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观遗传与肿瘤代谢研究进展

表观遗传学主要关注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以及非编码RNA等超越DNA序列的基因调控机制。表观遗传机制参与了个体发育、细胞命运决定和肿瘤发生等众多生物学过程。其中表观遗传信息以各种染色质修饰和高级结构的形式存储于基因组中，它的建立和维持与细胞代谢紧密相关。肿瘤细胞中存在的代谢改变包括有氧糖酵解、葡萄糖摄取量增加、谷氨酰胺代谢异常活跃、利用非主要供能物质供能等，这些改变满足了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旺盛的能量和物质需求，帮助细胞适应缺氧的肿瘤微环境，进而为肿瘤增殖、侵袭、迁移等生物活动提供支持。肿瘤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与代谢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肿瘤细胞中的代谢产物作为表观修饰酶的辅因子、修饰供体或拮抗分子影响表观修饰景观；另一方面表观遗传修饰可以直接改变代谢酶和转运蛋白的表达或通过影响信号转导和转录因子的表达调控细胞代谢。本文综述了不同表观遗传学过程与肿瘤细胞代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展望两者在肿瘤治疗中的潜在应用前景。     

RAS基因与脂代谢在恶性肿瘤中的相互调控

RAS基因是恶性肿瘤中常见的驱动基因，在多种恶性肿瘤中高频率突变并异常活化，是驱动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代谢重编程作为恶性肿瘤重要特征之一，是抗肿瘤治疗的关键靶点。 RAS基因可通过蛋白激酶B/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1信号轴或其他多条信号通路调控脂代谢，如脂质合成途径和降解途径等。同样，脂代谢也能修饰并激活RAS蛋白及其下游信号通路。因此，本文概述了现阶段脂代谢与 RAS之间相互调控的研究，旨在为靶向脂代谢在 RAS驱动型肿瘤的临床应用提供思路。     

谷氨酰胺代谢途径在肿瘤化疗耐药中的功能机制

肿瘤细胞代谢重编程表现为对谷氨酰胺等营养物质摄取增加，而谷氨酰胺代谢可为在肿瘤细胞中过度激活的糖酵解和氧化磷酸化反应提供所需的原料，还可通过影响糖、脂质、蛋白质代谢的稳态平衡直接诱发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抵抗。针对谷氨酰胺代谢途径不同环节的抑制剂联合常规化疗药物在多种耐药肿瘤中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谷氨酰胺代谢途径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在肿瘤细胞耐药中发挥作用：谷氨酰胺转运体活性动态变化直接影响细胞内谷氨酰胺含量而影响细胞耐药性；肿瘤微环境中脂肪细胞、成纤维细胞及微环境代谢物通过免疫应答等方式介导耐药发生；谷氨酰胺代谢途径关键酶的表达及活性改变对肿瘤细胞耐药性的产生也至关重要。本文从转运体、肿瘤微环境及代谢酶等层面总结了谷氨酰胺代谢途径在肿瘤细胞产生化疗药物抵抗过程中的调控功能及其作用方式，以期为今后提高耐药性肿瘤的临床治疗效果提供新的思路。     

间充质干细胞的肿瘤归巢特性及其肿瘤靶向治疗应用研究进展

间充质干细胞（MSC）具有受肿瘤组织或肿瘤微环境释放的多种趋化因子吸引而向肿瘤组织靶向归巢的天然属性，因此有望成为一种新型的活细胞传递载体用于抗肿瘤药物/基因的靶向递送。外源性MSC静脉注射后会首先在肺部被大量截留，经肺清除后向肿瘤组织归巢，可以通过增强趋化因子与MSC上受体的相互作用或改变注射方式减少MSC截留等方法改善MSC的肿瘤归巢效率。基于MSC的传递系统可用于靶向递送阿霉素、紫杉醇和吉西他滨等化疗药物，帮助解决化疗药物半衰期较短、肿瘤靶向性较差等问题。其次，MSC可以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有效保护和靶向递送肿瘤细胞杀伤基因、免疫系统调节基因等治疗基因，通过在肿瘤部位特异性表达治疗基因实现肿瘤抑制或杀伤作用。此外，MSC还可以作为细胞传递载体靶向递送诊疗药物，发挥肿瘤诊疗一体化的治疗作用。总之，基于MSC的细胞载体递送系统可实现化疗药物、治疗基因和诊疗药物的靶向递送并在多种类型的肿瘤靶向治疗中取得良好的疗效。相信随着这一细胞载体递送策略的不断改良和优化，基于MSC的靶向传递系统将为肿瘤靶向治疗提供一种新的传递策略和治疗选择。     

