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封闭社区结核病患者接触者结核感染状况二年的结果分析

目的 监测封闭社区(强制隔离戒毒所)中结核病患者接触者(简称“接触者”)的结核感染状况,并初步分析可能对该社区接触者受结核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结核菌素试验(PPD试验),对封闭社区中2016年10—11月确诊的5例结核病患者的所有接触者(共计792名)每6个月进行1次PPD试验,连续观察2年,其中有25名因各种原因未进行PPD试验,接受PPD试验者767名。依据《WS 288—2017 肺结核诊断》,有卡介苗接种卡痕者硬结平均直径≥10mm、无卡痕者硬结平均直径≥5mm判断为接触者结核感染。分析不同接触程度的767名接触者受MTB感染状况的变化情况。并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社区接触者结核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结果 在调查的封闭社区中,接触者第一次PPD试验结果被判断为结核感染者444例,感染率为57.9%(444/767)。在后续2年的结核感染监测中,323名未感染者中有54例(占16.7%,54/323)接触者变为结核感染;2年中社区接触者受结核感染者共498例,感染率64.9%(498/767)。有54名社区接触者在2年中PPD试验硬结直径减小或消失,由受结核感染变为未感染状态,占10.8%(54/498)。年龄(Wald χ ²=10.942,P=0.001,OR=1.04, 95%CI为1.02~1.06)、接种卡介苗(Wald χ ²=4.533,P=0.033,OR=1.41, 95%CI 为1.03~1.93)、与患者密切接触(Wald χ ²=6.343,P=0.012,OR=1.68, 95%CI 为1.12~2.52),是导致社区接触者结核感染风险增加的相关因素。讨论 封闭社区(强制隔离戒毒所)中结核病患者接触者MTB感染率较高,首次PPD试验筛查未感染者中有近1/6的接触者在2年间转为结核感染;有1/10结核感染者在2年间转为未感染状态。年龄增长、接种卡介苗、与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者受结核感染的比例增高。     

HIV感染/AIDS者结核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HIV感染/AIDS者结核感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7年1—7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江苏省常州地区3家社区医院,以其10年累计登记的HIV感染/AIDS者作为研究对象,最终纳入475例,平均年龄(44.44±13.85)岁,其中,男378例(79.58%),女97例(20.42%);HIV感染者273例(57.47%),AIDS患者202例(42.53%)。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及临床相关信息;采集研究对象外周静脉血,检测HIV病毒载量,并选取CD4 ⁺T细胞计数>200个/μl者采用QuantiFERON ^®-TB Gold (QFT)检测结核感染情况;分析研究对象结核感染情况,并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核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研究对象中CD4 ⁺T细胞计数>200个/μl者有429例,结核感染率为10.02%(43/429)。单因素分析显示,CD4 ⁺T细胞计数>200个/μl者中有结核病接触史者结核感染率(30.30%,10/33)高于无接触史者(8.33%,33/396);CD4 ⁺T细胞计数>500个/μl者结核感染率(13.15%,33/251)高于CD4 ⁺T细胞计数为200~500个/μl者(5.62%,10/1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²分别为16.30、6.55,P值均<0.05)。进一步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D4 ⁺T细胞计数>200个/μl的HIV感染/AIDS者中,有结核病患者接触史者结核感染风险是无接触史者的4.61倍[调整OR值(95%CI值)为4.61(2.00~10.63)];CD4 ⁺T细胞计数>500个/μl的HIV感染/AIDS者结核感染风险是CD4 ⁺T细胞计数200~500个/μl者的2.47倍[调整OR值(95%CI值)为2.47(1.17~5.21)]。结论 免疫水平低下的HIV感染/AIDS者结核感染检出率低;结核病患者接触史、免疫水平是HIV感染/AIDS者结核感染的重要影响因素。     

