号和1号的 15.269倍（OR=15.269,95%CI：5.072~45.972）,是危险因素。0.5号性角色首次性行为对象相对固定,首次性行为对象为临时性伴是0号和1号的0.238倍（OR=0.238,95%CI：0.092~0.619）,是保护因素。结论 不同性角色的MSM青年学生社会接纳、高危性行为、安全套使用和梅毒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建议分类提供针对性干预,提高该人群预防性传播疾病感染技能。     

绵阳市男男性行为者HIV意愿检测地点及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男男性行为者（MSM）艾滋病病毒（HIV）意愿检测地点,分析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对四川省绵阳市MSM进行自行填写问卷的匿名行为学调查及血清学检测。 结果 合格调查1 173例,调查对象HIV意愿检测地点为社区组织占84.7%(993/1 173)、CDC占13.5%(158/1 173)、医疗机构占1.0%(12/1 173)、网上购买试纸自查占0.9%(10/1 173)（后3者合称为CDC）。意愿检测地点为CDC等者HIV确证阳性率11.1%(20/180),高于社区组织的5.4%(54/993) (P=0.004)。多因素分析：年龄、文化程度、本地居住时间、认识当地MSM朋友数、需要层次、艾滋病知识、怕泄密影响HIV检查、近1年家庭型性伴、近6个月肛交保护性是HIV检测地点意愿的独立影响因素 (P均<0.05)。 结论 MSM HIV检测地点意愿以社区组织为主,检测地点意愿与人口学特征、知识知晓和高危行为相关,CDC为检测地点意愿者更具风险性。应促进社区组织检测服务,加强CDC检测的行为干预。     

广西部分地区男男性行为者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广西部分地区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的危险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在广西南宁市、柳州市和贺州市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招募MSM,开展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其社会人口学、行为学、艾滋病相关知识、安全套使用等基本信息。采用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最近6个月同性肛交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影响因素,计算OR（95%CI）值,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375名MSM中,认为当地MSM疫情严重占56.3%,曾经吸食过新型毒品占5.1%,最近6个月同性肛交性行为坚持使用安全套仅占58.4%,最近6个月性伴数3人以上占25.9%,最近6个月与异性发生过性行为占14.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及以上[OR=1.86(95%CI:1.01~3.43)]、认为当地MSM艾滋病疫情严重[OR=3.79(95%CI:1.61~8.95)]、最近1年做过HIV检测[OR=1.93(95%CI:1.18~3.15)]、最近1年患过性病[OR=0.36(95%CI:0.14~0.90)]为最近6个月同性肛交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影响因素。结论 广西MSM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低,需结合不同特点的MSM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提高安全套坚持使用率,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广西104名艾滋病非职业暴露男男性行为者入组服阻断药前的调查

目的 分析广西南宁市、柳州市104名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在接受艾滋病非职业暴露后预防（non-occupational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nPEP）用药前的相关艾滋病知识掌握情况、行为学特征、nPEP知晓度、使用nPEP原因及接受服务后对行为改变可能产生的影响等。方法 在南宁、柳州市通过社区宣传倡导,现场招募研究对象。对纳入艾滋病非职业暴露后预防并同意在服药前接受调查的MSM开展面对面问卷调查。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104名MSM的艾滋病知晓率为98.1%（102/104）;认为所生活地区的MSM人群中HIV流行严重的占84.6%（88/104）。最近半年同性性行为时能每次使用安全套的0人,54.8%（57/104）经历过安全套意外破裂、脱落或被性伴故意拔套,64.4%（67/104）最近半年内没有固定性伴。88.5%（92/104）调查前听说过nPEP,单因素分析发现,最近一年接受过安全套宣传与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最近一年接受过同伴教育对nPEP知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9.2%（72/104）选择nPEP因为担心此次暴露会感染HIV,67.3%（72/104）表示性伴感染状况未知。若接受nPEP,仅有9.6%（10/104）认为安全套使用会减少,15.4%（16/104）认为性伴数会增加。结论 MSM存在艾滋病“知信行分离”,需采取生物医学干预技术和行为干预并重的综合性防治策略。重视网络和社会组织在nPEP宣传中的作用,提高人群知晓率。     

永川区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梅毒感染率及高危行为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男男性行为人群(MSM)HIV与梅毒感染率及高危行为特征,为开展有针对性的MSM干预工作提供科学建议。方法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招募MSM人群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和抽取血样检测HIV与梅毒,用SPSS12.0对调查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计调查218名MSM,平均年龄(30.9±10.7)岁,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37.6%,过去一年只有9.6%的人接受过同伴教育,最近一次与男性发生肛交时安全套使用率为42.2%,最近6个月与同性发生肛交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占3.2%,最近一次与异性发生性行为时只有7.1%的人使用了安全套,HIV感染率为16.5%,梅毒感染率为15.1%。结论永川区MSM HIV与梅毒感染率高,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低,安全套使用率低,防治形势严峻。     

北京市东城区两种男男性行为人群干预模式的干预效果评价

目的 评价社区小组驻点式干预模式和联合干预模式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干预效果。方法 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在北京市东城区选取一家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聚集场所(A场所),实施为期1年的社区小组驻点式干预,同期另选一家MSM聚集场所(B场所),实施为期1年的联合干预。分别对比两种模式干预前、后调查者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高危行为、接受艾滋病服务和干预意愿、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抗体检测及HIV感染者发现情况,评价干预效果。采用便利抽样原则,两种干预模式在干预前后均调查了100名男男性行为者。结果 实施1年的社区小组(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CBO)驻点式干预后,A场所的知识知晓率由(85.25±15.63)%上升到(95.50±6.77)%,最近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比例由74%上升到95%,每次性行为均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由52%上升到79%,最近半年固定性伴数由(2.88±0.68)个减少至(1.54±0.67)个,愿意接受的安全套宣传和发放的比例由77%提升到95%,愿意接受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的比例由66%提升到92%。实施1年的联合干预后,B场所的知识知晓率由(73.63±15.48)%上升到(91.38±13.73)%,最近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比例由46%上升到73%,每次性行为均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由19%上升到52%,最近半年固定性伴数由(2.33±0.87)个减少至(1.78±0.80)个,愿意接受的安全套宣传和发放的比例由29%提升到92%,愿意接受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的比例由21%提升到83%。上述指标干预前后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场所调查对象愿意接受同伴教育的比例由33%提升到91%,干预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B场所此项指标的变化没有统计学意义。A场所调查对象最近1年HIV抗体检测率为86%,B场所为36%。两个场所最近1年HIV抗体检测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场所最近1年HIV感染者检出率4.65%,B场所为2.78%,两个场所HIV感染者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CBO驻点式干预模式和联合干预模式都是有效的干预模式,但驻点式干预模式在提高同伴教育认可度、HIV感染者发现等方面要优于联合干预模式,值得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