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袁班《证治心传》温病学术思想

明末袁班《证治心传》中“治病必审四时用药说”和“温热瘟疫辨”篇蕴含丰富的温病学术思想。袁氏认为温病病因为人体感受天地戾气,温病异于瘟疫;感邪途径为目（口）鼻吸入,首先侵犯上焦肺卫;传变有逆传、顺传之候,久延失治则转入营分;宜大剂使用攻下方法治疗,并应时时注意舌脉变化。这种关于四时温病病因特点以及治法和用药的学术思想,是四时温病学派的先声。     

反治反佐辨

反治,是中医治疗原则之一。反治法是顺从疾病证候的假象进行治疗的方法。《内经》提出:“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所以,反治法也叫从治法。它虽是与正治法相对而言,然本质仍属正治,严格地说,只不过是正治的一个变法。常用的反治法有“寒因寒用”“热因热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如热深厥深之用白虎,下利谵语之用承气等。反佐,与反治截然有别。反治在辨证基础上,确定了对疾病的治疗原则;而反佐,则是在治疗原则的指导下,所遣药组方,煎用服用的方法。运用反佐,主要是使方药或产生新的作用,或监制主药的偏性,或降低药物的毒性,或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其目的是充分利用药物配伍、煎服方法上的     

《内经》独特病的训识与证治

探讨《内经》中“解Ｙｉ”、“Ｄｕｏ”、“肉苛”、“肉烁”等独特病的病证与治法，既阐发《内经》理论，又列举临证实例。对研究《内经》？病证学说并以之动用于临证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内经》反佐疗法在内科疑难杂病中的应用探讨

总结了邹氏肾科医术三代专家对《内经》“反佐疗法”的认识,认为反治法、寒热反佐、配伍反佐、服药反佐、外治反佐、炮制反佐皆属于反佐疗法。并结合验案介绍了在实际临证过程中反佐疗法的应用原则和体会。      

《内经》“阴阳之要”、“阴阳反作”的理论与临证

阐析《内经》“阴阳之要,阳密乃固”,提示阴阳平调的关键是以阳气为主导。阐析《内经》“阴阳反作,病之逆从”,说明脾胃升降失常是阴阳反作的病理变化。文章联系临床实际,例举了阳不能密而致阴不能固;清气在下,则生飧泄的临证验案各一例,进一步体现了《内经》理论研究与临证应用的价值。     

刘举俊老师学术思想探讨

对刘举俊老师的学术思想进行整理总结.其认为:伤寒、温病不可分;关于温病“顺传阳明,逆传心包”的理解,当宗《内经》之说;整体观念是六经辨证的理论基础;阴阳学说是六经辨证的立论依据.并对阴阳辨证与六经辨证、八纲辨证的联系及关于“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的理解进行探讨.     

对反治法的认识与讨论

一、反治法的一般认识 反治法,又称从治法,首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一般认为,当人身阴阳、寒热、虚实失去平衡,致寒盛患者见“热盛”证侯,热盛患者见“盛寒”证候,虚寒患者见“实热”证候,用反治法旨在调整人身阴阳的偏差。从《素向·至真要大论》“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     

温病郁热证治理论浅探

本文对温病过程中由于“阳气怫郁”所致的郁热证进行探讨。认为郁热之证存在于卫气营血各个阶段。《内经》、《伤寒论》热病辨治尤重郁热,金元·刘河间氏集其大成,叶天士确立温病宣清透散治法乃是重视郁热证治的具体体现。作者提示:当今温病临床在重视苦寒清热,攻下祛邪的同时再着力于郁热证治的深入研究,乃是中医温病治法首重综合调理特色的发扬光大。     

谈《伤寒杂病论》中的反治法

“正治与反治法”是祖国医学常用的两种治疗方法。关于“正治与反治”的理论最早见于《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帝曰:何谓逆从:歧伯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帝曰:反治何谓?歧伯曰: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医圣仲景对《内经》理论有所继承和发展,《伤寒杂病论》中对正、反治法运用颇为纯熟,对后世临床实践很有指导意义,本文就个人学习《伤寒杂病论》的     

谈《内经》对“反者道之动”的运用

“反者道之动”是老子从对自然的观察中概括出的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之一，《内经》在对这一规律加以运用时，除了通常我们所理解的疾病存在寒极生热、热极生寒规律，要防止疾病向对立面转化以外，还试着从“反用其理”的角度对该命题进行了运用，即利用事物由极转化的规律，顺从疾病发展趋势而用药，促使疾病状态由“极”而回复到初始的健康状态，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反治之法的提出。本文大胆地对反治之法从反常规治法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论述了其理论基础、临床运用以及西方的顺势疗法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试图说明《内经》在“反者道之动”思路下顺病而治的反常治法与在“同者盛之，异者衰之”思路下的正常治法共同组成相对完善的法则治法体系，“反治”对并非完美无缺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对《内经》这一宝贵遗产不应废弃。     

