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4年肾癌发病与死亡分析

目的 分析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收集的登记资料，估计2014年全国肾癌的发病和死亡情况。方法 对全国肿瘤登记中心449个登记处上报的2014年肿瘤登记数据进行评估，其中339个肿瘤登记处的数据符合入选标准，按城乡和年龄分层，结合2014年全国人口数据，估计全国肾癌的发病和死亡情况。中国人口标化率（中标率）采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人口年龄构成，世界人口标化率（世标率）采用Segi''s标准人口年龄构成。结果 339个肿瘤登记地区覆盖人口为288 243 347人（城市144 061 915人，农村144 181 432人）。肾癌病理诊断比例为72.70%，只有死亡证明书比例为1.27%，死亡发病比为0.37。估计全国新发肾癌病例数约为6.83万例，发病率为4.99/10万（95% CI：4.95/10万~5.03/10万），中标发病率为3.43/10万（95% CI：3.40/10万~3.46/10万），世标发病率为3.40/10万（95% CI：3.37/10万~3.43/10万），累积发病率（0~74岁）为0.40%。男性发病率为6.09/10万（6.03/10万~6.15/10万），中标发病率为4.32/10万（4.28/10万~4.36/10万）；女性发病率为3.84/10万（3.79/10万~3.89/10万），中标发病率为2.54/10万（2.50/10万~2.58/10万）。城市地区发病率为6.60/10万（95% CI：6.54/10万~6.66/10万），中标发病率为4.25/10万（95% CI：4.21/10万~4.29/10万）；农村地区发病率为3.05/10万（95% CI：3.01/10万~3.09/10万），中标发病率为2.29/10万（95% CI：2.25/10万~2.33/10万）。估计全国肾癌死亡病例数约为2.56万例，死亡率为1.87/10万（95% CI：1.85/10万~1.89/10万），中标死亡率为1.16/10万（95% CI：1.14/10万~1.18/10万），世标死亡率为1.16/10万（95% CI：1.14/10万~1.18/10万），累积死亡率（0~74岁）为0.12%。男性死亡率为2.31/10万（95% CI：2.27/10万~2.35/10万），中标死亡率为1.52/10万（95% CI：1.50/10万~1.54/10万）；女性死亡率为1.41/10万（95% CI：1.38/10万~1.44/10万），中标死亡率为0.81/10万（95% CI：0.79/10万~0.83/10万）。城市地区死亡率为2.49/10万（95% CI：2.45/10万~2.53/10万），中标死亡率为1.42/10万（95% CI：1.40/10万~1.44/10万）。农村地区恶性肿瘤死亡率为1.12/10万（95% CI：1.09/10万~1.15/10万），中标死亡率为0.78/10万（95% CI：0.76/10万~0.80/10万）。结论 我国肾癌发病死亡水平较低，但较以往有巨大上升，城市男性为重点防控对象。     

浙江省嘉善县1990-2014年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的性别差异分析

目的 描述和分析浙江省嘉善县居民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的性别差异。方法 1990－2014年嘉善县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资料源自当地肿瘤登记报告系统。以2010年全国人口为标准人口,计算标准化发病率和标准化死亡率,并计算相应性别发病率比值、死亡率比值及其95% CI。结果 1990－2014年嘉善县所有恶性肿瘤的标准化发病率为226.13/10万,其中男性为266.04/10万,女性为187.22/10万,男、女性发病率比值为1.42（95% CI：1.39～1.46）,发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恶性肿瘤的标准化死亡率为155.39/10万,其中男性为206.55/10万,女性为104.98/10万,性别死亡率比值为1.97（95% CI：1.91～2.03）,男、女性死亡差异同源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恶性肿瘤类型发现,除胆囊癌及甲状腺癌以外,其他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为男性高于女性。结论 浙江省嘉善县居民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均为男性高于女性,且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中国人群肺癌疾病负担分析

