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肿瘤突变负荷异质性研究进展

抗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D-L1)是靶向免疫治疗的著名生物标志物，然而不同肿瘤PD-L1的表达与治疗疗效的关系不同，部分PD-L1阴性患者接受免疫治疗有效，而部分PD-L1阳性甚至强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并不能从免疫治疗获益。通过全外显子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的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 TMB)是一种近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本文现对影响NSCLC患者的TMB的因素进行简单的综述，从而有助于临床医师根据TMB值筛选出免疫治疗的真正优势人群。     

硬化性肺泡细胞瘤35例临床特征分析

背景与目的硬化性肺泡细胞瘤（pulmonary sclerosing pneumocytom, PSP）是临床上相对少见的良性肺肿瘤，多发于中年女性，无典型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PSP包括表面立方上皮细胞和圆形间质细胞2种基本细胞类型，有4种组织学类型（出血性、硬化性、实性和乳头状），可发生远处转移，但生长缓慢，术前病理检查易误诊。本研究通过探讨该病的临床特征，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PSP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11年1月-2019年12月收治的35例经病理学检查确诊的PSP临床病例资料。结果本研究共35例患者，男性12例，女性23例，平均年龄51岁。7例因体检或常规行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偶然发现，28例因咳嗽、咳痰、咯血、胸痛等症状就诊。影像学主要表现为肺部孤立的、边界清楚的圆形或类圆形结节、肿块影。本组有12例行经皮肺穿刺组织病理活检术，仅有7例诊断为PSP。本组共28例行手术治疗，24例术中行快速冷冻病理切片检查，仅5例提示PSP。术后病理检查结果1例诊断肺角化型鳞癌伴局部PSP，其余均诊断为PSP。本组手术和非手术患者出院后随访1年-8年，总体恢复好，复查胸部CT无复发和转移。结论PSP为临床上少见的肺部良性肿瘤，多发于中年女性，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均缺乏特异性，经皮肺穿刺病理检查及术中快速冰冻病理切片容易误诊，多数病例最终需术后病理检查才能明确诊断。     

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对于免疫细胞的调节作用研究现状

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AFs）和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是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中重要的组成成分。二者在肿瘤微环境中相互通信，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CAFs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不同的CAFs亚群存在着不同的功能。同时其又可以通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等方式实现对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的调节，从而进一步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转移等生物学行为。本文对国内外近年来有关CAFs在TME中对浸润性免疫细胞调节作用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分析胸腺瘤中基因的变异

背景与目的胸腺瘤是前纵隔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具体的发病机制仍不十分清楚，这就限制了对胸腺瘤靶向药物的研究。本研究利用二代基因芯片技术分析胸腺瘤，了解胸腺瘤中表达显著变化的基因和信号通路，为胸腺瘤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帮助。方法2015年1月-2017年12月，我们利用CapitalBio mRNA表达谱芯片技术分析了31例胸腺瘤，然后利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进行基因确证。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些胸腺瘤与瘤周围胸腺组织表达量有差异的基因的表达，其中6种在肿瘤基因组学中已证实的驱动基因（FANCI、NCAPD3、NCAPG、OXCT1、EPHA1和MCM2）在胸腺瘤中表达显著异常。对拷贝数变异所影响的具体基因进行检测，发现E2F2、EPHA1、CCL25和MCM2等上调明显的基因和IL-6、CD36、FABP4、SH2D1A、MYOC等下调明显的基因。利用KEGG数据库分析发现10条信号通路基因表达普遍上调或下调显著基因，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毒致癌基因、原发性免疫缺陷、细胞周期基因和p53信号通路等，可能与胸腺瘤的发生相关。结论我们在胸腺瘤中发现了多种异常表达的基因，这将对今后胸腺瘤发病机理和生物标记物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种由大体积恶性胸腔积液中分离肿瘤细胞的方法初探

