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建设

<正>启动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移植试点工作是2010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原国家卫生部)推行的缓解器官供需矛盾、促进移植医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1]。试点工作内容要求各试点省、市红十字会和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试点方案所明确的相关职责,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招募并组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逐步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员)队伍。协调员的工作贯穿器官捐献的每一个环节,尤其在与潜在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压力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协调员)的工作压力现状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为今后实施可行的减压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整群随机抽取2016年全国范围已登记的专职或兼职协调员182名,采用问卷调查法(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调查表和工作压力量表)进行调查。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年龄、性别等人口社会学因素不同的协调员工作压力量表及各维度得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年龄、性别等指标对工作压力的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共发放问卷182份,回收率100%,有效率100%。182名协调员工作压力量表得分平均为(68±12)分(26～92分)。正式工或人事代理、合同制调查员得分分别为(67±13)、(66±12)分,均低于其他(含临时工)调查员得分[(72±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18～30岁组协调员工作本身压力维度得分低于其他两组,≥36岁组协调员自身发展压力维度得分高于18～30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中及以下(含中专)协调员角色认知压力维度得分为(3.0±1.0)分,高于本科(含大专)、硕士及以上协调员[(2.5±1.0)、(2.3±1.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来自医院、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其人际关系压力和职业发展压力维度得分均低于来自其他工作单位的协调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既往职业为医师、护师的协调员,其人际关系压力维度得分均低于其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既往职业为护师的协调员角色认知压力维度得分高于其他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聘用方式为正式工或人事代理、合同制的协调员,其工作背景和氛围压力维度得分分别为(3.4±0.8)、(3.3±0.8)分,均低于其他(含临时工)的协调员得分[(3.7±0.6)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协调员年龄越大,工作压力得分越高。 结论协调员工作压力水平整体较高,今后的研究应围绕开展有针对性地降低协调员工作压力的干预项目进行。同时医院管理者应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协调员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满意度,从而提升工作质量。     

器官捐献协调员人格类型分析

目的探讨人格类型与器官捐献工作能力的相关性,为今后器官捐献协调员(以下简称协协调员)招聘、业务培训及管理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通过向全国18个省份25家器官获取组织(OPO)网络发送调查问卷收集相关资料,所有调查问卷均通过微信平台收回,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从事协调员工作的年限、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和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量表。 结果最终回收来自全国15个省份17家OPO共计167名协调员的有效调查问卷。MBTI量表结果显示：E-I维度中,总体偏好外向型(129/167,77.2%);S-N维度中,总体偏好感觉型(153/167,91.6%);T-F维度中,总体偏好情感型(112/167,67.1%);J-P维度中,总体偏好判断型(121/167,72.5%)。工作年限为1～2年与>5年的协调员在E-I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94,P<0.05)。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10例和11～20例的两组协调员与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30例的协调员在J-P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9.470和12.376,P均<0.05)。共出现13种人格类型,排名前9位的人格类型共计159人(占总调查人数的95.2%),依次为：ESFJ(68例,40.7%),ESTJ(22例,13.2%),ESFP(22例,13.2%),ISTJ(15例,9.0%),ISFJ(8例,4.8%),ESTP(7例,4.2%),ISFP(7例,4.2%),ISTP(5例,3.0%),ENFP(5例,3.0%)。 结论外向型性格更适合从事协调员工作,感知型性格对器官捐献案例数量的提高有一定帮助。     

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目的构建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方法采用McClelland的胜任力辞典法构建协调员胜任力模型初始框架;然后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从湖南、湖北、广东、山东、辽宁等器官捐献试点省市选取10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进行访谈,提取胜任力指标;并通过专家调查法,选取15名专家组成专家小组进行胜任力指标的筛选;最后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建立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结果成功建立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6个维度(一级指标),21个胜任力项(二级指标)。结论该评价体系从多个维度评价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在协调员的招聘选拔、绩效考评、教育培训等各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经验

目的 总结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工作经验.方法 收集2010年3-10月间潜在DCD供者的临床资料,通过自定义4个概念:潜在DCD供者、有效DCD供者、DCD成功率及DCD回绝率,对DCD工作进行量化分析.结果 发现并确认了16例潜在DCD供者,并成功实施DCD 5例,DCD成功率为31.3 ％(5/16).11例未成功捐献的潜在DCD供者中,其原因为家属拒绝捐献3例(占27.3％),家属捐献意见不统一3例(占27.3％),家属同意捐献但由于各种纠纷或与各部门协调原因耽误器官获取时间造成器官质量不符合捐献标准4例(占36.4％),以及器官评估不合格1例(9.1％).DCD回绝率为37.50％(6/16).结论 潜在DCD供者的人数还有待提高;移植协调员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沟通技巧、专业知识仍需要进一步培养;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不能仅依靠医疗卫生部门、省红十字会,需要行政、交通、司法等各部门的协同参与.     

