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述情障碍分析

目的：探讨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及其心理健康状况。方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50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研究组）和50例健康者（对照组）进行测评,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研究组TAS、SCL-90量表评分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或〈0.01）。结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其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述情障碍和人格特征的研究

目的 探讨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和人格特征及两者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明尼苏达多相个性调查问卷(MMPI)分别对60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研究组)及60名健康者(对照组)测评,分析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和人格特征及两者间的关系.结果 患者组TAS总分及因子I、Ⅱ、Ⅲ、Ⅳ评分[分别为(86.20±11.15)分、(21.12±3.28)分、(26.08±3.86)分、(18.21±4.69)分、(23.44±5.60)分]均高于对照组[分别为(65.00±10.12)分、(12.43 ±5.18)分、(15.64±5.57)分、(15.56±3.16)分、(18.71 ±4.30)分],其MMPI各临床量表中疑病、抑郁、癔症、男性,女性化、偏执、精神病态平均T分值[分别为(72.79±10.50)分、(68.46±13.63)分、(79.03±12.12)分、(51.72±7.74)分、(57.98±10.60)分、(54.98±8.83)分]均高于对照组[分别为(51.66±10.11)分、(47.96 ±9.42)分、(51.47±11.90)分、(43.66±8.77)分、(47.67±6.69)分、(47.48±8.67)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组TAS因子I与抑郁、精神病态、偏执均呈正相关,因子Ⅱ与抑郁呈正相关(r分别为0.454,0.405,0.477,0.437,P＜0.05).结论 躯体形式障碍患者有一定的人格基础,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并且这两者密切相关.     

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心智理论特点及其与述情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探究躯体形式障碍（SD）患者心智理论（ToM）功能的特征及与述情障碍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30 例年龄在18 ～ 60 岁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 版》诊断标准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作为研究组，选择年龄、性别及教育水平相匹配的30 例正常健康者作为对照组。两组均给予评估失言察觉任务测试（FPR）、Yoni 任务测试及多伦多述情障碍20 个条目量表（TAS-20）评定，对两组所测得结果加以比较，并对研究组的FPR、Yoni 任务评分与TAS-20 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两组间比较，研究组的FPR 总分、失言故事分及控制故事分和Yoni 任务测试的Cog、Cog2、Aff、Aff1 及Aff2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两组间的Yoni 任务测试Cog1、Phy、Phy1 及Phy2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FPR 总分、失言故事分与TAS-20 总分及各因子分的相关性分析均呈负相关（P <0.05）；Yoni 任务测试的Cog 及Aff 各因子分与TAS-20 总分、各因子分的相关性分析均呈负相关（P <0.05）。结论 SD 患者的心智理论能力明显受损，且与述情障碍有关。     

躯体形式疼痛障碍患者述情障碍及应付方式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躯体形式疼痛障碍患者述情障碍和应付方式的特点及其相关性。方法调查26例躯体形式疼痛障碍患者（研究组）述情障碍和应付方式,并与26例正常人为对照分析。结果研究组述情障碍总分（73．27±8．21）高于对照组（67．59±7．89）;应付方式的解决问题得分（0．65±0．16）低于对照组（0．89±0．57）,自责、幻想、逃避、合理化得分均分别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述情障碍量表Ⅰ、Ⅱ因子与应付方式问卷合理化得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Ⅱ因子与应付方式问卷逃避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P ＜0．05）。结论躯体形式疼痛障碍患者述情障碍明显,且与应付方式的选择相关。     

伴有躯体症状的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伴有躯体症状的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相关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收集130例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版本(HAMD-17)≥17分,其中SCL-90量表中躯体化因子得分>2的抑郁症患者为抑郁症伴躯体症状组(研究组),SCL-90量表中躯体化因子得分≤2的抑郁症患者为抑郁症不伴躯体症状组(对照组)。对两组患者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评估患者的述情障碍。并就述情障碍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比较。结果:1伴有躯体症状的抑郁症患者的述情障碍得分更高,有统计学意义(P<0.01);2抑郁评分越高,其述情障碍越严重;3TAS因子1与3个症状因子呈正相关,因子2与5个症状因子成正相关,因子3与8个症状因子呈负相关,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伴有躯体症状的抑郁症患者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性别、受教育年限、抑郁的严重程度等是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的重要影响因素。     