背景与目的恶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ural effusion, MPE）是液体活检基因检测的常用标本来源，本研究评估一种从大体积MPE中分离肿瘤细胞方法的分离效果及其在基因检测中的应用前景。方法收集20例伴MPE的晚期肺癌患者一次胸腔积液引流的全部MPE（> 500 mL），联合运用细胞分离介质Percoll和Ficoll分离肿瘤细胞，统计分离情况。对其中既往行组织基因检测的肺腺癌患者，分别使用胸腔积液上清游离DNA（tumor derived DNA from pleural effusion supernatant, etDNA），总细胞DNA及分离肿瘤细胞DNA（DNA from tumor cells in pleural effusion, ETC-DNA）3种成分进行二代基因测序，比较检测情况。结果从MPE中分离得到细胞中位数量8.50×10⁴个（上下四分位间距9.25×10³-3.75×10⁵），肿瘤细胞纯度85.50%±5.80%。对10例既往行组织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基因检测的患者，etDNA、总细胞DNA及ETC-DNA EGFR基因突变检出率分别为70.00%、50.00%、70.00%。ETC-DNA基因检测阳性率与组织（P > 0.999, kappa=1.000）和etDNA（P > 0.999, kappa=1.000）一致性均良好。etDNA、总细胞DNA、ETC-DNA EGFR基因突变中位丰度分别为16.05%（4.78%-43.06%）、1.09%（0.00%-2.39%）和33.02%（18.50%-76.70%）。ETC-DNA检测丰度倾向高于etDNA，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该提取方法可以有效地从大体积MPE中分离出大量高纯度肿瘤细胞，利用提取出的肿瘤细胞进行基因检测可能可以提高基因检测效能，值得进一步研究。     

基于三维重建的影像学分析在部分实性肺结节中的研究进展

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随着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在临床的普及，胸部CT已成为临床筛查早期肺癌、降低肺癌死亡率的重要手段。早期肺腺癌的影像学常表现为含有磨玻璃成分的部分实性结节。随着影像学的发展，部分实性结节的影像学表现与其预后的关系越来越受关注。同时随着三维重建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临床医师对该类结节诊断治疗的精确性。本文聚焦于部分实性结节的传统影像学分析和基于三维重建的影像学分析，对两者的利弊作一系统阐述。     

76例头颈部腺样囊性癌伴肺转移患者的生存分析

背景与目的头颈部腺样囊性癌（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ACC）常发生肺转移，目前ACC肺转移的研究报道不多，对于其确切的临床特征和治疗结果知之甚少，最佳治疗策略尚无共识。本研究探讨头颈部ACC肺转移的有效治疗策略、临床结局和长期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76例头颈部ACC肺转移患者的临床和随访资料。根据初始治疗分为手术、手术+放化疗、放化疗、支持治疗四组；根据国际肺转移分期系统（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Lung Metastases Staging System, IRLM）进行分期。采用Kaplan-Meier法、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治疗方式及不同IRLM分期患者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及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的统计学差异。结果接受手术治疗患者的OS及PFS优于支持性治疗或放疗/化疗的患者（OS: P < 0.000, 1; PFS: P < 0.000, 1）；IRLM低分期的OS和PFS优于高分期患者（OS: P < 0.000, 1; PFS: P < 0.000, 1）；单发肺转移、不合并胸腔积液患者具有更好的OS和PFS。结论接受手术治疗的ACC肺转移患者的远期预后与更好的OS和PFS相关。对于具备手术条件的ACC肺转移的患者，进行完整手术切除的意义高于其他治疗方案。     

肿瘤实性成分占比在早期周围型肺癌诊疗中的研究进展

肿瘤实性成分占比（consolidation tumor ratio, CTR）是近年来肺癌影像学研究的热点，是指在高分辨计算机断层扫描（high 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HRCT）扫描肺窗中肿瘤最大实性直径与肿瘤最大直径的比值。目前诸多研究也证实其可作为早期肺癌良恶性判断指标及亚肺叶切除的主要参考指标，是早期肺癌复发及预后的独立相关因素。尤其在日本JCOG0804和JCOG0802两个基于肿瘤大小和实性成分占比的研究结果相继公布后，早期肺癌的传统外科手术方式被彻底打破，为早期肺癌患者带来了良好获益。但目前对CTR值的研究数据仍有限，CTR值的测定尚缺少客观的评价系统。本文就CTR值在肺结节良恶性预测、外科手术方式选择、淋巴结清扫、气腔播散（spread through air spaces, STAS）等热点研究方面的进展进行综述，同时进一步探讨CTR值可能存在的疗效预测指标，并对早期周围型肺癌外科治疗的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为临床工作提供新思路。     