基于洋葱模型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

目的 构建科学合理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岗位胜任力模型。方法 基于洋葱模型,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行为事件访谈法初步构建指标池;采用德尔菲法对指标体系进行筛选、修改和完善;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结果 两轮德尔菲专家函询的有效应答率均为100%,专家意见可靠性较高;专家的判断系数（Ca）、熟悉程度（Cs）及权威系数（Cr）均>0.7,提示专家意见可信度高;专家协调系数（W）值分别为0.294、0.342,均为P<0.001,表明专家意见协调,对指标的重要性认识差异性较小。最终根据“洋葱模型”理论及专家意见确定构建了一套包含6个一级指标和55个二级指标的协调员岗位胜任力模型。包括指标表层、中间层和核心层3层。其中,核心层为“核心职业价值观”,中间层为“个人品质”“职业道德和素养”,表层为“人际沟通能力”“组织协作能力”和“专业知识与终身学习能力”。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岗位胜任力模型包括6个一级指标和55个二级指标,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国内外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研究现状分析与展望

目的  系统分析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研究状况,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方法  以200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网、万方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SCI/SSCI/CPCI）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的有关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研究文献为样本,应用CiteSpace软件从发文量、作者、国家、发文机构、关键词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共纳入有效中文文献47篇,英文文献43篇,文献数量近12年来呈波动上升趋势。中文核心作者共有11位,发文数量前3名的作者依次为叶啟发、黄伟、司晶,外文核心作者共有5位,发文数量前3名的作者依次为Konaka、Fukushima、Kato。国内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武汉大学附属医院及其研究中心,其次是宁波市泌尿肾病医院和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各机构较分散且尚未形成合作群。国外发文量排名靠前的机构依次是波兰华沙大学、日本大阪大学、加拿大东安大略省儿童医院、波兰器官移植协调中心。英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3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日本、中国。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研究主要集中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产生与发展、角色和作用、职业能力和职业认同、队伍建设、工作现状、职业化培训、健康管理等7个主题群。结论  国内外有关器官捐献协调员领域的研究总体呈良好发展态势,但研究内容需不断细化和丰富,今后各研究主体及不同国家之间应开展更广泛的交流合作,不断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器官捐献协调员心理状况调查研究

目的  探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心理状况。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和艾森克人格测试问卷（EPQ）分别评价40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焦虑、抑郁、睡眠质量和人格特征。结果  器官捐献协调员SAS评分、SDS评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t=23.372,9.743;均为P < 0.05）。器官捐献协调员PSQI中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等成份评分和总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t=8.054,7.274,6.634,10.613,8.376,19.166,8.496,17.372;均为P < 0.05）。EPQ评分中,男性器官协调员N量表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P < 0.05）,女性器官协调员N量表与全国常模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男性和女性器官捐献协调员P、E和L维度得分与全国常模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 < 0.05）。结论  器官捐献协调员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和睡眠质量差,应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改善。     

器官捐献协调员劝捐协调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探讨影响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捐献意愿和器官捐献协调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式对349名全国器官捐献协调员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145名,女204名,年龄27(23,36)岁。利用多重线性回归和无序logistic回归探讨捐献意愿和协调效果的影响因素。结果  349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中,愿意捐献器官的人数有146名,占41.8%,其中已签署器官捐献同意卡的101名,占28.9%。器官捐献法律认知充分、文化程度高、有婚姻经历、自感健康状况好均对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捐献意愿具有积极影响(均为P < 0.05); 收入高、器官捐献协调员工龄长、聘用方式为专职、捐献意愿高、捐献条件认知和捐献程序认知充分均对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效果具有积极影响(均为P < 0.05)。结论  本研究发现器官捐献协调员对器官捐献的法律认知程度越高,器官捐献意愿越强,而增强器官捐献协调员自身捐献意愿对提高器官捐献协调效果有积极影响。因此,应搭建全方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培养体系,以提高器官劝捐成功率,推动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转型需要坚实的人才基础,任何一家器官获取组织都必须从战略高度把握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器官捐献协调员自我发展诉求强,个人绩效考核难,人才投资成本大,专业知识和技能稀缺且不可替代,是器官获取组织最宝贵的人力资源。针对现阶段普遍存在高素质协调员缺乏、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落后、管理体系不健全、激励政策不科学等问题,有必要把器官获取组织的公益性目标和协调员的个人发展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国家层面制订协调员人力资源管理规划,器官获取组织的架构要扁平化,给一线协调员充分授权,加强系统性、专业化的岗位培训,构建宽严相济的管理制度,营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设立柔性、灵活的激励政策,除了物质激励（薪酬和福利待遇等）以外,更应强化精神激励,如情感激励、荣誉激励和事业激励等。     

