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特点及感染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68例受体的临床资料。根据受体术后是否合并感染分为感染组(33例)和非感染组(35例)。总结68例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的主要特点;对受体发生肝移植术后感染的可能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再进行多因素分析,找出独立危险因素,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预测肝移植术后感染的准确度。结果肝移植术后33例受体发生感染,占总数的49%,以细菌感染和真菌感染为主,感染部位主要有肺部感染和腹腔感染。单因素分析发现,供体存在开放性损伤,受体术前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肝功能Child-Pugh分级、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术中红细胞输注量,术后第1日γ-谷氨酰转肽酶(GGT)、重症监护室(ICU)停留时间共8个因素是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的相关因素(均为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20 g/L和术后ICU停留时间96 h为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均为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14 g/L和术后ICU停留时间102 h对预测术后感染准确度较高。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发生率较高,以细菌感染和真菌感染为主,感染部位主要在肺部和腹腔。受体肝移植术前血红蛋白水平低及术后ICU停留时间长,会增加肝移植术后感染风险。     

公民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49例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49例公民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EAD)的发生情况,探讨EAD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13年3月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施的49例肝移植供、受体资料。在43个供体相关变量、6个手术相关变量及9个受体相关变量中筛选分析,寻找影响EAD的危险因素。结果移植术后EAD的发生率为40.8%,其中单纯由于术后7 d内谷草转氨酶(AST)或谷丙转氨酶(ALT)>2 000 U/L而获得诊断的受体比例为70.0%。EAD组和非EAD组术后1、6、12个月的受体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0.0%、75.0%、75.0%和93.1%、93.1%、78.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19)。多因素分析显示供体血ALT>200 U/L及血氯>115 mmol/L是EA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供体血ALT>200 U/L及血氯>115 mmol/L是独立影响术后EAD发生的危险因素。积极的供体维护、仔细的供体选择或可改善公民器官捐献肝脏移植的预后。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78例临床经验分析

目的  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5年11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完成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的76例供体和78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观察肝移植受体早期移植物功能恢复情况并分析引起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危险因素,观察远期的移植物生存及受体生存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78例受体术后EAD的发生率为36%(28/78),其中供体总胆红素(TB)高和冷缺血时间长是EAD发生的危险因素。受者围手术期存活率为92%(72/78),死亡6例,分别死于原发性移植物失功4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肺部感染1例。术后发生腹腔感染5例,胆道狭窄3例,血管血栓形成2例,除1例死亡外,其余经相应治疗后好转。受体术后1年的存活率为84.2%,2年存活率为80.0%。 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是较好的供肝来源,其近远期效果良好。控制术前供肝质量,缩短冷缺血时间等均是提高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自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125例供者与210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移植术后有否发生肺部感染将受者分为肺部感染组(37例)和无肺部感染组(173例)。了解肺部感染受者的一般情况和预后。对供者因素(性别、年龄、维持治疗时间、感染史)、受者因素[性别、年龄、吸烟史、糖尿病史,术前血红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血清肌酐等水平,术后有否急性排斥反应、有否使用生物制剂、有否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及复方磺胺甲噁唑(SMZ)]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与结论  37例肺部感染患者中,8例发展为重症肺部感染死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供体维持治疗时间、有感染史,受体吸烟史、糖尿病史、无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或SMZ。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供体功能维护

肝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 但器官的短缺问题也日益突出。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现阶段缓解器官短缺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DCD供体发生脑死亡或心脏停搏时出现的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 会导致供体器官功能损害, 因此供体器官功能维护直接关系到捐献成功率和受体的安全。通过选择合适的捐赠者(Maastricht分类Ⅲ型)、高质量的供体和匹配的受体(高风险供体向低风险受体), 使用先进的器官保存技术(如低温机械灌注、常温机械灌注及全身静脉系统氧气灌注)以及药物控制, 可使DCD供体的功能得到维护从而获得良好的移植效果。     

内镜逆行胆胰管造影术处理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受体术后胆道狭窄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内镜逆行胆胰管造影技术(ERCP)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DCD)肝移植术后胆道狭窄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9月至2014年6月接受DCD肝移植手术治疗的34例肝移植受体的临床资料。结果磁共振胰胆管造影(MRCP)作为诊断肝移植术后胆道狭窄的标准方法,34例DCD肝移植术后发生胆道狭窄8例,发生率为23.53%,其中2例为吻合口狭窄,胆道狭窄组的肝移植等待时间明显长于非胆道狭窄组[(72.5±86.0)d vs(14.4±30.1)d,U=40.0,P=0.01]。1例自行再通,7例接受ERCP胆道内支架置入均获成功,ERCP术后并发胰腺炎4例(57.14%),胆管炎1例(14.29%)和胆管炎合并肝脓肿1例(14.3%)。结论胆道狭窄是DCD肝移植术后常见并发症,MRCP是诊断肝移植术后胆道狭窄的重要非有创性检查手段,ERCP胆道内支架置入是处理肝移植术后胆道狭窄的有效治疗方式,仍需进一步观察ERCP的疗效。     

