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杭州标准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前接受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对术后疗效影响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符合杭州标准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前接受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对术后肿瘤复发和受者生存情况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收治的92例符合杭州标准并行肝移植治疗的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所有受者均经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肝细胞癌。根据受者肝移植术前是否接受TACE治疗将其分为TACE治疗组(n＝58)和直接移植组(n＝34)。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成组t检验比较,不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随访截至2021年12月31日,92例受者术后平均随访时间为(77±48)个月,随访期间共32例受者肿瘤复发。92例受者中9例术前合并门静脉癌栓(PVTT),术前影像学检查均未发现有门静脉侵犯,术后病理提示存在微静脉癌栓,均属于PVTT Ⅰ₀型,9例受者中6例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平均无瘤生存时间为(51±48)个月,7例死亡,平均生存时间为(62±43)个月。TACE治疗组受者术后1、3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6.6%、84.5%和82.8%,直接移植组分别为91.2%、67.6%和61.8%,两组受者术后1、3年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205和3.571,P均>0.05);两组受者术后5年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039,P<0.05)。TACE治疗组受者术后1、3和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7.9%、77.6%和75.9%,直接移植组分别为76.5%、58.8%和52.9%,两组受者术后1、3年无瘤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2.063和3.639,P均>0.05);两组受者术后5年无瘤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124,P<0.05)。两组受者术后生存率及术后无瘤生存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013和5.406,P<0.05)。 结论对于符合杭州标准的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前接受TACE治疗可能改善移植术后长期疗效。     

肝细胞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及肿瘤复发临床分析

目的比较符合米兰标准和杭州标准的肝细胞肝癌(HCC)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及肿瘤复发情况,分析移植术后生存和肿瘤复发影响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4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符合米兰标准和杭州标准的119例HCC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符合米兰标准受者79例(米兰标准组),超出米兰标准但符合杭州标准者受者40例(杭州标准组)。所有受者肝移植术后均规律随访,收集受者性别、年龄和手术时间等临床资料。无瘤生存时间以受者移植术后发现肿瘤复发转移为观察终点,累积生存时间以受者移植术后死亡为观察终点。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累积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影响累积生存时间和无瘤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截至2019年7月31日,119例受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27个月(15～43个月),其中术后因肿瘤复发死亡11例复发转移27例。米兰标准组受者1、3和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8.7%、90.2%和90.2%,杭州标准组分别为97.2%、73.9%和73.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219、1.598和1.598,P均>0.05)。米兰标准组受者1、3和5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0.3%、82.1%和68.6%,杭州标准组分别为81.6%、56.0%和56.0%,两组受者术后1年和5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587和3.707,P均>0.05),3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43,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证实术前有无脉管癌栓是影响其累积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0.159,P<0.05);术前有无脉管癌栓和病理分化类型是影响无瘤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R＝0.338和0.395,P均<0.05)。 结论符合杭州标准的HCC肝移植受者移植术后可获得较好的累积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受者术前是否存在脉管癌栓及病理分化程度可以指导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预防。     

不同免疫诱导方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肾移植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不同免疫诱导方案应用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受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第三〇九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2014年1月至2016年1月完成的121例DCD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免疫诱导方案的不同分为3组：巴利昔单抗组(61例)、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组(rATG组,18例)和抗人T淋巴细胞兔免疫球蛋白组(ATG-F组,42例)。观察3组受者急性排斥反应、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感染发生情况,以及受者和移植肾1年存活率。 结果121例DCD肾移植受者中,17例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巴利昔单抗组10例(16.4%),rATG组2例(11.1%),ATG-F 5例(11.9%),3组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57,P>0.05)。共32例受者术后出现DGF,巴利昔单抗组16例(26.2%),ATG组6例(33.3%),ATG-F组10例(23.8%),3组DGF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57,P>0.05)。3组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4.8%,22.2%,26.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12,P>0.05)。共7例出现CMV感染,rATG组3例,ATG-F组4例,3组受者CMV感染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0.85,P<0.05),ATG组和ATG-F组高于巴利昔单抗组。3组受者和移植肾1年存活率分别为96.7%和95.1%、100.0%和100.0%,95.2%和95.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89和0.91,P均>0.05)。 结论对于低免疫风险的DCD肾移植受者,ATG、ATG-F及巴利昔单抗3种免疫诱导方案有效性无明显差异,但与巴利昔单抗相比,ATG、ATG-F可能增加CMV感染风险。     

