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与中医理论之共性初探

自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提出:"用药如用兵"、"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的理念,历代医家视其为治病用药的原则.本文受其启发,力求从中国文化的源流上寻找中国军事思想和中医理论之根,寻找他们共同的思想理念.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中医理论同根同源,是一对孪生的兄弟,但研究方向不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这个母亲就是中华文明,这也是他们的"根".     

中医学与古代兵法

中医理论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中医"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切合兵法"不治已乱治未乱";《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因敌变化"、"全国为上"思想与中医治病的灵活性、中病即止的中医治疗学思想吻合;从合理组方与部署军队,集中优势兵力与用药"效宏力专","非危不战"与慎重用药,可以看出"用药"如"用兵"的思想。     

中医学与古代兵法

中医理论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中医“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切合兵法“不治已乱治未乱”；《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因敌变化”、“全国为上”思想与中医治病的灵活性、中病即止的中医治疗学思想吻合；从合理组方与部署军队，集中优势兵力与用药“效宏力专”，“非危不战”与慎重用药，可以看出“用药”如“用兵”的思想。     

辨证施治噎膈4则

从临床大量事实来看,就噎膈症的病因与病机是相当复杂的。治疗＂噎膈＂病,必须将病人的主诉与色、脉、舌象、二便合参,从宏观到微观,丝丝入扣,这是中医理论辨证论治的灵魂。治病原则＂调整阴阳、治病缓急,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判断好的病情,灵活机械,活理用药,＂师其法而不泥其方＂,遗药组方,病药合拍,方能取效。     

周德安“治病先治神”学术思想在针灸临床中的应用

中医学认为心藏神,即心有主司人的精神、意识、思维及心理活动的功能。＂治病先治神＂是周德安教授的学术思想精华,这一思想源于《黄帝内经》中＂用针之要,勿忘其神＂。周德安教授在针灸临症中始终遵循着治病必先调治心神之思想,并制定出调治心神的著名针灸组方＂四神方＂和＂五脏俞加膈俞＂等。＂治病先治神＂道出了针灸乃至中医治病之至高境界,理应成为我们针灸工作者临症时的指导思想。     

谈徐灵胎“用药如用兵论”兵法思想特色

《医学源流论》是清代医家徐灵胎的主要医学论文集,充分反映了灵胎先生的医学理论建树和学术思想,集中了毕生治医的心得体会,为灵胎之力作,深为后世称道。"用药如用兵论"出自此书,对其学术思想进行探析,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论述:①良医良将,用药用兵;②知己知彼,治病如神;③出奇制胜,综合治疗。通过论述使后人更加了解灵胎的临床用药思想及启发后世医者的用药思路。     

从妇科医案看孟河丁氏流派的临床特色

本文通过对孟河医派中的丁氏家族相关妇科调经、崩漏、带下、胎前、产后的医案进行分析,反映了孟河丁氏流派的临证特色。丁派学术的要点是以传统的中医理论为根本,熟谙经典,广阅群书,有扎实的中医基础知识,又多方面地从师学习,总体而言,辨证论治不脱四诊、八纲,其治病用药特色和准则可以用＂轻、清、效、廉＂四字概括。     

温病学治法中的策略与三十六计联系举隅

正《三十六计》是充分吸收《易经》中的辩证思想,根据阴阳变化推演出的兵法策略,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总结。战争是敌我双方的较量,疾病则是人体正邪抗争的过程,清代名医徐大椿著有《用药如用兵论》,用兵拨乱与中医治病有异曲同工之处。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提出"治外感如将"[1],可见在外感病的治疗中,更多体现出兵法策略与中医辨证施治理念相一致。更为巧合的是温病学和《三十六计》均大成于明清,二者     

从药物对病、证的作用差异进行辨证辨病论治结合意义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药物发现途径差异的论述,指出药物存在治证和治病的作用差异,认为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不仅能够细化证的定位准确性,而且从治证和治病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选用中药,能够提高用药的准确性。同时,从药物的治证和治病之作用差异入手研究,也能够发现中药的更多功能,对于全面认识中药作用和完善中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象”的哲学内涵及其对中医学的影响

通过梳理中国＂象＂的哲学渊源和理论内涵,考察其在中医理论体系构建、理论创新和中医诊疗实践的指导性作用。如何正确认识中医思维模式形成的源流,把握中医＂象＂本质,深刻理解中医独特的＂司外揣内＂、＂取象比类＂、＂以象测藏＂等方法的内涵,以此理解领悟中医阴阳、五行、脏腑、气血、经络等经典基础理论的哲学本原,中医治法治则、中药功效特征、方剂配伍法则的科学蕴义,以及在现代生物科技背景下运用中医＂象＂思维方法对中医理论的创新,尤其在微观领域的理论构建,从而对于保持并发扬中医诊疗优势,纠正当今中医药研究方法学的某些误区,都将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治病求本之我见