目的 分析中国肺癌的发病、死亡和生存现状及趋势。方法 使用GLOBOCAN 2020、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19）数据库和CONCORD-3项目报告的数据对中国肺癌的发病、死亡、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及生存现状和趋势进行描述,使用Joinpoint 5.0软件对1990-2019年中国肺癌年龄标化发病率（ASIR）和年龄标化死亡率（ASMR）进行趋势分析,采用Excel 2016软件进行数据管理,采用R 4.2.1软件中的ggplot2包绘制相关图形。结果 2020年中国肺癌新发病例数为815 563例,ASIR为34.8/10万,男性肺癌新发病例为539 181例,ASIR为47.8/10万;女性肺癌新发病例为276 382例,ASIR为22.8/10万;2020年肺癌死亡病例为714 699例,ASMR为30.2/10万;男性肺癌死亡病例471 546例,ASMR为41.8/10万,女性肺癌死亡病例243 153例,ASMR为19.7/10万;1990-2019年男性和女性肺癌ASIR和ASMR均呈上升趋势（P＜0.05）,但在2010-2019年男性肺癌ASIR和ASMR呈下降趋势,年变化百分比（APC）分别为-0.17%（95%CI：-0.24%~-0.09%）和-0.69%（95%CI：-0.79%~-0.59%）,女性肺癌ASIR和ASMR在2016-2019年均呈上升趋势,APC分别为3.33%（95%CI：2.73%~3.88%）和2.61%（95%CI：1.99%~3.28%）;2010-2014年中国肺癌5年净生存率为19.8%（95%CI：19.4%~20.2%）。结论 中国肺癌的发病和死亡仍然处在较高水平,预后较差,肺癌的疾病负担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重。应采取肺癌防控的三级预防措施以应对不断加重的肺癌疾病负担;此外,应注意近年来女性肺癌ASIR和ASMR出现的上升趋势,进一步调查其危险因素,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遏制女性肺癌发病率的上升趋势。     

2015年江苏省子宫颈癌流行现状及趋势分析

目的 分析江苏省2015年子宫颈癌发病和死亡情况及2006-2015年子宫颈癌流行趋势,为开展子宫颈癌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利用2018年江苏省疾控中心收集并质控后的35个肿瘤登记处的2015年子宫颈癌登记资料,按城市和农村地区分层,分别计算粗发病率、年龄别发病率、累计发病率（0～74岁）、粗死亡率、年龄别死亡率、累计死亡率（0～74岁）、中国人口标化率（中标率）、世界人口标化率（世标率）等指标;采用Joinpoint软件分析江苏省2006-2015年子宫颈癌发病（死亡）中标率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及其95%可信区间（95%CI）。结果 江苏省2015年子宫颈癌估算新发病例数为6610例,粗发病率为17.53/10万,中标率为12.13/10万,世标率为11.22/10万,累积发病率（0~74岁）为1.19%,在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顺位中居第6位。估计子宫颈癌死亡1905例,粗死亡率为5.05/10万,中标率为3.01/10万,世标率为2.87/10万,累积死亡率（0~74岁）为0.31%,在女性恶性肿瘤死亡顺位中居第8位。2006至2015年间江苏省子宫颈癌发病和死亡水平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发病和死亡中标率的AAPC分别为6.6%（95%CI:4.7～8.4）和5.5%（95%CI:2.9～8.2）。结论 子宫颈癌是江苏省女性的常见恶性肿瘤,其发病与死亡率逐年明显上升,且农村地区发病和死亡水平高于城市地区,应有针对性加强子宫颈癌综合防制工作。     

中国2006-2012年子宫颈癌死亡情况与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 分析2006-2012年中国女性人群子宫颈癌死亡情况及变化趋势。方法 利用全国疾病监测死因上报系统2006-2012年子宫颈癌死亡数据,通过死因漏报调查进行调整,分析不同城乡和东、中、西部地区我国女性子宫颈癌粗死亡率及年龄分布特征;采用全国第六次普查人口和Segi''s世界人口计算年龄标化死亡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拟合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2006-2012年子宫颈癌死亡率的变化趋势。结果 2012年,我国女性子宫颈癌粗死亡率为3.15/10万,其中农村地区粗死亡率为3.45/10万,高于城市地区（2.76/10万）;中部地区粗死亡率为3.77/10万,高于西部地区（3.23/10万）和东部地区（2.54/10万）。2006-2012年,全国子宫颈癌世界人口年龄标化死亡率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但是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平均每年上升2.9%（95% CI：0.8%～5.0%）,其中30～59岁组上升6.0%（95% CI：1.6%～10.5%）;中部地区平均每年下降4.6%（95% CI：-5.9%～-3.3%）,其中30～59岁组-3.2%（95% CI：-5.0%～-1.4%）和≥60岁组-5.7%（95% CI：-9.3%～-2.0%）的下降有统计学意义;而西部地区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中国人口年龄标化率变化趋势与世标率相近。结论 我国子宫颈癌下降趋于停滞,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仍然是我国子宫颈癌防控的重点区域;而东部地区30～59岁女性子宫颈癌死亡率上升现象亟需引起重视;建立综合的子宫颈癌防控体系是继续降低我国女性子宫颈癌死亡率的有效途径。     