青少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临床症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

目的探讨青少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家庭功能状况及与临床症状的关系,为临床有效开展家庭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136例被临床诊断为躯体形式障碍的青少年(病例组)与122例对照者(对照组)共同完成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的填写。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对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χ2检验和t检验对病例组与对照组的一般资料进行比较;两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及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比较采用t检验;采用Person法对病例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评分与症状自评量表评分关系进行分析。结果病例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除外角色因子与情感介入因子)、症状自评量表总均分及各因子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除角色因子以外,病例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其他各因子得分与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得分存在着广泛的正相关(P<0.05)。结论青少年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存在较明显的家庭功能失调,且与临床症状相互影响,家庭治疗是临床治疗的重要着眼点。     

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与功能性躯体不适的关系

目的了解抑郁症患者功能性躯体不适症状的特征,并探讨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与功能性躯体不适症状之间的关系。方法选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20项中文版（TAS －20）、患者健康问卷（PHQ －15）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版本（HAMD －17）,对113例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组）和100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进行评定。结果（1）抑郁症组 TAS －20总分及各因子分、 PHQ －15总分及各条目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 ＜0．05）;（2）根据 PHQ 总分将功能性躯体不适分为轻、中、重度,抑郁症组 TAS －20总分、情感辨别不能因子分和外向性思维因子分均依次升高（P ＜0．05）;（3）情感辨别不能因子主要与四肢躯干疼痛及疲劳症状呈正相关（r ＝0．211,r ＝0．434,均P ＜0．05）,外向性思维因子与头部及消化系不适呈正相关（r ＝0．192,r ＝0．388,均 P ＜0．05）;（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情感辨别不能（β＝0．220,95％CI 20．55～22．28）、外向性思维（β＝0．216,95％CI 21．32～22．76）和 HAMD －17总分（β＝0．334,95％CI 21．54～23．79）为功能性躯体不适的影响因素（R 2＝0．238）。结论抑郁症患者存在严重而广泛的功能性躯体不适症状,情感辨别不能和外向性思维可能对部分症状的产生具有影响。     

伴躯体症状抑郁症患者皮质醇与述情障碍的相关性

目的 探讨伴躯体症状的抑郁症患者血清皮质醇水平与述情障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30例伴躯体症状的抑郁症患者（躯体组）及30例不伴躯体症状的抑郁症患者（不伴组）晨起血清皮质醇水平,使用述情障碍量表（TAS-20）评定两组患者述情障碍.结果 （1）躯体组血清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不伴组[（533.88± 144.10） μmol/L vs （458.27±82.87） μmol/L,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躯体组述情障碍总分及识别情感障碍、描述情感障碍因子分高于不伴组[（67.13±6.96）分vs（62.03±7.14）分,（24.50±3.78）分vs （21.63±3.63）分,（15.30±2.69）分vs（13.57±2.03）分,均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躯体组血清皮质醇水平与述情障碍总分正相关（r=0.596,P＜0.01）,与识别情感障碍、描述情感障碍、外向性思维因子分正相关（r=0.391,0.435,0.452,均P＜0.05）.（4）不伴组血清皮质醇水平与述情障碍总分正相关（r=0.418,P＜0.05）,与外向性思维因子分正相关（r=0.489,P＜0.01）.结论 伴躯体症状较不伴躯体症状的抑郁症患者存在较重的述情障碍,具体体现在识别情绪障碍、描述情绪障碍.述情障碍的严重程度与血清皮质醇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父母养育方式对躯体化障碍患者述情障碍的影响

