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时代的器官移植

器官捐献是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方向。根据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hina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CLTR)数据显示,从1993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18日,我国大陆累计实施肝移植手术26 941例次,肝移植总数已位居世界第2位[1],受者的生存率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我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数量还以每年超过     

全球DCD发展趋势及临床实践的要点

器官移植给许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带来了治愈希望。但人体器官来源不足已成为严重制约人体器官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扩充供者来源的一种安全途径,各国在努力提高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数量的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应错失DCD的机会。本文从DCD历史背景和全球发展趋势、可控型DCD实施的基本条件、可控型DCD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以及伦理审查等方面进行探讨。     

25年磨一见(剑)——环球性器官短缺与移植危机中的中国新(心)路历程

对器官这一稀缺资源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全球器官买卖相关犯罪率的上升。WHO、国际移植学会、国际器官捐献和获取学会近年来频繁召开各种会议寻求解决途径。2010年新出台的《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及《开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战略计划》提出3个基本原则:(1)死亡后器官捐献优先于活体器官捐献;(2)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优先于心死亡器官捐献(DCD);(3)活体移植有违医学伦理学"无伤害论"原则,应尽量避免。中国器官捐献走过了25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2010年初,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正式启动了由10个省市参与的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拟逐步建立中国器官捐献系统。自我国2003年第1例DBD及2005年第1例DCD以来,已先后积累了100余例器官捐献成功案例。根据以往经验,建议将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四大类:(1)中国一类(C-Ⅰ):国际标准化DBD;(2)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DCD;(3)中国三类(C-Ⅲ):过渡时期脑死亡加心死亡-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4)中国四类(C-Ⅳ):死刑死亡器官捐献。中国器官捐献赢得公众支持的3块基石为死亡标准、财务标准和分流标准。加快中国器官捐献发展的四大要素是方向、战略、政策及人员,而"公平、公开、公正"则是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向公开化、合法化、正规化、国际化方向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规范管理,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有序开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同样面临供器官短缺这一严峻的挑战。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捐献逐渐减少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拓展其他来源的器官捐献。为此,卫生部及相关部门在加快脑死亡立法,规范活体器官捐献,以及推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些规范管理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和长远发展。本文主要分析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面临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应的应对措施。     

2020年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概况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各地形势不一,疫情防控仍然不能松懈.在面对各自的社会环境和医疗资源配置的考验下,以及在行业赖以生存的体系运作惯性及固有生产力的支撑下,各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仍在努力前行.山西省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服务中心是在国家专家委员指导下,由原山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8年8月28日...     

体外膜肺氧合在器官移植领域中的应用进展

体外膜肺氧合(ECMO)是一种能代替心肺功能、维持器官持续灌注的体外循环技术。近年来,因其出色的心肺支持功能,ECMO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器官移植领域,从器官捐献供者器官的保护,到器官移植受者移植前的安全过渡、移植中生命支持及移植后呼吸循环系统并发症的处理。ECMO在扩大供者来源、提高移植手术安全性和移植受者存活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就ECMO在器官移植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

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公安厅(局)、交通运输厅(委)、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运输航空公司、各机场公司,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监控中心,铁路总公司所属各单位、红十字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公安局、红十字会:为提高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效率,规范人体捐献器官转运工作,畅通人体捐献器官转运流程,减     

我国死亡器官捐献与分配工作建设的现状

2015年以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蓬勃发展,死亡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均居世界前列。器官分配基本原则与核心政策、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范等相继出台。我国在积极推动人体器官捐献的同时,加强器官获取和分配的质控和管理力度,以促进我国器官分配的同质化、规范化发展。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人体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问题

死亡后捐献是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未定义死亡,且回避了“是否承认脑死亡”这一关键性问题,器官捐献工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或损害捐献者权益的情况。死亡是人类生命过程最终无法避免的事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判定死亡。死亡标准的建立基础是人们所持有的死亡观,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因素制约。中西方死亡判定标准的认定上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规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推进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动机纯正原则,以知情同意为前提,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的死亡标准自主选择权,严格遵循死亡判定程序和操作规范,确保死亡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2例脑死亡无偿器官捐献供体的维护体会

