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协作，全民参与，全面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逐渐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器官短缺严重阻碍着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要摆脱人体器官移植工作面临的困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需从根本上解决器官来源问题,唯一途径就是建立既符合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伦理学原则,又切合我国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相关工作,并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推动这项工作顺利开展。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初具规模,工作成绩显著。今后,只有多方协作．全民参与,才能全面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开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新局面,使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为世界器官移植事业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我国心死亡器官捐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我国心死亡器官捐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供器官短缺是全球器官移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我国器官捐献率明显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心死亡器官捐献（DCD）是现阶段解决器官短缺的关键性措施。我国DCD工作刚开始,涉及到一系列伦理、法律、人权等社会问题。为避免出现器官买卖现象,保障器官捐献工作的有序开展,必须加强器官捐献工作的规范管理,用法律来规范器官捐献的社会行为,用行政手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协调系统,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制定器官分配的规则和合理的捐献救助标准,以保证DCD工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5年磨一见(剑)——环球性器官短缺与移植危机中的中国新(心)路历程

对器官这一稀缺资源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全球器官买卖相关犯罪率的上升。WHO、国际移植学会、国际器官捐献和获取学会近年来频繁召开各种会议寻求解决途径。2010年新出台的《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及《开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战略计划》提出3个基本原则:(1)死亡后器官捐献优先于活体器官捐献;(2)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优先于心死亡器官捐献(DCD);(3)活体移植有违医学伦理学"无伤害论"原则,应尽量避免。中国器官捐献走过了25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2010年初,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正式启动了由10个省市参与的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拟逐步建立中国器官捐献系统。自我国2003年第1例DBD及2005年第1例DCD以来,已先后积累了100余例器官捐献成功案例。根据以往经验,建议将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四大类:(1)中国一类(C-Ⅰ):国际标准化DBD;(2)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DCD;(3)中国三类(C-Ⅲ):过渡时期脑死亡加心死亡-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4)中国四类(C-Ⅳ):死刑死亡器官捐献。中国器官捐献赢得公众支持的3块基石为死亡标准、财务标准和分流标准。加快中国器官捐献发展的四大要素是方向、战略、政策及人员,而"公平、公开、公正"则是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向公开化、合法化、正规化、国际化方向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2例脑死亡无偿器官捐献供体的维护体会

目的探讨脑死亡器官移植供体的维护要点。方法我院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期间共完成2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体的无偿器官捐献工作。供体确诊为脑死亡,应用机械通气、血管活性药物及其他相关药物维持供体,监测有创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心率、血气交换、尿量、电解质酸碱平衡、体温、血细胞比容、白蛋白水平等,维持供体器官灌注。结果 2例DBD供体维持生命体征平稳,捐献的器官功能稳定正常。其中,供体1在入ICU后6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3 h;供体2在入ICU后8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1 h。捐献的肝脏、肾脏和角膜均成功移植于受体。结论 DBD供体维护是确保潜在供体器官成功捐献和捐献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有效提高捐献器官的利用率及缓解目前器官短缺状况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全球DCD发展趋势及临床实践的要点

器官移植给许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带来了治愈希望。但人体器官来源不足已成为严重制约人体器官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扩充供者来源的一种安全途径,各国在努力提高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数量的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应错失DCD的机会。本文从DCD历史背景和全球发展趋势、可控型DCD实施的基本条件、可控型DCD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以及伦理审查等方面进行探讨。     

加强具有中国特色器官捐献与获取组织建设,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快速发展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经过50余年的奋斗,特别是近十年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和器官移植改革以来,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道路和成就,被称为"中国模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2].但我国器官捐献和器官获取组织(...     

数据之美——聚焦全球器官捐献发展趋势

器官移植术是20世纪出现的针对器官功能衰竭的最有效治疗方法，每年拯救全球超过12万例患者。但供器官短缺的现状，与器官移植技术和辅助药物的发展不匹配，制约了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我国自2015年起已成为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大国之一，2017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量超过5 000例，占全球捐献总量的15%以上。黄洁夫教授总结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中国模式"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移植界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本文通过整理全球及各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数据，剖析全球现状与发展趋势，进一步探索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期实现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自给自足"。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22版)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最有效的手段,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已成为我国移植器官的唯一来源。在临床实践中,移植器官保护技术对提升移植器官质量,改善受者预后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及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科学委员会组织专家,基于国内外移植器官保护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根据牛津循证医学证据分级和GRADE推荐意见系统,针对肝脏、肾脏、胰腺、小肠、心脏、肺脏移植器官编写了《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16版)》。近期,在国家肝脏移植注册中心、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控中心、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及国家肝脏移植质控中心的支持下,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器官移植及器官保护临床实践与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形成《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22版)》。本共识重点更新了相关器官获取、保存、转运、质量评估在临床实践中的技术进展及相应循证医学研究证据。此外,还增加了包括以肢体移植为主的复合组织移植的内容,旨在促进临床器官移植工作科学、规范开展。     

人体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问题

死亡后捐献是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未定义死亡,且回避了“是否承认脑死亡”这一关键性问题,器官捐献工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或损害捐献者权益的情况。死亡是人类生命过程最终无法避免的事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判定死亡。死亡标准的建立基础是人们所持有的死亡观,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因素制约。中西方死亡判定标准的认定上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规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推进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动机纯正原则,以知情同意为前提,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的死亡标准自主选择权,严格遵循死亡判定程序和操作规范,确保死亡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Organ Donation and Ut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6–2005

The success of clinical transplantation as a therapy for end-stage organ failure is limit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suitable organs for transpla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ontinued efforts by the transplant community to collaboratively improve the organ supply. There were 7593 deceased organ donors in 2005. This represents an all-time high and a 6% increase over 2004. Increases were noted in deceased organ donation of all types of organs; notable is the increase in lung donation, which occurred in 17% of all deceased donors. The percentage of deceased donations that occurred following cardiac death has also reached a new high at 7%. The number of living donors decreased by 2%, from 7003 in 2004 to 6895 in 2005.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tinued efforts of the Organ Donation Breakthrough Collaborative and the Organ Transplantation Breakthrough Collaborative to support organ recovery and use and to encourage the expectation that for every deceased donor, all organs will be placed and transplanted.     

