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再移植原因及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再次肝移植的原因及效果,并比较不同供肝来源与再移植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至2018年5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1 429例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首次肝移植供肝来源分别为尸体供肝686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346例和活体供肝397例。其中31例受者接受再次肝移植(32例次,其中1例受者接受2次再移植),再移植率为2.24%(32/1 429),供肝来源分别为尸体供肝23例、DCD供肝6例、活体供3例。再移植间隔时间中位数为311 d(88～845 d),间隔1～7 d 3例,8～30 d 1例,31～365 d 15例,>1年13例。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肝脏再移植术后受者生存时间并绘制生存曲线,采用Breslow法比较再移植间隔时间>1年及≤1年的受者1、5和10年生存率,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不同供肝来源的受者再移植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截至2018年5月,31例肝脏再移植受者术后12例存活(38.7%)、19例死亡(61.3%),中位生存时间为17个月(2～102个月)。尸体供肝、DCD供肝和活体供肝再移植率分别为3.4%(23/686)、1.7%(6/346)和0.8%(3/367)。尸体供肝再移植率高于活体肝移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DCD供肝再移植率与尸体供肝、活体供肝再移植率相比,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137和0.222)。其中18例再移植间隔时间<1年的受者,6例存活、12例死亡;13例再移植间隔时间≥1年的受者,6例存活、7例死亡。31例肝脏再移植受者术后1、5和10年生存率分别为64.2%、51.2%和46.6%。再移植间隔时间<1年的受者1、3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49.4%、41.2%和30.9%,间隔时间≥1年的受者1、3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84.6%、65.8%和65.8%,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946,P>0.05)。 结论再移植是肝移植术后移植物失功的唯一有效治疗方法,再移植术后受者往往病情危重,围手术期死亡率高,胆道并发症及排斥反应是再次肝移植的主要原因。应该慎重把握再移植手术时机,目前亟待更多的研究对再移植做进一步探讨。     

劈离式肝移植203例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劈离式肝移植(SLT)临床应用的安全性与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4年7月至2023年7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脏外科暨肝移植中心连续完成的203例SLT、79例活体肝移植(LDLT)及1 298例全肝移植(WLT)供者和受者的临床资料。203例SLT供者中, 公民去世后捐献109名, 离体劈离产生127个移植物, 在体劈离产生76个移植物;成人受者90例, 儿童受者113例。根据时间先后将SLT患者分为两组:SLT开展早期组40例(2014年7月至2018年1月), SLT技术成熟期组163例(2018年1月至2023年7月)。分析各组生存情况及影响SLT患者生存率的主要原因。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 法和Log-rank检验。结果 SLT开展早期组受者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4.58%、71.47%、71.47%, SLT技术成熟期组分别为88.03%、87.23%、87.23%,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60, P=0.018)。LDLT组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3.41%、93.41%、89.95%,...     

符合杭州标准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前接受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对术后疗效影响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符合杭州标准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前接受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对术后肿瘤复发和受者生存情况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收治的92例符合杭州标准并行肝移植治疗的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所有受者均经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肝细胞癌。根据受者肝移植术前是否接受TACE治疗将其分为TACE治疗组(n＝58)和直接移植组(n＝34)。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成组t检验比较,不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随访截至2021年12月31日,92例受者术后平均随访时间为(77±48)个月,随访期间共32例受者肿瘤复发。92例受者中9例术前合并门静脉癌栓(PVTT),术前影像学检查均未发现有门静脉侵犯,术后病理提示存在微静脉癌栓,均属于PVTT Ⅰ₀型,9例受者中6例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平均无瘤生存时间为(51±48)个月,7例死亡,平均生存时间为(62±43)个月。TACE治疗组受者术后1、3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6.6%、84.5%和82.8%,直接移植组分别为91.2%、67.6%和61.8%,两组受者术后1、3年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205和3.571,P均>0.05);两组受者术后5年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039,P<0.05)。TACE治疗组受者术后1、3和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7.9%、77.6%和75.9%,直接移植组分别为76.5%、58.8%和52.9%,两组受者术后1、3年无瘤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2.063和3.639,P均>0.05);两组受者术后5年无瘤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124,P<0.05)。两组受者术后生存率及术后无瘤生存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013和5.406,P<0.05)。 结论对于符合杭州标准的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前接受TACE治疗可能改善移植术后长期疗效。     

