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新婚夫妇首选避孕方法转换的研究

对３４１３对上海市区初婚避孕夫妇随访十五个月，显示１２％使用者曾转换一次避孕方法。近一半口服药首选者转换过避孕方法，而安全期与避孕套合用者的转换比例最低。自感原方法效果不佳、有副反应及影响性快感是新婚夫妇放弃原方法的主要原因。避孕套、安全期和该两项措施合用以及安全期与其它方法合用是几类主要的再选方法。再选口服药夫妇的比例（１０％）高于首选该方法的夫妇（４％）。提示“有效”及“不影响性快感”是转换者对避孕方法的新要求。４．８％夫妇是因再得原药具（主要是避孕套及杀精剂）有困难而进行转换。口服避孕药及避孕套的首选者有最高的比例转为单用安全期。６．５％有推迟妊娠意愿的夫妇直接过渡到不再避孕，尤其是首选口服避孕药者。２８％首选者因避孕失败而停止避孕。提示计划生育工作者要对新婚夫妇做细致的动态访视，落实对药具的再发放及有关知识的指导，提高夫妇对既用方法的心理承受力，从而能持续正常使用某些有效方法，如口服避孕药及避孕套等。     

上海市新婚夫妇的避孕动机及对避孕方法的评价

本文对来自上海市卢湾、虹口两区的7872对新婚夫妇婚后15个月内、生育前的避孕动机、对不同避孕方法的评价和可接受性等进行了分析。约半数的新婚夫妇婚后避孕,主要是“想暂时轻松”及“想工作学习”。近90%的使用者停用的主要原因为避孕失败及“想怀孕”。避孕方法较多选用安全期、避孕套,主要出发点是“方便”。更换避孕方法的主要原因是“影响性生活”和“效果不佳”(包括避孕失败)。有64%的对象不愿意使用口服药,主要原因是“怕影响健康”。妻子的受教育程度、职业、个性特征、夫妇的避孕知识、健康状况及家庭收入等因素影响了对口服药及针剂的可接受性。     

婚前避孕措施使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对上海市7872对新婚夫妇婚前,包括结婚登记前和结婚登记至办婚礼期间(简称举办婚礼前,下同)避孕措施的使用状况作了分析。结果表明,结婚登记前和婚礼前,分别有12.3%和15.4%的夫妇有过性行为,其中分别有35.2%和23.7%的夫妇使用过避孕措施。最常使用的避孕措施为安全期、避孕套和体外排精。避孕失败率分别为33.7%和18.0%。避孕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安全期计算失误和体外排精失控。结婚登记前不使用避孕措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避孕知识和无法获得药具。影响夫妇在结婚登记前和婚礼前使用避孕措施的因素有:妻子的避孕知识分数、与他人谈论避孕的能力、夫妇的晚育意愿,发生性行为距结婚登记或距办婚礼的时间间隔。本文对婚前使用的避孕药具的来源及对避孕知识的了解途径也作了分析。调查表明,加强对未婚青年(包括已领取结婚证但尚未办婚礼的夫妇)避孕知识的宣教和避孕药具的发放是必要的。     

上海市已婚妇女初产后避孕方法的选择和转换

本文对上海市3701名已婚妇女初产后15个月内避孕方法的选择和转换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产后15个月内,95．46％的妇女采取过避孕方法。产后首次采取的避孕方法城市以避孕套（50．72％）和IUD（29．09％）为主,农村以IUD（56．65％）和避孕套（30．60％）为主,其它方法较少。首次避孕选择避孕套者,终止向IUD的转换率较高;而选用IUD者终止向其它方法的转换率较低。15个月随访时,94．54％的妇女正在使用某种避孕方法,其中60．76％的城市妇女71．07％的农村妇女正在使用IUD。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特征的妇女对避孕方法的选择存在很大差异,城市、文化程度高的妇女倾向于选用避孕套和安全期,较少选用口服药;年龄大的妇女使用避孕套和安全期的人要多些;正在哺乳的妇女不愿用口服药;单位或计划生育部门对产后选用何种避孕方法有推荐意向的妇女使用IUD的比例较高。提示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应根据妇女的不同特征耐心、细致、客观地向她们说明各种避孕方法的优点和缺点,需纠正社会上对一些避孕方法的偏见。应充分尊重妇女的避孕选择,使妇女自觉满意地实行计划生育。     

