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视力康复:我们面临的挑战

低视力的本质是患者减退的视功能不能满足其日常生活视功能需求的一种状态.低视力的康复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医疗、康复、教育、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的工作.目前,我国的低视力康复工作已经经历了20余年的探索发展过程,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仍然很多.笔者对我国低视力康复工作发展的历程和成就进行了简要总结,对当前我国低视力康复工作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进行了分析,认为低视力康复专业技术、低视力康复辅助器具可用资源、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问题是影响我国低视力康复服务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制约我国低视力康复工作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医疗机构低视力门诊的建设及可为全社会提供开放性服务的非医疗性专业康复机构的建设,是我国低视力康复服务体系建设必须解决的两个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     

关注低视力的预防和康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关注低视力的防治和康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不但有利于减少低视力患者由于视觉损害对生活和工作所产生的功能性影响,同时也表明我国的眼科事业正在进一步发展,从传统的疾病防治领域向着视觉康复领域拓展。本文就准确地了解低视力的定义,我国低视力预防和康复的目标,以及眼科医师在低视力预防和康复中的作用做了评述,以期引起眼科同道对低视力防治工作的重视。     

深切缅怀孙葆忱教授

2022年5月3日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眼科研究所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孙葆忱教授因心脏疾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良师益友。孙葆忱教授1980年到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工作，1987年任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同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专家特殊津贴。曾任国际防盲协会（IAPB）中国国家委员、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办公室主任、全国及北京市低视力专家组组长、中国卫生部视光学研究中心顾问及中国金钥匙视障教育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等。在我国防盲及低视力康复领域做了多项开创性工作，贡献杰出。 全国防盲治盲工作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1981年初在张晓楼、李荣德教授的领导下，孙葆忱教授具体牵头与邹留河、严肃、李莉等教授组成早期的防盲小组，积极取得政府的支持，以治沙防盲为重点，着手筹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并开展前期工作。1983年在北京市眼科研究所成立防盲办公室，形成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办公室的雏形。1984年卫生部发布关于成立“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的通知（84卫防寄字第193号），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由原卫生部领导担任，负责指导全国防盲工作，办公室设在北京市眼科研究所。1986年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召开第三次全国防盲会议时，已有22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省级防盲指导组。1987年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作为专家组协助中残联制定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方案，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内完成了中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视力残疾部分的流调资料分析。同时开展了与世界卫生组织（WHO）防盲组的交流与合作，促成了于1988年2月WHO确认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眼科研究所成为中国首个WHO防盲合作中心。 首个中国防盲规划的主要撰稿人 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孙葆忱教授与WHO防盲官员Konyama博士等一起制定第一个中国防盲规划——《全国防盲和眼保健七五规划》，并由原卫生部在1988年7月发布。规划中提出的防盲主要任务为：七五期间，制订眼卫生保健计划和初级眼卫生保健计划、进行白内障手术，制定全国防盲先进县标准等。此防盲规划呈送WHO获得认可。1988年卫生部第一次授予十个县为防盲先进县。至2000年防盲先进县及地区达204个。 代表中国成功申办国际防盲大会 1989年我国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WHO防盲规划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孙葆忱教授代表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介绍了我国防盲治盲工作开展情况。1990年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卫生部司长张自宽以及孙葆忱、胡铮、罗文彬等教授应邀到肯尼亚第一次参加国际防盲协会（IAPB）第四届大会，孙葆忱教授当选IAPB西亚太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国家委员。 1994年孙葆忱教授赴德国柏林参加第五届IAPB大会，代表中国递交了在中国召开第六届IAPB大会的申请并进行了陈述，及随后的成功申报环节。1999年9月5日至11日，第六届国际防盲协会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至今为止国际防盲领域唯一一次在我国召开的专业会议。