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肝移植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的发生情况,探讨早期肝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间我院65例行肝移植供、受体资料。根据术后情况将患者分为EAD组（n=29）及非EAD组（n=35）。对相关因素先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将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65例原位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患者有29例,发生率为44.6%。单因素分析显示EAD组与非EAD组供体血清钠[（157.53±21.71）mmol/L vs（146.06±15.24）mmol/L,P=0.019]、热缺血时间[（21.6±6.5）min vs（10.6±4.3）min,P=0.016]、冷缺血时间[（8.3±1.2）h vs（5.4±1.2）h,P=0.012]、ICU住院时间[（78.1±19.5）h vs（49.7±17.6）h,P=0.007]及受体的无肝期时间[（98.3±16.3）h vs（66.0±17.6）h,P=0.03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供体血清钠水平（OR 18.372,95%CI 1.846～24.173,P=0.019）及热缺血时间（OR 8.105,95%CI 1.513～37.205,P=0.013）。结论 供体血清钠水平及热缺血时间是公民逝世后器官原位肝移植术后EAD的独立危险因素。     

原位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原位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的发生情况,并探讨EAD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实施的74例原位肝移植病人的临床资料,对可能导致术后EAD的围手术期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将有显著性差异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74例肝移植病人术后EAD的发生率为36.5%(27/7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者术前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术前血清总胆红素、术中失血量、术前肝功能Child-Pugh分级C级、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18分及术后出现胆道及血管并发症是EAD发生的潜在危险因素(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肝移植术后EAD的独立危险因素为:术前MELD评分≥18分[OR=0.045,95%CI(0.003,0.605),P=0.045];移植术后出现胆道及血管并发症[OR=0.061,95%CI(0.009.0.419),P=0.004]。结论术前MELD评分≥18分及术后出现胆道及血管并发症是影响肝移植术后EAD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上应该通过改善受者术前较差的肝功能和提高临床医师手术技巧来降低EAD的发生率。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159例DCD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临床实践指南中AKI诊断标准将159例受者分为AKI组(34例)和对照组(125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受者年龄和术前血清白蛋白。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术前体质指数(BMI)、供肝冷/热缺血时间、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去甲肾上腺素总用量及总住院天数。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性别、术前乙型肝炎、术中低血压、术后感染、肝移植术式及术后再次手术情况。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肝移植术后AKI发生率为21.4%(34/159)。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AKI组与对照组受者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低血压及术后再次手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763, t＝－2.250, Z＝2.040, Z＝2.092, Z＝－3.303, Z＝－2.170, χ²＝8.227, χ²＝5.294, P均<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尿量和手术时间是DCD肝移植术后并发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DCD肝移植术前应改善受者一般情况,提高围手术期营养水平,术中控制液体出入量,合理使用利尿剂和缩短手术时间,以降低受者术后AKI发生率。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78例临床经验分析

目的  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5年11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完成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的76例供体和78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观察肝移植受体早期移植物功能恢复情况并分析引起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危险因素,观察远期的移植物生存及受体生存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78例受体术后EAD的发生率为36%(28/78),其中供体总胆红素(TB)高和冷缺血时间长是EAD发生的危险因素。受者围手术期存活率为92%(72/78),死亡6例,分别死于原发性移植物失功4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肺部感染1例。术后发生腹腔感染5例,胆道狭窄3例,血管血栓形成2例,除1例死亡外,其余经相应治疗后好转。受体术后1年的存活率为84.2%,2年存活率为80.0%。 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是较好的供肝来源,其近远期效果良好。控制术前供肝质量,缩短冷缺血时间等均是提高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     

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急性肾功能不全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急性肾功能不全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肝移植中心2008年3月～2009年10月间资料完整的99例肝移植患者围手术期病例资料,利用回归分析方法筛选肝移植术后急性肾功能不全（ARF）的相关因素。结果手术早期ARF患者29例（29.3%）,在回归分析中患者肝移植术前血清肌酐水平是肝移植术后急性肾功能不全独立危险因素（P=0.004）;FK506日用量是术后发生ARF独立危险因素（P=0.031）;结论术前血清肌酐、术后FK506日用量是影响肝移植早期急性肾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     