无痛人工流产者避孕知识与行为的调查

目的:了解无痛人工流产者对避孕知识的知晓程度与实际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因非意愿妊娠而自愿要求无痛人工流产者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探究她们对于避孕方法的知与行的异同及其原因,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法分析每种避孕方法使用情况的影响因素。结果:在609名无痛人工流产者中,平均年龄为28.3±5.2岁,重复人工流产率为50.1%,首次性生活年龄为22.0±2.8岁。知道≥3种避孕方法者占95%以上。对某种避孕方法,使用者与知晓者的比例总体上从高到低顺序为避孕套(91.0%)、紧急避孕药(71.2%)、安全期(63.3%)、体外排精(58.8%)、杀精剂(21.1%)、口服避孕药(OC)(19.2%)、宫内节育器(IUD)(8.9%);目前使用者与曾经使用者的比例总体上从高到低顺序为安全期(83.4%)、避孕套(79.0%)、体外排精(71.2%)、杀精剂(50.0%)、紧急避孕药(36.1%)、IUD(11.4%)、OC(10.0%)。IUD和OC的停用和不愿使用的比例较高,主要原因是顾虑其副作用。未婚无分娩史者对安全期、体外排精、IUD和OC的知晓率较低,有分娩史者使用安全期、避孕套和IUD的比例最高,使用OC的比例最低;年龄、收入、流产次数对未婚无分娩史者选用避孕方法的影响比较大。结论:妇女对避孕方法的知晓度较高,但多未使用高效的避孕方法,避孕失误多,应加强流产后服务及避孕知情选择工作,指导妇女正确地选择和使用避孕方法,提高避孕效率。     

人工流产妇女避孕知识、避孕方法使用现状及避孕失败原因初探

目的:了解人工流产妇女避孕知识及避孕方法使用现状。方法:对本院519例接受人工流产妇女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结果:64.9%的妇女本次妊娠是由于未采取避孕措施;35.1%的妇女本次妊娠是由于避孕失败。本次研究中,避孕套(92.7%)和避孕药(90.1%)的知晓率最高,知道避孕套如何正确使用的比率也最高(81.9%)。而避孕膜的知晓率(7.9%)和正确使用率(2.3%)均最低。在168例因避孕失败而导致本次妊娠的育龄女性中,最常用的避孕方法依次是避孕套(41.1%)、避孕药(19.1%)、紧急避孕药(14.3%)、安全期避孕(13.1%)。调查显示:婚姻状况、性伴学历、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因素都对人工流产妇女的避孕知识和既往避孕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结论:人工流产妇女对避孕知识的认知程度较低,对很多避孕方法的正确使用也知之甚少,应加强避孕知识的宣传教育,尤其是文化层次较低者和学生中,提高对意外妊娠风险的认识。     

上海市新婚夫妇避孕知识动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对上海市两区于1987年8月到1988年8月间领证的7872对初婚夫妇婚后两次跟踪调查,显示上海市新婚夫妇对常用非永久性避孕措施的知识水平偏低。婚后15月时有增长但仍是低水平的。研究发现新婚夫妇普遍不愿服用口服避孕药,大部分妻子对口服药的知识不清晰,看法有偏倚。多元回归显示影响婚后妻子避孕知识水平的因素有:晚育意愿;妻子谈论避孕的能力及首先了解途径;婚前使用避孕措施;夫妇职业;妻子教育程度;丈夫单位所有制及夫妇月收入等。结果提示妻子婚龄及其母教育水平、恋爱时间与晚育意愿有内在关联而间接影响妻子避孕知识水平。初访后分娩或自流、“人流”是妻子避孕知识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上海市妇女婚后初育前的避孕措施

本调查应用流行病学方法 ,对上海 4 0 3 7名妇女婚后初育前的避孕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婚后初育前避孕知识的来源和避孕的实施状况。调查表明 :1 ) 76 .9%的妇女在婚后初育前了解避孕套的使用方法 ,2 7.6 %的妇女使用过避孕套 ;50 .1 %的妇女了解安全期避孕 ;3 4.5%曾使用过安全期避孕 ;72 .4 %的妇女了解口服避孕药方法 ;1 3 .9%的人初育前口服过避孕药 ;3 1 .2 %的妇女知道体外排精法 ;1 0 .4 %的妇女在婚后初育前使用过该法 ;89.8%的妇女知道 IUD;但仅有 1 4.7%的妇女在婚后初育前采用过 IUD方法。避孕知识的主要来源是书刊杂志。2 )多元 L 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 :影响婚后初育前避孕的主要因素是 :夫妻文化程度、职业及其户口性质。3 )值得注意的是 :初育前 ,3 8.2 %的人曾有过 1次妊娠 ,7.7%的人有过 2次妊娠。其中 ,第 1次妊娠的主要原因 70 .2 %是没有采取避孕措施 70 .% ,7.0 %是避孕失败 ;第 2次妊娠的主要原因同样是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和避孕失败 ,分别是 4 5.7%和 2 0 .6 %。结果提示 :今后应加强避孕知识宣教 ,增加妇女避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制订和完善婚前、婚后的计划生育常规服务 ,使广大妇女真正做到知情选择 ,尽早落实可行的避孕方法 ,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     