偶联CD133核酸适体的载紫杉醇PLGA-PEG纳米载体靶向清除CD133阳性肺癌干细胞

目的构建偶联CD133核酸适体载紫杉醇的聚乳酸-乙醇酸-聚乙二醇（PLGA-PEG）纳米载体（N-Pac-CD133）拟清除肺癌干细胞。方法采用乳液/溶剂蒸发的方法制备N-Pac-CD133，同时对N-Pac-CD133进行表征，利用磁珠分离法分离出CD133⁺肺癌干细胞后并对该群体的肺癌干细胞特异性进行检测，同时对肺癌细胞的靶向性和杀伤活性进行检测。小鼠体内接种A549肿瘤后，肿瘤治疗分组：生理盐水，空纳米载体链接CD133核酸适体（N-CD133），紫杉醇，负载紫杉醇的纳米载体（NPac）和N-Pac-CD133，8只/组，5 mg/kg紫杉醇，分别于第10、15和20天进行注射。在第40天时，处死小鼠后，对肿瘤进行摘除并称重，同时测量小鼠的体质量。结果N-Pac-CD133的粒径为100 nm左右，包封率>80%，载药量>8%，在48 h内都显示出持续的药物释放。肺癌细胞的CD133⁺细胞群体表现出肺癌干细胞的特征：更快的肺癌生长速度（30 d，P=0.001）和更高的肿瘤干细胞基因表达：OV6（P < 0.001）、CD133（P=0.001）、OCT3/4（P=0.002）、EpCAM（P=0.04）、NANOG（P=0.005）和CD44（P=0.02）。与非靶向N-Pac和紫杉醇相比，N-Pac-CD133对肺癌干细胞的靶向性（P < 0.001）和细胞毒性作用显著增强。另外，N-PacCD133可显著减少肿瘤球的形成（P < 0.001）。在治疗终点时，取小鼠肿瘤并对肿瘤进行称量，N-Pac-CD133治疗组和其他治疗组相比，肿瘤体质量显著减小（P < 0.001）。结论CD133核酸适体可以促进紫杉醇纳米载体靶向递送至CD133⁺肺癌干细胞并杀伤肺癌干细胞。N-Pac-CD133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靶向肺癌干细胞的治疗手段。     

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与肿瘤相关研究进展

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是一种来源于中性粒细胞的由DNA骨架及多种镶嵌于其上的活性蛋白组成的细胞外纤维网状结构。NET除了发挥杀菌作用，与免疫性疾病、血栓、肿瘤等多种疾病都有密切关联。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NET在多种肿瘤中高表达，且肿瘤及其微环境可以促进NET的产生，而NET也参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与肿瘤增殖、转移及相关血栓形成均密切相关，这也为肿瘤的临床诊治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主要阐述NET与肿瘤相关的研究进展，并对其临床应用价值作一展望。     

单中心就诊2~18岁儿童胆固醇水平异常发生率及病因分析

目的探讨单中心就诊患儿血浆胆固醇水平异常情况及分布规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有胆固醇检测结果的2~18岁儿童血浆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采用胆固醇氧化酶法，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采用清除法检测，计数资料比较应用卡方检验。结果调查有效数据11 829例，其中男性7 087例, 女性4 742例。TC升高儿童1 822例(15.4%)，LDL-C升高儿童1 371例(11.6%)，HDL-C降低儿童2 798例(23.7%)，胆固醇水平异常儿童总和4 427例(37.4%)。非常见继发性高脂血症病因就诊儿童7 835人，其中TC升高儿童731例(9.3%)，LDL-C升高儿童561例(7.2%)，HDL-C降低儿童1 886例(24.1%)，胆固醇水平异常儿童总和2 576例(32.9%)。不同疾病就诊儿童中，胆固醇异常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TC升高及LDL-C升高发生率的前三位主要就诊原因均分别为“血脂异常”“泌尿系统疾病”“营养性疾病”。除小儿内科外，其他科室送检的1 257例患儿血脂检测样本中，300例存在胆固醇水平异常(23.8%)，其中高胆固醇血症患儿70例(5.6%)，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患儿44例(3.5%)，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患儿224例(17.8%)。在非常见继发性高脂血症病因就诊儿童中，因LDL-C≥140 mg/dL (3.6 mmol/L) 需要进一步排除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儿共365例，占该部分患儿的4.6%。结论就诊儿童胆固醇异常发生率高，在原发病诊治的同时加强胆固醇管理不仅有助于控制继发性高胆固醇血症，也为及时发现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提供可能。     