会议由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与前国家卫生部国际交流中心、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国际防盲协会联合举办。在这次大会上，原卫生部张文康部长代表我国政府签署了“视觉2020”全球宣言，庄严承诺：“到2020年，在我国消除可避免盲”，这是全球防盲里程碑式的壮举。 中国推广WHO沙眼SAFE战略的第一人 在解放初期，沙眼是中国第一位的致盲眼病，为了更好地防治沙眼，1990年5月WHO防盲合作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第一个WHO新的沙眼分级标准培训班，全国20个市县参加了培训。在得到WHO授权后，孙葆忱教授率领团队翻译并在我国全面推广了WHO的沙眼防控手术、抗生素治疗、清洁脸部和改善环境（Surgery, Antibiotic treatment, Facial cleansing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AFE ）战略4本手册，制定了在全国举办沙眼骨干培训班的计划及实施方案，并亲自赴云南省、成都市、重庆市、北京郊区等地进行沙眼筛查，协助重点省份如山西、海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区筛查、防治沙眼。 牵头创刊并发行《全国防盲简报》 1988年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出版了《全国防盲简报》第一期。为促进防盲工作建立了交流平台。 中国低视力专业的奠基人 1982年孙葆忱教授首次按照WHO盲及低视力标准在中国开展眼科流行病学调查，推动了我国视力残疾流行病学调查的规范化。上世纪80年代初低视力康复工作在我国是一片空白，1983年孙葆忱教授创建低视力专业，首次将低视力学科引入中国，在北京同仁医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低视力门诊，当时《文汇报》及《北京日报》采访了孙教授，对此进行了报道。 建立低视力门诊之初，孙葆忱教授于1984至1985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及墨尔本大学从事防盲及低视力研究工作，与国际低视力康复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回国后，得到WHO总部的支持，获得了第一批助视器以及对比敏感度检查设备。WHO授权北京同仁医院低视力门诊为“WHO低视力门诊”。鉴于国内缺乏康复的辅助器具，1986年孙葆忱教授团队成功研制第一套国产助视器，成为我国低视力患者的常用康复器具。同年，北京同仁医院举办了全国第一个低视力培训班。1988年出版我国第一部低视力专著《临床低视力学》，目前已出版第三版；2004年受中国教育部邀请主编我国第一部低视力全国高等教材《低视力学》。研制了适用于儿童使用的《儿童图形视力卡》。 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低视力康复人才 在原卫生部、WHO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领导及资助下，孙教授与国内各地眼科学会、金钥匙中心及国外非政府机构、大学等合作，在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全国各地举办各种层次的盲及低视力培训班三十余次，培养低视力专业医生、护士、教师及残联工作人员两千余名。 2005年起孙教授因为疾病无法行走，但他仍然关心低视力康复发展，带领低视力团队人员更新《临床低视力学》第三版，撰写《低视力患者生存质量与康复》与《眼与全身病》等多部专著，连续九届在由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中国视觉障碍资源中心主办的“国际低视力论坛”上发言，在全国残联系统康复专业技术国家级规范化培训基地（北京同仁医院）承办的低视力培训班授课。 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开展了低视力康复工作 孙葆忱教授曾担任全国低视力专家组秘书及组长，对全国低视力康复工作进行技术性指导：1988年参与国家多部委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编制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年-1992年)》，这是由国务院下发的第一个包括有低视力康复在内的全国性规划。1991年协助制定了国家八五计划纲要（1991-1995），1995年协助制定了国家“九五工作纲要(1996-2000)”。在他的推动下，中国低视力康复工作开始受到眼科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在原卫生部、中残联及各地残联的领导下，孙教授帮助全国各地建立了约一千个低视力康复门诊，为当地的低视力患者带来了福音。 率先开展科研工作推进低视力学科发展 孙葆忱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始了一系列的低视力康复相关研究，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对比敏感度与视觉康复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把“功能性视力”的概念引入中国，并对功能性视力开展研究，引领儿童低视力患者康复方向。后续进行了一系列的低视力康复相关研究：眩光与视功能、滤光镜与视功能、老年与儿童低视力特点、视觉康复与教育康复、低视力助视器应用、中国盲童学校低视力分班教学教育改革等，WHO新的沙眼分类标准的研究、WHO简化白内障分类研究等项目，发表论文近百篇，编译国外低视力专著近十部。作为第一完成人，低视力系列研究获得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三等奖。 组织国内外交流推动低视力学科发展 在国内，孙教授的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合肥、石家庄、乌鲁木齐、南宁、南京、济南、长春、沈阳、太原、兰州、郑州、泉州及中国香港等地，参加有关国内及国际学术会议及讲座。良好的英文能力，不但让孙教授赴澳大利亚、泰国、越南、印尼、日本、西班牙、荷兰、美国、肯尼亚、突尼斯、德国、瑞典等参加有关低视力国际学术会议与讲学，同时也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低视力专家与学者。包括美国低视力代表团、美国视光学院代表团、泰国眼科代表团，法国、日本及菲律宾等国专家及WHO邀请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和专家等。 依托WHO北京同仁医院低视力门诊提供康复服务 低视力患者相对于其他的眼病患者，问诊、检查更加复杂困难，在北京同仁医院的WHO低视力门诊。孙教授耐心、认真地询问，带领团队为患者适配不同的助视器，为眼病患者提供最后一次看见的希望。累积为全国14万低视力患者适配助视器,改善患者的视觉质量和生活质量。 孙葆忱教授热爱防盲与低视力康复事业，一生为我国防盲事业和低视力专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我们为孙葆忱教授的逝世而无比痛心。愿敬爱的孙葆忱教授一路走好。     