供肾Remuzzi评分对肾移植受者预后的指导作用

目的分析不同Remuzzi评分供肾移植后受者/移植肾预后情况。 方法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18年11月至2020年8月接受单肾移植的81例受者临床资料。根据供肾Remuzzi评分将81例受者分为低分组(Remuzzi评分0~3分,n＝38)及高分组(43例)(Remuzzi评分4~6分,n＝43)。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采用Graphpad 8.0.2绘制受者/移植肾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低分组38例受者供肾Remuzzi评分为(2.23±0.87)分,高分组43例受者供肾Remuzzi评分为(4.56±0.6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3.449,P<0.05)。低分组术后1、3个月血清肌酐分别为(143±92)和(136±75) μmol/L,高分组分别为(138±80)和(123±39) μmol/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237和1.031,P均>0.05)。低分组术后6个月血清肌酐[107.5(60,821) μmol/L]低于高分组[113.0 (67,224) μ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0.371,P<0.05)。低分组术后1、3和6个月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分别为(60±24)、(59±26)和(61±27)mL/min,高分组分别为(64±25)、(64±21)和(66±20)mL/mi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823、-0.903和-0.756,P均>0.05)。截至2022年2月14日,受者随访时间(29±6)个月(1~36个月)。低分组16例受者(42.1%)移植术后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高分组12例受者(27.9%)移植术后发生DG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180,P>0.05)。两组受者术后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668,P>0.05)。两组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078,P<0.05)。低分组发生DGF、低分组未发生DGF、高分组发生DGF和高分组未发生DGF受者术后生存率及移植肾存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Remuzzi评分作为供肾病理学评估的重要部分,为肾移植受者术后治疗提供一定指导,评分较高供肾移植后受者也能获得良好预后。     

YTHDF1单核苷酸多态性在符合杭州标准肝移植受者术后肝癌复发中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YTHDF1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在符合杭州标准肝移植受者术后肝癌复发中的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受肝癌肝移植并符合杭州标准的139例受者临床资料,中位年龄54岁(30～73岁),其中男性120例,女性19例。在1 000 Genmoes Project数据库中,设定人群为汉族、最小等位基因频率>5%及r²>0.8,利用Haploview软件筛选出标签单核苷酸多态性(tagSNP)。采用配对样本Wilcoxon检验比较YTHDF1在肝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差异,采用Kaplan-Meier方法绘制rs68041888 G携带型和非携带型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无复发生存曲线并比较无复发生存时间,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肿瘤复发与未复发组受者YTHDF1 tagSNP基因型分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随访至2020年5月31日,139例肝癌肝移植受者平均无复发生存时间为(43.9±2.0)个月(1～56个月),其中28例肝癌复发。YTHDF1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评分中位数分别为6分(4～9分)和3分(1～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087,P<0.05)。28例复发组受者rs68041888位点的G/A型、G/G型和A/A型分别为8、13和7例,111例未复发组受者中则分别为42、61和8例,两组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0.025,P<0.05)。其余tagSNP基因型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rs68041888 G非携带型(位点为A/A型)受者肝癌复发比例高于携带型(位点为G/A型、G/G型),分别为46.7%(7/15)和16.9%(21/1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8)。rs68041888 G携带型与非携带型受者术后1年无复发生存比例分别为87.1%(108/124)和66.7%(10/15),无复发生存时间分别为(45.6±2.1)和(27.9±5.2)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980,P＝0.014)。复发组术前AFP≤400 μg/L和rs68041888 G携带型受者比例分别为71.4%(20/28)、75.0%(21/28),均低于未复发组受者[91.0%(101/111)、92.8(103/11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955和5.621,P均<0.05) 。其余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有意义(P均>0.05)。将单因素分析中P<0.10的变量纳入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AFP、肿瘤数量、组织学分级和rs68041888 G携带与否与肿瘤复发有关(RR＝5.024、2.352、2.523和3.693,P均<0.05)。 结论在符合杭州标准的肝癌肝移植受者中,rs68041888 G非携带型受者肿瘤复发风险较高。rs68041888基因型对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的预测具有潜在价值。     