心脏死亡供体肝移植12例初步经验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供体（DCD）肝移植的具体流程和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0月至2012年12月中山市人民医院12例DCD临床资料、供体维护、器官获取、受体围手术期及预后等。结果12例供体均为脑、心双死亡供体,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3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5±7．0）min。1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胆道并发症2例,肿瘤复发1例,死亡2例。结论DCD供体肝移植能获得较满意的效果。通过快速获取器官、合理利用ECMO,能提高器官捐献成功率、减少供肝热缺血时间及冷缺血时间。     

体外膜肺氧合在器官移植领域中的应用进展

体外膜肺氧合(ECMO)是一种能代替心肺功能、维持器官持续灌注的体外循环技术。近年来,因其出色的心肺支持功能,ECMO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器官移植领域,从器官捐献供者器官的保护,到器官移植受者移植前的安全过渡、移植中生命支持及移植后呼吸循环系统并发症的处理。ECMO在扩大供者来源、提高移植手术安全性和移植受者存活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就ECMO在器官移植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知识知晓情况及意愿，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 方法选取合肥市4个城区辖区内及2个乡镇的10个社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采取随机便利抽样调查法对居民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以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及捐献意愿。根据居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条目的调查结果(剔除"不能确定"者)将其分为同意捐献组和不同意捐献组。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组居民年龄。采用χ²检验比较两组居民性别、城乡差异、文化程度、是否了解器官捐献程序、国家相关法律是否完善、家属是否同意、对相关机构是否信任、对捐献途径是否了解及是否受传统观念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最终纳入7 520名居民参与问卷调查，平均年龄(35±10)岁(18～84岁)，其中男性3 824名(50.8%)；城镇居民4 150名(55.2%)；职业以退休人员、农民、工人、自由职业和学生为主，分别为1 570(20.9%)、1 177(15.6%)、1 140(15.2%)、1 089(14.5%)和1 088名(14.5%)；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有4 262名(56.7%)。79.6%居民听说过器官捐献(5 982/7 520)，85.7%居民不知晓器官捐献流程(6 444/7 520)，96.9%居民表示身边无人接受过器官捐献(7 287/7 520)。居民获取器官捐献知识以电视和报纸为主，分别占57.3%(4 306/7 520)和23.7%(1 784/7 520)。86.9%居民愿意主动向身边人宣传器官捐献相关知识，愿意签署器官捐献意向书以及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的居民分别占36.8%(2 766/7 520)和30.7%(2 308/7 520)。年龄、城乡差异、文化程度、器官捐献程序不了解、家属不同意、对相关机构不信任、对捐献途径不了解及传统观念影响等均是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t＝6.63, χ²＝7.13、6.87、4.61、14.88、4.24、11.81和10.53，P均<0.05)。 结论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众多，多途径增加器官捐献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认识至关重要。     

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对比分析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与传统司法途径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受体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探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研究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本中心实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受体（研究组）和司法途径来源器官捐献的肝移植受体病例（对照组）,比较两组受体术后细菌、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和预后,分析术后受体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果共纳入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体43例;研究组受体72例,对照组受体80例。研究组受体的细菌、真菌感染总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47.2% vs 31.2%）（χ²=4.071,P=0.044）。研究组受体术后1周内的细菌感染率高于对照组（64.5% vs 38.2%）（χ²=6.133,P=0.018）。供体捐献前感染和开放性创伤史是术后受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25、0.031）。4例疑似供体来源性受体感染,占研究组总感染例数的11.8%（4/34）。 结论使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来源器官的肝移植术后受体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传统司法途径来源,发生细菌感染的时间更早。供体器官捐献前存在感染和有开放性创伤是肝移植术后受体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获取流程探讨

目的总结并进一步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获取流程的初步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7月至2012年1月期间广州军区总医院28例DCD者的临床资料、供体入选标准及器官获取流程。结果 28例DCD供体均成功实施了器官捐献,其中MaastrichtⅢ类3例(10.7%),MaastrichtⅣ类1例(3.6%),脑-心双死亡捐献(DBCD)供体24例(85.7%)。3例MaastrichtⅢ类供体实施了标准DCD器官获取流程(简称DCD流程),1例MaastrichtⅣ类供体采用DBCD器官获取流程(简称DBCD流程)非体外膜肺氧合(ECMO)模式,24例DBCD采用了DBCD流程ECMO模式。供体器官热缺血时间:DBCD为0 min,MaastrichtⅣ类为18 min,MaastrichtⅢ类平均25 min(22～28 min)。本组共获取了28个肝脏、40个肾脏、2个心脏,分别成功用于肝移植、肾移植和心脏移植。结论我国DCD器官获取可分为DCD流程和DBCD流程,后者又分为ECMO模式和非ECMO模式。ECMO模式可避免器官热缺血损伤且没有伦理学争议,对我国公民DCD器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