一种新型诊断和治疗肝移植术后缺血型胆道病变模式的研究

目的寻找一种用于诊断和治疗肝移植术后缺血型胆道病变（ITBLs）的新模式。方法选取2003年10月至2012年6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脏移植中心行原位肝移植手术后确诊为ITBLs的80例受者。其中,传统模式组37例受者在出现ITBLs症状后接受药物治疗,明确诊断后行介入治疗和手术治疗,无效者行再次肝移植。早期诊断与干预模式（EDIM）组43例受者接受预防性药物治疗,定期行胆道超声造影,出现ITBLs征象时给予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明确诊断后行介入治疗和手术治疗,无效者行再次肝移植。采用t检验比较两组受者初诊为ITBLs的时间、采取介入治疗的时间及移植肝丢失时间,采用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法比较两组移植肝1,3年生存率。结果传统模式组受者和EDIM组受者术后初诊为ITBLs的平均时间分别为（56±31）d和（24±19）d,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差异（t=5．136,P〈0．05）。传统模式组和EDIM组从确诊为ITBLs到采取介入治疗的平均时间分别为（105±42）d和（58±20）d,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差异（t=7．035,P〈0．05）。传统模式组和EDIM组死亡受者分别为8例和7例。传统模式组移植肝1,3年生存率分别89．2％,54．1％,EDIM组移植肝1,3年生存率分别95．3％,81．3％,传统模式组受者移植肝1,3年生存率均低于EDIM组（r=4．219,P〈0．05）。传统模式组和EDIM组移植肝丢失时间分别为（25±9）个月和（33±10）个月,传统模式组出现移植肝丢失时问早于EDIM组（t=-2．085,P=0．018）。结论早期诊断和干预ITBLs的新型模式可以延长术后移植肝存活时间,延迟移植肝丢失时间,提高ITBLs的整体治疗效果。     

早期和晚期再次肝移植的临床分析

目的 比较首次肝移植术后因移植肝失功实施早期和晚期再次肝移植的疗效并总结临床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4年1月至2009年7月间接受再次肝移植手术的3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早期再次肝移植17例和晚期再次肝移植19例.早期和晚期再次肝移植患者的年龄分别为(45±13)岁和(48±10)岁,与首次肝移植的时间间隔分别为(49±54)d和(514±342)d.结果 胆道并发症是早期再次肝移植和晚期再次肝移植的主要适应证.其他常见的适应证包括早期再次肝移植的血管并发症和晚期再次肝移植的原发病复发.除了MELD评分外,两组再次肝移植术中出血量、冷缺血时间、手术时间和围手术期病死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早期再次肝移植中有8例患者死亡,其中3例死于脓毒症相关性疾病,3例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晚期再次肝移植中有10例患者死亡,其中4例死于脓毒症相关性疾病,3例死于肝癌的复发.早期和晚期再次肝移植的l、2年的生存率分别为52.9％、41.2％和63.2％、52.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早期再次肝移植和晚期再次肝移植治疗移植肝失功的疗效相当.手术适应证及时机的正确把握、娴熟的手术技巧以及围手术期有效的抗感染治疗是提高再次肝移植患者总体存活率的关键.     

超声对移植肝肝门部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的诊断和随访价值

目的探讨超声对移植肝肝门部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的诊断和随访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2月至2016年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肝移植中心行肝移植术并接受超声常规随访1年以上1 019例受者的超声资料,分析和总结87例符合移植后肝门部淋巴结反应性增生受者的临床资料和超声影像特征。 结果肝移植术后1年,肝门部淋巴结反应性增生发生率为8.54% (87/1 019),超声发现淋巴结肿大时间中位数为移植术后55 d (7～270 d);肝门部淋巴结增大单发57例,多发30例;淋巴结平均长径(24.6±6.2) mm,横径(17.4±2.9) mm;内部回声均匀,彩色血流信号不丰富。伴发门静脉受压2例,轻、中度狭窄;包绕肝门血管生长并伴有肝内胆管轻度扩张3例。肝门部肿大淋巴结平均消失或缩小时间为(82±57) d。 结论对肝门部淋巴结反应性增生超声特征的认识可以减少一部分移植肝穿刺活检。超声可以作为肝移植术后辅助诊断和监测肝门部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的有效影像手段。     

