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肠癌综合治疗体会(附137例分析)

 世界各地大肠癌发病率不同,大洋洲西欧北美等地发病率较高,美国大肠癌占主要癌病的第二位^[7]。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占恶性肿瘤的第5—8位^[1]。直肠癌在大肠癌中占30—70％^[8]。     

胃粘膜不同类型肠上皮化生粘液组织化学研究

 胃粘膜的肠上皮化生在胃的良性病变与胃癌中是一种常见的病变,许多学者认为肠化生与胃癌的组织发生有密切关系^[1-4]。     

硒酵母和亚硒酸钠对大鼠诱发性肺癌抑制作用的初步观察

 流行病学资料早已提示硒与癌的发病率呈负相关^[1]。近几年来的许多实验研究也证明硒对化学致癌质诱发性皮肤癌^[2]、肝癌^[3、4]、结肠癌^[5、6]、乳腺癌^[7、8]以及病毒诱发性小鼠乳腺癌^[9、10]有抑制作用。     

癌基因(Oncogenes)

 1682年曾被称为“癌基因之年”^[1]。其后,有关癌基因的研究一直异常活跃,成果亦多,择其要者有:ras 等癌基因结构与组织的阐明^[2-6];c-onc 假基因的发现^[7、8];人基因组中c-onc 的定位^[9];c-onc 与肿瘤染色体畸变的关系——“转位激活”机制的进一步确定^[10-13];“突变激活”机制的再次肯定及其与化学致癌的联系的初步证据^[14-18];c-ras “不同突变位点与不同突变方式”激活的证明^[9-20];c-onc 不同阅读框架及其转录本不同剪接方式的研究^{[8、21、22]};sis等癌基因产物结构和功能的初步鉴定^[23-33];正常细胞癌变至少需要两个不同痛某因协同作用模式的提出^[34-37];等等.     

右肺巨大平滑肌肉瘤1例

 平滑肌肉瘤发生在肺内很少见，近年国内报道仅见一例^[1]，现将本室遇到一例报道如下。患者女性，21岁，因阵发性胸骨后隐痛18天， 于1990年8月10日入院。     

不同人群的淋巴细胞亚群测定——活性花结和酯酶双标记

 人体的T 淋巴细胞(TLC)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相关性。一些文献指出,活性花结(Active rosette,简称Ea)是代表具有免疫活性的TLC 亚群^[1、2],而人体血细胞中的酸性α-醋酸萘酯酶(Acid α-Naphthyl acetate esterase,简称ANAE)能对TLC 进行标记，以区分T、B 细胞或其他血细胞^[3]。     

肿瘤的多药耐药性

 耐药性是肿瘤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可以存在于化疗之前(即内源性耐药)，也可以在化疗中产生(即获得性耐药)^[1].多药耐药性(Multidrug Resistance，简称MDR)是指肿瘤细胞在接触一种抗癌药物后产生了对其它多种结构与功能迥异的天熊杭痛药物的耐药^[2]。     

用改进的单个细胞毒试验研究自然杀伤细胞的杀伤动态

 自然杀伤细胞(NK)溶解靶细胞的作用与其分泌溶酶体酶及可溶性杀伤因子有关^[1]、[2]。但这些因素造成靶细胞损伤的确切机制不清。效应细胞在靶细胞土最先产生的损伤部位及其性质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3]、[4]。为进一步阐明NK 的杀伤机制,了解NK 杀伤靶细胞的动态和特征,我们用改进的单个细胞方法,在苯胺黑存在于培养介质的条件下观察了NK 细胞杀伤靶细胞的动态,并同时与机械作用及低渗作用造成的靶细胞变性,死亡进行了比较。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其受体的基因结构及表达调节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是一个对热、酸稳定的分子,由两个相同分子量(23RD)亚基以二硫键连接的糖蛋白二聚体,由同一独特的N端氨基酸序列而其它区域有些差异的两条多肤链组成。人VEGF的两个受体flt-1和KDR已被克隆成功^[1,2],相应的KDR在小鼠和大鼠分别为flk-1和TKrC^[3]。     

恶性胸膜间皮瘤的治疗

 恶性胸膜间皮瘤并不是常见的肿瘤,但近年来发病有所增加,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本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本病的发生和石棉接触史有一定关系,随着工业发展接触石棉的人群的增加,预计今后发病率还会上升^[1-4]。     

肝炎、家族肿瘤史与原发性肝癌

 肝炎、家族肿瘤史与原发性肝癌吴燕，刘耳，张宝初对于肝炎、家族肿瘤史与原发性肝癌(PHC)关系，我们已经分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关系密切，均是发生PHC的危险因素之一^[1-3]。但肝炎与家族肿瘤史(下简称家族史)对PHC的发生、发展有无交互影响。     