供体亚低温状态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目的  探讨供体亚低温状态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早期肾功能影响。方法  将符合入选条件的36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根据处理方式随机分为常温组（体温36.5~37.5℃,19例）和亚低温组（体温34.0~35.0℃,17例）。对应供体分组的肾移植受体包括常温组（38例）和亚低温组（34例）。比较两组供体、受体的围手术期情况和两组受体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包括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和原发性无功能（PNF）发生率。结果  两组供体围手术期的尿量、血清肌酐（Scr）、收缩压、血氧饱和度、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 < 0.05）。两组受体的手术时间、术中平均血糖、术中平均动脉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 < 0.05）。亚低温组和常温组受体术后DGF发生率分别为6%和24%,两组受体DGF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393,P=0.036）。亚低温组和常温组受体术后PNF发生率均为3%,两组受体PNF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000,P=1）。结论  供体亚低温状态可以显著降低受体DGF的发生率,对PNF的发生率则无明显影响。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家属捐献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者家属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以便解决捐献者家属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高潜在器官捐献者成功捐献的比例。方法 2010年3月至2015年8月,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肝胆疾病研究院共发现并访谈1 436例符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Ⅰ、Ⅱ、Ⅲ类标准的潜在捐献者。根据捐献情况将潜在捐献者分为同意捐献组和拒绝捐献组,分析比较两组人群年龄、受教育程度、直系家庭成员数、家庭年收入。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1 436例潜在捐献者中,由于肝肾功能异常、家属意见统一前捐献者死亡等他其原因导致未能捐献者201例。其余1 235例潜在捐献者中,同意捐献者204例(16.5%),拒绝捐献者1 031例(83.5%)。204例同意捐献者中,194例成功捐献,早期在外院转运途中抢救无效死亡来不及捐献10例。拒绝捐献者原因分别为:部分直系家属不同意捐献(或原因不明)434例(42.1%);明白器官捐献社会意义但因不忍亲人逝世后手术而拒绝捐献366例(35.5%);因传统观念较重而拒绝捐献231例(22.4%)。同意捐献组平均年龄(44±17)岁,低于拒绝捐献组平均年龄(50±18)岁(t=-4.39,P0.05)。同意捐献组受教育程度低于拒绝捐献组(χ2=194.78,P0.05),两组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5,P0.05)。194例成功捐献者死亡原因最主要为交通事故等所致严重颅脑外伤,占63.91%(124/194)。结论 CDCD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协调员的努力,多部门、多科室的顺畅沟通合作,社会的支持和认可,弘扬爱心奉献的优秀传统,普及器官捐献知识,加强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并实施。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62例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的流程方法及疗效,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提供一定借鉴。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8年10月至2015年12月完成6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62例均符合《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三类捐献标准（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BCD）。所有病例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15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2±6.5）min,冷缺血时间190~680（347±39）min。6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排斥反应。1例围手术期死于多发动脉血栓形成,1例发生胆漏经引流后自愈,2例发生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后缓解;肿瘤复发转移死亡3例。 结论通过合理流程充分利用ECMO,加强获取器官管理,缩短热冷缺血时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可以获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159例DCD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临床实践指南中AKI诊断标准将159例受者分为AKI组(34例)和对照组(125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受者年龄和术前血清白蛋白。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术前体质指数(BMI)、供肝冷/热缺血时间、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去甲肾上腺素总用量及总住院天数。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性别、术前乙型肝炎、术中低血压、术后感染、肝移植术式及术后再次手术情况。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肝移植术后AKI发生率为21.4%(34/159)。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AKI组与对照组受者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低血压及术后再次手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763, t＝－2.250, Z＝2.040, Z＝2.092, Z＝－3.303, Z＝－2.170, χ²＝8.227, χ²＝5.294, P均<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尿量和手术时间是DCD肝移植术后并发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DCD肝移植术前应改善受者一般情况,提高围手术期营养水平,术中控制液体出入量,合理使用利尿剂和缩短手术时间,以降低受者术后AKI发生率。     

