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艾滋病高发区在婚HIV/AIDS病人的晚发现状况及高危行为特征

目的了解柳州市在婚HIV/AIDS的晚发现状况及其高危行为特征。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2011年1月~2012年6月柳州市新报告的年龄≥15周岁的在婚HIV/AIDS病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共调查588例HIV/AIDS,晚发现比例为73.0%。查出感染HIV之前有异性固定性伴性行为和非固定异性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93.9%和61.7%,知道其异性固定性伴和非固定异性性伴HIV感染状况的比例分别为50.7%和1.9%;8.3%有共用针具注射吸毒史。不同特征的HIV/AIDS晚发现比例不同,其中男性、年龄40岁、壮族、样本来源于医院就诊者检测和阳性者配偶/性伴检测、有非固定异性性行为者的晚发现比例均高于其他特征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有P0.05)。仅10.2%在查出感染HIV之前有做HIV检测的想法。结论柳州市在婚HIV/AIDS的晚发现比例已处于较高水平,并存在较高比例的非固定异性性行为和较低的个人主动检测意识,这将加剧HIV在夫妻间的传播,因此应加强主动监测力度,扩大对该类人群的艾滋病宣传和检测,促进HIV/AIDS的早期发现。     

2012-2016年湖北省新发现经性传播艾滋病晚发现病例特征及影响因素

目的 分析新发现经性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HIV/AIDS)中晚发现病例特征以及晚发现的影响因素。 方法 利用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数据,选择2012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湖北省新发现经性传播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晚发现病例的特征,比较晚发现比例变化趋势,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对影响病例晚发现的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2012-2016年湖北省共报告新发现经性传播HIV/AIDS 11 832例,晚发现病例的比例为39.92%(4 723例),其中同性传播及异性传播病例的晚发现比例分别为27.09%和49.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81.609,P<0.001)。4 508(已排除经推算的215例晚发现病例)例晚发现病例中,男性为主(79.41%);年龄组主要集中在35~64岁(63.38%);汉族为主(96.69%);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66.88%);传播途径以异性传播为主(71.78%);样本来源以医疗机构为主(71.3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年龄越大、经异性途径传播、样本来源于医疗机构是新发现经性传播HIV/AIDS病例晚发现的主要因素。新发现经性传播HIV/AIDS病例晚发现情况也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 结论 现阶段湖北省新发现经性传播HIV/AIDS中晚发现现象依然突出,应针对不同传播途径高危人群的特点,采取针对性发现策略,强化医疗机构主动提供检测咨询(PITC)和自愿咨询检测服务作用以及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男男性行为人群检测方面的优势。     

南京市2011-2015年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晚发现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南京市2011-2015年新报告的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病人晚发现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从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选取南京市2011-2015年新报告的HIV/AIDS,采用趋势χ2检验分析晚发现率变化趋势,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晚发现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南京市2011-2015年新报告HIV/AIDS的晚发现率依次为32.0%、30.5%、32.5%、29.6%和30.9%,未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χ_趋势2=0.255,P=0.614）。检测咨询发现的病例晚发现率由2011年的14.0%上升至2015年的21.4%,医疗机构发现的病例晚发现率由2011年的53.4%下降至2015年的47.4%,经趋势χ2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64岁年龄组（aOR=4.563,95%CI=2.502~8.320）、已婚有配偶（aOR=1.628,95%CI=1.306~2.028）、非本市现住址（aOR=2.041,95%CI=1.683~2.475）、经异性传播（aOR=1.279,95%CI=1.040~1.572）和医疗机构来源（aOR=2.791,95%CI=2.280~3.416）的病例晚发现率较高。结论 南京市2011-2015年新报告HIV/AIDS的晚发现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应继续推进各级医疗机构全面开展医务人员主动提供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provider initiated HIV testing and counseling,PITC）,同时扩大对重点人群宣传教育和检测动员,促进HIV感染者的早期发现。     