老年结核病患者对学生密切接触者的感染风险及模型研究

目的 通过老年结核病患者(以下称“指示病例”)对家庭成员中的高危易感人群——学生的密切接触者的感染风险及模型研究,为学生结核病密切接触者感染结核病的早期发现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选取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机构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登记的244例新发老年结核病患者,通过自我推荐并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209名学生密切接触者,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问卷调查以及PPD试验。利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老年结核病学生密切接触者结核病感染的风险因素,并研究得出关键风险因素及建立决策树模型。结果 209名学生密切接触者PPD试验阳性率为77.51%(162/209)。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学生密切接触者与指示病例接触的时间(OR=29.17,95%CI:4.65~183.04)、场所通风情况(OR=5.79,95%CI:2.14~15.67)、自我防护意识(OR=3.56,95%CI:1.24~10.22)在PPD试验结果阳性者与阴性者之间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建立的决策树模型共3层,7个结节点。与指示病例接触的时间长短对密切接触者结核感染风险影响最大,接触时间≥2h的阳性率为97.30%(72/74),高于<2h的阳性率[66.67%(90/135)]。接触指示病例时密切接触者的自我防护意识是次级影响因素,在接触时间<2h结节点下,没有自我防护意识的密切接触者阳性率为94.12%(48/51),高于有自我防护意识的阳性率[50.00%(42/84)]。而有自我防护意识这一结节点下,接触场所通风条件好的阳性率为25.00%(12/48),低于接触场所通风条件中等或差等的阳性率[83.33%(30/36)]。结论 决策树模型提示与指示病例接触的时间长短、接触地点的通风情况及自我防护意识是学生密切接触者结核感染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揭示了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与指示病例接触时间>自我防护意识>接触地点的通风情况。     

云南省腾冲市住院患者人芽囊原虫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云南省腾冲市住院人群人芽囊原虫感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云南省腾冲市人民医院的住院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并采集粪便,提取核酸进行PCR检测。采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人芽囊原虫感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研究共招募507名研究对象,其年龄中位数为52岁(95%CI:51—55),其中男性260人,年龄中位数为53岁(95%CI:53—55),女性247人,年龄中位数为51岁(95%CI:49—54)。人芽囊原虫的感染率为9.47%(48/507,95%CI:7.13—12.44)。非水冲厕所 (OR=3.248,95%CI:1.245—8.473)、饮用生水(OR=3.11,95%CI:1.557—6.213)和贫血(OR=2.601,95%CI:1.245—8.473)与人芽囊原虫的感染的有统计学关联。人芽囊原虫感染和腹胀(OR=0.284,95%CI:0.067—1.199)、食欲不振(OR=0.762,95%CI:0.330—1.758)、皮肤瘙痒(OR=0.82,95%CI:0.312—2.156)和便秘(OR=1.462,95%CI:0.621—3.419)都没有统计学关联。结论 人芽囊原虫感染率较高,非水冲厕所和饮用生水是影响人芽囊原虫感染的主要因素。提高健康教育知识,改善卫生条件可降低人芽囊原虫的感染。     

外周血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对脊柱结核诊断价值的Meta分析

目的 系统评价外周血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T-cell spot of tuberculosis,T-SPOT.TB)在脊柱结核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通过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等数据库,获得以T-SPOT.TB诊断脊柱结核的相关文献,检索起止时间为建库至2019年6月。由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检索、筛选、数据提取,质量评价,以MetaDisc 1.4 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检索出219篇文献,依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8篇文献。外周血T-SPOT.TB诊断脊柱结核的汇总敏感度为88.0%(95%CI:85.0%~91.0%),汇总特异度为90.0%(95%CI:86.0%~93.0%),汇总阳性似然比为8.67(95%CI:6.47~11.62),汇总阴性似然比为0.13(95%CI:0.10~0.16),汇总诊断OR值为63.14(95%CI:42.14~94.60),汇总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95。结论 外周血T-SPOT.TB对脊柱结核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可作为快速诊断脊柱结核的有效方法。     

