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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评价N晚期鼻咽癌根治性调强放疗(IMRT)的远期疗效及IMRT联合不同化疗模式对N晚期鼻咽癌患者预后影响。
方法 回顾分析2001-2008年间收治的179例N晚期鼻咽癌患者临床资料,其中单纯IMRT 33例,放化疗146例(同期放化疗71例、诱导化疗加同期放化疗66例,同期放化疗加辅助化疗9例)。
结果 随访率96.5%,随访时间满5年者133例。全组5年总生存率为69.0%。单纯IMRT和放化疗的5年总生存率、无远处转移生存率、无复发生存率、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47.7%和73.7%(χ2=13.91,P=0.000)、49.2%和68.3%(χ2=4.97,P=0.026)、74.5%和92.4%(χ2=9.87,P=0.002)、37.5%和65.1%(χ2=11.65,P=0.001),放化疗中同期放化疗、诱导化疗加同期放化疗、同期放化疗加辅助化疗的生存率相似,但诱导化疗加同期放化疗的无远处转移生存率比单纯IMRT的高(χ2=4.65,P=0.031)。
结论 N晚期鼻咽癌患者单纯IMRT后远处转移率仍较高,诱导化疗加IMRT联合同期化疗也许是较为合理的治疗手段。  相似文献   

2.
目的 评价胃食管交界腺癌根治术后不同照射技术对靶区和正常组织剂量分布的影响,为临床治疗方法提供优选方案。方法 对 9例行根治性食管近端胃切除术或全胃切除术后的胃食管交界腺癌患者分别进行5个野静态IMRT、双弧VMAT和HT计划设计,通过DVH评价不同照射技术对靶区CI、HI和对OAR受量影响。放疗剂量45 Gy (1.8 Gy/次),同期每天口服替吉奥80 mg/m2,放疗日分2次口服。结果 HT靶区CI和HI好于IMRT和VMAT。对肠道和骨髓保护HT亦优于IMRT和VMAT。VMAT左肾 V20、V30和心脏 V30低于IMRT和HT,而IMRT双肺 V5、V10较低;V20和 Dmean三种技术差异不大。子野跳数平均数VMAT相似文献   

3.
头颈部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head and neck,SCCHN)就诊时约60%为局部晚期,改变分割模式的单纯放疗较常规分割放疗有显著生存优势\[1\],以顺铂为基础的同期放化疗亦使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locally advanced SCCHN,LA-SCCHN)的疗效提高了约6.5%,主要以<60岁人群获益\[2-3\]。对根治术后存在高危因素患者,两项Ⅲ期临床研究也表明术后同期放化疗优于单纯放疗\[4-5\]。RTOG9111研究证明同期放化疗较诱导化疗或单纯放疗提高了喉癌的保喉率\[6\]。同期放化疗虽然提高了疗效但明显增加急性不良反应,使3、4级急性黏膜炎发生率达 38%~71%\[7-8\];SCCHN根治术后采用同期放化疗的严重急性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单纯放疗增加了约1倍\[5,9\];同期放化疗期间仅 46%~51%患者能完成计划的第3周期化疗\[7-8\]。不仅如此,同期放化疗后的严重晚期不良反应发生率亦可高达43%\[10\]。因此,寻找保持或提高疗效,同时降低不良反应、增加患者耐受性的治疗方案是LA-SCCHN治疗的研究方向之一,分子靶向药物特别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inhibitors,EGFRIs)在SCCHN中的应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相似文献   

4.
目的 通过IMRT降低直肠癌患者放疗区域造血活性骨髓的受照射剂量,以其减轻在同期放化疗期间的急性血液不良反应。方法 前瞻性入组直肠癌初治患者,根据盆腔核磁图像确定造血活性骨髓分布并勾画,并对其进行剂量限定(V5<95%,V10<90%,V20<80%,V30<65%),新辅助治疗方案为IMRT同期化疗(95%PTV50 Gy分25次,2 Gy/次),同期每周奥沙利铂50 mg/m2,卡培他滨每天1650 mg/m2(放疗期间每天2次)。结果 共 35例Ⅱ、Ⅲ期患者完成入组和治疗方案。2-4级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1%,其中白细胞减少发生率为26%(9例)、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为17%(6例)、红细胞减少发生率为3%(1例)、血小板减少发生率为3%(1例)。多元Logistic线性回归分析表明造血活性骨髓 V5与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最低值均显著相关(P=0.005、0.002、0.017)。结论 根据MR确定的骨盆造血活性骨髓受量与直肠癌患者新辅助同期放化疗急性血液不良反应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明显相关。临床试验注册 ClinicalTrials.gov,注册号:NCT01863420。  相似文献   