全国疾病监测点35岁及以上糖尿病患者管理现状研究

目的 通过分析全国横断面调查数据,对中国≥35岁居民的糖尿病社区管理现状和血糖控制的情况进行评价。方法 在2013-2014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的所有调查对象中,通过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35岁且被乡镇（社区）级或以上医院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问卷收集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参加社区糖尿病管理、糖尿病治疗及控制的情况。测定调查对象的FPG和服糖后2 h血糖。采用复杂加权计算调查对象不同特征的率及其95% CI,率的比较采用Rao-scott χ²检验。结果 在10 056名调查对象中,有4 609例参加了糖尿病社区管理,管理率为45.0%（95% CI：40.8%～49.2%）。女性的社区管理率（46.9%,95% CI：42.8%～51.0%）高于男性（43.0%,95% CI：38.1%～47.9%）,农村地区人群管理率（50.4%,95% CI：46.3%～54.5%）高于城市地区（41.6%,95% CI：35.5%～47.6%）。管理率在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1.0,P<0.01）,≥65岁组管理率最高,为49.2%（95% CI：43.6%～54.7%）,35～44岁组最低,为35.2%（95% CI：27.9%～42.4%）。纳入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患者的规范管理率为16.7%（95% CI：13.7%～19.7%）,城市患者的规范管理率为19.7%（95% CI：15.3%～24.1%）,高于农村（12.8%,95% CI：9.8%～15.8%）。参与社区糖尿病管理的患者治疗率为95.8%（95% CI：94.8%～96.9%）。女性患者的治疗率为97.0%（95% CI：96.0%～98.0%）,高于男性（94.5%,95% CI：92.7%～96.4%）。纳入糖尿病管理患者的血糖控制率为34.6%（95% CI：31.5%～37.6%）,≥65岁患者的血糖控制率最高,为38.2%（95% CI：33.4%～43.0%）,45～54岁的患者血糖控制率最低,为34.4%（95% CI：26.7%～42.0%）。结论 中国≥35岁的糖尿病患者的社区规范管理率和血糖控制率较低,需要进一步提高社区配置和加强规范化管理。     

2010-2012年中国成年女性居民饮酒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描述我国成年女性饮酒行为特征、分析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成比例的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国150个监测点开展问卷调查,共分析75 518名≥18岁成年女性的饮酒行为信息。采用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数据作为标准人口计算权重,对率进行复杂抽样加权处理,采用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结果 我国城乡地区成年女性饮酒率分别为13.9%（95% CI：11.7～16.2）和13.3%（95% CI： 9.4～17.2）,饮酒者经常饮酒率分别为13.9%（95% CI：9.9～17.9）和14.2%（95% CI：10.8～17.6）,过量饮酒率分别为11.1%（95% CI： 7.5～14.8）和12.8%（95% CI： 9.1～16.4）。我国城市地区女性饮酒者葡萄酒消费率显著高于农村地区,且随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提高而升高。影响我国女性饮酒行为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职业、家庭成员饮酒和吸烟行为。其中,从事农业及生产运输（OR=0.72,95% CI：0.56～0.94,P=0.016）、家务（OR=0.59,95% CI：0.44～0.78,P<0.001）及其他工作（OR=0.61,95% CI：0.43～0.85,P=0.004）的女性饮酒率较低,家庭中有他人饮酒（OR=2.66,95% CI：2.17～3.26,P<0.001）和吸烟（OR=4.32,95% CI：2.95～6.34,P<0.01）的女性饮酒率更高。结论 我国成年女性饮酒率、经常饮酒率和过量饮酒率均处于较低水平,职业、家庭成员饮酒和吸烟行为是影响女性饮酒行为的主要因素。     