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对比分析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与传统司法途径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受体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探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研究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本中心实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受体（研究组）和司法途径来源器官捐献的肝移植受体病例（对照组）,比较两组受体术后细菌、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和预后,分析术后受体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果共纳入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体43例;研究组受体72例,对照组受体80例。研究组受体的细菌、真菌感染总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47.2% vs 31.2%）（χ²=4.071,P=0.044）。研究组受体术后1周内的细菌感染率高于对照组（64.5% vs 38.2%）（χ²=6.133,P=0.018）。供体捐献前感染和开放性创伤史是术后受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25、0.031）。4例疑似供体来源性受体感染,占研究组总感染例数的11.8%（4/34）。 结论使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来源器官的肝移植术后受体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传统司法途径来源,发生细菌感染的时间更早。供体器官捐献前存在感染和有开放性创伤是肝移植术后受体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     

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影响肝移植术后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危险因素,并探讨其预防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06月31日中山市人民医院进行肝移植患者112例,剔除资料不全者,纳入109例患者资料进行研究,对可能影响肝移植术后EAD发生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对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行ROC曲线分析。结果供体术前乳酸(LAC)、供体年龄、受体身体质量指数(BMI)、受体术前白细胞(WBC)、受体术后淋巴细胞百分比(LYMPH%)、受体术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供肝冷缺血时间与非EAD组之间存在差异(P0.05),其中受体BMI、供体术前LAC和供肝冷缺血时间是肝移植术后发生EAD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肝移植术后影响EAD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供肝冷缺血时间(313.50 min)供体术前LAC、供体年龄、受体BMI、受体术前WBC、受体术后LYMPH%、受体术后NLR,其中受体BMI、供体术前LAC和供肝冷缺血时间(313.50 min)是独立的危险因素。     

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预测指标的研究进展

目的 总结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预测指标的研究进展。方法 查阅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肝移植术后EAD预测指标研究的相关文献并进行综述。结果 肝移植术后EAD与患者预后及长期生存密切相关。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报道血清尿酸、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血管性血友病因子与蛋白C比率、血清脑钠肽、细胞因子、透明质酸、可溶性CD163、脂质、血清乳酸、凝血因子Ⅴ、血清磷等新型血清标志物用来早期发现与识别肝移植术后EAD的发生与发展,使肝移植后EAD早期有效的干预成为可能。结论 肝移植术后EAD的早期识别与预防尤为重要,虽然目前已经有研究提出一些新型预测指标来预测肝移植术后EAD的发生,但相关研究仍较少,仍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需要更多更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这些新型指标在临床中的运用价值。     

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拔管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肝移植术后延迟拔管原因不明确,本研究旨在开发一种预测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拔管危险因素的风险模型,为提高肝移植患者早期拔除气管插管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8年1月至2021月5月收治的93例成人肝移植患者资料。根据术后24小时是否拔除气管插管分为早期拔管组(58例)和延迟拔管组(35例)。通过单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分析出影响患者早期拔管的因素。结果 对影响肝移植术后患者早期拔管因素进行单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分析,评估得出术前Child-Pugh评分和手术时间是影响肝移植术后患者早期拔管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Child-Pugh评分OR 1.542(95%CI 1.029～2.309),P=0.036,手术时间OR 2.059(95%CI 1.160～3.653),P=0.014。由术前Child-Pugh评分和手术时间组成模型和常用的肝移植患者的严重程度评分进行ROC分析,模型AUC 0.791;术前Child-Pugh评分AUC 0.743,术前MELD评分AUC 0.709,与这两个评分相比,预测模型在预测肝移植术后早期拔...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自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125例供者与210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移植术后有否发生肺部感染将受者分为肺部感染组(37例)和无肺部感染组(173例)。了解肺部感染受者的一般情况和预后。对供者因素(性别、年龄、维持治疗时间、感染史)、受者因素[性别、年龄、吸烟史、糖尿病史,术前血红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血清肌酐等水平,术后有否急性排斥反应、有否使用生物制剂、有否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及复方磺胺甲噁唑(SMZ)]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与结论  37例肺部感染患者中,8例发展为重症肺部感染死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供体维持治疗时间、有感染史,受体吸烟史、糖尿病史、无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或SMZ。     

肝移植术后初始肝功能不良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肝移植术后导致初始肝功能不良(IPGF)的危险因素.方法 随机选取2004年4月至11月行肝移植的32例患者为观察对象;将肝移植术后3 d内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I一)和/或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峰值≥1 500 U/L的受者分为IPGF组,<1 500 U/L的受者分为非IPGF组.受者肝移植前分析指标为:年龄和MELD评分;供者分析指标为:年龄,供肝冷保存时间(CIT),供肝冷保存末期(Pr)、门脉灌注后4 h(Po)以及缺血再灌注损伤(IRI)的活检病理学评分;手术中的分析指标为:受者手术时间和移植肝复温缺血时间(RWIT).结果 所有受者术后均获得长期随访.32例受者中,IPGF组有10例,非IPGF组有22例.IPGF组和非IPGF组移植肝复温缺血时间分别为(55.00±12.91)min和(41.55±8.55)min,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IPGF组术后肝功能恢复时间显著长于非IPGF组(P<0.01);IPGF组受者术后感染率明显高于非IPGF组(P<0.05).两组移植肝总体存活率分别为90.0%和95.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移植肝按P0评分和IRI评分中的重度损伤标准发生IPGF的概率与轻、中度损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移植肝复温缺血时间和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引起IPGF的危险因素.     