组织因子与肿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

恶性肿瘤是静脉血栓栓塞（VTE）的重要获得性危险因素之一。组织因子作为体内凝血因子Ⅶ和活化形式的凝血因子Ⅶa的跨膜受体，是机体外源性凝血过程的主要起始物。肿瘤细胞表达释放的组织因子阳性微粒进入循环参与介导手术治疗和肿瘤远处转移患者的血栓形成；化疗后组织因子促凝活性增强导致很多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后更容易发生血栓栓塞性疾病。在胰腺癌、结直肠癌和卵巢癌等肿瘤中，组织因子还可以用于预测患者VTE风险。本文总结了近年来组织因子在不同治疗阶段的肿瘤患者VTE中的作用，进一步明确组织因子与肿瘤患者VTE风险之间的关系。     

联合检测粪便中ITGA4和SFRP2基因甲基化在大肠肿瘤诊断和预后中的价值

目的探讨大肠肿瘤患者粪便中ITGA4和SFRP2基因甲基化水平在其疾病诊断和预后中的价值。方法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结直肠癌（n=85）、结直肠腺瘤（n=65）和健康人（n=40）粪便中ITGA4和SFRP2基因甲基化水平。结果3组年龄性别无明显差别，粪便ITGA4和SFRP2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在结直肠癌中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48.2%和62.4%，联合检测的阳性检出率81.2%；在结直肠腺瘤中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23.1%和43.1%，联合检测的阳性检出率69.2%。结直肠癌组ITGA4和SFRP2基因启动子甲基化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结直肠腺瘤组（P < 0.001，P=0.001）和健康对照组（P均 < 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结直肠癌组术前ITGA4和SFRP2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水平与术后是否出现肿瘤复发有关；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无复发生存曲线，结果显示ITGA4和SFRP2基因启动子甲基化阳性患者组无复发生存率均明显低于阴性患者组（P=0.0002，P= 0.007）。其他因素均校正的情况下，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ITGA4和SFRP2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肿瘤分化程度与结直肠癌的复发有关（P=0.01，P=0.03），可以作为结直肠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基于粪便ITGA4和SFRP2基因甲基化单独检测的阳性检出率较低，而联合检测可以提高结直肠癌的阳性检出率，弥补了单独检测的不足。ITGA4和SFRP2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肿瘤分化程度可以作为结直肠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原纤毛及其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原纤毛是一个突出于大多数真核细胞表面的感觉细胞器，其重要功能是接收和转导细胞内外各种关键信号，从而在机体的正常发育和稳态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原纤毛结构和/或功能异常会导致一系列包括肿瘤在内的疾病。原纤毛与细胞周期具有双向调控作用，可能可以作为一个细胞周期的检查点来抑制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与细胞自噬相互调控，可能通过调控自噬活性从而在肿瘤的进展中发挥作用；与 Shh、Wnt、Notch 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受体（PDGFR）等多个致癌性信号通路相互调控，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本综述总结了纤毛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该领域所面临的挑战。     

Hippo信号通路及其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Hippo信号通路在进化上高度保守，哺乳动物细胞中该信号通路的核心成员包括MST1/2激酶、LATS1/2激酶和效应蛋白YAP/TAZ。虽然YAP/TAZ及其下游相关研究相对较多，但Hippo信号通路的上游调控因子并不明确，是目前该通路研究的热点方向之一。另外，Hippo信号通路可与Wnt和Notch等其他信号通路发生交叉对话，并在控制器官大小、维持组织稳态、促进组织修复再生等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Hippo信号通路异常可能会导致多种肿瘤的发生，尤其是肝癌、结直肠癌和胃癌等消化系统肿瘤，其成员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异常表达与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侵袭和迁移等过程密切相关。Hippo信号通路对肝脏的修复再生至关重要，其失活会导致原发性肝癌的发生，YAP在肝癌中的促肿瘤作用机制主要依赖于TEAD介导的基因转录。Hippo信号通路对于维持肠道稳态也很重要，其失调会导致结直肠癌的发生及复发。在原发性和转移性胃癌中，YAP/TAZ的表达显著上调，但具体分子调控机制并不清楚。本文总结了近年来Hippo信号通路的发现、上游调控因子及其在消化系统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分子调控机制，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初步探讨。     