2014年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肺功能检查率调查与分析

目的 了解中国≥40岁居民肺功能检查状况及其分布特征,为完善COPD综合防控策略与措施,评价综合防控效果提供依据。方法 对象来源于2014－2015年中国居民COPD监测调查,该监测覆盖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5个监测县/区,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共调查≥40岁常住居民75 107人,以面对面询问调查方式收集调查对象既往肺功能检查情况。对样本进行复杂抽样加权,估计≥40岁居民肺功能检查率及其95% CI。结果 74 591名调查对象纳入分析。中国≥40岁居民肺功能检查率为4.5%（95% CI：3.7%～5.2%）,男性高于女性（P<0.001）,城镇高于乡村（P<0.001）,且随居民文化程度增高呈上升趋势（P<0.001）。在职业分布中,离退休人员的肺功能检查率最高为10.8%（95% CI：8.2%～13.3%）,农林牧渔水利行业人群肺功能检查率最低为2.4%（95% CI：2.0%～2.9%）。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史、有呼吸道症状的居民肺功能检查率较高,分别为13.4%（95% CI：10.5%～16.4%）、15.0%（95% CI：10.5%～19.4%）。曾经吸烟者肺功能检查率为7.4%（95% CI：6.0%～8.8%）,略高于现在吸烟和从不吸烟者,分别为4.7%（95% CI：3.9%～5.5%）和3.9%（95% CI：3.0%～4.7%）。在不同特征人群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乡村居民肺功能检查率最低（1.8%,95% CI：1.2%～2.3%）,有呼吸道症状的城镇居民肺功能检查率最高（20.2%,95% CI：12.6%～27.8%）。结论 中国≥40岁居民肺功能检查水平极低,应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其肺功能检查率。     

2014－2015年中国40岁及以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检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2014-2015年我国≥ 40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肺功能检查率及其影响因素,为慢阻肺患者规范化诊断、治疗和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数据来源于2014-2015年中国居民慢阻肺监测。采用面对面调查的方法收集调查对象既往肺功能检查状况等信息。通过肺功能检查将吸入支气管舒张剂后FEV₁/FVC<70%者诊断为慢阻肺患者,共纳入9 130名慢阻肺患者。经复杂抽样加权后,估计≥ 40岁慢阻肺患者肺功能检查率及其95% CI,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我国≥ 40岁慢阻肺患者肺功能检查率为5.9%（95% CI：4.9%~6.9%）,男性为6.1%（95% CI：5.2%~7.1%）,女性为5.3%（95% CI：4.0%~6.6%）,城镇高于乡村（P<0.001）,且随患者文化程度升高而增加（P<0.001）。务农慢阻肺患者肺功能检查率最低为4.0%（95% CI：3.1%~4.9%）。知晓肺功能检查的患者肺功能检查率为32.3%（95% CI：26.4%~38.1%）。有既往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史和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肺功能检查率分别为13.7%（95% CI：11.5%~15.9%）和8.8%（95% CI：7.2%~10.4%）。有职业粉尘和/或有害气体暴露的慢阻肺患者肺功能检查率为5.7%（95% CI：4.6%~6.9%）。曾经吸烟的患者肺功能检查率为10.2%（95% CI：8.0%~12.4%）,均高于现在吸烟者（4.2%,95% CI：3.3%~5.1%）和从不吸烟者（6.3%,95% CI：5.1%~7.6%）。结论 我国≥ 40岁慢阻肺患者肺功能检查水平很低,慢阻肺患者规范化诊断、治疗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中国甲状腺癌发病和死亡趋势分析与预测