5.
胃癌是全球位列第四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我国胃癌患者占世界全部胃癌的40%[1]。根据 2012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数据,其发病率居全部恶性肿瘤第2位,死亡率居第3位[2]。我国为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定期体检意识薄弱,癌症普查率低,再加上胃癌患者初始症状多不典型,因此,约50%患者就诊时已属晚期或者局部晚期,失去了根治性手术的机会,通常这样的患者预后很差,中位生存期仅 8~13个月[3-6]。自美国INT 0116研究结果发表以后[7-8],胃癌术后辅助治疗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术后同期放化疗被认为是接受根治性手术(R0)及2淋巴结清扫术的局部晚期胃癌的标准治疗方法[9];如果是D2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同期放化疗有待商榷。但对胃癌术前同期放化疗的价值,目前还不明确。如何通过适宜的术前新辅助治疗模式,把不可手术胃癌转化为可手术切除,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下就局部晚期胃癌术前同期放化疗的研究进展做一简述。  相似文献   

6.
鼻咽癌具独特的病因学、流行病学、病理学和生物学特点,其治疗原则、失败模式及预后不同于其他部位头颈部鳞癌[1]。初治鼻咽癌中早期病例约占20%,单纯放疗可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2];对于局部晚期鼻咽癌,多个随机研究证实同期放化疗能提高局部控制、延长生存[3-4],诱导和辅助化疗作用暂不明确。综合治疗模式下,远处转移成为鼻咽癌治疗的主要失败模式,占总失败 50% ~60%[5-6]。放疗联合以铂类为主的化疗虽为晚期鼻咽癌的标准治疗,但因严重不良反应使治疗获益受到限制,因此需寻求新的与放疗结合的综合治疗模式。  相似文献   

7.
调强放疗条件下鼻咽癌原发肿瘤体积对预后的影响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下载免费PDF全文
目的 探讨调强放疗条件下鼻咽癌原发肿瘤体积(PTV)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330例接受调强放疗的鼻咽癌初治患者入组本研究。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行CT增强扫描,扫描图像资料输人三维治疗计划系统进行肿瘤轮廓勾画和PTV计算。在国际抗癌联盟2002年T分期框架内借助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将所有患者按PTV大小分为V1(<10 cm3)、V2(10~ 25 cm3)、V3(>25~50 cm3)、V4(>50 cm3)组。用 Kaplan 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 Logrank 检验, Cox 回归模型分析原发肿瘤体积与患者预后的关系。结果 随访率100%。330例 鼻咽癌患者所测平均PTV为(34.2±27.1) cm3(0.4~153.7 cm3)。V1、V2、V3、V4组 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8.6%、90.0%、91.2%、74.2%(χ2=12.83, P=0.005)。PTV>50 cm3 (V4组)和≤50 cm3(V1+V2+V3) 者 3年无远处转移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及总生存率均明显下降 [77.4%∶89.9%(χ2=7.24, P=0.007)和64.5%∶85.1%(χ2=13.95, P=0.000) 及74.2%∶90.3% (χ2=11.76, P=0.001)]。多因素分析证实PTV同N分期一样,是影响患者生存的预后因素(χ2=0.00, P=2.580)。结论 鼻咽癌PTV可能是影响患者生存的一个重要的预后因素。  相似文献   

8.
目的 回顾性分析宫颈癌调强放射治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中急性放射性肠炎(radiation enteritis, RE)的发生发展与临床因素、剂量-体积参数的关系。方法 收集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接受盆腔局部放疗的宫颈癌患者50例,根据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CTCAE 5.0)统计患者IMRT相关性急性放射性肠炎。用剂量体积直方图评价标准计划下患者的危及器官受照剂量体积。分析小肠V20、小肠V30、小肠V40、结肠V40、直肠V40预测急性RE及严重急性RE的可行性。结果 50例宫颈癌患者IMRT主要放疗相关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毒性,所有不良反应为1~3级,未出现3级以上不良反应。放疗开始后第2周,腹泻、腹痛、结肠炎、肛门坠胀、便血的发生率分别为28%、22%、8%、20%、6%,第4周时发生率为56%、36%、16%、26%、18%,外照射结束时分别为74%、42%、24%、34%及30%。发生SARE的宫颈癌患者...  相似文献   