目的探讨脑死亡器官移植供体的维护要点。方法我院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期间共完成2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体的无偿器官捐献工作。供体确诊为脑死亡,应用机械通气、血管活性药物及其他相关药物维持供体,监测有创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心率、血气交换、尿量、电解质酸碱平衡、体温、血细胞比容、白蛋白水平等,维持供体器官灌注。结果 2例DBD供体维持生命体征平稳,捐献的器官功能稳定正常。其中,供体1在入ICU后6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3 h;供体2在入ICU后8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1 h。捐献的肝脏、肾脏和角膜均成功移植于受体。结论 DBD供体维护是确保潜在供体器官成功捐献和捐献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有效提高捐献器官的利用率及缓解目前器官短缺状况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开启我国器官移植新时代

2013年2月25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红十字总会联合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视频工作会议,宣布在全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我国器官移植的又一个里程碑,开启了我国器官移植新时代,也开启了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的中国梦。     

美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体系简介

美国是世界上器官移植开展最早和数量最多的国家,1968年就出台了《联邦遗体捐献法》,1984年又出台了《国家器官移植法》,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成立了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移植协调管理机构和分布在各州和地区的58个器官获取组织,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网络,形成了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能有效地开展工作,较好地解决了移植器官短缺的问题。这些实践对中国目前开展的器官捐献工作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加强中国器官获取组织的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是器官获取组织(OPO)运行管理中的核心和难点,尚无经验可循。鉴于器官捐献业务内容和资金收支的复杂性,现阶段OPO财务管理存在体制不合理、财务风险意识淡薄、财务管理目标取向模糊、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以及缺乏系统的评价指标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等问题。为准确反映OPO的财务状况和器官捐献工作推进情况,必须借助科学的手段、准确的数据,对筹资、投资、耗费、收入和分配等各个环节以及各种资产形态进行有效管理,建立切实可行的会计制度、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规范与标准,设立专职财务人员,构建器官捐献经费信息化管理平台,实行财务专项管理、严格的成本核算和内部控制管理,确保财务信息的正确性和一致性,促进器官捐献经费管理的科学化、透明化、精细化,最大程度地体现器官捐献事业的公益性。     

浅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建设

<正>启动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移植试点工作是2010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原国家卫生部)推行的缓解器官供需矛盾、促进移植医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1]。试点工作内容要求各试点省、市红十字会和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试点方案所明确的相关职责,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招募并组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逐步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员)队伍。协调员的工作贯穿器官捐献的每一个环节,尤其在与潜在     

中国器官捐献与分配相关问题初步探讨（2）：弹性假定同意器官捐献登记系统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医疗卫生投资较低,预示了在中国建立器官捐献系统较发达国家将会更加困难。＂弹性假定同意＂是经过多年多国实践检验的、能快速增加器官捐献率的知情同意法则,它既符合WHO器官捐献原则,在尊重供体捐献意愿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家属的知情同意权,同时也尊重不愿或不能捐献器官人群的人权,其经济易行的优点更加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心死亡器官捐献、高效率的器官捐献登记系统、帮扶政策三者的有机结合,似乎更加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是中国器官捐献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心脏死亡供体经典原位肝移植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供肝获取及应用于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和可行性。方法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Maastricht标准或中国标准,共获取18例DCD供肝,于该院完成经典原位肝移植14例,送往其他移植中心3例,放弃1例。对18例供体与在该院完成肝移植的14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了解供肝情况、受体围手术期及随访结果。结果18例供体中符合Maastricht标准Ⅲ类5例、V类2例,符合中国标准Ⅲ类（即脑一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plus cardiac death, DBCD）11例。按规范器官获取流程取得供肝。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11～18min,平均为14．5min;冷缺血时间为90—600min,平均为350min。14例受体均顺利完成移植手术。其中12例受体预后良好,肝功能逐渐恢复,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血栓形成、排斥反应,但2例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人术后引流通畅;重症监护室（ICU）治疗时间平均7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23d,病情稳定后出院。1例受体术后2d死于肝衰竭,其供体原发病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需给予大量多巴胺维持其血压;另1例于术后当日死于腹腔内大出血,其供体为重症哮喘、心肺复苏后死亡。12例受体者平均随访时间为6个月,总体存活率为85％,肿瘤患者尚未发现复发转移。结论DCD可以扩大供肝来源且近期效果良好,具有可行性。实施可控型DCD捐献,严格掌握供者适应证、加强器官评估、缩短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是保障供肝质量的重要因素。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已取得突破,但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不畅、监管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拟就改进和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作一探讨,目标是建立红十字会主导下的器官捐献行政管理与监督机构,建立全面覆盖、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信息网络,建立依附于区域移植中心的器官获取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