目的 分析1990-2019年中国甲状腺癌发病和死亡趋势，探讨趋势变化原因，并对未来发病和死亡情况进行预测。方法 收集2019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中1990-2019年中国甲状腺癌发病和死亡数据。利用Joinpoint连接点回归模型描述变化趋势。基于2012-2019年发病和死亡数据，构建灰色模型GM（1，1）预测未来10年情况，根据后验误差法、残差检验法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 全国、男性、女性粗发病率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值分别为4.15%（95%CI：3.86%~4.44%，P<0.001）、5.98%（95%CI：5.65%~6.31%，P<0.001）、3.23%（95%CI：2.94%~3.53%，P<0.001），年龄标化发病率AAPC值分别为2.47%（95%CI：2.12%~2.83%，P<0.001）、3.98%（95%CI：3.68%~4.29%，P<0.001）、1.65%（95%CI：1.38%~1.93%，P<0.001），粗死亡率AAPC值分别为2.09%（95%CI：1.92%~2.25%，P<0.001）、3.68%（95%CI：3.45%~3.90%，P<0.001）、0.60%（95%CI：0.50%~0.71%，P<0.001）。男性年龄标化死亡率呈先下降（1990-1994年）后上升（1994-2012年）再下降（2012-2019年）的波动趋势（AAPC=1.35%，95%CI：1.16%~1.53%，P<0.001）。女性年龄标化死亡率呈持续下降趋势（AAPC=-1.70%，95%CI：-1.82%~-1.58%，P<0.001）。建立的GM（1，1）模型均能够进行中长期预测，残差检验法结果显示，所有模型平均相对误差≤10.00%且预测精度>80.00%，预测效果优；后验误差法结果显示，除男性年龄标化发病率为合格外，其余均为好。预测2029年全国、男性、女性的粗发病率为3.57/10万、2.78/10万、4.40/10万，年龄标化发病率为2.38/10万、1.89/10万、2.88/10万，粗死亡率为0.57/10万、0.62/10万、0.53/10万，年龄标化死亡率为0.33/10万、0.42/10万、0.27/10万。结论 全国、男性、女性年龄标化死亡率近10年呈下降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但粗发病率、年龄标化发病率和粗死亡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且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需要密切关注并实施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Calcium intake in the elderly: validation of a dietary questionnaire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f calcium and osteoporosis have been hampered by the lack of a suitable tool for assessing calcium intake. This report describes a new frequency and amount questionnaire for measuring present and past calcium intake in the elderly. The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tested against two commonly used standards of dietary assessment, five-day duplicate diets and seven-day weighed dietary inventories. The result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respectively, r = 0.76 and r = 0.69, while that for repeatability was r = 0.84. Furthermore, the questionnaire categorized subjects into third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take with almost no gross misclassific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esent findings may be extended to the majority of normal, healthy elderly subjects, implying wide application for the questionnaire in the assessment of calcium intake in the elderly.     

Self-reported health problems among Swedish miners one year after unemployment

Unemployment is considered to be a public health concern sincedeterioration in the health of the unemployed is often anticipated.However, for some groups, such as miners, unemployment mightimprove health due to a cessation of potentially harmful occupationalexposures.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health of 79 miners in oneSwedish iron-ore mine, and 226 age-matched controls from thegeneral population, during one year after the closure of themine. The participants received a questionnaire regarding medicalhistory and subjective symptom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period, and after one year.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effects on self-reported health attributable to unemploymentwere not found, although 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were morecommon among the unemployed miners. The miners reported a statistically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grip force (p=0.031). They had asignificantly higher prevalence of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mining related exposure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population controls;pain in the upper extremities [relative risk (RR)=2.27, 95%confidence interval (Cl)=1.44–3.59), back pain (RR=1.84;Cl=1.237–2.75), vasospastic disease of the fingers (RR=2.05;Cl=1.18–3.57) and obstructive respiratory symptoms (attacksof dyspnea and wheezing: RR=3.67; Cl=1.167–11.6).     

Excès de cas humains et animaux de tularémie en France au cours de l’hiver 2007–2008 : émergence ou phénomène isolé ?

Context

Tularemia is a zoonosis affecting humans and hares in France. We describe the results of surveillance in both species, in 2007 and 2008.

Methods

Human tularemia cases are mandatorily notifiable in France since 2003. In hares, surveillance relies on volunteer hunter associations in all districts of the country. Data from mandatory reports and volunteer surveillance in 2007/2008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previous results.