肝移植术后早期急性肾功能衰竭处理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早期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处理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分析400例肝移植临床资料，观察术后急性肾功能衰竭病人的处理及预后。根据有无肾功能衰竭分组，对13项相关的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肝移植术后早期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生率为7．2％，均接受持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治疗，1年生存率为44．4％。单因素分析中年龄、术前肝功能分级、术前肌酐、尿素氮、手术时间、术中输血量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中只有术前肝功能分级是独立的危险因素。结论肝移植术后早期急性肾功能衰竭预后差，可能与多种诱发因素有关，术前肝功能不全是独立的危险因素。     

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

目的 总结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7月至2011年5月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施行的20例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供者通过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避免热缺血,M-Ⅲ供者不采用ECMO,待心跳停止5 min后实施肝脏获取手术.受者均采用原位肝移植术,其中17例行胆管端端吻合,3例行胆肠吻合.所有受者获定期随访.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20例供者中M-Ⅲ占10％( 2/20),DBCD占90％ (18/20).20例受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平均手术时间、无肝期、术中出血量和术后ICU时间分别为(6.2±2.7)h、(54±13) min、(2305±1311)ml和(44±35)h.全组无手术死亡,术后肝功能恢复满意,无原发性肝脏无功能或移植肝功能恢复延迟;术后1个月内1例受者因脓毒血症死亡,1例因肺部感染死亡,其余18例受者长期生存,最长生存时间为58个月.结论 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是现阶段我国可以应用的供肝获取方法,其中以DBCD为主要类型;建立科学的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流程,合理使用ECMO等保护供肝质量措施,对我国公民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有着积极的作用.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知识知晓情况及意愿，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 方法选取合肥市4个城区辖区内及2个乡镇的10个社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采取随机便利抽样调查法对居民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以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及捐献意愿。根据居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条目的调查结果(剔除"不能确定"者)将其分为同意捐献组和不同意捐献组。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组居民年龄。采用χ²检验比较两组居民性别、城乡差异、文化程度、是否了解器官捐献程序、国家相关法律是否完善、家属是否同意、对相关机构是否信任、对捐献途径是否了解及是否受传统观念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最终纳入7 520名居民参与问卷调查，平均年龄(35±10)岁(18～84岁)，其中男性3 824名(50.8%)；城镇居民4 150名(55.2%)；职业以退休人员、农民、工人、自由职业和学生为主，分别为1 570(20.9%)、1 177(15.6%)、1 140(15.2%)、1 089(14.5%)和1 088名(14.5%)；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有4 262名(56.7%)。79.6%居民听说过器官捐献(5 982/7 520)，85.7%居民不知晓器官捐献流程(6 444/7 520)，96.9%居民表示身边无人接受过器官捐献(7 287/7 520)。居民获取器官捐献知识以电视和报纸为主，分别占57.3%(4 306/7 520)和23.7%(1 784/7 520)。86.9%居民愿意主动向身边人宣传器官捐献相关知识，愿意签署器官捐献意向书以及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的居民分别占36.8%(2 766/7 520)和30.7%(2 308/7 520)。年龄、城乡差异、文化程度、器官捐献程序不了解、家属不同意、对相关机构不信任、对捐献途径不了解及传统观念影响等均是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t＝6.63, χ²＝7.13、6.87、4.61、14.88、4.24、11.81和10.53，P均<0.05)。 结论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众多，多途径增加器官捐献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认识至关重要。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62例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的流程方法及疗效,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提供一定借鉴。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8年10月至2015年12月完成6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62例均符合《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三类捐献标准（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BCD）。所有病例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15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2±6.5）min,冷缺血时间190~680（347±39）min。6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排斥反应。1例围手术期死于多发动脉血栓形成,1例发生胆漏经引流后自愈,2例发生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后缓解;肿瘤复发转移死亡3例。 结论通过合理流程充分利用ECMO,加强获取器官管理,缩短热冷缺血时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可以获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     