中国大陆三级医疗机构低视力服务专业人员配置和服务提供情况分析

目的：统计分析我国三级医疗机构低视力服务专业人员配置和服务提供情况，为进一步推进我国低视力医疗康复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描述性研究。于2015 年开始对全国提供眼科服务的三级医疗机构通过网上填报的方式进行普查，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χ2检验，对我国三级医疗机构低视力服务专业人员配置和服务提供情况进行系统整理和统计分析。结果：本次调查覆盖全国1 508 家三级医疗机构，其中提供低视力诊疗康复服务的有559 家（37.07%），未提供服务的有949 家（62.93%），各级医疗机构在是否开展低视力康复服务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1.94，P<0.001）。在提供服务的机构中，已设立低视力专业门诊的有338家（60.47%），低视力年平均门诊量为964例。从事低视力医疗康复服务专业人员2 993 人，平均每家三级医疗机构有低视力专业医师1.98 人、护士0.46 人、技师0.41 人、辅助人员0.22 人。三级医疗机构以儿童功能性视力康复训练、低视力社区教育宣传和助视器验配为主要低视力服务类型。结论：我国三级医疗机构低视力学科建设亟待加强，专业人员总量偏低、人才梯队建设不完善，服务质量低、服务类型单一，无法满足我国低视力患者全方位的服务需求。     

低视力康复现状与进展

低视力康复主要是通过助视器的使用配合低视力康复训练。本研究通过对成人和儿童低视力康复现状、低视力功能状态评价、助视器研究发展方向进行综述，为低视力患者和康复工作提供一定指导。运用现有的助视器，老年及儿童低视力患者的视力康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新型助视器的研制和开发，为低视力患者的康复迈进了一步。     

《临床低视力学》一书出版

由北京同仁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孙葆忱、胡爱莲主编的第四版《临床低视力学》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9章,主要内容包括：低视力的诊断标准,我国及国外视力残疾的患病率及病因。低视力患者的各种检查。在助视器的种类、原理及验配和训练方法、儿童低视力和老年低视力康复方面增加了较多新的内容。新增加了成年低视力康复和视力残疾人的定向行走训练内容。低视力康复的人员组成及康复模式,与低视力有关的学科,如听力障碍、心理学、智力残疾及遗传学都根据国内及国际现状也作了较大的改动,与低视力结合更加密切。每本63元,购书请邮寄北京崇内大街后沟胡同17号 北京市眼科研究所317房间 刘英,邮编100005。     