Results

In 2007/2008, 144 cases were reported in humans and 117 cases in hares. This was a 100% increase compared to previous years. Human cases differed from those of previous years only by the frequency of contact with breeding animals. Human cases without any documented risk exposure were also more frequent.

Conclusion

An increase of tularemia cases occurred in 2007/2008 in both species. Complementary studies are needed to identify the species reservoir in France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this peak of cases.     

Occupational health hazards in mining: an overview

This review article outlines the physical, chemical, biological, ergonomic and psychosocial occupational health hazards of mining and associated metallurgical processes. Mining remains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sector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although substantia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hazards, there remains room for further risk reduction. This applies particularly to traumatic injury hazards, ergonomic hazards and noise. Vigilance is also required to ensure exposures to coal dust and crystalline silica remai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Manufacture and use of nanomaterials: current status in the UK and global trend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nanomaterials (NMs), particularly in the UK. Currently, relatively few companies in the UK are identifiable as NM manufacturers, the main emphasis being the bulk markets in metals and metal oxides, and some niche markets such as carbon nanotubes and quantum dots. NM manufacturing in the UK does not reflect the global emphasis on fullerenes, nanotubes and fibres. Some assumptions have been made about the types of NM that are likely to be imported into the UK, which currently include fullerenes, modified fullerenes and other carbon-based NMs including nanotubes. Many university departments, spin-offs and private companies have developed processes for the manufacture of NMs but may only be producing small quantiti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purposes. However, some have the potential to scale up to produce large quantities. The nan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he UK has strong R&D backup from universitie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This review has covered R&D trends at such institutions, and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has been added to a searchable database. While several companies are including NMs in their products, only a few (e.g. manufacturers of paints, coatings, cosmetics, catalysts, polymer composites) are using nanoparticles (NPs) in any significant quantities. However, this situation is likely to change rapidly. There is a need to collec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xposure to NPs in both manufacturing and user scenarios. As the market grows, and as manufacturers switch from the micro- to the nanoscale, the potential for exposure will increase. More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quantify any risks to workers and consumers.     

深圳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制度设计

深圳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在理事会架构下按法定机构模式组建市医管中心,落实公立医院运营管理自主权.作者从当前公立医院管理体制的弊端入手,介绍了深圳市进行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及改革方案设计的主要举措,深入剖析了的改革方案的特点,并对改革效果进行了预测.     

Effects of nitrogen dioxide on red blood cells of rats: Changes in components of red cell membranes during in vivo exposure to NO2

Red cell membranes, prepared from red blood cells of rats exposed to 4, 10, or 20 ppm nitrogen dioxide (NO₂) for 1 to 10 days, were examined for evidence of changes in membrane components. Appreciable changes were not found in contents of phospholipid and cholesterol during exposure to 10 ppm NO₂. By contrast, protein content altered with the time of exposure. Moreover, changes in protein composition were observed by employing sodium dodecyl sulfate —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Twenty-four-hour exposure to NO₂ at the concentration above 10 ppm resulted in a marked increase in the percentage of lyso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LysoPE) to the total phospholipids. The prolonged exposure to 10 ppm NO₂ gave rise to a further increase in LysoPE, whereas the percentage of 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PE) showed a gradual decrease. A 1-day exposure to 4.0 ppm NO₂ also caused an increase in sialic acid content and decreases in those of PE and hexose. In addition to contents of these components the percentage of LysoPE increased 5 days after exposure and the elevated values were maintained up to the end of exposure period.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red blood cells in circulation exhibit different membrane properties in terms of lipid and carbohydrate composition during 10 days of exposure to 4.0 ppm NO₂.     

Investigating clusters in the workplace and beyond

Clusters of disease are common and occur in the workplace and in the general community. They often arouse considerable concern among the population. Investigations have sometimes lead to exciting new knowledge, but in general the investigation of clusters is difficult and often unrewarding, especially for community clusters. In the workplace, investiga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find associations and even new causes, but still many clusters remain enigmatic. Despite thi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investigating clusters, including allaying community concern and identifying uncontrolled exposures. A structure for investigating clusters in the workplace is sugges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