肝移植术后肝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和再移植时机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肝动脉狭窄(HAS)的介入治疗效果和再次肝移植的时机。方法回顾性分析2 0例原位肝移植术后HAS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病例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确诊,均行血管内介入治疗。其中6例接受了再移植。介入治疗方法包括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TA)和支架植入术。结果早期HAS(移植后4周内)8例,介入治疗后肝功能好转6例,1例肝功能恶化及时再移植存活,另1例因肝衰竭死亡。1 2例晚期HAS中1例介入后于术后3 8 d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衰竭;5例因肝功能反复异常、胆道缺血型狭窄和反复胆道感染而接受再移植,再移植围手术期死亡1例。2 0例平均随访13个月,2例分别因原发性肝癌和严重胆道感染死亡;3例出现肝动脉再狭窄并再次动脉内介入治疗成功。共出现缺血型胆道病变8例(4 0.0%)并行胆道介入治疗,5例肝功能改善。早期HAS和晚期HAS的1年和2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8 7.5%,4 3.8%和8 1.5%,5 4.3%,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9 7 6)。结论肝移植术后HAS未引起严重肝功能损害时,首选介入治疗,但缺血型胆道病变发生率较高。再次肝移植是治疗肝移植术后HAS导致不可逆性肝功能损害时的惟一有效手段     

吲哚菁绿试验联合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评估供肝质量价值初探

目的探讨吲哚菁绿(ICG)试验联合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2D SWE)技术评估供肝质量的临床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完成脑死亡器官捐献的21例供受者临床资料。供肝获取前均于本院ICU完成ICG试验和2D SWE检查。根据受者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恢复情况，将6例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受者列为观察组，将15例早期肝功能正常受者列为对照组。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受者年龄和移植前末次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以及供肝冷缺血时间、吲哚菁绿15 min滞留率(ICG-R15)、吲哚菁绿血浆清除率(ICG-PDR)和杨氏模量值。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移植前末次Child-Pugh评分和无肝期时间。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ICG试验、2D SWE及2D SWE联合ICG试验对肝移植受者术后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的预测效果。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受者平均年龄分别为(38±13)岁和(54±6)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40，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供者供肝ICG-R15分别为(5.5±3.0)%和(3.2±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86，P<0.05)；ICG-PDR分别为(21±5)%/min和(24±4)%/min，杨氏模量值分别为(5.0±1.3)kPa和(3.9±2.6)kPa，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655和－0.930，P均>0.05)。ICG-R15预测肝移植术后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67(95%CI：0.490～1.000，P>0.05)，ICG-PDR为0.789(95%CI：0.513～1.000，P<0.05)，2D SWE为0.756(95%CI：0.5392～0.9719，P>0.05)，ICG-R15联合ICG-PDR为0.767(95%CI：0.490～1.000，P>0.05)。ICG-R15及ICG-PDR联合2D SWE预测肝移植术后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22(95%CI：0.608～1.000，P<0.05)，最佳阈值为ICG-R15＝4.15%，ICG-PDR＝21.7 %/min，杨氏模量值＝3.00 kPa，敏感度为83.3%，特异度为86.7%。 结论ICG试验联合2D SWE技术对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的预测优于2D SWE或ICG试验，且具有无创、简便和可定量评估等优势。     

术前免疫治疗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肝癌肝移植术前免疫治疗对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21年9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肝移植且术前接受过免疫治疗的19例肝癌受者的临床资料, 总结受者移植术前免疫治疗方案、不良反应, 以及术后排斥反应、肿瘤复发转移等并发症情况。根据受者术前肿瘤影像学检查和甲胎蛋白水平的变化, 通过mRECIST标准判断等待期间肿瘤是否稳定、进展或缓解。按肿瘤有无部分缓解, 将19例受者分为非缓解组(肿瘤稳定或进展)和缓解组(肿瘤部分缓解), 对比分析两组术后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移植术后受者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 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受者术后1年及2年无复发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结果 19例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前接受免疫治疗联合靶向及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治疗后, 非缓解组13例中, 9例受者肿瘤稳定, 4例出现肿瘤进展;缓解组6例受者均出现肿瘤部分缓解。非缓解组中2例受者术后经肝穿刺活检病理检查证实发生急性排斥反应, 分别经糖皮质激素冲击+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治疗、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后好转。非缓解组13例中, 术后因感染性休克死亡2例...     

