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探讨社区老年人的抑郁障碍及影响因素状况。方法采用老年抑郁量表(GDS)对上海市闸北区社区621名60～85岁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有19．2％的社区老年人存在抑郁障碍。结论社区老年人抑郁障碍较为普遍。应引起社会各方重视。     

中国农村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农村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方法 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纳入836名受访者。运用order logit模型分析中国农村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分失能程度估计研究样本异质性。 结果 有55.74%的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亚健康,其中抑郁状况一般的为35.05%,抑郁状况差的为20.69%。基本特征、生活状况、健康状况、社会经济特征、代际支持五方面变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村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儿女数量对总样本抑郁状况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女儿数量（OR=1.416,95%CI：1.055~1.901,P=0.020）和儿子数量（OR=2.012,95%CI：1.579~2.564,P=0.043）分别对中度和重度农村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产生负向影响,与孙辈同村（OR=0.732,95%CI：0.554~0.966,P=0.028）对农村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重度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产生正向影响（OR=0.527,95%CI：0.341~0.813,P=0.034）。 结论 农村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受多元因素共同影响。"养儿防老"与"多子多福"现象正在逐渐消失,"隔辈亲"现象依旧存在。     

保定地区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社区老年人群的抑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从保定市159个社区中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1个社区。应用老年人抑郁评价量表(GDS-15)和一般情况调查表、日常生活调查表、躯体状态调查表、生存质量简表(WHOQOL-100)、社会支持量表对社区内≥60岁老年人555人进行抑郁状况、日常活动能力情况、生活质量、社会支持状况等内容的调查,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 555例老年人中,有抑郁症状者为53例,抑郁的患病率为9.6%。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日常活动能力差、听力障碍、需要照顾、生活质量差、社会支持少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保定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主要与躯体状况、社会心理因素相关,应加强对老年抑郁的预防。     

我国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我国农村老年人抑郁的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为缩小农村老年人抑郁性别差异、促进两性健康公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库中抑郁相关数据进行Fairlie分解,分析农村老年人抑郁现状及性别差异。结果 农村老年人抑郁患病率为39.09%,女性高于男性（47.82% vs 32.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7.05,P<0.001）。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地域、睡眠时长、日常生活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自评健康、疼痛是男女两性抑郁的共同影响因素,婚姻状况、社会活动是男性抑郁的影响因素。Fairlie分解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抑郁性别差异中的72.06%是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另外27.94%是性别属性造成的。结论 农村老年男性抑郁患病率低于老年女性。生活方式、生理健康、疼痛是造成农村老年人抑郁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     

农村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我国农村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村女性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晚年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该项目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入户调查填写问卷。选取数据库中3198名65岁以上农村女性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描述农村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状况,采用χ²及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村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采集3198名农村女性老年人的数据资料,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6.2%;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自评健康状况一般(OR=2.401,95%CI:1.816～3.179)和不好(OR=3.394,95%CI:2.394～4.816)、生活满意度一般(OR=1.512,95%CI:1.177～1.943)和满意度低(OR=3.973,95%CI:2.305～6.851)、睡眠质量一般(OR=2.402,95%CI:1.834～3.147)和不好(OR=5.149,95%CI...     

武汉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武汉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应用抑郁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the CES-D)对武汉市895名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进行调查,采用 χ2检验进行组间抑郁率的比较,多元线性回归进行抑郁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武汉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率为15.6%。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慢性病数量越多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而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参与脑力活动,在婚状态是抑郁保护因素。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 0.078、-0.131、-0.133、-0.076(P<0.05)。结论 为减少抑郁的发生率,应加强健康教育,重视慢性病防治,鼓励老年人多参加体育锻炼和脑力活动,并加强对单身老年人的关怀。     

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研究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该项目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入户调查。选取数据库中2 816名65岁及以上的失能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 2 816名失能老年人中有抑郁倾向的有611人,占比21.7%。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居住农村（OR=1.370,95%CI:1.025~1.832）、居住区域为西部（OR=1.416,95%CI:1.068~1.878）和中部（OR=1.273,95%CI:1.013~1.600）、无配偶（OR=1.449,95%CI:1.106~1.898）、从不锻炼（OR=1.899,95%CI:1.325~2.721）是失能老人抑郁的危险因素;自评健康好（OR=0.434,95%CI:0.325~0.578）、睡眠质量好（OR=0.488,95%CI:0.375~0.634）、无慢性病（OR=0.750,95%CI:0.605~0.930）是失能老人抑郁的保护因素。结论 失能老年人抑郁状况较差,应加强对失能老人心理健康的关注,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改善失能老年人的抑郁状况。     