海曙区新报告HIV/AIDS病例晚发现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宁波市海曙区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晚发现情况,为艾滋病防制工作提供依据。方法通过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收集海曙区2011—2017年HIV/AIDS病例资料,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HIV/AIDS病例晚发现比例。结果 2011—2017年海曙区新报告HIV/AIDS病例463例,其中晚发现病例170例,年均晚发现比例为36.72%, 2011—2017年晚发现比例呈下降趋势(P0.05)。HIV/AIDS病例的晚发现与年龄、职业和检测发现途径均存在统计学关联(P0.05),随着发病年龄增加,晚发现比例呈上升趋势;商业服务人员HIV/AIDS病例(31.16%)的晚发现比例低于工人/农民(48.86%);医院(41.73%)、检测咨询发现(31.82%) HIV/AIDS病例晚发现比例均高于其他发现途径(23.26%)。结论海曙区HIV/AIDS病例晚发现比例逐年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不同年龄、职业和检测发现途径病例的晚发现比例存在差异。     

聊城市2011年—2021年HIV/AIDS患者晚发现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2011年—2021年聊城市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的晚发现情况及可能影响因素。方法 从中国传染病监测系统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中下载2011年—2021年聊城市新报告HIV/AIDS个案信息,选取年龄> 15岁且具有报告1年内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检测结果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基本情况、样本来源、传播途径、晚发现比例等特征进行统计描述。结果 聊城市2011年—2021年新报告HIV/AIDS病例1 056例,其中晚发现263例,晚发现率为24.91%。2011年—2021年报告晚发现率分别为12.00%、44.44%、16.67%、25.00%、23.68%、19.77%、24.30%、27.46%、23.72%、25.74%、26.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40岁以上人群、农民、样本来源于医疗机构是病例晚发现的危险因素。结论 聊城市2011年—2021年新报告HIV/AIDS病例晚发现率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年龄、职业和样本来源是晚发现的影响因素。     

绍兴市新报告HIV/AIDS病例晚发现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绍兴市2015—2017年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的晚发现特征及影响因素,为促进HIV/AIDS病例检测发现提供依据。方法通过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获取2015—2017年绍兴市新报告HIV/AIDS病例资料,分析HIV/AIDS病例晚发现比例及特征,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IV/AIDS病例晚发现的影响因素。结果绍兴市2015—2017年新报告HIV/AIDS病例776例,其中晚发现病例202例,晚发现比例为26.0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5岁(OR=1.530,95%CI:1.074～2.181)、医院就诊发现(OR=2.573,95%CI:1.479～4.447)、检测咨询发现(OR=2.329,95%CI:1.584～3.424)和常住人口(OR=1.491,95%CI:1.061～2.096)是HIV/AIDS病例晚发现的影响因素。结论绍兴市2015—2017年新报告HIV/AIDS病例晚发现比例为26.03%,年龄35岁、医院就诊和检测咨询发现及常住人口HIV/AIDS病例晚发现比例较高。     

浙江省兰溪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例晚发现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2003—2020年兰溪市晚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简称HIV/AIDS）病例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从而制定科学的防控策略。方法：从艾滋病防治信息系统中,收集兰溪市2003—2020年新报告的HIV/AIDS病例基本信息、样本来源以及感染途径等资料,计算兰溪市HIV/AIDS病例晚发现率,采用logisitic回归模型分析晚发现的影响因素。结果：2003—2020年兰溪市新报告HIV/AIDS病例249例,晚发现127例,晚发现率为51.00%,不同年份晚发现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48）。多因素logisitic回归分析显示,≥50岁年龄组晚发现风险较高,大约是≤24岁年龄组的3.786 （1.423～10.076）倍;医务人员主动提供HIV检测咨询和自愿检测咨询（PITC/VCT）组晚发现风险较低,大约是其他检测组的0.451（0.254～0.802）倍。结论：兰溪市新报告HIV/AIDS病例晚发现率较高,年龄、样本来源是影响HIV/AIDS病例晚发现的主要原因,应继续加强≥50岁老年人群的HIV检测力度,同时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积极推进PITC和VCT。     

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新报告HIV感染者/AIDS患者晚发现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2015年广西新报告HIV感染者/AIDS患者晚发现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广西2015年新报告HIV感染/AIDS患者CD4+T淋巴细胞首次检测结果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15年共收集8 586例新报告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研究对象首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中位数为237.5个/μl,其中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μl占43.12%;单因素分析发现,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传播途径、样本来源及地区均为晚发现的影响因素（均有P<0.05）;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晚发现的危险因素有男性（OR=1.851,95%CI:1.673~2.048）,农民、工人、民工（OR=1.387,95%CI:1.242~1.549）,初中及以下文化（OR=1.619,95%CI:1.400~1.873）,已婚有配偶（OR=1.207,95%CI:1.075~1.354）、离异或丧偶（OR=1.508,95%CI:1.309~1.738）。结论 广西HIV感染者/AIDS患者晚发现疫情较严重,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艾滋病的宣传力度与筛查力度。     