肾移植术后妊娠受者34周前分娩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肾移植术后妊娠受者34周前分娩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分娩的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共计有57例受者被纳入研究，按照分娩时妊娠时间是否超过34周将受者分为≤34周分娩组和>34周分娩组，分别为21例和36例。观察肾移植受者原发病、移植妊娠间隔时间、妊娠年龄、孕期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分娩方式、新生儿出生体重百分位数及Apgar评分等。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成组t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进行比较，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分娩34周前早产危险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57例受者妊娠时平均年龄(31±4)岁(24~42岁)，平均移植妊娠间隔时间为(44±23)个月(14~104个月)。均为剖宫产，平均孕周为(34.2±2.2)周(27.7~37.7周)，新生儿出生时平均1分钟Apgar评分为(8.4±1.9)分(1.0~10.0分)。>34周分娩组新生儿Apgar评分高于≤34周分娩组，分别为(8.9±1.0)、(7.4±2.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7，P<0.05)。两组受者妊娠年龄、移植妊娠间隔时间和新生儿出生体重百分位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28、0.25和-0.68，P均>0.05)。>34周分娩组肾移植受者妊娠年龄<32岁的比例(77.8%)、移植妊娠间隔时间<48个月的比例(66.7%)与≤34周分娩组(81.0%、71.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08、0.14，P均>0.05)；妊娠期血清肌酐<1.5 mg/dL的比例(94.4%)低于≤34周分娩组(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70，P<0.05)。两组受者妊娠前蛋白尿、妊娠前高血压发生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15、1.13，P均>0.05)，妊娠期高血压和妊娠期糖尿病发生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4.51、7.54，P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和妊娠期血清肌酐≥1.5 mg/dL是肾移植受者分娩34周前早产儿的危险因素(OR＝8.661、12.684和21.562，P均<0.05)。 结论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和妊娠期血清肌酐升高与肾移植术后妊娠受者34周前分娩有关。     

器官捐献时代再次肝移植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目的总结再次肝移植的病因、预后及并发症防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的26例再次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再次肝移植时间不同,将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代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时代早期再次肝移植治疗经验探索期)完成的再次肝移植受者纳入早期移植组(共9例),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完成的再次肝移植受者纳入成熟期移植组(共17例)。根据移植间隔时间不同,将26例受者分为移植间隔>1年组(15例)和移植间隔≤1年组(11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早期与成熟期移植组受者再次肝移植术前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手术时长、供肝冷和热缺血时间、无肝期时长及术后第7、14天血清白蛋白水平。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受者移植间隔时长、术中出血量和输血量以及术后第7、14天总胆红素、ALT和AST。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再移植术后受者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早期与成熟期移植组、移植间隔>1年与≤1年组受者术后2年生存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再次肝移植病因包括：胆道并发症8例,移植物失功8例,原发病复发4例(肝细胞肝癌复发),慢性排斥反应2例,首次肝移植术后急性肝功能衰竭2例,血管并发症2例(门静脉血栓和肝动脉栓塞各1例)。早期移植组受者术中无肝期时长和术后第7天血清白蛋白分别为(53.3±7.9)min和(34±5)g/L,成熟期移植组受者分别为(45.1±1.8)min和(38±4)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098和-2.111,P均<0.05)。早期移植组肝移植术前年龄、MELD评分、移植间隔时长、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供肝冷和热缺血时间、术后第7天总胆红素、ALT和AST以及术后第14天总胆红素、ALT、AST和白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随访至2020年10月1日,26例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715 d(105～1 842 d),期间9例受者均于术后1年内死亡(早期移植组6例,成熟期移植组3例)。早期移植组和成熟期移植组受者术后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33.3%和8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248,P<0.05)。移植间隔≤1年组和移植间隔>1年组受者术后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54.5%和7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990,P>0.05)。 结论胆道并发症及移植物失功能是再次肝移植的主要原因,器官捐献成熟时期的再次肝移植预后优于器官捐献时代早期。因再移植受者病情复杂、手术困难,应谨慎进行再次肝移植手术评估。合理的个体化治疗能够为再次肝移植受者带来良好预后。     