农村老年人抑郁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 了解农村老年人抑郁情绪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后期干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入户调查的方法,使用老年抑郁量表(The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和自编影响因素问卷,评测安徽省寿县948名农村老年人的相关指标.结果 农村老年人有抑郁情绪的占33.3%(其中中重度抑郁占8.4%),最多发的抑郁症状是记忆力减退(88.3%),其次是头脑不清晰(51.4%),开始一件新的工作很困难(49.7%).多元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婚姻、经济状况、躯体疾病、生活事件为影响农村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因素.结论 在农村地区针对农村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有进一步开展心理干预的必要,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应引起各级卫生部门的重视.     

农村老年人抑郁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了解农村老年人抑郁情绪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后期干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入户调查的方法,使用老年抑郁量表（The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和自编影响因素问卷,评测安徽省寿县948名农村老年人的相关指标。结果农村老年人有抑郁情绪的占33.3%（其中中重度抑郁占8.4%）,最多发的抑郁症状是记忆力减退（88.3%）,其次是头脑不清晰（51.4%）,开始一件新的工作很困难（49.7%）。多元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婚姻、经济状况、躯体疾病、生活事件为影响农村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因素。结论在农村地区针对农村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有进一步开展心理干预的必要,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应引起各级卫生部门的重视。     

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对生命质量影响

目的了解农村社区老年人的抑郁状况，并探讨其与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关系，为增进老年健康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湖南省衡阳市农村社区中的老年人（年龄≥60岁），采用多阶抽样方法抽样，利用SF-36量表和流行病学调查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对衡阳市农村老年人进行生命质量、抑郁状况评分。结果衡阳市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的总发生率为32．68％，男性为25．65％，女性为44．35％；老年女性抑郁发生率显著高于男性（72=12．10，P〈0．01）。老年人抑郁发生率有随年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且不同年龄组（60岁～、70岁～、80岁）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9．50，P〈0．01）。丧偶老年人抑郁发生率显著高于配偶健在老年人（X^2=4．81，P〈0．05）。医药费自负的老年人抑郁发生率显著高于有医保的老年人（X^2=17．20，P〈0．01）。生命质量中的生理功能、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和精神健康分值均与抑郁呈负相关，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衡阳市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的总发生率为32．68％，他们生命质量中的生理功能、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和精神健康分值均与抑郁呈负相关。     

中国老年人不同体质指数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研究

目的 了解中国老年人抑郁患病情况,并探讨不同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共纳入全国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或社区单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10 403例,应用Logistic回归对BMI与抑郁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 中国老年人抑郁发生率为32.7%;控制社会人口学、健康行为方式、日常生活能力等因素后发现,在男性老年人当中,与体重正常组相比,超重组（OR=0.728,95%CI：0.593～0.893）和肥胖组（OR=0.582,95%CI：0.413～0.821）患抑郁的风险较低;在女性老年人中,偏瘦,超重和肥胖与抑郁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均有P>0.05）。结论 在中国男性老年人中,BMI与抑郁相关,但这种关联不存在于女性中。     

我国城乡失能老人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差异研究

目的 分析我国城乡失能老人的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差异。方法 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纳入3 054名失能老人,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城乡失能老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差异。结果 本研究失能老人抑郁状况得分为（11.2±7.3）,抑郁发生率为48.6%;城市地区的抑郁状况（49.4%）高于农村地区（44.5%）。低龄、重度失能、低生活满意度、家庭低收入、睡眠时间短是城乡地区失能老人抑郁发生率的共同危险因素;女性（OR = 1.494,P＜0.001）、无照顾依靠（OR = 0.738,P = 0.001）、患3种以上慢性病（OR = 1.856,P＜0.001）是城市失能老人抑郁发生率特有的危险因素。结论 中国失能老人抑郁症状存在着城乡差异,城市失能老人抑郁症状发生率更高且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对城乡失能老人的干预措施应区别对待。     