用MNNG 诱发小鼠大肠癌过程中大肠粘膜细胞DNA 含量变化

 目前尚缺乏较敏感的早期诊断大肠癌的方法。科学家们曾企图找出大肠癌特异性抗原(癌胚抗原CEA)作为早期诊断的手段,但未能如愿^[1]。目前大肠癌的诊断有赖于大便潜血试验及内窥镜检查。且一旦诊断确立已多属晚期。     

口服足叶乙甙和三苯氧胺治疗晚期肝癌

 目前对于已丧失手术机会的进展期肝癌,多首先采用肝动脉插管栓塞化疗,该疗法可使部分患者的肿瘤缩小,甚至获得二次手术的机会。但对于晚期(far advanced)的肝癌患者,栓塞化疗可能会因其明显的毒副作用而严重降低患者的生存质量^[1]。     

P53及nm23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应用LSAB免疫组化方法研究P⁵³和nm23表达变化与胃癌生物学行为及淋巴结转移和预后的关系。发现P⁵³及nm23的阳性率分别为61%、60%。P⁵³过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和预后关系密切(P<0.01)。nm23低表达与胃癌侵袭程度、淋巴结转移及预后有明显关系(P<0.01)。P⁵³过表达和nm23低表达在胃癌淋巴结转移及预后中可能起协同作用。提示检测P⁵³蛋白及nm23基因表达状况可作为临床预测胃癌淋巴结转移及预后的一项指标。     

慢性萎缩性胃炎和胃癌患者T细胞亚群及NK细胞活性的检测研究

 本文用OKT单抗致敏血球花环法和MTT比色法对慢性萎缩性胃炎(CAG)和胃癌(GC)患者进行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及NK细胞活性的检测。结果显示CAG患者CD⁺₃亚群及CD₄/CD₈均较健康对照明显降低(P<0.01),NK细胞活性显著低下(P<0.01)。胃癌患者术前CD⁺₃、CD⁺₄亚群及CD₄/CD₈较健康对照明显降低(P<0.01),CD⁺₈亚群显著升高(P<0.01),NK细胞活性明显升高(P<0.01)。与CAG患者比较,胃癌患者术前CD⁺₃亚群及CD₄/CD₈明显降低(P<0.05),CD8+亚群显著升高(P<0.01),NK细胞活性显著低下(P<0.01)。而术后两周,以上指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说明CAG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已处于失调状态,而胃癌患者的免疫失调更为严重,但手术切除肿瘤后病人的免疫失调能迅速恢复,一般为两周左右。     

鼻腔及鼻咽部梭形细胞鳞癌——附3例临床病理分析

 梭形细胞鳞癌是一种少见的鳞癌类型,多发生在唇、口腔粘膜、咽、喉^1-4,10,少数发生在食道^{6 3}、皮肤⁹。近来,也有报告发生在乳腺¹¹、女性生殖道（12）、阴茎（13）等处,而发生于鼻腔和鼻咽部者报告较少。鉴于梭形细胞鳞癌多变的组织学表现,常易被误诊为肉瘤或其它恶性肿瘤,而其在组织发生学的见解也不相同,因而引起学者们对本病的关注。     

肿瘤浸润、转移及相关基因的研究进展

 肿瘤的浸润和转移是恶性肿瘤的两大主要特点,是肿瘤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1]。此项研究无疑有助于提高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近几年来,人们在探索肿瘤浸润转移过程中,一方面注意观察促进或抑制肿瘤转移的有关基因,同时对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凋亡与肿瘤浸润转移的关系。     

关于甲胎蛋白早期诊断肝癌的几个临床问题45例甲胎蛋白阳性病例的三年随访小结

 在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通过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实践,证实了血清甲胎蛋白(以下简称AFP)普查对原发性肝癌的早期诊断价值^[1]。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例如:在AFP普查中还存在着漏检现象,假阳性病例不易较快鉴别,以及如何对AFP阳性病例的动态观察并及时采取治疗措施等等。     

P53、P16蛋白在卵巢上皮癌中的表达

 目的:探索抑癌基因P⁵³、P¹⁶表达与卵巢上皮癌发生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化SP法对27例卵巢上皮癌组织中P⁵³蛋白,P¹⁶蛋白进行检测。结果:卵巢上皮癌P⁵³蛋白阳性表达率为44.44%。P¹⁶蛋白在卵巢上皮癌中表达阳性率为18.52%,P⁵³及P¹⁶表达与病理类型无关。P⁵³蛋白过度表达与临床分期无关。P¹⁶晚期表达阳性率明显减少(P<0.05)。结论:P⁵³、P¹⁶基因表达的改变在卵巢上皮癌发生中起重要的作用。     

标记纯化甲胎蛋白及标准甲胎的制备与鉴定

 同位素免疫技术测定血清甲胎蛋白, 包括放射免疫测定以及免疫沉淀自显影等在内。 具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便于定量的特点, 在鉴别诊断, 早期发现以及疗效的指示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同时所用的放射性低, 试剂用量也很节省。 因此, 存在着大规模应用的潜力, 这些特点在标记纯化抗原参人的免疫沉淀自显影方法中更为明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