非小细胞肺癌不同部位组织样本PD-L1表达水平比较研究

背景与目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作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免疫治疗患者分层标志物已进入临床病理常规检测。然而PD-L1表达在肺内和肺外不同转移部位的空间异质性是困扰临床检测的难题。本研究旨在探讨NSCLC不同部位组织样本的PD-L1表达评分的差异，从而有助于晚期肺癌患者的PD-L1检测策略的制定。方法回顾性收集PD-L1（22c3抗体，Dako）临床病理连续检测的131例肺外转移性NSCLC以及同期非配对肺内肿瘤972例进行对照分析，对比肺外与肺内肿瘤组织样本检测的PD-L1肿瘤阳性比例评分（tumor proportion score, TPS）差异。结果肺外转移性NSCLC的PD-L1阳性表达率（TPS≥1%）为61.83%，TPS评分显著高于同期肺内肿瘤（P=0.03）。不同部位组织样本的PD-L1表达评分具有显著差异（P=0.007）。肝脏和肾上腺转移瘤的PD-L1阳性率高，分别为85.71%和77.78%，其TPS评分均显著高于肺内肿瘤（P < 0.05）。淋巴结、骨、脑、软组织和胸膜转移瘤的PD-L1表达率为40.00%-66.67%，TPS评分与肺内肿瘤无显著差异。组织学和样本类型分析显示，腺癌类型和手术切除的肺外样本PD-L1表达评分显著高于同类型肺内肿瘤。临床病理参数分析显示，PD-L1阳性表达和高表达均与患者男性、吸烟史以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野生型显著相关。结论肺外转移性NSCLC样本的PD-L1表达评分高于肺内肿瘤，且不同部位组织样本的PD-L1表达阳性率存在差异。肺外转移性肿瘤与肺内肿瘤的PD-L1检测差异可能与不同转移部位、组织学和样本类型相关。     

单孔与单操作孔胸腔镜下胸腺瘤切除术的临床疗效比较：一项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

背景与目的近年来随着临床微创技术的不断进步，胸腔镜胸腺瘤切除术经历了从三孔操作到单操作孔、单孔的发展历程。然而，单孔胸腔镜技术的可行性及安全性尚未得到普遍认可。本研究拟探讨单孔胸腔镜手术在胸腺瘤切除中的安全性与可行性，以期为临床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2021年9月在北京同仁医院接受胸腔镜胸腺瘤切除手术治疗的197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单孔胸腔镜胸腺瘤切除组(单孔组，n=42)和单操作孔胸腔镜胸腺瘤切除组(单操作孔组，n=155)。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单操作孔组获得与单孔组术前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的42例患者，其中单孔组男性17例、女性25例，年龄28-72(48.00±9.43)岁; 单操作孔组男性20例、女性22例，年龄30-75(50.38±9.83)岁。对比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两组均顺利完成手术，均无中转开胸或增加手术切口。单孔组和单操作孔组比较，胸腔引流时间和住院时间更短[(2.95±0.76) d vs (3.33±0.85) d; (4.57±0.83) d vs (5.07±1.13) d]，术后24 h及72 h视觉疼痛评分更低[(3.64±0.85)分vs (4.05±0.66)分; (2.33±0.75)分vs (3.07±0.6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单孔组、单操作孔组在手术时间[(130.00±26.23) min vs (135.24±27.03) min]、术中出血量[(69.52±22.73) mL vs (82.38±49.23) mL]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单孔胸腔镜胸腺瘤切除术是一种安全、可行、更微创的术式，术后疼痛较多孔胸腔镜手术减轻，恢复更快。     

Cullin1对肺腺癌A549和H1395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背景与目的Cullin1是Cullin家族中有代表性的一员，对细胞周期、转录和信号转导相关蛋白泛素化起重要作用，Cullin1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本研究旨在探讨Cullin1对肺腺癌A549和H1395细胞生物功能的影响。方法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检测肺腺癌细胞（A549、H358、H1395、H1650）及人正常肺上皮细胞BEAS-2B中Cullin1 mRNA表达，采用siRNA技术干扰Cullin1 mRNA相对高表达的肺腺癌细胞；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比色法（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 assay, MTT）、流式细胞术及Transwell实验检测细胞增殖、细胞周期分布、细胞早期凋亡及侵袭和迁移能力；采用Western blot检测基质金属蛋白酶-2（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MMP-2）、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MMP-9）、组织基质金属酶抑制剂-1（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1, TIMP-1）、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 D1）、细胞周期蛋白E2（Cyclin E2）、p21和p27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与BEAS-2B细胞相比，肺腺癌细胞中Cullin1 mRNA均呈高表达，尤其在肺腺癌A549和H1395细胞中相对表达量较高（P < 0.05）；干扰Cullin1后肺腺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受到了抑制，G₁期细胞增多，S期细胞数目减少，肺腺癌细胞早期凋亡率明显升高（P < 0.05）；肺腺癌细胞的侵袭及迁移能力下降（P < 0.05）；干扰Cullin1后MMP-9、MMP-2、Cyclin D1及Cyclin E2蛋白表达量减少（P < 0.05），而TIMP-1、p21和p27蛋白表达量增多（P < 0.05）。结论干扰Cullin1后可抑制肺腺癌A549和H1395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Cullin1在肺腺癌中发挥促癌作用。     

