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的单中心数据分析

目的  了解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现状,为促进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思路和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151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潜在捐献者114例。分析潜在捐献者捐献失败的原因;收集器官捐献成功者的一般资料;分析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器官捐献情况和器官利用情况。结果  151例器官捐献者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捐献转化率为24.5%。器官捐献失败者114例,捐献失败的原因分别为家属不同意、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无充足时间评估和工伤纠纷未解决。器官捐献类别包括34例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3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捐献者死亡原因包括19例颅脑外伤、14例脑卒中和4例其他。37例器官捐献成功者中,以流动人口为主。捐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154个,其中大器官124个。人均大器官和组织捐献个数（4.2± 1.6）个,人均大器官捐献个数（3.4± 1.1）个。154个捐献器官中,利用率为96.7%（149/154）,器官分配前4位城市为南京、无锡、苏州、常州。结论  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功率及捐献转化率偏低,应建立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网络、加大器官捐献宣传力度以及开展协调员技能培训。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方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73例,供者43例,其中本院器官获取组织42例,外院器官获取组织分享1例。分析肾移植术后人/肾存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73例受者随访9~38个月,术后6个月、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7.3%/94.5%、94.5%/91.8%。10例(13.7%)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15例(20.5%)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1例(28.8%)受者发生肺部感染。2例受者移植肾丢失,4例受者移植肾带功死亡。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近期疗效较好,是解决供肾来源的有效途径。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器官捐献)供肝在临床肝移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75例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供、受者临床资料,对供者情况进行严格评估。总结肝移植受者的预后情况和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75例肝移植受者1年累积存活率为88%,3年累积存活率为78%。9例受者死亡原因分别为移植术后肝癌复发转移4例、移植物抗宿主病1例、重症肺部感染1例、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复发肝衰竭1例、术后多器官功能衰竭1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13例肝移植受体发生胆道狭窄,其中1例自行缓解,1例行经皮经肝胆管引流术(PTBD)治愈,11例行内镜下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胆道内支架置入治疗,5例治愈,2例转行胆肠吻合术治疗治愈,4例仍在临床观察中。结论器官捐献供肝应用在临床肝移植中可取得良好的效果。对供体进行严格评估、受者围手术期规范管理、使用无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抑制维持方案、及时有效地处理并发症、术后定期随访是保证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成功和受者长期生存的重要措施。     