湖南省157例结核病并发HIV感染患者的特点分析

目的 分析湖南省结核病并发HIV感染患者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为其防治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方法 收集2013—2017年湖南省胸科医院收治的157例结核病并发HIV感染患者,作为观察组;并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同期本院收治的未感染HIV的结核病患者中抽取200例作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的社会学特征、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测等指标,以及结核病并发HIV感染患者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125例,79.6%)、年龄在20~60岁[其中20~39岁55例(35.0%)、40~60岁79例(50.3%)]、已婚(102例,65.0%)、发热(70例,44.6%)、颈部肿块(31例,19.7%)、腹胀(9例,5.7%)、腹痛(10例,6.4%)、淋巴结结核(50例,31.8%)、并发梅毒感染(32例,23.0%)的结核病患者更易被检出HIV感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²值分别为7.55、21.31、15.06、49.98、15.70、4.85、5.95、22.39、25.05,P值分别为0.006、0.000、0.005、0.000、0.000、0.028、0.015、0.000、0.000);结核抗体、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检测在观察组的阳性检出率[16.8%(25/149)和61.7%(50/81)]均低于对照组[34.1%(60/176)和78.2%(86/11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²值分别为12.52、6.45,P值分别为0.000、0.040)。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结核病患者中20~39岁和40~60岁年龄组是影响结核病并发HIV感染的危险因素[OR值(95%CI值)分别为12.54(1.53~102.89)、9.09(1.20~69.40)];临床表现为发热、淋巴结结核、并发梅毒感染在结核病并发HIV感染患者中的比率更高[OR值(95%CI值)分别为6.51(2.35~18.01)、5.80(1.93~17.41)、15.06(2.71~83.84);结核病并发HIV感染患者并发支气管结核的比率更低[OR值(95%CI值)为0.03(0.00~0.31)]。 结论 20~60岁年龄段的结核病患者出现HIV感染的概率更大,结核病并发HIV感染临床表现以发热、淋巴结结核为主要特征。     

2016—2020年广州市耐药结核病患者不良治疗结局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广州市耐药结核病患者不良治疗结局状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从《中国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中导出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广州市胸科医院登记治疗的符合选例要求的677例耐药结核病患者病案数据,分析不良治疗结局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677例研究对象中,193例(28.5%)治疗成功、280例(41.4%)在治、204例(30.1%)出现了不良治疗结局(包括13例因发生不良反应停止治疗、9例失败、32例死亡、150例失访)。其中,发生不良治疗结局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729d。基于完整数据集的Cox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广州市外户籍、合并糖尿病、省间流动和年龄增长是耐药结核病患者发生不良治疗结局的危险因素[分别为HR(95%CI)=1.74(1.21~2.49),P=0.002;HR(95%CI)=1.59(1.10~2.32),P=0.015;HR(95%CI)=2.29(1.26~4.18),P=0.007;HR(95%CI)=1.01(1.00~1.03),P=0.011],耐多药是保护因素[HR(95%CI)=0.53(0.36~0.79),P=0.002]。 结论: 耐药结核病患者的不良治疗结局发生率较高,应加强对耐药结核病患者的治疗和长期管理,特别是其中合并糖尿病、流动自外省、年龄更大、因户籍所限不能享受本市医疗优惠待遇的患者。     