9.
直肠癌术前放疗中静态IMRT比3DCRT能减少腹泻等肠道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同时能方便的实现肿瘤局部同期加量照射,缺点是治疗时间延长[1-3]。与静态IMRT技术相比,VMAT最显著的特点是能明显缩短治疗时间[4-7]。本研究通过比较双弧VMAT和9个野IMRT计划的剂量学特点,探讨直肠癌术前同期加量放疗中VMAT技术的可行性及临床价值。  相似文献   

10.
目的 比较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和固定野调强放射治疗(IMRT)在保留卵巢的宫颈癌根治术后放疗中的剂量学特点。方法 纳入完成保留卵巢的宫颈癌根治术的15例患者,每例患者均分别采用VMAT和IMRT两种技术制定放疗计划,分别比较2种放疗方法的靶区适形度(CI)和均匀性(HI)、危及器官(OARs)的剂量差异。结果 应用VMAT放疗技术的肿瘤靶区CI为0.921±0.040,与IMRT相当(0.933±0.037)(P=0.263),而VMAT的HI为(1.068±0.024),优于IMRT(1.095±0.037)(P=0.02)。对于卵巢的保护,IMRT计划的V5、V7、Dmax均小于VAMT计划(P<0.05)。对于其他正常组织,肠管V10~V40、膀胱V20~V40、直肠V20~V46 IMRT均具有剂量学优势,但两种计划股骨头受量无明显差异。结论 保留卵巢的宫颈癌根治术后调...  相似文献   

11.
目的?探讨术后盆腔不同放疗方式及剂量对直肠癌患者骨髓造血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广东中山市人民医院肿瘤中心放疗三区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216例直肠癌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放疗方式不同分为3组,各72例,分别采用常规二维放疗 (2DRT)、三野三维适形照射(3D-CRT)[1]和调强放射(IMRT)治疗。比较3种放疗方式在直肠癌术后辅助治疗中对患者骨髓造血功能的影响,明确骨髓抑制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2D-CRT组、3D-CRT组和IMRT组靶区平均剂量和剂量不均形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MRT组靶区适形指数高于2D-CRT组和3D-CRT组,3D-CRT组区适形指数高于2D-CRT组(P<0.05)。3组患者0~Ⅳ级骨髓抑制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IMRT组Ⅱ~Ⅳ级骨髓抑制高于2D-CRT组和3D-CRT组(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放疗方式、髂骨V30、髂骨V40等影响骨髓抑制(P<0.05),logistic分析显示,放疗方式和髂骨V30是Ⅱ~Ⅳ级骨髓抑制发生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IMRT靶区适形度优于2D-CRT和3D-CRT,但其骨髓抑制严重程度高于其他两种放疗方式。IMRT和髂骨V30是直肠癌术后盆腔放疗Ⅱ~Ⅳ级骨髓抑制的独立危险因素。  相似文献   

12.
目的 回顾性成组配对分析早期鼻咽癌单纯IMRT与IMRT同期化疗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2009—2010年共98例T1-2N1M0期鼻咽癌患者行单纯放疗或同期放化疗,筛选出39对患者进行疗效及不良反应对比分析。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且Logrank法检验。结果 3年随访率为95%。单纯IMRT组和同期放化疗组3年OS率分别为97%、95%(P=0.411),PFS率分别为97%、92%(P=0.301),LRFS率分别为97%、97%(P=0.606),DMFS率分别为100%、92%(P=0.082)。白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发生率同期放化疗组大于单纯IMRT组(P=0.000、0.000、0.000),单纯IMRT组与同期放化疗组3级口腔口咽黏膜炎发生率分别为26%和36%(P=0.093),听力下降发生率分别为41%、62%(P=0.100)。结论 同期化疗联合IMRT未能提高早期鼻咽癌T1-2N1期患者OS、PFS、LRFS率,亦未能降低DMFS率;且血液毒性、3级黏膜炎、听力下降发生率较单纯IMRT组高。  相似文献   