2013—2020年北京市通州区报告的HIV/AIDS病例晚发现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北京市通州区2013—2020年HIV感染者/AIDS病例晚发现情况,为制定通州区艾滋病病例早发现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在“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管理系统”中,筛选出2013—2020年新报告的现住址为通州区的HIV/AIDS病例资料,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晚发现的影响因素。结果 2013—2020年通州区共报告HIV/AIDS病例1 799例,晚发现病例219例,晚发现比例为12.17%。不同特征的HIV/AIDS病例晚发现比例不同,且2013—2020年病例晚发现比例呈下降趋势。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5～<50岁年龄组病例(OR=1.967,95%CI:1.241～3.117)、≥50岁(OR=2.496,95%CI:1.334～4.673)、异性性途径传播(OR=1.554,95%CI:1.061～2.276)、干部职员(OR=1.863,95%CI:1.161～2.991)、样本来源于医疗机构就诊者(OR=1.495,95%CI:1.054～2.122)为晚发现的危险因素。结论 通州区应继续加大对重点人群的艾滋病宣传教育...     

2014-2018年贵州省新报告 HIV/AIDS病例晚发现比例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2014-2018年贵州省新报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简称HIV/AIDS病例）晚发现比例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通过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选择2014-2018年贵州省新报告的全部HIV/AIDS病例进行分析,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病例晚发现的影响因素。  结果  2014-2018年贵州省新报告HIV/AIDS病例共33 611例,新报告病例的晚发现比例分别为35.46%、34.49%、38.35%、39.74%和38.80%;来源于医疗机构的晚发现病例构成比逐年上升（χ2=64.603,P < 0.001）;分析不同样本来源病例的晚发现比例,发现医疗机构检测新报告病例的晚发现比例高于通过检测咨询、阳性者配偶或性伴检测报告的病例（χ2=276.033,P < 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婚姻状况、传播途径、职业、民族及样本来源是影响新报告病例发现晚的主要因素（均有P < 0.05）。  结论  2014-2018年贵州省新报告HIV/AIDS病例晚发现比例呈缓慢上升趋势。一方面应继续加强全人群艾滋病的宣传教育,提高人群的HIV主动检测意识,另一方面,应继续在全省推进扩大检测,提高病例的早发现能力。     

泸州市艾滋病异性传播病例高危性行为史调查分析

目的 调查了解泸州市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经异性传播的具体来源。 方法 招募经异性性行为传播的HIV感染者,采用深入访谈的方式调查其诊断HIV之前高危性行为信息和方式,分析其感染HIV最可能的时间和地点。 结果 对300名经异性性行为感染HIV的感染者的调查表明,男性和女性感染HIV的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64.834,P<0.001),男性以商业异性性行为为主(90.8%),另外固定性伴性行为占5.1%,临时异性性行为4.1%;而女性中以固定性伴性行为为主(71.9%),商业异性性行为占17.1%,临时异性性行为11.0%。自述经过商业异性性行为感染HIV的调查对象中,25.9%的人自述曾在2个以上地市发生过商业性行为,25.0%在2个及以上的省份发生过商业性行为;64.3%的调查对象自我判断在泸州市感染,而认为自己是在户籍地以外的其他省份感染HIV的调查对象占29.3%。 结论 泸州市艾滋病经异性性传播的情况较为复杂,亟需系统而全面地在全人群和重点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工作。     