急性肾损伤供肾对肾移植受者预后影响分析

目的分析发生急性肾损伤(AKI)供肾对肾移植受者及移植肾预后的影响。 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21年9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71例供肾捐献前发生AKI供者(AKI 1、2和3期分别为31、16和18例)及78例非AKI供者,AKI组对应受者136例(AKI 1、2和3期供者对应受者分别为70、32和34例),非AKI组对应受者154例。采用成组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正态分布计量资料。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受者/移植肾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AKI组供者入院时血清肌酐以及供肾获取时血清肌酐、尿素氮、血红蛋白和尿蛋白阳性比例分别为(91±51)μmol/L、(206±126)μmol/L、(17±16)mmol/L、(121±28)g/L、53.5%(38/71),非AKI组分别为(66±33)μmol/L、(53±24)μmol/L、(9±4)mmol/L、(108±22)g/L和21.8%(17/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488、－10.096、－0.432和－3.066,χ²＝16.065,P均<0.05)。AKI 1期、AKI 2期和AKI 3期供者入院时血清肌酐以及供肾获取时血清肌酐和白蛋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8.275、15.012和3.840,P均<0.05)。非AKI组对应受者术后1个月血清肌酐、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发生及移植肾存活比例分别为(106±47)μmol/L、9.1%(14/154)和98.1%(151/158),AKI组对应受者分别为(126±82)μmol/L、25.0%(34/136)和86.8%(118/13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561,χ²＝13.234和9.445,P均<0.05)。AKI与非AKI组供者对应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445,P<0.05);AKI与非AKI组供者对应受者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3.107,P>0.05)。不同AKI分期供者对应受者移植肾及受者存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643和1.257,P均>0.05)。 结论高分期AKI供者供肾经过积极维护能达到与低分期AKI供者供肾相似的移植效果,高分期AKI供者供肾经专业评估筛选后可作为扩大供肾来源的途径。     

ⅠB期非小细胞肺癌不同亚组的预后研究

目的探讨ⅠB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不同亚组的预后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3月至2013年12月间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胸外科接受手术切除的138例ⅠB期NSCLC患者的临床和随访资料。基于国际抗癌联盟(UICC)第七版肺癌分期,再根据肿瘤大小和脏层胸膜受侵情况,将患者细分为3组。ⅠB-a组：肿瘤直径≤3cm且脏层胸膜受侵;ⅠB-b组：3cm<肿瘤直径≤5cm且无脏层胸膜受侵;ⅠB-c组：3cm<肿瘤最大径≤5cm且脏层胸膜受侵。运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影响NSCLC预后的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ⅠB期NSCLC患者3年总体生存率为88.1%,其中ⅠB-a组75例,ⅠB-b组32例,ⅠB-c组31例,3年生存率分别为92.0%、90.6%和74.1%,3组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784,P＝0.034)。单因素分析显示,无论患者的性别(χ²＝0.103,P＝0.567)、年龄(χ²＝2.463,P＝0.117)、手术切除方式(χ²＝0.809,P＝0.368)、是否接受术后辅助化疗(χ²＝0.077,P＝0.791),还是肿瘤的位置(χ²＝0.091,P＝0.674)、脏层胸膜是否受侵犯(χ²＝0.085,P＝0.771)均无统计学意义,而肿瘤大小(χ²＝13.937,P＝0.007)和分化程度(χ²＝21.198,P＝0.000)均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多因素分析显示,只有肿瘤低分化(RR＝0.027,95%CI为0.065～0.666,P＝0.003)和中分化(RR＝1.627,95%CI为1.020～2.597,P＝0.008)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ⅠB期NSCLC不同亚组的3年生存率存在统计学差异,TNM分期对ⅠB期的定义可能仍有待改进。肿瘤大小及分化程度是影响患者3年生存率的重要因素,肿瘤中低分化是影响患者3年生存率的独立因素,而术后辅助化疗无影响,该结论有待进一步证实。     

肾移植受者T细胞亚群绝对计数动态监测对感染的预警作用

目的探讨长期监测T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水平对肾移植受者术后感染的预警作用。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6例行肾移植术后新发感染受者临床资料(感染组,感染发生在移植后1～240个月)。选择129例同期肾移植术后无感染、健康受者作为对照组。感染组连续或定期测量外周血T细胞亚群CD3^＋、CD4^＋和CD8^＋绝对计数,并与对照组检测数据进行比较。根据移植后采样时间将感染组和对照组各分为6个亚组,分析感染亚组与其相应对照亚组之间T细胞亚群绝对计数的差异。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比较。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T细胞亚群绝对计数在肾移植术后预警感染性疾病的最优值。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感染组和对照组受者CD4^＋/CD8^＋比值分别为(1.2±0.5)、(1.3±0.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610,P>0.05)。感染组受者CD3^＋、CD4^＋和CD8^＋ T细胞绝对计数[(367±212)、(189±117)和(161±92)个/μL]均低于对照组[(1 374±663)、(695±334)和(626±377)个/μ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4.036、13.541和12.311,P均<0.05)。CD3^＋、CD4^＋和CD8^＋ T细胞绝对计数在6个感染亚组受者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对照亚组1受者CD3^＋、CD4^＋和CD8^＋ T细胞绝对计数均低于对照亚组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CD4^＋、CD8^＋和CD3^＋绝对计数预测肾移植术后感染性疾病最优截断值分别为712、362和255个/μL,敏感度分别为94.6%、92.2%和96.1%,特异度分别为92.3%、96.2%和88.5%。 结论肾移植受者低T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水平具有预示及预警感染风险的作用。     