上海市松江城区结核病登记死亡患者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结核病患者死亡危险因素,为降低结核病患者死亡率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获得上海市松江区城区在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间登记确诊的782例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剔除农村地区、外来流动人口及失访患者,总计765例患者纳入研究。研究终点为2019年6月1日,平均随访时间为(9.7±3.2)年。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患者基本人口学信息、生存时间和生存状况等信息。结核病患者全死因死亡及因结核死亡危险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2004—2008年结核病登记患者中,因结核病死亡32例,病死率为4.2%;全死因死亡233例,病死率为30.5%。诊断后第1年全死因病死率和结核病病死率最高( {\chi }_{\mathit{趋势}}^2 值分别为20.16、3.00,P值均<0.05)。Cox多因素分析显示,结核病患者全死因死亡的危险因素为男性[调整风险比(aHR)=0.12, 95%CI=0.03~0.77],41~岁年龄组(aHR=1.52, 95%CI=1.23~1.88),≥61岁年龄组(aHR=1.60,95%CI=1.37~1.73),有肺空洞(aHR=2.12, 95%CI=1.57~2.83),痰涂片阳性(aHR=1.76,95%CI=1.52~1.91)及并发其他基础疾病(并发糖尿病:aHR=1.35,95%CI=1.26~1.47;并发肿瘤:aHR=1.78,95%CI=1.48~1.96)。因结核死亡的危险因素包括≥61岁年龄组(aHR=1.34,95%CI=0.08~1.85),有肺空洞(aHR=2.95,95%CI=1.26~6.71),复治(aHR=1.43,95%CI=0.18~1.85),痰涂片阳性(aHR=1.17,95%CI=0.48~2.15),耐多药结核病(aHR=1.20,95%CI=1.01~1.56),并发其他基础疾病(并发糖尿病:aHR=1.23,95%CI=1.04~1.25;并发肿瘤:aHR=13.72,95%CI=1.78~95.75)。结论 医疗卫生机构应关注年龄>40岁、男性、有肺空洞、痰涂片阳性、并发糖尿病和肿瘤等因素对结核病患者全死因死亡的影响;对因结核死亡的影响应关注年龄≥61岁、有肺空洞、复治、痰涂片阳性、耐多药结核病,以及并发糖尿病和肿瘤等因素。要特别关注患者诊断第一年后的治疗情况,降低死亡危险性。     

血清结核抗体诊断活动性结核病的价值

目的 探讨血清结核抗体[相对分子质量为38000(38kD)的免疫球蛋白(IgG)]对活动性结核病的诊断价值,并与同期采用外周血行结核感染T淋巴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方法 回顾性研究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上海市肺科医院收治入院的活动性结核病患者2146例及非结核病患者1671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计算并比较血清结核抗体对培养阳性肺结核、临床诊断肺结核和肺外结核的诊断价值;并比较血清结核抗体及T-SPOT.TB检测诊断活动性结核病的敏感度、特异度和ROC曲线下面积(AUC面积),总体评估血清结核抗体对活动性结核病的辅助诊断价值。结果 血清结核抗体对于培养阳性肺结核诊断的敏感度(47.1%,246/522)明显高于临床诊断肺结核(25.9%,388/1499)和肺外结核(24.8%,31/1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²值分别为81.15和20.53,P值均<0.001);血清结核抗体对临床诊断肺结核和肺外结核两组之间的敏感度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²=0.07,P=0.790);与外周血T-SPOT.TB检测结果比较,血清结核抗体检测诊断活动性结核病的敏感度(30.6%,657/2146)明显低于T-SPOT.TB检测(76.2%,1635/2146)(χ ²=799.00,P=0.000);对于活动性结核病的诊断,血清结核抗体检测的AUC面积(0.619;95%CI:0.604~0.635)小于T-SPOT.TB(0.781; 95%CI:0.768~0.794)(χ ²=14.00,P=0.000)。血清结核抗体的诊断特异度(93.2%,1557/1671)高于T-SPOT.TB检测(70.1%,1171/1671)(χ ²=316.00,P=0.000)。 结论 目前临床使用的血清结核抗体辅助诊断活动性结核病的敏感度尚需提高,应该研发敏感度更高的结核抗体试剂盒,以便能为临床提供更有价值的诊断工具。     