13.
目的 探索局部晚期NSCLC患者IMRT后急性症状性食管炎的发生率及相关预测因素。方法 2007—2011年间在本院治疗的256例未手术的Ⅲ期NSCLC患者。放疗靶区包括原发肺肿瘤及受累淋巴引流区, 中位剂量为60 Gy分30次(50~70 Gy)。109例(42.6%)接受同期化疗。放疗期间及放疗结束后3个月内出现≥2级急性食管炎(症状性食管炎)作为终点事件, 采用CTCAE3.0评估急性食管炎级别。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预测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174例患者(68%)出现治疗相关的≥2级急性食管炎, 其中154例(60.2%)为2级、20例(7.8%)为3级。≥2级急性食管炎发生时的中位剂量为30 Gy (11~68 Gy)。食管V5—V60、食管平均剂量及年龄是≥2级急性食管炎的预测因素(P=0.021、0、0.010), 其中高龄是保护性因素;食管V50—V60、同期化疗、体重指数是≥3级急性食管炎的预测因素(P=0.010、0.003、0.019), 其中高体重指数是保护性因素。结论 局部晚期NSCLC患者IMRT后食管V50—V60和同期化疗是≥3级急性食管炎的预测因素, 食管V50对预测≥2级、≥3级急性食管炎都有较高价值。  相似文献   

14.
放疗是弥漫性头皮癌的主要治疗手段[1],但因其靶区位置表浅、包绕脑并紧邻视路,计划设计困难[2]。电子线和光子线混合照射虽有助于减低脑受量,但靶区覆盖较差[3-4]。虽然IMRT可改善剂量分布,但可能导致OAR受量高[5-6];而VMAT在获得良好剂量分布同时还缩短了治疗时间[7]。因此笔者通过与常规3DCRT和IMRT对比,探讨VMAT应用于头皮癌放疗的可行性。  相似文献   

15.
目的 评价TP方案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近期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 病理证实的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86例,随机分成同期放化疗联合TP方案诱导化疗(ICCRT) 组和单纯同期放化疗(CCRT) 组。放疗均采用调强放疗。治疗结束后比较两组疗效、生存率和不良反应。结果 86例患者的随访率为100%。ICCRT组和CCRT组的有效率分别为80%和70%(χ2=1.26,P=0.261),1、2、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和65%、50%和40%、44%和33%(χ2=3.90,P=0.048),主要不良反应白细胞减少(43例和32例,χ2=3.48,P=0.062)、放射性食管炎(26例和20例,χ2=0.12,P=0.730)、血红蛋白减低(26例和16例,χ2=2.34,P=0.126)和放射性肺炎(13例和9例,χ2=0.37,P=0.541)。结论 ICCRT能明显提高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总生存率,且与CCRT相比并不增加局部不良反应。  相似文献   

16.
目的 比较研究晚期肺癌非共面IMRT计划剂量学分布特点,并观察计划执行安全性。方法 对14例晚期肺癌患者优化设计共面和非共面5、7个野IMRT计划,对比共面、非共面各组内及组间计划优化结果。观察4例患者非共面7个野计划的执行过程。结果 随射野数目增加共面及非共面靶区CI均改善(P值均为0.000),非共面野靶区Dmean、Dmax、V95%、HI亦有改善(P=0.001、0.001、0.009、0.000);共面野全肺、患、健肺V5增加(P=0.000、0.002、0.000)及全肺Dmean增加(P=0.000),相反非共面野全肺、健肺V5降低(P=0.001、0.005)。组间非共面7个野较共面5个野计划靶区各指标均改善(P值均为0.000);各肺V20均降低(P值均为0.000)且全肺Dmean、V30及健肺V5降低(P=0.000、0.001、0.000),脊髓Dmax亦有减少(P=0.033);但患肺V5及心脏Dmean增加(P=0.000、0.003)。较共面7个野计划患肺V5及心脏Dmean亦增加(P=0.000、0.048),但全肺及健肺V5均降低(所有P=0.000)。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非共面IMRT,全程未发生碰撞风险。结论 非共面7个野IMRT计划改善了靶区剂量分布,降低肺V20、Dmean也控制了低剂量肺体积增加趋势且临床实施安全有效,值得推荐。  相似文献   