《临床低视力学》一书出版

由北京同仁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孙葆忱、胡爱莲主编的第四版《临床低视力学》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9章,主要内容包括：低视力的诊断标准,我国及国外视力残疾的患病率及病因。低视力患者的各种检查。在助视器的种类、原理及验配和训练方法、儿童低视力和老年低视力康复方面增加了较多新的内容。新增加了成年低视力康复和视力残疾人的定向行走训练内容。低视力康复的人员组成及康复模式,与低视力有关的学科,如听力障碍、心理学、智力残疾及遗传学都根据国内及国际现状也作了较大的改动,与低视力结合更加密切。每本63元,购书请邮寄北京崇内大街后沟胡同17号 北京市眼科研究所317房间 刘英,邮编100005。     

《临床低视力学》一书出版

由北京同仁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孙葆忱、胡爱莲主编的第四版《临床低视力学》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9章,主要内容包括：低视力的诊断标准,我国及国外视力残疾的患病率及病因。低视力患者的各种检查。在助视器的种类、原理及验配和训练方法、儿童低视力和老年低视力康复方面增加了较多新的内容。新增加了成年低视力康复和视力残疾人的定向行走训练内容。低视力康复的人员组成及康复模式,与低视力有关的学科,如听力障碍、心理学、智力残疾及遗传学都根据国内及国际现状也作了较大的改动,与低视力结合更加密切。每本63元,购书请邮寄北京崇内大街后沟胡同17号北京市眼科研究所317房间刘英,邮编100005。     

《临床低视力学》一书出版

《临床低视力学》一书出版由北京同仁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孙葆忱、胡爱莲主编的第四版《临床低视力学》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9章,主要内容包括：低视力的诊断标准,我国及国外视力残疾的患病率及病因。低视力患者的各种检查。在助视器的种类、原理及验配和训练方法、儿童低视力和老年低视力康复方面增加了较多新的内容。新增加了成年低视力康复和视力残疾人的定向行走训练内容。低视力康复的人员组成及康复模式,与低视力有关的学科,如听力障碍、心理学、智力残疾及遗传学都根据国内及国际现状也作了较大的改动,与低视力结合更加密切。每本63元,购书请邮寄北京崇内大街后沟胡同17号 北京市眼科研究所317房间 刘英,邮编100005。（北京同仁医院防盲办公室）     

关于临床低视力学

一、前言低视力(Low Vision)或残余视力患者可以靠各种助视器(Visual Aids)提高视力,进而改善其工作、学习和生活能力。在一些发达国家低视力工作为眼科一个新的分支或康复医学的一部分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我国总的来讲低视力的防治及研究工作可能刚刚开始。广大眼科工作者对低视力工作可能还有些生疏,所以我愿简要介绍临床低视力学及我们近三年来对低视力工作开展的一些体会,供大家参考。     

北京市医疗机构低视力康复服务状况调查

目的 了解北京市医疗机构低视力康复服务能力及现状,为政府低视力康复工作提供政策依据。设计 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 北京市二级及以上医院90家。方法 通过问卷形式对90家医疗机构低视力康复工作进行调查,调查问卷由各调查机构视光和眼科负责人填写。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指标 问卷应答率、是否开展低视力服务、不能开展低视力服务的原因、低视力康复年服务量、种类、人员状况及助视器的种类。结果 90家医疗机构中,做出有效应答的医疗机构86家,应答率95.56%。可提供低视力康复服务的医疗机构6家（6.98%）。医疗机构未开展低视力康复服务的原因依次是缺乏基本设备和助视器、缺乏资金、缺乏低视力专业人员以及没有患者来源。各家医疗机构提供的年服务量少者为0~49例,多者大于250例,年总服务量不足600人。低视力工作人员仅有19位。6家医院可提供光学近用助视器,3家医院可提供光学远用助视器,2家医院可提供电子助视器,6家医院均不能提供非视觉助视器,均未开展儿童功能性视力康复训练、日常生活能力和技能康复训练、职业训练、适应及行走训练等康复服务。购买助视器的资金来源有患者自费或非政府机构的资金支持,各种助视器的支付均未纳入医保范围。结论 北京市医疗机构低视力康复服务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低视力患者的需求,应加强北京市低视力康复服务能力。（眼科, 2015, 24： 348-351）     