颈部淋巴结结核发生结核性脓肿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颈部淋巴结结核患者发生结核性脓肿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分析2013年7月至2016年6月于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住院确诊的符合纳入标准的280例颈部淋巴结结核患者临床资料,分析颈部结核性淋巴结脓肿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 280例颈部淋巴结结核患者中有52例(18.6%)患者在治疗中出现淋巴结脓肿、自行破溃或需要淋巴结切开引流。发生脓肿者中不规范治疗者占38.5%(20/52)、肿大淋巴结直径≥2cm者占76.9%(40/52)、年龄≤45岁者占90.4%(47/52);未发生脓肿者中不规范治疗者占24.6%(56/228)、肿大淋巴结直径≥2cm者占55.3%(126/228)、年龄≤45岁者占77.6%(177/22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值分别为4.14、8.23、4.30,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规范治疗(OR=2.53,95%CI:1.31~4.89)、肿大淋巴结直径≥2cm(OR=2.29,95%CI:1.12~4.66)和年龄≤45岁(OR=3.68,95%CI:1.21~11.17)为发生颈部结核性淋巴结脓肿的危险因素。结论颈部淋巴结结核患者治疗不规范、肿大淋巴结直径≥2cm及年龄≤45岁为发生结核性脓肿的独立危险因素,当颈部淋巴结结核患者出现上述危险因素时要警惕发生结核性脓肿的可能。     

结核潜伏感染者对12周预防性治疗方案的接受意愿研究

目的 了解确定为结核潜伏感染的肺结核密切接触者对12周预防性治疗方案的接受意愿及影响因素,为在我国潜伏感染的肺结核密切接触者中逐步推广预防性治疗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5日“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潜伏感染干预技术研究)中纳入的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1087例,对上述患者密切接触者中5~65周岁确定为潜伏感染者1033例,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其对12周预防性治疗方案的接受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问卷主要内容包括潜伏感染的肺结核密切接触者社会人口学基本信息、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结核病接触史、其指示病例的结核病症状,以及是否愿意进行预防性服药等。一共发放1033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033份,有效率100%。对1033例潜伏感染的肺结核密切接触者预防性服药接受意愿进行χ²检验和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在1033例潜伏感染的肺结核密切接触者中,788例(76.28%)愿意接受预防性服药。不愿意接受服药的因素是家庭人均年收入≥16000元(OR=0.42;95%CI:0.27~0.67),愿意接受服药的因素是与指示病例不共同居住(OR=1.89;95%CI:1.32~2.67)。结论 潜伏感染的肺结核密切接触者对12周预防性治疗方案的接受意愿较高,其接受意愿受家庭经济水平和与指示病例接触程度影响。     

结核菌素皮肤试验诊断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学校人群预防性服药临界值的确定

目的: 探寻在学校结核病疫情处置中应用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uberculin skin testing,TST)诊断需要预防性服药的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LTBI)者的硬结平均直径临界值。方法: 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选取江苏省发生3例及以上病例学校结核病疫情的2所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作为研究对象,共纳入163名。对研究对象同时进行TST和QuantiFERON-TB gold in-tube(QFT)检测,以QFT检测结果为参照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来确定TST检测学校人群中需要预防性服药的LTBI者的硬结平均直径临界值。结果: 163名受试者中,QFT检测阳性者79例(48.5%),QFT检测阴性者84名(51.5%)。TST中度阳性者132名(81.0%),其中,QFT检测阳性者62例,阳性率为47.0%(95%CI:38.3%~55.6%)。在163名研究对象中,以QFT检测结果为参照标准,TST检测硬结平均直径为12.5mm时诊断需要预防性服药的LTBI者的价值最高,敏感度为38.0%(95%CI:27.3%~49.6%),特异度为82.1%(95%CI:72.3%~89.6%),曲线下面积(AUC)为0.621(95%CI:0.542~0.696);在132名TST中度阳性者中,以QFT检测结果为参照标准,TST检测硬结平均直径为12.5mm时诊断需要预防性服药的LTBI者的价值最高,敏感度为25.8%(95%CI:15.5%~38.5%),特异度为87.1%(95%CI:77.0%~93.9%),AUC为0.572(95%CI:0.483~0.657)。结论: 在学校结核病疫情处置中,如果在一个班级发生3例及以上结核病病例或者TST中度阳性率或者强阳性率远高于本地区正常范围时,应该重视TST中度阳性的人群。     