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知识知晓情况及意愿，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 方法选取合肥市4个城区辖区内及2个乡镇的10个社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采取随机便利抽样调查法对居民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以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及捐献意愿。根据居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条目的调查结果(剔除"不能确定"者)将其分为同意捐献组和不同意捐献组。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组居民年龄。采用χ²检验比较两组居民性别、城乡差异、文化程度、是否了解器官捐献程序、国家相关法律是否完善、家属是否同意、对相关机构是否信任、对捐献途径是否了解及是否受传统观念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最终纳入7 520名居民参与问卷调查，平均年龄(35±10)岁(18～84岁)，其中男性3 824名(50.8%)；城镇居民4 150名(55.2%)；职业以退休人员、农民、工人、自由职业和学生为主，分别为1 570(20.9%)、1 177(15.6%)、1 140(15.2%)、1 089(14.5%)和1 088名(14.5%)；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有4 262名(56.7%)。79.6%居民听说过器官捐献(5 982/7 520)，85.7%居民不知晓器官捐献流程(6 444/7 520)，96.9%居民表示身边无人接受过器官捐献(7 287/7 520)。居民获取器官捐献知识以电视和报纸为主，分别占57.3%(4 306/7 520)和23.7%(1 784/7 520)。86.9%居民愿意主动向身边人宣传器官捐献相关知识，愿意签署器官捐献意向书以及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的居民分别占36.8%(2 766/7 520)和30.7%(2 308/7 520)。年龄、城乡差异、文化程度、器官捐献程序不了解、家属不同意、对相关机构不信任、对捐献途径不了解及传统观念影响等均是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t＝6.63, χ²＝7.13、6.87、4.61、14.88、4.24、11.81和10.53，P均<0.05)。 结论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众多，多途径增加器官捐献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认识至关重要。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肝移植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的发生情况,探讨早期肝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间我院65例行肝移植供、受体资料。根据术后情况将患者分为EAD组（n=29）及非EAD组（n=35）。对相关因素先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将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65例原位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患者有29例,发生率为44.6%。单因素分析显示EAD组与非EAD组供体血清钠[（157.53±21.71）mmol/L vs（146.06±15.24）mmol/L,P=0.019]、热缺血时间[（21.6±6.5）min vs（10.6±4.3）min,P=0.016]、冷缺血时间[（8.3±1.2）h vs（5.4±1.2）h,P=0.012]、ICU住院时间[（78.1±19.5）h vs（49.7±17.6）h,P=0.007]及受体的无肝期时间[（98.3±16.3）h vs（66.0±17.6）h,P=0.03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供体血清钠水平（OR 18.372,95%CI 1.846～24.173,P=0.019）及热缺血时间（OR 8.105,95%CI 1.513～37.205,P=0.013）。结论 供体血清钠水平及热缺血时间是公民逝世后器官原位肝移植术后EAD的独立危险因素。     

公民逝世器官捐献肝移植胆道并发症及其预防策略

正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脏疾病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然而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却严重影响着移植受者近或远期疗效,甚至危及生命。尽管多年来临床上采取了多重方案试图解决胆道并发症问题,但是其在部分移植中心仍居高不下,为此,西方学者将胆道并发症称为肝移植的阿基里斯之踵来形容其顽疾与复杂。近年来,随着我国器官移植改革不断深入,公民逝世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DCD)已成为我国移植器官的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31例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用于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3医院收治的31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 31例供体中符合中国标准Ⅰ类8例、Ⅱ类3例、Ⅲ类20例。按规范器官获取流程取得供肝。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2~13 min,平均为9 min;冷缺血时间为240~600 min,平均为350 min。31例受体均顺利完成肝移植手术。其中29例受体恢复良好,肝功能逐渐恢复,未出现血栓形成、排斥反应,4例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术后引流通畅;重症监护室(ICU)停留时间平均8 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21 d,病情稳定后出院。受体总体存活率为81%,1例术后2 d死于原发性肝脏无功能,1例死于术后肺部感染,4例肿瘤受者死于肿瘤复发转移。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可以扩大供肝来源且近期效果良好。逐渐完善捐献供体器官功能保护措施,严格掌握供者适应证、加强器官功能评估、缩短热冷缺血时间,是改善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     

儿童活体肝移植受体术后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儿童活体肝移植受体术后生活质量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取便利抽样法,收集2012年5月至2017年1月期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活体肝移植的53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同时以年龄和性别匹配的方式选取同期56名参加健康体检且体检结果均无异常的儿童作为对照组。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儿童生存质量普适性核心量表(Peds QL4.0)中文版进行生活质量横断面调查,根据Peds QL4.0中生理功能、情感功能、社交功能和学校表现4个维度的得分情况评价患儿的生活质量情况。结果 2组儿童均发放问卷53份,均全部有效回收。以对照组儿童作参照,儿童活体肝移植受体术后生活质量的生理功能、情感功能、社交功能和学校表现方面的评分均下降明显(P0.050)。女性患儿术后生活质量4项评分均明显低于男性患儿(P0.050),年龄4岁的患儿术后生活质量评分中情感功能、社交功能及学校表现得分均高于年龄≤4岁患儿(P0.050),术后3年时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术后1年内(P0.050),术后无并发症患儿除了社交功能外,其他生活质量指标评分均明显高于存在ClavienⅡ级并发症患儿(P0.050)。结论儿童活体肝移植受体术后生活质量低于普通健康儿童群体,术后时间、术后并发症、年龄和性别均与其有一定的关系。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我国儿童肝移植的新出路