规范管理,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有序开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同样面临供器官短缺这一严峻的挑战。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捐献逐渐减少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拓展其他来源的器官捐献。为此,卫生部及相关部门在加快脑死亡立法,规范活体器官捐献,以及推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些规范管理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和长远发展。本文主要分析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面临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应的应对措施。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成立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依法推进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卫生计生委）计生委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决定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OTC）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CODC）合并,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     

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探讨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1月至2021年6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182例潜在器官捐献者的基本信息,分析器官捐献转化率、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基本情况及器官捐献失败者捐献失败的原因。分析器官捐献产出情况及器官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结果  182例潜在器官捐献者中,捐献成功46例,捐献转化率为25.3%;失败136例,失败原因包括家属不同意（58.1%）、无充足时间评估（24.3%）和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17.6%）。46例器官捐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212个,包括肾脏88个、肝脏42个、肺脏15个、心脏19个和角膜48个,人均捐献大器官和组织4.6个,人均捐献大器官3.6个。年龄、性别、籍贯、捐献辖区和血型是大器官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捐献辖区是组织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结论  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偏低,家属不同意是最主要的原因。应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提升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     

内蒙古自治区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现状与思考

<正>器官移植手术技术的改良、基础研究的突破以及新型免疫抑制剂的成功研发等医学进步,已使器官移植受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供器官来源问题始终是器官移植领域最大的困扰~([1])。我国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相对较晚,相关法规条例尚不够完善。同时,由于各地人口密度、地域文化、经济发展以及医疗设施和技术的差异,器官捐献工作的发展极不均衡,导致全国移植医疗资源严重失衡和医疗迁徙不断加剧,不仅增加了器官衰竭     

器官捐献家属沟通专员的选择及工作难点应对策略

家属沟通是器官捐献与移植流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该环节的核心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建立信任关系。谈话者的一言一行将直接影响潜在捐献者家属对器官捐献产生的总体印象。无论最终是否同意捐献,家属可能会将其亲身经历和感受与身边的亲友分享,进行二次传播。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器官捐献家属沟通的最佳人选”一直是器官捐献工作者致力探讨的问题。纵观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由于社会体制、文化背景、组织架构、临床实践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就该问题有不同的建议和做法,本文将围绕该议题展开讨论,总结当前家属沟通工作的难点并提出应对策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器官捐献防控管理探索与实践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肆虐, 防控形势非常严峻。我国自开展器官捐献工作以来,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由于潜在捐献者具有来源复杂、发病突然、病情危重等特点, 需要多部门人员在供者评估、家属沟通、供者转运、器官功能维护、器官获取等环节与捐献者和家属接触, 这就对新冠肺炎疫情下潜在捐献者的筛查和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在疫情期间共完成9例器官捐献, 并制定了相关的筛查流程和防控要求, 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效果, 有利于疫情下的器官捐献工作有序、顺利开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经验探讨

目的  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下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疫情期间11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潜在供者案例,总结工作流程和感染防控要点。结果  11例潜在供者中,6例未成功实施器官捐献。成功实施器官捐献的5例供者脑病发作前无呼吸道症状,脑病发作时入院行肺部CT检查提示1例为吸入性肺炎,余4例检查结果为阴性。住院期间5例供者全部出现发热症状,再次行胸部CT检查均提示肺部炎症,经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血液标本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全部为阴性。所有密切接触器官捐献者的工作人员和受者无确诊或疑似病例出现。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下针对性制定工作流程和防控措施,结合感染风险分级选择实施,可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安全有序地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     

护士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相关性研究

目的 了解护士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满意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影响护士工作满意度的工作家庭因素,为进一步研究与制订缓解护士工作家庭冲突、提高工作满意度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应用工作一家庭冲突量表和工作满意度调查表对1273名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工作家庭冲突得分50.71±9.05,工作满意度得分10.28±1.98;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均P<0.01).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工作家庭冲突3个维度对工作满意度方差变异量的解释增加了0.100,工作家庭冲突两个方向对工作满意度方差变异量的解释增加了0.099.结论 工作家庭冲突是工作满意度的预测值;护理管理者应关注护士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可能影响,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其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提高护士的工作满意度.     

护士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相关性研究

目的了解护士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满意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影响护士工作满意度的工作家庭因素，为进一步研究与制订缓解护士工作家庭冲突、提高工作满意度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应用工作一家庭冲突量表和工作满意度调查表对1273名护士进行调查。结果护士工作家庭冲突得分50．71&#177;9．05，工作满意度得分10．28&#177;1．98；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均P〈0．01）。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工作家庭冲突3个维度对工作满意度方差变异量的解释增加了0．1Q0，工作家庭冲突两个方向对工作满意度方差变异量的解释增加了0．099。结论工作家庭冲突是工作满意度的预测值；护理管理者应关注护士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可能影响，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其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提高护士的工作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