17.
目的 探讨局部晚期NSCLC受累野IMRT后放射性肺损伤发生率及寻找预测因素。方法 2007—2011年间在我院治疗的256例未手术、Ⅲ期NSCLC患者。放疗采用受累野IMRT。放疗剂量50~70 Gy (中位值60 Gy),分割剂量2 Gy/次。109例(42.6%)接受同期化疗。采用NCI的CTCAE 3.0标准评估级别。以放疗结束后6个月内发生≥2级放射性肺损伤作为终点事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预测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所有患者中男215例(84%)、女41例(16%)。诊断时平均年龄59.2岁。43例(16.7%)发生≥2级放射性肺损伤。出现放射性肺损伤时间距放疗开始时间为20~169 d (中位数64 d)。单因素分析显示吸烟、肿瘤位置、双肺平均剂量、双肺V5—V20与≥2级放射性肺损伤发生可疑相关(P=0.108、0.106、0.030、0.049),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双肺平均剂量和双肺V5—V20与≥2级放射性肺损伤发生密切相关(P=0.048)。结论 局部晚期NSCLC受累野IMRT后双肺平均剂量和DVH中低剂量区体积可以初步预测症状性放射性肺损伤发生。  相似文献   

18.
目的 评估直肠癌IMRT疗程中小肠剂量体积以及NTCP预测的不确定性,为直肠癌IMRT中小肠剂量限制和保护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2014—2015年间接受术后辅助放疗的直肠癌患者20例,其中采用仰卧和俯卧体位各10例。每位患者在治疗前和疗程中1—4周各扫描一组CT分别定义为Plan、1W、2W、3W、4W,在每组CT影像上分别勾画肠管(BL)和腹膜腔(PS)。将基于Plan CT的IMRT计划分别拷贝至1W—4W的CT,分别评估每组CT小肠剂量体积及NTCP。两组数据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Pearson法分析小肠慢性毒性的NTCP (NTCPC)与其剂量体积相关性。结果20例患者共扫描89套CT。所有患者BL、PS体积分别为251.2、1324.16 cm3,百分移动值(shift%)分别为23.15%、11.34%;V15的分别为184.86、792.45 cm3,31.69%、3.70%,V30的分别为88.01、645.73 cm3,37.66%、10.49%。35%患者BL和20%患者PS轮廓的V15、50%患者BL的Dmax及15%患者NTCP在疗程中超过了安全限值。1W—4W的小肠NTCPC高于Plan (4.02%∶3.20%,P=0.104),百分变化值(SD%)为41.68%。NTCPC与BL的V30—V50存在明显相关性(R>0.400,P=0.000)。仰卧位小肠NTCPA、NTCPC均大于俯卧位(62.30%∶56.74%、4.88%∶3.22%,P=0.061、0.145)。结论 直肠癌IMRT中小肠运动所致不良反应评估存在不确定性,其中小肠肠管变化明显大于腹膜腔,仰卧位变化明显大于俯卧位。患者采用俯卧体位以及在计划设计时尽量压低V15、V30可以降低小肠的急、慢性不良反应。  相似文献   

19.
放疗中的摆位误差现象是影响精确照射的关键因素,为了降低摆位误差,许多学者通过改进患者固定方式来提高放疗精确性[1-2]。但对盆腔肿瘤患者,因受皮肤松弛、腹部脂肪较多、下肢旋转和两腿分开角度等因素影响,使选用的标记点位置变化较大而增加摆位误差[3]。为此,笔者根据盆腔肿瘤放疗摆位要求及热塑体膜、体架的固定特点,自制双下肢辅助固定装置(专利号:zl 2013 2 0222024.2)并应用于临床。  相似文献   

20.
目的 探讨Ⅱ、Ⅲ期直肠癌术后调强放疗(IMRT)降低S2/S3以上计划靶区(PTV)剂量对小肠高剂量照射体积及患者生存情况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建湖县人民医院收治的60例Ⅱ、Ⅲ期直肠癌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计划Ⅰ,30例)和试验组(计划Ⅱ,30例)。对照组PTV为全盆腔淋巴结引流区,剂量为50 Gy/25 f。试验组S2下缘以下淋巴结引流区为高危区(PTV1)剂量为50 Gy/25 f,以及S2下缘以上淋巴结引流区为低危区(PTV2)剂量为45 Gy/25 f。评估两组靶区均匀性指数(HI)、适形度指数(CI)及危及器官剂量参数[包括小肠45 Gy、50 Gy受照射体积(cc),小肠V10、V20、V30、V40、V45、V50和膀胱V20、V30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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