目的：探讨父母养育方式对躯体化障碍患者述情障碍的影响。方法：应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对85例躯体化障碍患者和74例健康对照组进行测评。结果：研究组TAS总分和各因子分均高于对照组；父亲养育方式中因子Ⅱ、因子Ⅴ等2项高于对照组；母亲养育方式中因子Ⅰ、因子Ⅱ、因子Ⅲ、因子Ⅳ等4项高于对照组；tAS的因子Ⅰ与EMBU父亲因子Ⅱ呈正相关，与母亲因子Ⅰ呈负相关；TAS的因子Ⅱ、因子Ⅲ与母亲因子Ⅱ、因子Ⅲ、因子Ⅳ呈正相关；TAS的因子Ⅳ与父亲因子Ⅲ呈正相关。结论：躯体化障碍患者存在较严重的述情障碍，其父母养育方式对述情障碍有明显影响。     

抑郁症与躯体形式障碍共病患者的心理社会特征研究分析

目的 探讨抑郁症与躯体形式障碍共病患者的心理社会特征。方法 选择抑郁症与躯体形式障碍患者89例,分为共病组(40例)与非共病组(49例),抑郁情况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焦虑状况比较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进行评价,分析共病患者的心理特征。应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HAMD评分:共病组焦虑/躯体化(9.79±1.47)分、体质量减轻(1.63±0.92)分、日夜变化(1.032±0.53)分、绝望感(7.11±1.92)分、HAMD总分(45.76±12.31)分,与非共病组[(5.52±1.23)分、(0.83±0.58)分、(0.54±0.44)分、(5.92±1.73)分、(39.35±11.63)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HAMA评分:共病组躯体性焦虑(18.21±2.26)分、精神性焦虑(7.72±2.26)分、HAMA总分(25.31±5.58)分,与非共病组[(11.19±3.37)分、(6.28±2.74)分、(17.62±4.47)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TAS评分:共病组TAS-I(29.65±2.95)分、TAS-Ⅱ(15.67±3.11)分、TAS-Ⅲ(26.71±4.33)分、TAS总分(60.36±9.22)分,与非共病组[(22.83±3.71)分、(12.76±4.02)分、(20.27±3.51)分、(54.17±10.23)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结论 共病组患者具有较高的汉密尔顿抑郁评分和汉密尔顿焦虑评分,同时具有较高的述情障碍,提示在对患者进行诊断时可以参考以上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诊断。     

心理干预对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心理干预对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将80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药物治疗,观察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配合心理干预。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评定患者的疗效及生活质量。结果:治疗后,观察组的躯体健康维度、心理健康维度及社会功能维度评分分别高于对照组,两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观察组的SAS、SDS评分低于对照组,两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结论:心理干预能明显提高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心理社会功能的康复。     

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临床特征的对照研究

目的分析对比躯体形式障碍患者情绪和个性特征,提高对躯体形式障碍的识别敏感性与临床诊治水平。方法综合性医院门诊收集131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94例抑郁症患者、97例焦虑症患者和95例健康志愿者,采用心理测试软件进行90项症状自评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测试,对情绪和个性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躯体形式障碍组躯体化因子分（2.47±0.65VS2.05±0.58）高于焦虑组,躯体形式障碍组人际关系敏感（2.18±0.75VS2.67±0.68）、抑郁（2.53±0.70VS3.20±0.60）、敌对因子分（2.23±0.64VS2.71±0.55）低于抑郁症组,躯体形式障碍组精神质（54.26±11.18VS39.69±10.11）和神经质因子（62.55±9.88VS53.07±11.35）分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躯体形式障碍组神经质因子分与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因子分呈正相关。结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存在多种躯体不适和负面情绪,躯体化症状高于焦虑症,但抑郁程度低于抑郁症,神经质特征与躯体化症状、负面情绪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电针刺联合帕罗西汀治疗持续性躯体形式疼痛障碍的临床研究

目的研究电针刺联合帕罗西汀治疗持续性躯体形式疼痛障碍的疗效。方法将63例持续性躯体形式疼痛障碍的患者随机分为电针组（B组：电针刺治疗）、帕罗西汀组（C组：帕罗西汀治疗）和研究组（A组：电针刺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在治疗前及治疗1、2、4、8周末各评定1次简易McGill疼痛量表（SF-MPQ）、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治疗不良反应量表（TESS）。结果治疗后3组患者疼痛缓解疗效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PRI总分、VAS得分、PPI得分、HAMD总分和HAMA总分,从治疗第1周末起与治疗前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C组从治疗第2周末起与治疗前比较,差别也有统计学意义（P〈0.01）;B组的PRI总分、VAS得分从治疗第1周末起与治疗前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PPI得分、HAMD总分、HAMA总分从治疗第2周末起与治疗前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3组患者治疗不良反应少。结论电针刺联合帕罗西汀治疗持续性躯体形式疼痛障碍可以显著控制疼痛,改善患者不良情绪,且比帕罗西汀单独治疗起效快。     