糖尿病肾病和非糖尿病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并发感染者的病原菌分布、预后及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糖尿病肾病和非糖尿病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并发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预后，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收集2014年1至2018年12月于南京市浦口医院和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并发感染的24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是否合并糖尿病将其分为糖尿病肾病组（125例）和非糖尿病肾病组（123例）。比较两组患者感染部位、病原菌分布及预后；收集患者性别、年龄、透析状况、透析通路、贫血及低蛋白血症、多重耐药菌感染、合并糖尿病、氧化蛋白产物（AOPP）及C反应蛋白（CRP）水平等，通过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探讨MHD并发感染者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糖尿病肾病组和非糖尿病肾病组患者感染部位中呼吸道（χ² = 2.005、P = 0.157）、泌尿道（χ² = 0.781、P = 0.277）、消化道（χ² = 1.152、P = 0.283）、静脉导管（χ² = 0.089、P = 0.765）及皮肤软组织（χ² = 0.518、P = 0.472）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所感染病原菌中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和真菌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1.576、P = 0.455），且在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和真菌中各病原菌构成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747、P = 0.862，χ² = 0.524、P = 0.469，χ² = 0.036、P = 0.851）；两组患者中预后良好和预后不良病例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576、P = 0.455）。单因素分析显示，预后良好和预后不良两组患者贫血（χ² = 5.250、P = 0.022）及低蛋白血症（χ² = 5.706、P = 0.017）、多重耐药菌感染（χ² = 5.706、P = 0.001）、合并糖尿病（χ² = 2.962、P = 0.085）、AOPP（t = 18.189、P < 0.001）以及CRP水平（t = 14.466、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将以上指标纳入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中，发现多重耐药菌感染（χ² = 9.964、P = 0.001）、合并糖尿病（χ² = 7.845、P = 0.016）和高水平AOPP（χ² = 6.046、P = 0.028）均为影响维持性血液透析并发感染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糖尿病肾病和非糖尿病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并发感染者在感染部位和病原菌分布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非糖尿病肾病患者预后优于糖尿病肾病患者，与多重耐药菌感染、糖尿病患病及AOPP水平相关。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与胰岛联合移植对术后免疫状态及移植效果的影响

目的研究同系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MSC)与同种异体胰岛联合移植对胰岛移植术后免疫状态及移植效果的影响。 方法选择Lewis大鼠建立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模型作为胰岛移植受体,AMSC＋胰岛移植组经左肾包膜下联合移植Lewis大鼠AMSC及Wistar大鼠胰岛,单纯胰岛移植组经左肾包膜下单独移植Wistar大鼠胰岛,单纯AMSC移植组经左肾包膜下单独移植Lewis大鼠AMSC,阳性对照组为未进行移植的Lewis糖尿病大鼠,阴性对照组为正常Lewis大鼠。ELISA法检测血清细胞因子IFN-γ、IL-2、IL-4和IL-10浓度,流式细胞技术检测外周血CD4^＋、CD8^＋ T细胞比例,HE染色观察移植胰岛淋巴细胞浸润情况,观察血糖、胰岛素水平及胰岛移植物存活时间。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5组大鼠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和血清细胞因子水平,采用LSD法进行组间两两比较;血糖及血清胰岛素变化采用重复测量资料方差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AMSC＋胰岛移植组与单纯胰岛移植组胰岛移植物淋巴细胞计数。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AMSC＋胰岛移植组与单纯胰岛移植组胰岛移植物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AMSC＋胰岛移植组胰岛移植物平均生存时间为(26.8±3.0) d,长于单纯胰岛移植组的(19.0±1.3) d,两组大鼠胰岛移植物生存曲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494,P<0.05)。胰岛移植后各时间点,AMSC＋胰岛移植组大鼠移植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均优于单纯胰岛移植组(P均<0.05)。胰岛移植前,5组大鼠外周血CD4^＋、CD8^＋ T细胞比例以及细胞因子IFN-γ、IL-2、IL-4和IL-1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0.425、0.476、0.256、0.418、0.281和0.313,P均>0.05)。胰岛移植后第7、14、28天,AMSC＋胰岛移植组大鼠外周血CD4^＋、CD8^＋T细胞比例均低于单纯胰岛移植组(P均<0.05),血清IFN-γ和IL-2浓度均低于单纯胰岛移植组(P均<0.05),IL-4和IL-10浓度均高于单纯胰岛移植组(P均<0.05)。胰岛移植第7天,AMSC＋胰岛移植组胰岛移植物平均淋巴细胞计数为(142±21)个/mm²,低于单纯胰岛移植组的(311±36)个/mm²(t＝8.245,P<0.05)。 结论与胰岛联合移植的AMSC能够提高胰岛移植的效果,可调节糖尿病大鼠体内IFN-γ、IL-2、IL-4和IL-10表达及抑制同种异体胰岛刺激的T细胞增殖,减轻胰岛移植物的免疫损伤。     