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

目的 总结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7月至2011年5月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施行的20例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供者通过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避免热缺血,M-Ⅲ供者不采用ECMO,待心跳停止5 min后实施肝脏获取手术.受者均采用原位肝移植术,其中17例行胆管端端吻合,3例行胆肠吻合.所有受者获定期随访.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20例供者中M-Ⅲ占10％( 2/20),DBCD占90％ (18/20).20例受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平均手术时间、无肝期、术中出血量和术后ICU时间分别为(6.2±2.7)h、(54±13) min、(2305±1311)ml和(44±35)h.全组无手术死亡,术后肝功能恢复满意,无原发性肝脏无功能或移植肝功能恢复延迟;术后1个月内1例受者因脓毒血症死亡,1例因肺部感染死亡,其余18例受者长期生存,最长生存时间为58个月.结论 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是现阶段我国可以应用的供肝获取方法,其中以DBCD为主要类型;建立科学的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流程,合理使用ECMO等保护供肝质量措施,对我国公民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有着积极的作用.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62例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的流程方法及疗效,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提供一定借鉴。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8年10月至2015年12月完成6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62例均符合《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三类捐献标准（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BCD）。所有病例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15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2±6.5）min,冷缺血时间190~680（347±39）min。6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排斥反应。1例围手术期死于多发动脉血栓形成,1例发生胆漏经引流后自愈,2例发生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后缓解;肿瘤复发转移死亡3例。 结论通过合理流程充分利用ECMO,加强获取器官管理,缩短热冷缺血时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可以获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     

再次肝移植的原因与预后分析

目的探讨再次肝移植的原因和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11月26日至2012年5月26日期间笔者所在医院行再次肝移植21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再次肝移植的原因与预后。结果笔者所在医院完成再次肝移植215例,其中行2次肝移植200例,3次肝移植14例,4次肝移植1例。第2次肝移植的主要原因为胆道并发症（53.5%,115/215）,其次为肝移植物原发性无功能或功能低下（8.4%,18/215）;第3次肝移植的原因主要为胆道并发症（5/14）,其次为肝癌复发（2/14）。早期（肝移植术后1个月内）与后期（肝移植术后1个月后）第2次肝移植移植物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后期第2次肝移植移植物生存率较高。第3次肝移植移植物生存率低于第2次肝移植（P=0.043）。与胆道并发症者比较,肝癌复发者（P=0.001）和肝移植物原发性无功能或功能低下者（P=0.033）移植物生存率较低,慢性移植肝失功能者移植物生存率较高（P=0.037）。结论胆道并发症为再次肝移植的最主要原因。移植后早期行再次肝移植的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是围手术期的死亡增加。因肝癌复发而行再次肝移植患者移植物的预后不理想,而慢性移植肝失功能患者移植物的预后最佳。     

再次肝移植五例报告

目的　总结再次肝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　对 5例男性患者施行再次肝移植 ,再次肝移植的原因分别为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 (1例 )、急性排斥反应 (1例 )、慢性排斥反应并胆道感染 (1例 )以及胆道缺血并感染 (2例 )。供肝植入均采用改良背驮式原位肝移植术。术后免疫抑制治疗采用达利珠单抗、甲泼尼龙及他克莫司联合用药 ,必要时加用霉酚酸酯。结果　 3例治愈 ,已分别存活11个月、5个月和 1个月 ,2例分别于术后第 8d、第 10d死亡 ,1例死于多器官感染及功能衰竭 ,1例死于心力衰竭。术后并发症有腹腔出血、多器官感染、胆道感染及切口感染等。结论　再次肝移植是移植肝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方法 ,适应证及手术时机的正确把握、围手术期的严密监测和正确处理是提高再次肝移植患者存活率的关键。     

再次肝移植治疗移植肝缺血型胆道损伤15例报告

目的探讨再次肝移植治疗缺血型胆道损伤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15例因缺血型胆道损伤施行再次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15例移植受者术前均接受过介入治疗,再次肝移植全组无手术死亡。术后1个月存活率为67%,1年存活率为60%,3年存活率为53%。截止至2012年3月,有8例存活并返院随诊,存活时间超过5年的5例,其余3例存活时间分别为47个月、58个月、35个月,肝功能及生活情况良好。术后严重感染导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是再次肝移植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结论再次肝移植是治疗缺血型胆道损伤唯一有效的方法。对于缺血性胆道损伤,预防的意义远大于治疗。从供肝切取与保存、胆道重建、术后免疫抑制方案的选择、长期随访等等环节加以重视,有利于减少缺血型胆道损伤。     