The Optometric Management of the Child with Low Visio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ptometrists have taken a greater interest in paediatric optometry, yet the optometric management of the child with low vision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Optometrists have the fundamental training, clinical expertise and attitudes to manage the paediatric low vision patient effectively. Although visually handicapped children receive specialist medical care from birth or at a very early age, referral to other low vision services frequently does not occur until the child enters the education system. Optometrists in private practice can bridge the gap between medicine and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ediatric low vision care by understanding the rationale for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in visual functioning and developing a sincere commitment to extending their involvement with these children beyond the provision of low vision aids.     

五所特殊教育学校视障学生视觉损伤及康复情况

目的：分析国内5所特殊教育学校视障学生的视觉损伤及康复现状,了解这些学校视障学生的眼健康状况,探讨影响视障学生视觉康复相关因素及今后工作重点。方法：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WHO 盲及低视力眼检查记录表,对5所特殊教育学校视障班学生进行病史采集、视力检查、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医学验光及助视器验配。采用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视觉损伤分级诊断标准。采用 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共筛查视障学生330例（660眼）,其中可避免盲及低视力有170例（51.5%）,难避免盲及低视力有115例（34.8%）,因筛查条件受限不能确定45例（13.7%）。 324例视障学生中（除去6例不配合视力检查）,93例（28.7%）学生屈光矫正后视力有所提高,双眼中较好眼的最佳矫正视力（LogMAR）由1.44升至1.19,屈光矫正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523, P<0.001）。17例（5.2%）屈光矫正后视觉损伤等级有所下降。122例（37.7%）可验配使用中远助视器提高远视力,128例（39.5%）可验配使用近用助视器提高近视力。在1级、2级及3级视觉损伤的视障学生中,远用助视器验配比例分别达到83.7%、83.3%、65.3%,脱盲率达到17.8%,脱残率达到72.2%;近用助视器验配比例分别达到77.6%、81.3%、77.6%,脱盲率达到22.8%,脱残率达到 81.4%。结论：部分特殊教育学校视障学生尚缺乏系统的眼健康筛查及视觉康复服务,部分视障学生通过屈光矫正及助视器的使用即可有效脱盲、脱残。在特殊教育学校中普及眼健康筛查及助视器的康复使用,可作为今后开展视障学生康复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Principles of modern low vision rehabilitation