小于1 cm的肺实性结节区分肺癌与肺内淋巴结的多因素分析

背景与目的肺实性小结节的术前诊断及鉴别诊断十分困难。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作为肺癌筛查的常用手段，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本研究旨在对 < 1 cm的肺实性结节临床诊疗中肺恶性结节与肺内淋巴结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为两者的鉴别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2020年6月行手术治疗的肺实性结节患者。共收集了145个结节（肺腺癌60个，肺类癌2个，恶性间皮瘤1个，肉瘤样癌1个，淋巴结81个）的患者临床资料，最终分为肺腺癌和肺内淋巴结两组，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单因素分析（χ²检验、t检验）结果筛选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确定预测变量并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得到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值。结果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结节最长径、Max CT值、分叶征和毛刺征是肺腺癌与肺内淋巴结鉴别的重要指标，风险比分别为106.645（95%CI: 3.828-2, 971.220, P < 0.01）、0.980（95%CI: 0.969-0.991, P < 0.01）、3.550（95%CI: 1.299-9.701, P=0.01）、3.618（95%CI: 1.288-10.163, P=0.02）。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确定预测模型，绘制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值=0.877（95%CI: 0.821-0.933, P < 0.01）。结论对于 < 1 cm的肺实性结节，在众多因素中，肺结节最长径、Max CT值、分叶征和毛刺征对鉴别肺恶性结节和肺内淋巴结更为重要。     

乳腺癌患者再发第二原发性肺癌发病机制及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乳腺癌和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两种恶性肿瘤。随着乳腺癌诊断和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时间得以延长，乳腺癌患者再发第二原发性肺癌（second primary lung cancer, SPLC）的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另外，SPLC的女性患者中最常见的第一原发癌是乳腺癌，且SPLC是此类人群最主要的死亡原因，越来越多的医师开始重视这一临床现象。本文就乳腺癌患者发生SPLC的风险及危险因素进行总结，同时阐述其发病机制，以期为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尽早实现精准早期干预。     

癌相关成纤维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在肺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是分布在肿瘤细胞周围的动态网络，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AFs）作为肿瘤微环境中的一部分，不但与正常成纤维细胞密切相关，而且可以分泌多种物质（包括外泌体）参与肿瘤微环境的调控。外泌体不仅与肺恶性肿瘤微环境形成密切相关，同时其可增加肺癌细胞侵袭与转移能力，对肿瘤免疫抑制有介导作用，还参与肺癌患者接受放化疗后耐药的机制中。本文就CAFs来源相关外泌体在肺癌中的研究现状和进展做一综述。     

细胞因子与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孤立性肺结节良恶性鉴别诊断的价值

背景与目的近年来，孤立性肺结节（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 SPN）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部分肺结节被认为是早期肺癌，但如何鉴别肺结节良恶性却是亟待解决的临床难题。本研究旨在探讨细胞因子与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SPN良恶性的鉴别诊断价值，从而提高SPN诊断的准确性。方法纳入81例诊断明确的SPN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病例的一般临床资料、结节影像学特征、病理学诊断资料、细胞因子系列和肿瘤标志物表达水平。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筛选可预测肺结节性质的影响指标，并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构造联合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计算曲线下面积及相应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率。结果一般临床资料分析示恶性结节出现在右肺上叶的比例最高（40.4%）。恶性结节组中的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tokeratin 19 fragment 21-1, CYFRA21-1）、白介素6（interleukin-6, IL-6）和白介素8（interleukin-8, IL-8）血清水平高于良性结节组。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CEA、IL-6、IL-8为预测恶性结节的独立危险因子。ROC曲线分析表明，单项指标CEA、IL-6和IL-8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42、0.684和0.749，CEA+IL-6+IL-8联合检测曲线下面积更大，检测效能更高。结论CEA、IL-6和IL-8为恶性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细胞因子和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SPN良恶性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价值。其中CEA+IL-6+IL-8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最高。     