RNA结合蛋白Musashi2在实体瘤中的研究进展

RNA结合蛋白（RBP）在基因调控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作用，参与RNA的翻译、修饰、剪接和转运等重要生命活动，探索RBP对RNA的具体作用意义重大。多项研究表明RBP的异常表达与多种疾病相关。哺乳动物的Musashi（Msi）家族是一类进化保守且功能强大的RBP，其家族成员Msi1和Msi2在调控干细胞活性和肿瘤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为通过绑定并调节mRNA的翻译、稳定性及其下游的细胞信号通路从而调控机体的多种生物学进程，其中Msi2与胚胎的生长发育、肿瘤干细胞的维持、血液系统肿瘤的发展等密切相关，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报道证实Msi2在实体性肿瘤发生发展中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影响肿瘤的增殖、侵袭、转移及耐药等。具体机制上Msi2主要涉及Wnt/β-catenin、TGF-β/SMAD3、Akt/mTOR、JAK/STAT和Numb及其相关信号通路（Notch、p53和Hedgehog通路）等信号通路。将Msi2基因作为靶点指导肿瘤治疗的临床前研究目前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本文就Msi2的分子结构、生理功能、在多种实体瘤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相关信号通路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癌旁circWDR25与肝细胞癌根治性切除术后的预后相关

目的探讨癌旁组织中肝星状细胞（HSCs）分泌表达的circWDR25（hsa-circRNA-0004310）与肝细胞癌（HCC）患者行根治性切除术后的预后关系。方法肝星状细胞系LX-2分别与3种肝癌细胞系Hep3B、SMMC-7721、HCCLM3行transwell小室法共培养, 建立肿瘤细胞活化的HSCs, 收集HSCs上清分离外泌体, 提取RNA后检测circRNA基因表达谱; 收集2014年1月~2015年10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288例HCC患者的癌旁肝组织, 行原位杂交, 检测circWDR25与α-SMA的阳性表达量, 预后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分别采用Log-rank检验和Cox回归分析。结果基因表达谱发现肿瘤活化的LX-2所分离出的外泌体中circWDR25表达上调最显著; 癌旁circWDR25和HSCs呈正相关（r=0.156, P= 0.008）。术前AST>36 g/L、肿瘤多发、肿瘤>5 cm、HSC>70、circWDR25>190为影响HCC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总体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术前AST>36、肿瘤多发、肿瘤>5 cm、有癌栓、HSC>70、circWDR25>190为肝癌患者无瘤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癌旁circWDR25和HSCs是HCC患者根治性肝切除术后预后的影响因素, 二者在癌旁组织中的高表达与预后差密切相关。     

天然药物成分干预铁死亡抑制肿瘤的作用研究进展

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的程序性死亡，不同于传统的细胞死亡方式（如凋亡、焦亡、坏死、自噬），其特征是活性氧诱导脂质过氧化物堆积。铁死亡在肿瘤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最新研究表明，天然药物成分可通过谷胱甘肽/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途径、铁代谢、脂质代谢等调控机制诱导肿瘤细胞铁死亡。研究发现了30多种天然药物成分具有诱导肿瘤细胞铁死亡的作用，且有多通路、多靶点的特点。本文综述了天然药物成分通过干预铁死亡抑制肿瘤的作用研究进展。     