2015—2020年云南保山市HIV/AIDS晚发现比例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通过对云南省保山市2015—2020年HIV/AIDS晚发现比例趋势和总体特征分析,探究影响晚发现的原因及对策。方法 选择2015年1月—2020年12 月6年现住址为保山市且新发现的HIV/AIDS病例,对晚发现比例趋势水平及总体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保山市2015—2020年共报告现住址感染者/病人2 111例,平均年龄为(42.05±13.75)岁,其中87.7%为汉族,87.0%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55.2%为已婚,79.8%为农民,异性性传播比例最高,为89.1%。6年总的晚发现病例746例,晚发现比例35.3%,晚发现比例未呈现下降趋势(t=-0.300,P=0.803)。44.9%晚发现为其他就诊者和术前人群,不同样本来源的HIV/AIDS晚发现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7.539,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1.373,95%CI:1.122～1.680),相对于20岁以下年龄组,年龄为30～39岁(OR=3.043,95%CI:1.247～7.426),40～49岁(OR=4.606,95%CI:1.897～11.186),50岁以上(OR=4.596,95%CI:1.892～11.167),相对于同性性传播,异性性传播(OR=1.952,95%CI:1.011～3.767),母婴传播(OR=7.163,95%CI:2.147～23.901),相对于婚前检查人群,其他就诊者和术前人群(OR=2.884,95%CI:1.468～5.668)是病例晚发现的危险因素。结论 保山市晚发现比例依然较高,且无下降趋势,应根据晚发现的人群特点,制定精准的扩大检测策略,持续强化早检测各项措施的落实,巩固“3个90%”艾滋病防治成果。     

Knowledge of partner risk and secondary transmission of HIV

BACKGROUND: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people living longer with HIV and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infected heterosexually have increased. We measured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people with heterosexually acquired AIDS knew their partners' risk behaviors, the extent of secondary heterosexual transmission of HIV, and characterized people at risk for secondary heterosexual transmission. METHODS: For each of five sites (Alabama, California, Florida, New Jersey, and Texas) and for New York City, a sample of adults with AIDS was interviewed. Primary heterosexual transmission was contact with a partner who had a known risk factor for HIV infection. Secondary transmission was contact with an HIV-positive partner not known to have a risk for HIV. RESULTS: Among men, 35% knew that a sexual partner was HIV infected, 56% of women knew that a sexual partner was HIV infected. Among women, 12% knew that a partner was bisexual. Overall, 79% (460 of 581) reported a partner with a primary risk for HIV; among men, 236 of 293 (81%), and among women, 224 of 288 (78%) reported a partner with a primary risk. People categorized with secondary transmi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be black and never married. People categorized with secondary transmission were more frequently women (53%), had less than a high school education (48%), and a history of drug use (52%). Men categorized with secondary transmission of HIV had a mean of 22 heterosexual partners; women had a mean of 16 partners. CONCLUSIONS: We found that many heterosexuals with AIDS did not know their sexual partners' risk for HIV, and that secondary heterosexual transmission probably results in a small proportion of all AIDS cases in the U.S.     

常德市性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常德市经性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HIV)/艾滋病患者(AIDS)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收集2000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经性传播的2 300例HIV/AIDS患者的发病、死亡等信息及影响因素,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他们的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2 300例研究对象平均生存时间为(129.97±3.319)个月,1、5、10、16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5.4%、60.0%、48.1%、48.1%。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确诊时的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感染途径和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情况是性传播HIV/AIDS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均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确诊HIV抗体阳性时的年龄＞49岁死亡风险高于年龄17～24岁组(HR=2.774,95%CI:1.768～4.353, P=0.000);异性传播病例的死亡风险大于同性传播病例(HR=3.065,95%CI:1.972～4.763, P=0.000);未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组的死亡风险高于治疗组(HR=7.414,95%CI:6.193～8.876, P=0.000)。 结论 常德市经性传播HIV/AIDS患者的生存状况一般。年龄、传播途径、治疗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是影响生存时间的重要因素。＞49岁和异性传播HIV/AIDS患者死亡风险更高,接受抗病毒治疗可减少AIDS的死亡并延长生存时间。     

湖北省2014－2016年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晚发现情况分析

目的 了解湖北省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晚发现情况,分析影响因素,为制定防治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根据晚发现病例定义测算湖北省2014－2016年HIV/AIDS晚发现比例,比较不同特征和地区之间的差异。结果 湖北省2014－2016年报告HIV/AIDS 8 275例,晚发现病例3 121例,晚发现比例为37.72%。晚发现比例女性(42.95%)高于男性(36.63%);55~65岁(51.97%)的比例最高,其次是65岁以上(50.24%);本省户籍(39.37%)高于外省户籍(25.21%);职业为离退人员(51.68%)的最高,其次是农民(47.57%)。婚姻状况为未婚(24.38%)的比例最低;文化程度为小学(49.22%)的最高,其次是文盲(47.55%)。感染途径异性传播(46.46%)高于同性传播(26.10%);样本来源为其他就诊者(50.77%)的最高,其次是术前检测(43.71%)。晚发现比例最高的地区是黄冈市(53.66%)、黄石市(46.81%)和鄂州市(45.37%)。不同人群特征和地区晚发现比例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湖北省2014－2016年晚发现比例较高,应针对晚发现风险大的人群和地区加强监测,尽早地发现感染者。     