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预后的相关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的分析了我院自2003年1月1日至2003年10月31日的原位肝移植病例171例。根据术后早期预后分为预后不良组及非预后不良组（术后早期住院期间死亡者或因各种并发症术后〉7d转出ICU者定为预后不良的病人），比较两组病人术前及术中的变量13项；并筛选出影响预后的一些变量。结果171例病人中，预后不良者30人（17．5％），其中围手术期死亡12人（7％）；应用单因素分析比较预后不良及非预后不良病人的各项指标，以下参数均具有显著性差异：Child分级、APACHEⅢ评分、UNOS分级、手术时间、出血量、输血及血浆量、术前cr水平、术前ICU、术前感染及再次手术干预。将预后作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保留在回归方程中的变量有：APACHEⅢ评分、术前感染、手术时间、术中出血和输血量。而病人年龄、CHILD分级、UNOS分级、无肝期、术前Cr、术前ICU停留、再次手术干预被剔除方程。结论通过对肝移植病人术前及术中一些指标的评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术后早期的预后。     

肝移植术后糖尿病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肝移植术后糖尿病（PTDM）的发生及发展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98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其肝移植术后是否发生糖尿病，分为糖尿病组（36例）和非糖尿病组（62例）。以术前和术后可能的9个危险因素作为分析指标，进行这些指标的单因素分析和χ^2检验。结果 在对两组患者的年龄、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情况、有无肝硬化及肝硬化的程度、术前糖耐量情况、免疫抑制剂的选择及其血药浓度、激素的使用时间的比较分析中发现：术前肝硬化患者PTDM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无肝硬化者；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PTDM的发生率高于代偿期。术前糖耐量异常的患者PTDM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糖耐量正常者。激素半年内撤离的患者PTDM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半年内未撤离者。而两组患者的年龄、HBV的感染情况、免疫抑制剂的选择及其血药浓度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肝硬化、尤其是肝硬化失代偿期，糖耐量异常，长期使用激素是PTDM发生的危险因素。     

肝移植术后早期感染危险因素分析及预测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早期(≤1个月)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并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宁波大学附属李惠利医院肝移植中心200例同种异体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共收集181例受者的人口学数据、临床资料和病原菌检测结果,根据术后早期是否发生感染分为感染组(n＝96)和非感染组(n＝85)。分析受者术后早期感染菌群分布特点和相关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并评价其拟合度、区分度和临床实用性。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分类变量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采用R语言(4.1.2)软件rms包构建列线图模型,并通过Bootstrap自抽样法对模型进行内部验证;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校准曲线、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一致性指数(C指数)及临床决策曲线分析来评价列线图的校准度、区分度及临床实用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纳入研究的181例受者中,肝移植术后早期感染发生率为53.0%(96/181),96例感染组受者共检出病原菌132株,以革兰阴性菌最为常见(42.4%)。受者术后2周内感染发生率最高(70.8%,68/96),感染常见部位为肺部和血行感染。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者女性(OR＝4.235,95%CI：1.577～11.370)、MELD评分≥20(OR＝3.742,95%CI：1.296～10.805)、Chlid-Pugh分级C级(OR＝3.346,95%CI：1.263～8.862)、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OR＝1.036,95%CI：1.009～1.063)是肝移植术后早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上述独立危险因素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经Bootstrap法进行内部验证,Hosmer-Lemeshow检验无统计学意义(χ²＝7.236,P>0.05),校正曲线贴近于理想曲线,预测模型与观测值具有较好的拟合度。C指数和ROC曲线下面积均为0.800(95%CI：0.735～0.865),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模型临床决策曲线在较广的阈值概率范围内(0.2～1.0),高于采用单一危险因素预测,显示该模型具有临床实用性。 结论肝移植受者性别、MELD评分、Child-Pugh分级和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是移植术后早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列线图对移植术后早期感染的预测效果良好。     

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泌尿系感染危险因素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 探讨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受者泌尿道感染制定相应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2021年12月于北部战区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行同种异体的100例肾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术后3个月内是否发生泌尿系感染分为感染组(26例)和非感染组(74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寻找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肾移植术后3个月内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率为26%(26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术后尿瘘、术后尿管留置时间及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是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泌尿系感染的影响因素(P<0.05);运用前进法逐步回归分析得出，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OR=1.086,95%CI:1.003～1.177,P=0.042)及术后尿管留置时间(OR=4.687,95%CI:2.064～10.645,P<0.010)。是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出现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术后尿管留置及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长会增加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