延胡索酸水合酶缺陷型肾细胞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

目的探讨延胡索酸水合酶缺陷型肾细胞癌(fumarate hydratase-deficient renal cell carcinoma，FH-RCC)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方法检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109例60岁及以下不同类型肾细胞癌患者肿瘤组织中延胡索酸水合酶(fumarate hydratase，FH)的表达情况，分析FH-RCC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结果筛选出11例FH-RCC患者，其中男性7例，女性4例，发病年龄16~53岁(平均36.7岁)。4名女性患者均有子宫肌瘤病史，仅1例患者的一级亲属有肾癌家族史，所有患者均无皮肤平滑肌肿瘤的病史及家族史。肾细胞癌的肿瘤直径2.1~12.0 cm(平均8.83 cm)，9例患者有肾窦或肾周脂肪侵犯，6例有肾静脉或下腔静脉内瘤栓形成，7例有淋巴结转移，4例侵犯肾上腺，1例侵犯脾脏被膜。11例患者中7例(7/49例，14.3%)原诊断为Ⅱ型乳头状肾细胞癌，2例(2/9例，22.2%)原诊断为集合管癌，2例(2/51例，3.9%)原诊断为未分类型肾细胞癌。肿瘤组织病理学大多表现为乳头状、管囊状、实性片状等不同结构的混合，最常见的组织结构为乳头状(9/11例，81.8%)及管状(8/11例，72.7%)结构，3例伴有肉瘤样分化。肿瘤细胞均可见灶状分布大而明显的嗜酸性核仁(WHO/国际泌尿病理协会Ⅲ~Ⅳ级)及核周空晕。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显示，癌组织CA9、CD10、CK7染色大多阴性，2例TFE3阳性表达的病例经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检测，结果显示TFE3基因均未发生易位或扩增。1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资料，随访时间11~82个月，确诊后患者平均生存期为24个月，其中5例于术后9~31个月(平均19个月)因肿瘤远处转移而死亡，6例存活患者中已有5例发生了远处转移。结论FH-RCC在组织形态学上与多种肾细胞癌有重叠，乳头状及管囊状排列方式的混合存在是FH-RCC最常见的生长方式，癌细胞中灶状出现大而明显的嗜酸性核仁是该类型肾细胞癌的重要组织学特征，FH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有助于明确诊断。对于患有平滑肌瘤的年轻女性肾细胞癌患者，需警惕FH-RCC的可能。部分FH-RCC的诊断缺少临床证据，应根据组织病理学特征进一步行基因检测以确诊。     

放射性肺损伤中巨噬细胞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放射性肺损伤（RILI）是肺癌、食管癌等恶性肿瘤患者进行放射治疗时产生的不良反应，包括急性放射性肺炎和慢性放射性肺纤维化。肺巨噬细胞是维持肺部稳态的一种天然免疫细胞，在RILI整个病理过程中均发挥关键作用。在RILI早期，肺巨噬细胞发生M1型活化，分泌炎性细胞因子，诱导炎症反应，同时通过促进活性氧诱导的活性氧级联反应产生大量活性氧，进一步损伤肺组织。在RILI中晚期，肺巨噬细胞向M2型转化，分泌促纤维细胞因子，促进放射性肺纤维化的发展。本文总结了肺巨噬细胞在RILI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以及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     

潜在的胚胎干细胞自我更新与多能性的调控基因的鉴定: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

目的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整合多组学数据在小鼠胚胎干细胞（mESCs）中鉴定潜在的与干细胞自我更新及多能性相关的基因。方法收集了mESCs的多组学数据，包括转录组、组蛋白修饰、染色质可及性、转录因子及结构蛋白在染色质上的结合等信息，比较了已知的干细胞自我更新及多能性基因与其他基因的信号差异。整合这些多组学数据，基于包含随机森林在内的多种机器学习分类器构建预测模型并进行了5折的交叉验证。输入的样本中2/3作为训练集用于训练模型，剩余的1/3作为测试集用于独立测试来衡量模型的表现。最终通过基因功能注释和细胞活力测定、克隆形成测定及细胞周期分析等细胞功能实验对模型预测的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已知的多能性与自我更新基因在多组学数据中有显著区别于随机基因的特征。使用这些数据的算法中随机森林构建的模型具有最好的表现，交叉验证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83±0.018，独立测试的AUC为0.880±0.028。该模型鉴定出了893个潜在的自我更新与多能性相关基因，这些基因在基因功能注释上与已知基因类似，而敲低其中新发现的基因Cct6a会导致mESCs的细胞活性显著降低（P < 0.0001），形成细胞克隆的数目显著减少（P < 0.01），处于G1期的细胞数量显著增加（P < 0.01）而处于S期的细胞数量显著减少（P < 0.05）。另外，敲低Cct6a基因的mESCs无法被碱性磷酸酶染色。结论基于多组学数据构建的机器学习模型可以预测潜在的自我更新与多能性相关调控因子且具有较好的效果。通过构建的模型发现了潜在的自我更新与多能性调控基因如Cct6a并进行了实验验证。     