扩大标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一年内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观察并比较扩大标准供者(ECD)和标准供者(SCD)供肾移植受者术后1年内临床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3月至2017年3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90例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按供肾来源分为ECD组(31例)和SCD组(59例)。所有受者均应用免疫诱导及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治疗(吗替麦考酚酯或麦考酚钠肠溶片＋他克莫司或环孢素＋甲泼尼龙)。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受者肾移植术后1年内血清肌酐(Scr)水平,采用χ²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受者性别比例、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及急性排斥反应(AR)、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肺部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ECD组和SCD组肾移植受者术后Scr水平逐步下降。术后1个月内(术后1、3、7、14和21 d)两组受者Scr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076、0.905、0.670、0.893和0.048,P均>0.05);术后1～12个月,除术后9个月两组受者Scr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27,P>0.05),其余各时间点ECD组受者Scr水平均高于SC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受者术后1年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分别为93.1%/80.6%和91.5/84.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734; χ²＝0.246,P>0.05)。ECD组和SCD组AR发生率分别为12.9%(4/31)和18.6%(11/59),DGF发生率分别为22.6%(7/31)和22.0%(13/59),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25.8%(8/31)和11.9%(7/59),其他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41.9%(13/31)和28.8%(17/5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与SCD相比,ECD供肾移植仍可获得相当的临床效果。在目前供器官来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ECD的合理选择可以扩大供肾来源。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评估标准的研究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后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危险因素,建立供者评估标准及评分系统。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11年12月至2015年7月间367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脏移植的临床资料。通过捐献者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过程等与肾移植后DGF及肾功能恢复时间关系的单因素、多因素相关性分析及Cox回归分析,建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的评估标准及评分系统。结果根据供者的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程度等与肾移植后DGF相关的单因素及Cox回归分析结果,建立了供体评分系统,对367例肾移植受者的捐献者进行评分,供者评分5分的肾移植82例,DGF发生率5.4%,肾功能恢复时间4.2d;5~15分190例,DGF发生率6.7%,肾功能恢复时间5.1d;15~30分81例,DGF发生率33.9%,肾功能恢复时间8.2d;30分14例,DGF发生率50%,肾功能恢复时间27.3d。供者评分15分的供肾,DGF发生率显著高于评分低于15分的供肾(P0.05),肾功能恢复时间延长;评分大于30分的供肾,肾功能恢复时间显著延长(P0.05)。结论供者的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过程等与肾移植后DGF密切相关。根据DGF高危因素分析建立的供体评分系统及分级标准简单、实用、易行,对捐献者供肾质量可以做到客观的评估。适合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供肾质量的评估。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劈离式肝移植单中心经验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劈离式肝移植(ISSLT)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5年5月至2017年2月实施的10例ISSLT供、受者临床资料。10例供者均为中国Ⅰ类器官捐献,中位年龄33岁,脑死亡原因分别为脑外伤6例,脑出血4例;中位体质量指数22.8 kg/m2,ICU住院时间(3.8±2.1)d。经评估后按3种方式完成在体供肝劈离,产生20例具有独立解剖功能的供肝。10例ISSLT中,6对成人-儿童,4对成人-成人,移植物重量与受者体质量比为1.5%~2.7%。6对成人-儿童中,5对分别使用扩大右半肝和左外侧叶,1对分别使用左、右半肝;4对成人-成人分别使用左、右半肝。接受右侧肝叶的受者行经典原位肝移植,接受左侧肝叶的受者行背驮式肝移植。结果供肝劈离手术时间(226±58)min,出血量(138±51)m L;供肝离体修整时间为(84±25)min。20例受者中,8例在外院手术,12例在我院手术。截至2017年9月,在本院手术的12例受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13.5个月,10例未发生出血、血管及胆道并发症,肝功能恢复顺利。2例出现胆道并发症,1例胆管吻合口轻度狭窄,经皮胆道支架植入好转;1例接受右三叶供肝的受者术后2周夹闭T管后出现少量胆漏,经引流后好转。5例接受右三叶供肝的受者中,1例术后移植肝Ⅳ段坏死,受者ALT升高,肝叶萎缩,2周后肝功能恢复正常;其余4例Ⅳ段门静脉重建的受者,术后肝功能均恢复较快。结论 ISSLT可以在循环状态稳定的脑死亡供者中顺利开展,在保证供肝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了供肝使用率。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70例:单中心临床分析

目的单中心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5年2月至2020年1月完成的70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资料及预后。结果 70例供体中符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分类标准中国一类(C-Ⅰ)7例、中国二类(C-Ⅱ)3例、中国三类(C-Ⅲ)60例;70例肝移植均为同一手术组完成,供肝热缺血时间(21.4±4.4)min,冷缺血时间(365.6±121.9) min,手术时间(474.3±116.6) min,无肝期(61±12.5) min,术中出血量(1124±606.1) ml,术中输红细胞(7.33±5.67) Unit,术后ClavienⅢ级及以上并发症发生率38.6%(27/70),随访期间死亡12例,术后早期(3月)死亡7例: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6例、移植肝原发性无功能1例;术后晚期(≥3月)死亡5例:消化道大出血1例、移植肝新发肿瘤1例、格林巴利综合征导致心肺衰竭1例、胆道并发症2例。受体术后1、3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2.5%、78.4%。结论术后严重并发症是肝移植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受体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是术后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受体胆道并发症和合并症恶化是术后晚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术后脓毒症可能与边缘供体,供受体源性感染,术前受体MELD评分≥25分,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具有相关性。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肺部感染诊治研究