再次肾移植受者和移植肾长期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究再次肾移植受者和移植肾存活情况及长期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199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接受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共纳入再次肾移植受者37例,首次肾移植受者5 374例。根据再次肾移植受者移植肾存活时间长短,将其分为长期存活组(19例,>5年)和短期存活组(18例,≤5年)。采用成组t检验比较长期和短期存活组供受者年龄、首次与再次肾移植间隔时间、HLA错配数和再次移植供肾冷/热缺血时间。采用卡方检验比较长期和短期存活组受者性别、再次移植供肾类型、再次移植前后群体反应性抗体阳性比例、首次移植失功移植肾切除比例、再次移植前免疫诱导比例及再次移植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比例。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再次和首次肾移植受者/移植肾1、5和10年存活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再次肾移植术后移植肾长期存活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截至2018年3月1日,37例再次肾移植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52个月(11～323个月),2例死亡,18例发生移植肾失功,17例移植肾功能稳定。5 374例首次肾移植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08.9个月(0.1～350.0个月),459例死亡,1 343例发生移植肾失功。再次移植组受者/移植肾1、5和10年存活率分别为86%/81%、86%/62%和82%/36%,首次移植组受者/移植肾1、5和10年存活率分别为99%/98%、93%/89%和88%/80%。再次移植组移植肾1、5和10年存活率均低于首次移植组(χ²＝60.816、25.110和43.900,P均<0.05);再次移植组受者1年存活率低于首次移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0.409,P<0.05)。长期和短期存活组受者再次移植后移植肾DGF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4.039和4.748,P均<0.05)。Cox回归分析结果示DGF和急性排斥反应是影响再次肾移植受者移植肾长期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4.317和4.571,P均<0.05)。 结论再次肾移植受者移植肾存活率低于首次肾移植受者,DGF和急性排斥反应是影响再次移植受者移植肾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     

儿童肝移植术后肝纤维化的临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儿童肝移植术后5年发生纤维化的临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共完成儿童肝移植498例,其中94例于术后4~6年行肝穿刺活检。根据术后肝活检的结果将受者分为纤维化组和非纤维化组,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肝移植术后肝纤维化临床危险因素。根据筛选出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得到联合预测因子的预测值。绘制联合预测因子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其预测纤维化发生的准确性。结果94例儿童受者中有54例(57.5%)出现肝纤维化。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受者在冷缺血时间(Z=-2.094)、热缺血时间(Z=-2.421)、药物性肝损伤(χ²=7.389)、胆道狭窄(χ²=4.560)、肝动脉血栓、排斥反应(χ²=6.955)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冷缺血时间(OR=1.003,95%CI:1.000~1.006)、药物性肝损伤(OR=6.493,95%CI:1.615~26.101)、胆道狭窄(OR=6.451,95%CI:1.205~33.295)和排斥反应(OR=2.735,95%CI:1.057~7.077)是肝移植术后发生肝纤维化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预测因子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86(95%CI:0.691~0.881),临界值为0.311,灵敏度为90.70%,特异度为60.00%,且联合预测因子的诊断价值与其他独立危险因素单独诊断的价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儿童肝移植术后5年肝纤维化的发生率为57.5%,冷缺血时间、胆道狭窄、排斥反应和药物性肝损伤是儿童肝移植术后5年发生纤维化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预测因子对儿童肝移植术后肝纤维化的发生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