神经调节蛋白2高表达于不同级别胶质瘤组织并通过Akt信号调控胶质瘤细胞GFAP表达

目的探讨神经调节蛋白2（NRG2）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其在胶质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通过GEPIA数据库比较分析与人正常对照组相比，低级别胶质瘤（LGG，n=518）和胶质母细胞瘤（GBM，n=163）样本中NRG2和GFAP基因表达水平变化，并分析LGG和GBM样本中两个分子与患者生存率的关系，以及两个分子表达相关性。获取人胶质瘤组织芯片样本，包含癌旁正常组织10个、LGG组织48个、GBM组织20个；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不同级别人胶质瘤组织芯片样本中NRG2表达水平变化情况，并使用免疫荧光双标法观察NRG2与GFAP的共定位情况。采用Western blot检测Akt抑制剂Perifosine对NRG2调控GFAP表达的影响。结果 NRG2在LGG和GBM样本中均存在高表达，以LGG较为显著（P < 0.01）。GBM样本中，低NRG2水平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在30月之后略高于高NRG2水平患者。在LGG样本中，NRG2与GFAP基因表达水平呈负相关（P < 0.01），而在GBM样本中则呈正相关（P < 0.01）。免疫荧光染色显示LGG样本中NRG2与GFAP多共定位于同一肿瘤细胞，而在GBM样本中则多表达于不同肿瘤细胞。NRG2促进U-87 MG胶质母细胞瘤细胞中GFAP表达，该作用可被Akt抑制剂Perifosine显著抑制（P < 0.01）。结论 NRG2可高表达于不同级别胶质瘤组织中，可能部分通过Akt信号调控胶质瘤细胞GFAP表达，影响患者生存率。     

临床T1期肾细胞癌肾窦侵犯的危险因素

目的总结临床T1(cT1)期肾细胞癌的临床影像学特点，探究影响cT1期肾细胞癌患者发生肾窦侵犯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8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住院行肾部分切除术或根治性肾切除术，术前诊断为cT1期肾细胞癌的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影像学和病理学资料。采用卡方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对cT1期肾细胞癌发生肾窦侵犯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507例患者，其中男性354例(69.8%)，女性153例(30.2%)，中位年龄59岁，中位体重指数25.5 kg/m²。术前有肉眼血尿者18例(3.6%)，中位肿瘤直径3.5 cm。cT1a期322例(63.5%)，cT1b期185例(36.5%)，中位R.E.N.A.L.评分为8分。肿瘤边界规则者359例(70.8%)，肿瘤边界不规则者148例(29.2%)。所有患者均行手术治疗，包括186例(36.7%)肾部分切除术和321例(63.3%)根治性肾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肾窦侵犯75例(14.8%)，其中cT1a期侵犯肾窦18例，占cT1a期总数的5.6%;cT1b期侵犯肾窦57例，占cT1b期总数的30.8%。单因素分析发现，年龄(P=0.02)、R.E.N.A.L.评分(P < 0.001)、肿瘤边界状态(P < 0.001)是cT1期肾细胞癌发生肾窦侵犯的相关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R.E.N.A.L.评分(P≤0.020)和肿瘤边界状态(P=0.001)是cT1期肾细胞癌发生肾窦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对cT1期肾细胞癌，术后接近15%的患者存在肾窦侵犯现象; R.E.N.A.L.高评分和肿瘤边界不规则，均可以提示cT1期肾细胞癌有发生肾窦侵犯的风险。     

结肠直肠癌患者肠道黏膜区域的菌群分布

目的比较健康人群与结肠直肠癌（CRC）患者粪便菌群及肿瘤/瘤旁黏膜菌群的差异性，尝试寻找CRC新的防治途径。方法收集了13例CRC患者粪便、6例患者肿瘤/瘤旁黏膜和20名健康对照人群粪便，利用16SrDNA测序技术与生物信息学方法分别对粪便和黏膜的菌群组成差异进行了分析。在流式细胞仪检测粪便中的细菌总数后，采用几种较为常见的细菌培养基对粪便及黏膜中微生物进行分离鉴定，并利用乳酸脱氢酶检测试剂盒测试了其中7株细菌对3株肠癌细胞凋亡的影响。结果健康人粪便和CRC患者瘤旁黏膜中的菌群α-多样性显著高于CRC患者粪便和肿瘤黏膜中菌群α-多样性（P < 0.05）。从特异性微生物来看，与健康人群相比，CRC患者粪便中的特有菌为Lactobacillaceae，而其肿瘤黏膜上特有菌是Escherichia、Enterococcus、 Fusobacterium等。通过体外实验发现，分离自CRC患者肿瘤黏膜处的Bacteroides fragilis与Fusobacterium nucleatum分别对肠道癌细胞的增殖具有显著抑制活性（P < 0.0001）与促进作用（P < 0.001）。结论CRC患者粪便、肿瘤黏膜及瘤旁黏膜菌群与健康人群粪便菌群差异较大，且CRC患者粪便菌群不能代表肿瘤黏膜特异性菌群。体外实验结果表明，抑制肿瘤黏膜中F. nucleatum定植与促进具有癌细胞毒性的B. fragilis定植可能是治疗CRC潜在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