目的分析DCD供肾移植肺部感染的特点及诊治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6月至2014年12月施行的DCD供肾移植69例,以同期的尸体供肾移植129例作为对照组。所有受者均采用抗体诱导+他克莫司(TAC)+麦考酚酯(MMF)+泼尼松(Pred)四联免疫抑制方案。分析总结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特征,治疗效果。结果随访6~24个月,DCD组和SCD组受者肺部感染总体发生率分别为17.4%和33.3%,移植术后半年内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5.9%和15.5%;DCD组肺部感染死亡3例,SCD组死亡4例。病原体的种类主要为卡氏肺囊虫、CMV;肺部感染治疗期间急性排斥反应发生各为3例和4例;肺部感染发生同受者DGF状态、感染前使用ATG相关,同供体携带病原体无显著性关联;肺部感染治疗前后受者移植肾功能无明显差异。结论 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同尸体供肾移植相当,DGF和T细胞清除剂使用时主要诱因,经积极治疗后可以获得良好的结局。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感染性供者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方法  回顾性分析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及对应803例受者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均行气道分泌物、尿液、血液及供肾灌洗液培养,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发生率、病原菌分布和构成比,根据供者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腹部外伤情况、体液培养结果等因素进行评分,受者根据评分采用不同的感染预防方案,分析供者来源性感染（DDI）的发生率及受者预后。结果  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中共有243例存在感染,感染率59.0%,共分离出病原菌456株,病原菌主要来源于气道分泌物（71.7%）。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真菌主要为酵母型真菌。共有3例受者（分别接受来自2例供者的肾脏）发生DDI,发生率0.4%。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率较高,对供者感染风险进行分级评分,根据评分采取合理预防方案,可有效预防DDI。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早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早期多重耐药菌(MDROs)感染的临床特点和防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1月至2016年9月西京医院实施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并规律随访的16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受者和亲属活体肾移植受者的一般情况。观察MDROs感染的发生率、发生时间、病程、并发症、感染部位、病原学种类,总结患者的治疗方法与预后情况。结果 DCD肾移植受者和亲属活体肾移植受者术后早期的MDROs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4%和2%,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发生率分别为13%和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移植肾丢失发生率分别为8%和2%,病死率分别为5%和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11例DCD肾移植术后发生MDROs感染,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为泌尿系统(6例),最常见的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4例)。所有感染患者均根据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选择适当抗生素,足量、足疗程治疗。预后良好8例,移植肾切除1例,死亡2例。结论 DCD肾移植早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率较亲属活体供肾移植高。严格筛选供体,早期发现、密切监测、及时治疗,可以有效减少MDROs的发生及改善预后。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扩展标准供体肾移植早期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比较扩展标准供体(ECD)及标准供体(SCD)肾移植的早期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肾移植的85例受体临床资料。根据供体类型,将相应受体分为ECD组(31例)和SCD组(54例)。比较两组受体肾移植术后3个月内血清肌酐(Scr)水平、早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及预后情况。结果 ECD组和SCD组术后1个月内的Scr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ECD组术后60、90 d的Scr水平分别为(189±97)、(175±69)μmol/L,明显高于SCD组的(142±49)、(135±41)μmol/L(P=0.005,0.002)。ECD组和SCD组的急性排斥反应(AR)发生率分别为6%和15%,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分别为23%和19%,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0%和6%,其他早期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32%和1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ECD组和SCD组人存活率分别为97%和94%,ECD组和SCD组肾存活率分别为84%和9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与SCD相比,ECD肾移植亦可获得相当的早期临床效果。在目前供肾来源严重缺乏的条件下,ECD的使用可以扩大供肾来源。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潜在供者家庭捐献意向调查