治病求本是中医治则理论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治疗原则,指导临床处方用药。其中＂本＂的含义众说纷纭,主要有指阴阳、病因、体质、证等。通过对众多学者思想的学习,笔者认为治病求本应该是辨病与辨证的有机结合,主要方面在于辨证。     

华夏历史文明对中医理论框架形成的作用

华夏历史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中医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哲学基础、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及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休戚相关。本研究主要探讨华夏历史文明中河图洛书、《周易》、道家"无为"思想和探究其甲骨文对中医理论框架形成的作用,从根本上追溯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为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对于更好地挖掘华夏历史文明的学术内涵和探究其文化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治未病”在颈腰椎疾病防治中的应用

＂治未病＂是中医理论中的精髓,它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方面,其＂防治并重＂的理念在颈腰椎疾病防治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值得推广应用。     

新理念：“质疑、检验、公认”，凸显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系列研究（中篇I）

为阐明现代中医基础理论新理念的内涵及其作用意义,本文从最基本概念理念入手,厘清其起源及源流演变,揭示理念、科学理念、中医学理念、现代中医基础新理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并尝试给出应有的定义;概括出科学理念的三大作用。以此为据,阐明新理念是科学理念的核心精神贯穿“理性质疑,科学检验,研究与结论取得公认”的三点一线环环相扣的科学理念;具有“改变中医理论,引导中医创新研究,提升中医学人思想”的三大作用。以本研究所提出的阴阳指代机体生理与病理及防治效应假说,实证分析“医哲分开”阴阳转向到医学的可行途径;展示新理念引导,方显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及其科学价值。     

中医药是个奇葩

早在公元前两世纪，《素问》就有如此记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不但表明我们的老祖宗对中药毒性及其用药原则早就有清醒认识，也反映了中医中庸和谐的思想。饭菜吃多都伤人，何况是药！     

先秦兵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兵家思想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黄帝内经》在“用药、用针治病如用兵”的理念引领下,化用兵家“令行禁止”理念建构了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相关原理和禁戒之法;化用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构建了“治未病”理论;以“战势不过奇正”和“五行无常胜”理念,建构了五行多向的生克乘侮理论指导下的脏腑关系、脏腑发病理论、脏腑病证临床调养理论;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思想的影响,指导中医临床辨证施治,从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医贯》喘论解析

赵献可,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是明代研究＂命门＂学说卓有成就的医家。赵氏学说立意于先天水火而尤重于命门之火,在治疗上反对滥用苦寒克伐。他认为先天水火乃人生立命之本,养生、治病莫不以此理＂一以贯之＂,因撰书名曰《医贯》[1]。《医贯》是赵氏仅存于世的两部医著之一,较全面地阐述了作者的医学理论、治病原则及遣方用药．是一部集中反映其学术思想的最具价值之作[2]。     

营气、卫气、经络的物理学基础

中医理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数千年来凭借其祛病健身之功能 ,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 ,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东方文明。近几十年为了弘扬祖国医药文化 ,期望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但由于在研究方法上还常常沿用西方思想文化的逻辑寻找出路 ,总难免会使中华传统医学的本来面目失真 ,其中以经络研究最为明显。愚以为要解开中医理论之谜 ,必须以中华古典哲学为前提。西医病因病理学以分析实证哲学为基础 ,认为凡有疾病器官或组织必然有病变 ,治病先要找到人体上的病灶 ,即从有形部位查找病因。华夏先哲立足于有形和无形、有象和无象 ,从整体综合…     

高脂血症-多“虚”多“淤”

作者从中医的角度,对高脂血症患者进行了分析,紧紧抓住＂虚＂与＂淤＂的病因病机,正确辨证治疗用药,体会＂肥人多痰＂＂胖人多湿＂＂痰瘀相关＂的治疗理念,应证了＂治病求本＂＂若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及＂治痰莫忘行气＂＂瘀化则痰化＂等金贵名言.     

整体观在类风湿关节炎诊治中的应用

1中医理论中的整体观 中医学整体观是构建中医理论的重要内容,贯穿在中医理论的各个方面,是中医理论的本体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中医学整体观是以中国古代哲学的三大学说体系——气一元论思想、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其主要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唯物论和辨证思想在中医学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