Low vision rehabilitation is a new emerging subspecialty draw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fields of ophthalmology, optometry,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sociology, with an ever-increasing impact on our customary concepts of research, education, and services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patient.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and coordinated effort are necessary to take advantage of new scientific advances and achieve optimal results for the patient. Accordingly, the intent of this paper is to outline the principles and details of a modern low vision rehabilitation service. All rehabilitation attempts must start with a first hand interview (the intake) for assessing functionality and priority tasks for rehabilitation, as well as assessing the patient's all-important cognitive skills. The assessment of residual visual functions follows the intake and offer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measure, evaluate, and document accurately the extent of functional loss sustained by the patient from disease. An accurate assessment of residual visual functions includes assessment of visual acuity, contrast sensitivity, binocularity, refractive errors, perimetry, oculomotor functions, cortical visual integration, and light characteristics affecting visual functions. Functional vision assessment in low vision rehabilitation measures how well one uses residual visual functions to perform routine tasks, using different items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 throughout the day. Of the many functional vision skills known, reading skills is an obligatory item for all low vision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s. Results of assessment guide rehabilitation professionals in developing rehabilitation plans for the individual and recommending appropriate low vision devices. The outcome from assessing residual visual functions is detection of visual functions that can be improved with the use of optical devices. Methods for prescribing devices such as image relocation with prisms to a preferred retinal locus, field displacement to primary gaze position, field expansion, and manipulation of light are practiced today in addition to, or instead of, magnification. Correction of refractive errors, occlusion therapy, enhancement of oculomotor skills, and field restitution are additional methods now available for prescribing devices leading to rehabilitation of visual functions. The outcome from assessing residual functional vision is detection of functional vision that can be improved with the use of vision therapy training. After restoration of optimal residual visual functions is achieved with optical devices, one can follow with training programs for restoration of lost vision-related skills. If an optical dispensary is available where prescribing of low vision devices routinely take place, this will help ensure familiarity and specialization of the dispensary and staff with low vision devices and their special dispensing requirements. The dispensing of low vision devices is an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the device to the patient, train the patient in the correct use of the device for the task selected, and create a direct and continuous connection with the patient until the next encounter. Following assessment, prescribing, and dispensing of devices, a low vision practitioner, ophthalmologist or optometrist, is responsible for recommending and prescribing vision therapy training to improve residual functional vision. An attempt to present a template for a comprehensive modern low vision rehabilitation practice is made here by summariz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and stressing the multidisciplinary involvement required for this kind of practice.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and other initiatives from colleagues,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 will promote and raise awareness of modern low vision rehabilit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all.     

助视器在低视力儿童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自行来院就诊低视力儿童的病因及低视力康复疗效,方法对门诊筛查视力低常儿童进行散瞳验光、眼底等检查,诊断为低视力者,应用远用、近用助视器进行视力康复训练;结果在25例低视力儿童中,(1)病因以先天性眼球震颤合并屈光不正多见,占76.00%;(2)20例选择康复远视力,最佳矫正远视力在0.1～<0.3,用4X、6X单筒近距远距观察镜康复远视力达到≥1.0,脱残率100%;(3)5例选择康复近视力,最佳矫正近视力<0.3~0.1,经过使用2.5X、3X、4X直柄放大镜和2.5X木马放大镜康复近视力≥0.5,近视力康复有效率100%。结论应用助视器能有效提高低视力儿童的远、近视力和视觉质量,让患儿有机会具备接受正常教育的用眼条件,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矫正、早康复,对低视力儿童的身心健康、拓宽知识领域、升学、就业具有积极地意义。     

Patients with late-life vision damage in occupational rehabilitation. Preliminary ophthalmologic treatment, concomitant manifestations and an illustration provided by the growing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juvenile diabetes]

The rehabilitation centre in Veitsh?chheim (near Würzburg) offers different kinds of training programs for the adult visually handicapped. This is usually preceded by a long time of unemployment. Diabetes mellitus was the third most common disease at the centre and 25% of th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were already legally blind. In a retrospective study we looked at the medical and ophthalmological treatment and the education the 76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had received before coming to the rehabilitation center. All charts from February, 87, to September, 90,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visual acuities by the WHO we formed four groups (less than or equal to 1/50; 1/35-0.1; 0.125-0.3; greater than 0.3) and compared them with each other. In the groups with the lowest visual acuity the medical management of the diabetes mellitus had been much poorer than in the better groups. Related to the bad visual acuity was the higher incidence of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and the significantly lower percentage of panretinal lasercoagulations. 47% of th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had been trained in jobs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recommended to a potential visually disabled by an ophthalmologist or the office for labour exchange. Only in 10% of the cases could a job be maintained by the help of technical devices (including low vision aids). To ensure best medical treatment and counselling concerning the choice of an appropriate job a close team work between practising ophthalmologist, general practitioner, and the office for labour exchange is needed. Thereby the cost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a retraining program could hopefully be low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