天津市18～49岁已婚者避孕情况的心理因素调查

本文调查了1211名18～49岁已婚成年人包括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对避孕问题的心理活动。其中男性601人,女性610人。结果显示:80%已婚成年人至少知道五种避孕方法如避孕套、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男性绝育和女性绝育。3.8%的人知道埋植和输卵管粘堵。只有0.7%的人对避孕方法一无所知,这些人多为新婚夫妇。研究还表明,最受欢迎的避孕方法是宫内节育器、避孕套和安全期。工人偏爱宫内节育器,科技人员偏爱避孕套。口服药是最不受欢迎的方法,多由于它的副作用影响。93.6%的被调查者对绝育持否定态度。仅6.4%的人主张这一方法,他们主要是科技人员和干部。     

避孕节育干预项目对四川省流动人口避孕行为的影响

目的:评估避孕节育干预项目对四川省流动人口避孕行为的影响,为探索适宜的流动人口避孕行为干预模式提供依据。方法:多阶段随机整群抽取四川省成都市和攀枝花市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工厂、建筑工地、服务娱乐场所,并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采用结构式问卷对2197名18～49岁流动人口进行干预前、后的调查。结果:干预后,干预组对象选择使用避孕套作为避孕方法的比例增加了5.32%;紧急避孕药的使用比例从干预前的13.22%上升至23.05%(P<0.01);干预组寻求咨询服务的比例为60.46%,与干预前相比提高了41.76%(P<0.01)。结论:干预后流动人口选择使用避孕套的比例以及紧急避孕药的使用比例都有所上升,对象寻求咨询服务的行为得到促进,但今后还应继续加强对低学历人群和未婚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的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     

初婚夫妇自然受孕力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８０年代末上海市区７８２６对初婚夫妇的前瞻性随访显示，领证夫妇开始每周有性生活后一年时，９２％的未避孕者及９０％的曾避孕者已首次受孕。７６％的未避孕及８６％的曾避孕夫妇于三个月内即受孕。以领证为起点估计上海市区夫妇婚后一年的受孕力为８３％，而如以夫妇开始每周性生活为起点，则９２％的初婚夫妇于婚后一年时已受孕。比例风险模型显示除夫妇婚龄及妻子毒物接触史等生物性因素外，夫妇生育意愿、同胞数、排行、工作单位所有制、个性及性生活状况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夫妇的自然受孕力。     

上海市区新婚夫妇生育计划及其变化分析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区7,872对新婚夫妇的前瞻性调查,分析新婚夫妇在结婚登记和开始正常性生活时的生育计划及其变化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夫妇于结婚登记一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常性生活,在结婚登记时,有43.4%夫妇表示婚后不打算避孕,56.6%表示将使用避孕以推迟受孕时间。到正常性生活开始时,有25.5%的夫妇改变了原来的生育计划,15.2%提前了受孕时间,10.3%推迟了受孕时间。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结婚登记与开始正常性生活间隔时间较长、夫妇初婚年龄较轻及妻子的避孕知识较贫乏、则夫妇容易改变生育计划。妻子避孕知识较丰富、夫妇初婚年龄较大、丈夫有兄弟、妻子是脑力劳动者、婚前接受过正规性教育及没有婚前性行为的夫妇,容易推迟其生育计划。     

Distribution of contraceptive use in a Turkish population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estimate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aceptive use among reproductive age women in a Turkish population (Turkey). STUDY DESIGN: We included 2365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in this study. Women were given a questionnaire via a face-to-face interview. RESULTS: During the time period just after marriage, 1914 women (80.9%) declared that they did not use any type of contraception. Among 451 women who had used a contraceptive method just after marriag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 was condoms (34.2%), followed by oral contraceptives (31.2%) and coitus interruptus (25.9%). When their history of contraceptive use was asked, 1903 women (80.2%) stated that they used a method of contraception while 462 women (19.5%) had never used any type of contraceptive. Distribution of contraceptive methods among women was analyzed and intrauterine devices were detected to b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 (n=1046, 55%). CONCLUSION: A point that should be emphasized is that there is a marked increase in contraceptive prevalence, and expansion of family planning activities in Turkey. This change, we believe, is due to improvements in health services of Turkey, realized in recent years.     

A closer look at traditional contraceptive use in Turkey.

Withdrawal is the main method used amongst couples in Turkey to prevent pregnancy. Discontinuation of use is most likely to be due to the desire to become pregnant or failure of the method. Withdrawal users are less likely to switch to another contraceptive method; however, among users who do switch, they will most likely switch to a modem method. The strongest three determinants that predict withdrawal use are using withdrawal as one's first method, the woman's age, and the husband's education. The woman's work status and the couple's ethnicity are also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withdrawal us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should target different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and focus on correct knowledge of all methods. Results indicate that men and women need to learn about family planning options earlier in their lives or prior to marri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