Contribution of a IFN-gamma assay in contact tracing for tuberculosis in a low-incidence, high immigration area

AIMS OF STUDY: to analyse, in contacts exposed to smear+/culture + (S+/C+) or S-/C+ TB, most of whom are foreign-born: 1) correlation between T-SPOT.TB IFN-gamma release assay (Oxford Immunotec, UK), TST and exposure scores; 2) agreement between T-SPOT.TB and TST in Bacillus of Calmette-Guérin (BCG) vaccinated and non-vaccinated subjects, and 3) impact of results of T-SPOT.TB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LTBI). PATIENTS AND METHODS: TST and T-SPOT.TB were performed in 295 contacts (74% foreign-born) 8-12 weeks after exposure. Contacts completed five exposure scores. Data were analysed according to most recent US (ATS/CDC), British (NICE) and Swiss guidelines. RESULTS: T-SPOT.TB was positive in 115 (39%) and indeterminate in 15 subjects (5.1%). Neither TST, nor T-SPOT.TB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exposure scores or infectiousness of the index case.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cidence of TB in country of origin was the strongest predictor of result of TST or T-SPOT.TB. Agreement between TST and T-SPOT.TB (kappa: 0.19-0.27) was low but improved in non BCG-vaccinated subjects (kappa: 0.28-0.47). According to guidelines referred to, 10-24% of subjects screened were T-SPOT.TB+/TST-: the prognosis of this group is yet undetermined. Another 10-27% were T-SPOT.TB-/TST+: present guidelines recommend withholding treatment for LTBI in these subjects although longitudinal data are still scarce. CONCLUSIONS: The lack of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SPOT.TB and exposure scores probably results from both the variability inherent to the design of this study (ie, multiple contact investigations, exposure in different settings) and limit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GRA tested. Longitudinal data are needed to clarify the risk of TB in T-SPOT.TB+/TST- individuals. Unreliability of diagnosis of LTBI in spite of the present use of IGRA in algorithms is illustrated by the wide variations in identification of LTBI according to different guidelines referred to.     

Outcomes of contact investigations of infectious tuberculosis patient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outcomes of tuberculosis (TB) contact investigations, factors correlated with those outcomes, and current successes and ways to improve TB contact investigations. We abstracted clinic records of a representative U.S. urban sample of 1,080 pulmonary, sputum-smear(+) TB patients reported to CDC July 1996 through June 1997 and the cohort of their 6,225 close contacts. We found a median of four close contacts per patient. Fewer contacts were identified for homeless patients. A visit to the patient's residence resulted in two additional (especially child) contacts identified. Eighty-eight percent of eligible contacts received tuberculin skin tests (TSTs). Recording the last exposure date to the infectious patient facilitated follow-up TST provision. Thirty-six percent of contacts were TST(+). Household contacts and contacts to highly smear(+) or cavitary TB patients were most likely to be TST(+). Seventy-four percent of TST(+) contacts started treatment for latent TB infection (LTBI), of whom 56% completed. Sites using public health nurses (PHNs) started more high-risk TST(-) contacts on presumptive treatment for LTBI. Using 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DOT) increased the likelihood of treatment completion. We documented outcomes of contact investigation efforts by urban TB programs. We identified several successful practices,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s, that will help TB programs target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to enhance contact investigation effectiveness.     