我国是先天性胆道疾病和肝脏疾病的高发国家,部分患儿发展为终末期肝病,因此,儿童肝移植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儿童肝移植的供肝类型主要包括尸体全肝、尸体减体积供肝、尸体劈离式供肝和活体供肝。在我国,儿童肝移植以活体肝移植为主,但存在伦理学争议,且不易找到合适的供体,严重限制了我国儿童肝移植的发展。近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数量不断增加,劈离式肝移植自2010年起得到迅速增长,活体供肝所占比例也随之降低。随着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将取代活体供肝成为我国儿童肝移植主要供肝来源。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器官捐献)供肝在临床肝移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75例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供、受者临床资料,对供者情况进行严格评估。总结肝移植受者的预后情况和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75例肝移植受者1年累积存活率为88%,3年累积存活率为78%。9例受者死亡原因分别为移植术后肝癌复发转移4例、移植物抗宿主病1例、重症肺部感染1例、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复发肝衰竭1例、术后多器官功能衰竭1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13例肝移植受体发生胆道狭窄,其中1例自行缓解,1例行经皮经肝胆管引流术(PTBD)治愈,11例行内镜下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胆道内支架置入治疗,5例治愈,2例转行胆肠吻合术治疗治愈,4例仍在临床观察中。结论器官捐献供肝应用在临床肝移植中可取得良好的效果。对供体进行严格评估、受者围手术期规范管理、使用无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抑制维持方案、及时有效地处理并发症、术后定期随访是保证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成功和受者长期生存的重要措施。     

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对比分析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与传统司法途径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受体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探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研究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本中心实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受体（研究组）和司法途径来源器官捐献的肝移植受体病例（对照组）,比较两组受体术后细菌、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和预后,分析术后受体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果共纳入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体43例;研究组受体72例,对照组受体80例。研究组受体的细菌、真菌感染总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47.2% vs 31.2%）（χ²=4.071,P=0.044）。研究组受体术后1周内的细菌感染率高于对照组（64.5% vs 38.2%）（χ²=6.133,P=0.018）。供体捐献前感染和开放性创伤史是术后受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25、0.031）。4例疑似供体来源性受体感染,占研究组总感染例数的11.8%（4/34）。 结论使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来源器官的肝移植术后受体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传统司法途径来源,发生细菌感染的时间更早。供体器官捐献前存在感染和有开放性创伤是肝移植术后受体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     

影响肝移植术后生存率因素的单中心研究分析

目的 探讨目前影响肝移植术后患者生存率的原因。方法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总医院2007年1月-2010年12月232例肝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随访过程中死亡患者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肝移植患者的1年生存率已达73.6％,2年生存率为69.6％,其中原发病是良性疾病的患者长期生存率要高于恶性肿瘤患者。肿瘤复发已成为导致患者死亡的首要因素,达35.8％,术后出血占第2位,达到24.7％。结论 肿瘤复发以及术后出血是影响肝移植术后生存率的重要因素。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70例:单中心临床分析

目的单中心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5年2月至2020年1月完成的70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资料及预后。结果 70例供体中符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分类标准中国一类(C-Ⅰ)7例、中国二类(C-Ⅱ)3例、中国三类(C-Ⅲ)60例;70例肝移植均为同一手术组完成,供肝热缺血时间(21.4±4.4)min,冷缺血时间(365.6±121.9) min,手术时间(474.3±116.6) min,无肝期(61±12.5) min,术中出血量(1124±606.1) ml,术中输红细胞(7.33±5.67) Unit,术后ClavienⅢ级及以上并发症发生率38.6%(27/70),随访期间死亡12例,术后早期(3月)死亡7例: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6例、移植肝原发性无功能1例;术后晚期(≥3月)死亡5例:消化道大出血1例、移植肝新发肿瘤1例、格林巴利综合征导致心肺衰竭1例、胆道并发症2例。受体术后1、3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2.5%、78.4%。结论术后严重并发症是肝移植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受体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是术后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受体胆道并发症和合并症恶化是术后晚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术后脓毒症可能与边缘供体,供受体源性感染,术前受体MELD评分≥25分,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具有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