Evaluation of Early and Late Effects of Surgical Treatment of Early Hepatic Artery Thrombosi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BackgroundHepatic artery thrombosis (HAT) is the most severe vascular complicatio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of early graft loss and mortality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number of retransplantations and recipient deaths can be decreased with an urgent thrombectomy of the hepatic artery.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early and long-term outcomes of the surgical revascularization of early hepatic artery thrombosi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MethodsFour hundred eleven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s in 380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at our center between 2005 and 2020. A Doppler evaluation of the graft vessels patency was performed daily for the first 5 days after transplantation in all recipients. After angio–computed tomography confirmation, most of the cases of HAT qualified for surgical revascularization.ResultsEarly HAT was diagnosed in 20 cases (4.9%), occurring most frequently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ird day after transplantation. Sixteen patients underwent revascularization surgery. Among them, in the early post-transplantation period, 4 died and 2 more had retransplantation. Of the remaining 10 recipients, 2 had no biliary complications, 1 had bile leakage, and 7 had common bile duct stenosis, all treated endoscopically. Among 4 nonoperated patients, 1 died and the other 2 had retransplantation in the early post-transplantation period; the last of these 4 recipients had bile duct stenosis.ConclusionsThe urgent surgical revascularization in liver recipients with early HAT allows the avoidance of early retransplantation. However, these patients require intensified surveillance owing to the high risk of biliary complications that may affect shortened graft and patient survival.     

Living Related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Adults: First Year Exper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Liège

Living related liver transplantation (LRLT) in adult recipients has been recently developed to overcome the organ donor shortage, but LRLT leaves the healthy donors at risk of seriou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r even death.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report the p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initial experience of adult LRLT at the University of Liège. From March 2002 till March 2003, in a consecutive series of 35 adult liver transplantations, five recipients (mean age: 51 years) underwent LRLT, including one retransplantation. Indications for transplantation were autoimmune hepatitis, hepatitis B virus related cirrhosis with hepatocarcinoma (two cases), hepatitis C virus related cirrhosis with hepatocarcinoma, and ischemic intrahepatic bile duct necrosis 10 years after primary liver transplantation. Mean age of the donors was 34 years (range: 21-53 years). All donation cases were intra familial at first degree. The right lobe was used as a graft in four cases and the left lobe in one case. All right lobe donors developed transient hyperbilirubinemia and hypocoagulation for 4 to 6 days. No severe complication (transfusion, bile duct fistula, reintervention, rehospital-ization) nor significant long-term sequelae were observed in the donors. In the recipients, graft function was immediate, and there was no small-for-size syndrome. One recipient developed biliary fistula treated by reoperation. One recipient died from invasive aspergillosis 11 days after the procedure. The four other recipients were alive without recurrence of the disease at follow-up. This report confirmed that LRLT may be a valuable alternative to cadaver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the era of organ donor shortage. However, even if there was no severe complication for the donors in our preliminary experience, LRLT puts healthy living donors at risk of significant morbidity and even death.     

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对比分析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与传统司法途径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受体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探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研究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本中心实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受体（研究组）和司法途径来源器官捐献的肝移植受体病例（对照组）,比较两组受体术后细菌、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和预后,分析术后受体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果共纳入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体43例;研究组受体72例,对照组受体80例。研究组受体的细菌、真菌感染总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47.2% vs 31.2%）（χ²=4.071,P=0.044）。研究组受体术后1周内的细菌感染率高于对照组（64.5% vs 38.2%）（χ²=6.133,P=0.018）。供体捐献前感染和开放性创伤史是术后受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25、0.031）。4例疑似供体来源性受体感染,占研究组总感染例数的11.8%（4/34）。 结论使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来源器官的肝移植术后受体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传统司法途径来源,发生细菌感染的时间更早。供体器官捐献前存在感染和有开放性创伤是肝移植术后受体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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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和总结临床活估肝移植的手术经验。方法 对12例活体肝移植（13次手术，包括第一次减体积再次肝移植手术）的手术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13次活体肝移植手术均获成功；所有供体手术后顺利康复，未出现任何严重并发症，并全部纳入术后长期随访中。1例晚期肝癌病人移植后死于胆瘘及继发多器官功能不全；9例Wilson病受体获得长期存活，术后神经系统症状显著改善，复查肝功能、铜氧化酶水平全部在正常范围；1例Wilson瘤，受体于术后72天死于不可递转的排异反应；1例乙型肝炎肝硬化伴亚急性戊型肝炎、肝功能衰竭、Ⅳ期肝性脑病的病人，行急诊成人右叶供肝活体肝移植，术后恢复顺利，现为术后第11周，未出现严重并发症，已恢复正常生活。结论 精湛细致的手术技术是活体肝移植成功的关键，活体肝移植适合我国国情，是解决当前全球性供肝来源匮乏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