涂阳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结核感染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涂阳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结核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T-SPOT.TB试剂盒检测与76例涂阳肺结核患者的243例密切接触者结核潜伏感染(LTBI)情况,采用Pearsonχ2检验分析LTBI的影响因素。结果 248例密切接触者中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为2.02%,在243例密切接触者(剔除5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T-SPOT.TB的阳性率为46.9%,经单因素分析显示于涂阳肺结核患者确诊前2个月内接触者及夫妻关系的密切接触者,LTBI危险性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分别为(χ2=6.925,P=0.006)和(χ2=8.447,P=0.038)。结论与涂阳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较普通人群结核感染发生率高,且不同接触人群LTBI发生比率不同。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 are a better tuberculosis screening test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s: A study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Diagnosing latent tuberculosis (TB) infection (LTBI) in dialysis patients is complicated by poor response to tuberculin skin testing (TST), but the role of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 (IGRAs) in the dialysis population remains uncertain. Seventy-nine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to compare conventional diagnosis (CD) with the results of two IGRA tests in a dialysis unit. Combining TST, chest x-ray and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results (ie, CD) identified 24 patients as possible LTBI. IGRA testing identified 22 (QuantiFERON Gold IT, Cellestis, USA) and 23 (T-spot.TB, Oxford Immunotec, United Kingdom) LTBI patients. IGRA and CD correlated moderately (κ=0.59). IGRA results correlated with history of TB, TB contact and birth in an endemic country. TST was not helpful in identifying LTBI patients in this population. The tendency for IGRAs to correlate with risk factors for TB, active TB infection and history of TB argues for their superiority over TST in dialysis patients. There was no superiority of one IGRA test over another.     

两种检测技术在不同危险因素等级儿童中筛查潜伏性结核感染的结果分析

目的 评价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uberculin skin test, TST)和γ干扰素释放试验(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 IGRA)在具有不同危险因素等级儿童中检测潜伏性结核感染(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LTBI)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2013—2015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有与活动性结核病患者接触史的965例患儿的相关资料,排除经病原学确诊或临床诊断为活动性结核病的451例患儿和根据病史及影像学检查诊断为非活动性结核病的31例患儿,最终纳入483例患儿进行TST和IGRA两种检测方法筛查LTBI的研究与分析。以密切接触、年龄<5岁、无卡介苗接种卡痕(简称“卡痕”)作为危险因素,根据其存在危险因素多少划分危险因素等级,具有0、1、2、3个危险因素者分别归为Ⅰ级(218例)、Ⅱ级(210例)、Ⅲ级(54例)、Ⅳ级(1例,纳入Ⅲ级中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分析TST和IGRA在上述人群中的检测阳性率差异,并进行其阳性结果相关的单因素分析,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分析采用Kappa检验。结果 483例患儿均进行了IGRA筛查检测,阳性率为2.48%(12/483),危险因素等级Ⅰ、Ⅱ、Ⅲ级患儿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2.29%(5/218)、2.38%(5/210)和3.64%(2/5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²=0.459,P=0.795);369例患儿进行了TST检测,阳性率为11.38%(42/369),危险因素等级Ⅰ、Ⅱ、Ⅲ级患儿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9.36%(16/171)、12.74%(20/157)和14.63%(6/4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²=1.412,P=0.494);二者联合(TST+IGRA)检测任一阳性的阳性率为9.11%(44/483), 危险因素等级Ⅰ、Ⅱ、Ⅲ级患儿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7.34%(16/218)、9.52%(20/210)、14.55%(8/5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²=2.832,P=0.243)。3种筛查方法的阳性率在风险等级Ⅰ级和Ⅱ级组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²=7.861,P=0.020;χ ²=13.318,P=0.001)。患儿与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史是TST和IGRA两种方法阳性结果的相关因素,与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的患儿TST(25.26%,24/95)或IGRA(5.00%,6/120)检测的阳性率均高于非密切接触患儿[分别为6.57%(18/274)、1.65%(6/36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²=21.131,P<0.05,OR(95%CI)=4.329(2.232~8.396);χ ²=4.291,P=0.038,OR(95%CI)=3.186(1.006~10.096)]。TST和IGRA两种方法检测的总体一致性较差,Kappa值为0.346。 结论 在有结核病密切接触史的儿童中,危险因素等级越高,发生LTBI的风险越高,是儿童发生LTBI的高危险因素。由于TST和IGRA两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较差,为避免漏诊,建议在暴露后危险因素等级高的儿童中同时使用两种方法筛查LT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