《黄帝内经》毫针刺法基本体系探讨

《黄帝内经》记载了多种治病方法,其中对毫针刺法阐述颇为详细,概括了毫针刺法的先决条件,归纳了毫针刺法的基本术式,总结了毫针刺法的终极目标,论述了毫针刺法的补泻机制,提出了毫针刺法的禁忌事宜,还涵盖了其他有关毫针刺法的内容。《黄帝内经》关于毫针刺法的论述形成了针灸学科毫针刺法的基本体系,成为后世论述针刺操作之圭臬,在中国古代针灸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津”字含义考释

文章从《内经》出发,参考小学著作,结合《内经》同时期文献,对"津"字的含义进行了考释,通过重文概念的引入,解释了"津"字两种含义差别很大的原因,并以此为据,对"津"字在《内经》中的含义进行了论述,从而与"液"的概念深一步区别。     

论《黄帝内经》对《说文解字》的影响

从《说文解字》与《黄帝内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考察,前者具有接受后者影响的可能性.通过比较、分析二者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可知：《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地-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地-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是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探索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     

《黄帝内经》“两感于寒”与《伤寒论》“两感”辨析

梳理《黄帝内经》“两感于寒”内涵的历史演变,提出《黄帝内经》“两感于寒”证实为少阴虚衰情况下太阳、少阴两经同时感受寒邪,属于一种危重证候,与《伤寒论》太阳、少阴两感证有明显的区别。《伤寒论》“两感”证有“狭义两感”与“广义两感”之分。“狭义两感”即特指表里两经之感邪;而“广义两感”则认为,只要是两经感邪,不管疾病是如何发病及传变,皆为“两感”之范畴,不仅涉及互为表里两经的合病,而且亦包括其他两经合病及并病的相关内容,甚至同一经的经腑同病亦可被纳入“两感”。参照《伤寒论》对“两感”的治法,提出《黄帝内经》“两感于寒”可先用四逆汤或通脉四逆汤救里,根据病情决定是否再用桂枝汤等解表。     

从“厥阴病欲解时”探讨乌梅丸证治特点

从《黄帝内经》三阴三阳开阖枢理论的角度对《伤寒论》中“厥阴之为病”进行阐释,根据《伤寒论》“厥阴病欲解时”探讨乌梅丸的使用特点。认为厥阴乃阴尽阳生之时,如果阴尽或阳生不能正常转化,则会产生阴阳之气不相顺接的问题,进而导致“厥阴之为病”。如果病证的发作时间符合“厥阴病欲解时”,可选用乌梅丸进行治疗。      

《内经》所蕴含的中医肾病证治思路探讨

邹氏肾科医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团队根据《内经》相关理论结合团队临床实践对常见肾病的中医证治思路进行探讨,认为肾气不足为肾病发病之因,肾元衰竭是发病之本。临床中需注意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强调治病必求于本。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从脾肾、从肝肾、从肺论治肾病,常用治法有健脾温肾、扶正渗利、清肝解毒、养肝滋阴、平肝潜阳、疏肝活络、疏风宣肺、清热宣肺、清热利咽、和法缓治、活血化瘀、疏滞泄浊等法。      

《黄帝内经》形体学说刍议

<黄帝内经>中关于形体的论述较多,既有对形体差异及其产生原因的描述,也有对不同形体特征的生理、病理特点的论述.生理、病理特点不一,其所适用的治疗方法也不相同,因此<黄帝内经>还论述了不同形体特征所适用的治疗方法,尤其是详细论述了形体特征不同,其所适用的针刺手法的异同.正是这些内容构建了中医形体学说的雏形.     

《黄帝内经》形体学说刍议

<黄帝内经>中关于形体的论述较多,既有对形体差异及其产生原因的描述,也有对不同形体特征的生理、病理特点的论述.生理、病理特点不一,其所适用的治疗方法也不相同,因此<黄帝内经>还论述了不同形体特征所适用的治疗方法,尤其是详细论述了形体特征不同,其所适用的针刺手法的异同.正是这些内容构建了中医形体学说的雏形.     

《黄帝内经》形体学说刍议

<黄帝内经>中关于形体的论述较多,既有对形体差异及其产生原因的描述,也有对不同形体特征的生理、病理特点的论述.生理、病理特点不一,其所适用的治疗方法也不相同,因此<黄帝内经>还论述了不同形体特征所适用的治疗方法,尤其是详细论述了形体特征不同,其所适用的针刺手法的异同.正是这些内容构建了中医形体学说的雏形.     

《黄帝内经》形体学说刍议

《黄帝内经》中关于形体的论述较多,既有对形体差异及其产生原因的描述,也有对不同形体特征的生理、病理特点的论述。生理、病理特点不一,其所适用的治疗方法也不相同,因此《黄帝内经》还论述了不同形体特征所适用的治疗方法,尤其是详细论述了形体特征不同,其所适用的针刺手法的异同。正是这些内容构建了中医形体学说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