小细胞肺癌肿瘤组织及血清CD44表达及临床预后意义

背景与目的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是一种以增殖迅速、易早期远处转移和获得性治疗耐药为特征的高侵袭性恶性肿瘤，临床预后极差。研究发现干细胞标志物CD44与肿瘤复发转移及治疗抵抗有关，而有关CD44在SCLC患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预后意义研究不多。本研究拟通过检测SCLC患者肿瘤组织和血清中CD44的表达水平，初步探索其与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并评估其判断预后的临床价值。方法将本院47例初治SCLC患者肿瘤组织和血清标本配对，分别应用免疫组化法(immunohistochemistry, IHC)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方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对CD44进行检测，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关系。结果SCLC患者肿瘤组织和血清中均可检测到干细胞标志物CD44的表达，体能状态(performance status, PS)2分的患者肿瘤组织CD44阳性率明显高于PS 0分-1分的患者(85.71% vs 30%, P=0.017)，根据化疗疗效对患者进行分组，疾病进展组肿瘤组织CD44免疫组化得分及血清CD44浓度均明显高于疾病控制组且差异均达到统计学意义(P=0.006, P=0.034)，单因素分析肿瘤组织CD44阳性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较CD44阴性患者PFS明显缩短(5.23个月vs 9.03个月，P=0.036)。结论初治SCLC患者肿瘤组织中CD44的表达水平与PFS相关，CD44在SCLC中的临床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肺癌术后特发性肺纤维化急性加重抢救成功病例报道

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IPF）是一种病因不明、慢性进行性、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病，与肺癌关系密切，肺切除术后易出现IPF急性加重（acute exacerbation of IPF, AE-IPF），病情进展迅速，缺乏有效治疗，预后极差。本文报道1例肺癌术后AE-IPF典型病例，总结其诊治要点，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肺癌手术后AE-IPF的重视。     

单细胞RNA测序在肺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 LUAD）是临床上肺癌最常见的亚型，是癌症相关死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过去十几年中，随着薄层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广泛用于常规肺癌筛查，影像学上表现为小结节的LUAD发病率显著增高，其发生发展机制复杂，个体预后差异显著。尽管近年来针对LUAD的靶向和免疫疗法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肿瘤细胞的耐药性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从而限制了患者获益。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以测序为基本手段的基因组学及转录组学进入临床和科研人员的视野。单细胞测序作为近年来受到高度关注的新型测序手段，与二代测序相比，其能在单细胞水平上对细胞群体进行特异性分析，揭示出每种细胞类型独特的变化，在单细胞水平上对许多异质基质细胞和癌细胞进行较精准地评估，从而揭示了分子成分的复杂性以及与非恶性组织中相应成分的区别。综上，通过单细胞测序深入了解LUAD发生发展机制和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的异质性及其耐药性形成机制，从而发现新的治疗靶点是临床医生和基础科学家迫切的需求。本文综合论述了单细胞测序在LUAD中的具体应用和研究进展。     

肿瘤突变负荷应用于肺癌免疫治疗的专家共识

肺癌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包括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PD-1）抗体、程序性死亡受体1配体（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抗体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 4, CTLA-4）抗体，给部分晚期肺癌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获益，改变了晚期肺癌的治疗格局。既往研究表明，PD-1/PD-L1抗体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中的客观缓解率只有20%左右。所以临床亟需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协助筛选ICIs潜在获益人群，提高治疗响应率。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 TMB）是除PD-L1表达以外新兴的免疫治疗标志物。肺癌中PD-L1表达与TMB的相关性不大，评估TMB可扩大免疫治疗的获益人群。然而在临床实践中，TMB的检测、阈值的确定和临床指导策略仍然没有形成规范。本共识将对TMB检测和应用场景给出指导性建议，以促进TMB在肺癌免疫治疗中应用的规范化。     

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主要症状变化规律分析

背景与目的肺结节患者通过微创手术进行治疗，术后相关症状成为影响患者情绪和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本研究旨在分析肺结节肺癌患者术后症状变化的规律。方法前瞻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2021年6月-2021年9月单个医疗组88例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术前、出院当天、出院30天及90天的临床症状种类及其严重程度。结果肺癌患者术后症状发生率79.5%，且以轻度(54.3%)、中度(32.9%)症状为主。肺癌患者术后主要症状有疼痛(55.7%)和咳嗽(37.2%)。疼痛发生率在出院时(55.7%)均显著高于出院30天(23.7%)和出院90天(12.0%)(P=0.01, P=0.01)。咳嗽发生率在出院30天(66.1%)和90天(66.0%)均显著高于出院时(37.2%) (P=0.01, P=0.04)。结论肺结节肺癌患者术后主要症状是疼痛和咳嗽，且疼痛发生率和程度均随时间而减少或减轻，而咳嗽发生率随时间增高但程度逐渐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