目的调查国内潜在供者家庭成员对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及其移植的意向及态度。方法这项研究通过预约会面或电话问答,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完成。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针对DCD潜在供者的家庭成员完成了这一调查。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以及红十字会协调员、医师和供者家庭的信息反馈,我们最终总结出了包含12项问题的调查问卷,基于参与者的回答我们给予相应的5级Likert评分。结果 174例参与者包括女性56例(32.2%),男性118例(67.8%)。绝大多数人年龄分布于41~50岁(n=63,36.2%)、31~40岁(n=59,33.9%)以及≤30岁(n=36,20.7%)。意向调查结果表示同意的前5名问题分别为:①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②供者是英雄(n=143,82.2%);③以身为供者家庭成员为荣(n=136,78.2%);④器官捐献后,与同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n=124,71.3%);⑤与器官受者的关系得以加强(n=123 70.7%)。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顺序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非移植专业医生(n=104,59.8%)、社会工作者(n=36,20.7%)及移植医生(n=25,14.4%)。潜在供者家庭成员不同意捐献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坚持死后全尸的认知,不愿再因器官切取手术而遭罪(n=51,41.5%);怕引起邻居、亲戚及朋友的误解(n=28,22.8%)。结论这项研究揭示了目前国内人们对于DCD器官捐献的认知及态度。得到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关注潜在DCD供者及其家庭所思所想将有助于专业人士将来更好的实践。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 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已取得突破, 但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不畅、监管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拟就改进和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作一探讨, 目标是建立红十字会主导下的器官捐献行政管理与监督机构, 建立全面覆盖、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信息网络, 建立依附于区域移植中心的器官获取组织。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早期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分析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并探讨其预防、诊疗措施。方法施行DCD肾移植病人521例,总结术后3个月内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并探讨其预防、诊疗措施。结果 2013年DCD肾移植丢失率为1. 3%(1/76),2014年早期移植肾丢失率为7. 8%(12/154),2015年早期移植肾丢失率为4. 1%(12/291)。其中移植肾出血(52. 0%)已成为我中心移植肾早期丢失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肺部感染(16. 0%)以及心脑血管意外(12. 0%),而原发性移植肾无功能(PNF)和排斥反应仅各占4. 0%,术后早期移植肾感染是早期移植肾出血的主要因素(61. 5%)。结论感染所致的移植肾血管破裂出血是DCD肾移植早期移植肾丢失的主要原因,术前多次供体采样进行微生物学培养及针对性抗感染治疗,对感染高危受者术后进行强化预防性抗感染治疗,有利于降低早期移植肾丢失风险。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现状及管理探讨

2013年《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的出台与施行,在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走向规范化方面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为政策制定和指导部门,移植医院作为器官获取组织(OPO)依托单位的器官捐献模式业已确立。移植医院作为OPO的依托单位,在组织管理建设上,需要着重加强规范死亡判定流程、严格财务管理规定、规范器官捐献流程、明确岗位职责6个方面的工作。     

婴幼儿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人双肾移植的临床效果(附2例报告)

目的  探讨婴幼儿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人肾移植的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例婴幼儿供肾成人肾移植的临床资料、手术方式、免疫抑制剂应用和随访情况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1例男性受者原发病为慢性肾脏病变、肾衰竭, 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良好, 移植肾体积逐渐增大, 末次随访时（术后10个月）血清肌酐为84 μmol/L。另1例女性受者原发病为肾衰竭尿毒症期, 术后23 d死于心力衰竭合并严重肺部感染。2例受者均未发生血管并发症。结论  婴幼儿捐献成人肾移植术后早期临床效果良好, 移植肾增长迅速。术中精细操作, 有利于预防供肾动脉血栓栓塞等并发症的发生。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自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125例供者与210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移植术后有否发生肺部感染将受者分为肺部感染组(37例)和无肺部感染组(173例)。了解肺部感染受者的一般情况和预后。对供者因素(性别、年龄、维持治疗时间、感染史)、受者因素[性别、年龄、吸烟史、糖尿病史,术前血红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血清肌酐等水平,术后有否急性排斥反应、有否使用生物制剂、有否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及复方磺胺甲噁唑(SMZ)]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与结论  37例肺部感染患者中,8例发展为重症肺部感染死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供体维持治疗时间、有感染史,受体吸烟史、糖尿病史、无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或SMZ。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31例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用于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3医院收治的31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 31例供体中符合中国标准Ⅰ类8例、Ⅱ类3例、Ⅲ类20例。按规范器官获取流程取得供肝。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2~13 min,平均为9 min;冷缺血时间为240~600 min,平均为350 min。31例受体均顺利完成肝移植手术。其中29例受体恢复良好,肝功能逐渐恢复,未出现血栓形成、排斥反应,4例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术后引流通畅;重症监护室(ICU)停留时间平均8 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21 d,病情稳定后出院。受体总体存活率为81%,1例术后2 d死于原发性肝脏无功能,1例死于术后肺部感染,4例肿瘤受者死于肿瘤复发转移。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可以扩大供肝来源且近期效果良好。逐渐完善捐献供体器官功能保护措施,严格掌握供者适应证、加强器官功能评估、缩短热冷缺血时间,是改善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