安徽农村社区老年痴呆症患病率调查

目的 了解安徽省某农村社区老年痴呆症的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随访安徽省某农村社区的1 090名老年人,使用"10/66"国际痴呆项目调查使用的诊断量表作为筛查工具,采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结果 (1)老年痴呆症的患病率为1.95%,其中男性患病率为1.81%,女性患病率为2.08%.(2)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和教育程度之间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患有多种躯体疾病、无兄弟姐妹与兄弟姐妹在外地、朋友交流较少、邻居交流少、存在多个负性生活事件、日常生活能力不健全是老年痴呆症患病的危险因素.结论 老年痴呆症的患病率与预期一致,低文化程度、高龄人群、缺少日常交流和日常生活能力低是老年痴呆症的危险因素.     

老年抑郁症与无症状性脑梗死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老年期抑郁症与无症状性脑梗死的相关性。方法对有、无抑郁状态的老年人无症状性脑梗死进行对照研究。结果60例呈抑郁状态的老年人中有35例经颅脑MRI证实有无症状性脑梗死，发生率为58.33％。60例无抑郁状态的老年人发生梗死灶者15例，发生率为25．00％，两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老年抑郁症与无症状性脑梗死密切相关。     

门诊认知行为治疗老年抑郁症患者的预后特征和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接受门诊认知行为治疗的老年抑郁症患者的预后特征及其有关影响因素。方法使用海斯曼心理CT系统和汉密顿抑郁量表对56名接受门诊认知行为治疗的老年抑郁症患者进行测试,评估其预后特征、家庭问题、个性和心理特点等。结果 (1)女性的疾病预后不良、心理预后不良分数高于男性(P<0.05),回归生活能力分数低于男性(P<0.05);认知行为治疗疗效好者疾病预后不良和心理预后不良分数低于疗效差者(P<0.01),康复动力和回归生活能力分数高于疗效差者(P<0.01)。(2)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个性特点、抑郁、适应不良、控制力、支配性、依赖性、自我强度和性别是预后特征的相关影响因素(P<0.05)。结论接受门诊认知行为治疗的老年抑郁症患者的预后特征受抑郁症状、个性特点、适应不良和自我强度等心理特征的影响,可以预示临床疗效。     

社会参与对中国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研究

目的：了解志愿型社会参与和个人型社会参与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并探讨社会网络、社会适应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为促进老年心理健康,实现积极老龄化提供实证依据。方法：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年数据中的6 939名老年人,使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利用OLS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通过逐步回归和广义结构方程(GESM)估计中介效应。结果：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较低,无论是志愿型社会参与、个人型社会参与还是两种类型均参与都会显著抑制老年人抑郁水平。个人型社会参与通过提高老年人社会网络、社会适应和生活满意度抑制其抑郁水平,志愿型社会参与通过提高社会适应水平抑制其抑郁水平。结论：社会参与会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政府和社区应鼓励老年人多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和娱乐型社交活动中去,提高社会网络、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质量,从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Agreement in depression determination among four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 applied to Japanes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pression determination using four representativ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Center for Epider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and Carroll Rating Scale, CRS) applied to Japanes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Methods Subjects were 563 community-dwelling independent elderly living in twelve prefectures (330 males, 68,9±6.3 yr; 233 females, 68.1±5.8 yr). Results Depression rates determined using SDS (45.8%) and CES-D (68.6%) were higher than those determined using GDS (5.7%) and CRS (14.7%). Although correlations of depression scale scores among the four scales were significant and comparable (r: 0.61 (GDS vs. SDS, p<0.01) to 0.78 (SDS vs. CES-D, p<0.01)), the agreement in depression determination varied among scales (kappa coefficients: 0.05 (GDS vs. CES-D, p>0.05) to 0.46 (SDS vs. CES-D, p<0.01)). Conclusions Similarities in depression determination were found between GDS and CRS, and between CES-D and SDS. Depression rates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cut-off point for each scale were higher for CES-D and SDS than for GDS and CRS. Depression determination using a four-point rating scale may overestimate a slightly depressive symptom, compared with that using a two-point sc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