Late HIV presentation among AIDS cases in Australia, 1992-2001

OBJECTIVE: To describe time trends and demographic, exposure and clinic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ate HIV presentation among notified AIDS cases diagnosed in Australia in 1992-2001. METHODS: AIDS cases, diagnosed in Australia and notified to the National AIDS Registry,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AIDS cases newly diagnosed with HIV infection within three months of AIDS diagnosis were defined as cases of late HIV presentation. RESULTS: The percentage of AIDS cases with late HIV presentat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18% in 1992-96 to 33.1% in 1997 (adjusted odds ratio (AOR)=1.79, p<0.005) and to 49.6% in 2001 (AOR=3.01, p<0.005). Older age, having been born in Asia, a HIV exposure history of heterosexual contact or an 'other/undetermined' exposure and a diagnosis of PCP only or of multiple AIDS illnesses, were associated with late HIV presentation among AIDS cases diagnosed in 1992-96 and in 1997-2001, and among overseas-born cases diagnosed in 1992-2001. In 1997-2001, a low CD4+ cell count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late HIV presentation. Among homosexually active men diagnosed with AIDS in 1997-2001, older age, a diagnosis of PCP or multiple AIDS illnesses and a low CD4+ cell count were associated with late HIV presentation. CONCLUSION: Predictors of late HIV presentation have remained substantially unchanged over time and among population subgroups, suggesting a need for innovation in HIV/AIDS testing and counselling strategies.     

2012-2016年温州市50岁及以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流行特征分析

目的 了解2012-2016年温州市50岁及以上HIV/AIDS病例流行特征,为制定针对老年人群艾滋病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通过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收集2012-2016年温州市50岁及以上HIV/AIDS病例资料,对病例人口学特征、传播途径、发现途径、首次CD4检测等进行分析。结果 温州市2012-2016年新报告50岁及以上HIV/AIDS病例736例,占总报告数的25.85%,老年病例构成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χ2=6.000,P=0.014)。本市户籍占87.64%,男女性别比为3.57∶1,确诊时平均年龄为(62.94±9.66)岁,主要分布在50～59岁年龄组,占43.34%,已婚有配偶占66.71%,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占65.76%,农民占34.38%,医疗机构检测发现占73.23%。异性传播为主,占85.33%,男性、女性异性传播分别占81.74%、98.14%,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0.285,P<0.001)。异性传播中通过非婚异性性接触感染占84.24%,男性、女性非婚异性性接触感染分别为94.04%、55.06%,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5.298,P<0.001)。HIV感染时间在3年以内和8年及以上分别占39.45%、15.75%。结论 温州市50岁及以上老年人艾滋病疫情发展较快,已成为艾滋病防控重点对象,亟需根据该人群艾滋病流行因素采取综合措施。     

A method for classification of HIV exposure category for women without HIV risk informatio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s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nd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among women is reported to state and territorial health departments without exposure risk information (i.e., no documented exposure to HIV through any of the recognized routes of HIV transmission). Because surveillance data are used to plan prevention and other services for HIV-infected persons, developing methods to accurately estimate exposure risk for HIV and AIDS cases initially reported without risk information and assisting states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rends in the HIV epidemic by exposure risk category is important. In this report, a classification model using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is is described. The purpose of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is to develop a proportionate distribution of exposure risk category for cases among women reported without risk information. The distribution was estimated based on behavioral and demographic data obtained from interviews with HIV-infected women;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12 states during 1993-1996. Variables used in the analysis were alcohol abuse, noninjection-drug use, and crack use; year of HIV/AIDS diagnosis; age; employment; and region. As a result of the classification procedure, nearly all cases among women with no reported risk were classified into an exposure risk category: 81%, heterosexual contact; and 16%, injection-drug use. These proportions are higher than the current redistribution fractions (calculated from risk reclassification patterns and weighted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cases among women attributable to heterosexual contact with an infected partner. This report provides one method that could be applied to HIV surveillance data at the national level to estimate the proportion of cases in exposure risk categories. However, because the study in this report is limited in sample size and geographic representativeness, other models are also needed for adjusting risk exposure data at the 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le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