广泛性焦虑患者治疗前睡眠质量与心理状况调查

目的：探讨广泛性焦虑患者的睡眠质量及其与心理状况的关系。方法：对60例广泛性焦虑患者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和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调查,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有睡眠障碍者91．66％（55例）,各成份〉12分的发生率在50％-91．66％,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日间功能障碍、睡眠质量、睡眠效率;SCL-90九因子分均高于国内常模;PSQI各指标及总分与SCL-90各因子及总分显著正相关（r〉0．20）,但上述相关大多不密切（r〈0．5）。结论：广泛性焦虑患者心理状况对睡眠质量影响较大。     

综合医院心理门诊患者的述情障碍

目的调查综合医院心理门诊患者中的述情障碍，探讨其与诊断、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以及心身症状的关系。方法以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6）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150例心理门诊患者进行评定。结果男女述情障碍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述情障碍与年龄、文化程度、诊断有相关，男性还与职业相关。不同疾病中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性别与述情障碍的相关性不同。控制年龄等相关因素后做偏相关分析，发现述情障碍仍与心身症状相关，SCL-90总分与TAS的因子1（r=-0．3648，P〈0．01）、因子2（r=-0．5398，P〈0．01）、因子3（r=0．2023，P〈0．05）、因子4（r=0．2534，P〈0．01）及总分（r=-0．3410，P〈0．01）相关。结论心理门诊患者表现出明显的述情障碍的特征。     

南京市青少年妊娠的社会心理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青少年妊娠的社会心理病因，寻求有效的防范对策。方法：采用妇科检查、心理卫生测试与社会敏感问题随机应答技术，对南京市６２０例（其中青少年３１４例）婚前检查者和１７２例青少年人工流产者的社会心理因素，进行一元及多元分析。结果：未婚青少年妊娠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父母管教程度、恋爱年龄、男友职业、本人年龄、自尊心、文化、父母离异、性观念及避孕情况等。结论：青少年妊娠是由多种社会与心理因素造成的，防范对策的关键在于健康教育，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应协同综合治理。     

精神障碍患者共病酒精使用障碍的现况调查研究

背景　精神障碍常与酒精使用障碍共病,但其影响因素报道不一,且住院患者共病报道较少,而临床医生常注重治疗单一精神障碍,而忽视共病的存在,容易导致漏诊。目的　调查住院精神障碍患者共病酒精使用障碍的现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16年10月10—17日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710例,根据是否共病酒精使用障碍分为共病组（171例）及非共病组（539例）。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为诊断工具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疾病诊断。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居住方式、家庭关系、职业、病前性格、嗜酒家族史、诊断、风险评估（有无冲动、外走、自伤、自杀等行为）。结果　精神分裂症共病酒精使用障碍发生率为19.6%（59/301）;抑郁症共病酒精使用障碍发生率为27.2%（44/162）;双相情感障碍共病酒精使用障碍发生率为34.5%（51/148）;其他精神障碍共病酒精使用障碍发生率为17.2%（17/99）。两组性别、家庭关系、职业、嗜酒家族史、诊断分布、冲动所占比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7.57,95%CI（4.63,12.37）〕、家庭关系不和睦〔OR=2.35,95%CI（1.36,4.08）〕、待业〔OR=3.75,95%CI（1.98,7.10）〕、抑郁症〔OR=2.81,95%CI（1.40,5.63）〕及冲动〔OR=1.72,95%CI（1.12,2.65）〕是精神障碍患者共病酒精使用障碍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精神障碍共病酒精使用障碍的比例较高,且男性、家庭关系不和睦、待业、抑郁症及冲动是其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