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及肿瘤复发临床分析

目的比较符合米兰标准和杭州标准的肝细胞肝癌(HCC)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及肿瘤复发情况,分析移植术后生存和肿瘤复发影响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4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符合米兰标准和杭州标准的119例HCC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符合米兰标准受者79例(米兰标准组),超出米兰标准但符合杭州标准者受者40例(杭州标准组)。所有受者肝移植术后均规律随访,收集受者性别、年龄和手术时间等临床资料。无瘤生存时间以受者移植术后发现肿瘤复发转移为观察终点,累积生存时间以受者移植术后死亡为观察终点。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累积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影响累积生存时间和无瘤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截至2019年7月31日,119例受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27个月(15～43个月),其中术后因肿瘤复发死亡11例复发转移27例。米兰标准组受者1、3和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8.7%、90.2%和90.2%,杭州标准组分别为97.2%、73.9%和73.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219、1.598和1.598,P均>0.05)。米兰标准组受者1、3和5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0.3%、82.1%和68.6%,杭州标准组分别为81.6%、56.0%和56.0%,两组受者术后1年和5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587和3.707,P均>0.05),3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43,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证实术前有无脉管癌栓是影响其累积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0.159,P<0.05);术前有无脉管癌栓和病理分化类型是影响无瘤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R＝0.338和0.395,P均<0.05)。 结论符合杭州标准的HCC肝移植受者移植术后可获得较好的累积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受者术前是否存在脉管癌栓及病理分化程度可以指导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预防。     

糖尿病对不同分级慢加急性肝衰竭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率的影响

目的探讨糖尿病对不同分级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率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美国移植受者科学登记处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因ACLF接受肝移植的1 144例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前是否患有糖尿病,将其分为非糖尿病组(n＝927)和糖尿病组(n＝217)。采用Kaplan-Meier法评估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法用于比较组间差异。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预后因素。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糖尿病组与非糖尿病组受者年龄、体质指数(BMI)、基础肝脏疾病、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ACLF分级和术后住院时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χ²＝-6.290、-3.592、76.451、-2.959、8.150和-2.542,P均<0.05)。两组供者ABO血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8.463,P<0.05)。非糖尿病组受者肝移植术后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比例(1.54%)低于糖尿病组受者(5.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8.863,P<0.05)。两组受者死于移植物功能衰竭、心脑血管疾病、出血、感染、恶性肿瘤和其他疾病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截至2021年9月1日,非糖尿病组ACLF 1级肝移植受者术后1、2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93.1%、90.5%和88.7%,糖尿病组分别为93.8%、92.2%和92.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021,P>0.05)。非糖尿病组ACLF 2级肝移植受者术后1、2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93.6%、89.8%和88.4%,糖尿病组分别为96.8%、95.7%和90.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850,P>0.05)。非糖尿病组ACLF 3级肝移植受者术后1、2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91.5%、89.2%和87.5%,糖尿病组分别为80.0%、71.7%和7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444,P<0.05)。Cox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者术前糖尿病、族裔(非裔)和BMI是影响ACLF 3级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的独立预测因子(HR＝2.31、2.13和1.04,P均<0.05)。 结论糖尿病显著降低ACLF 3级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率,但对于ACLF 1、2级受者无明显影响。因此在进行肝移植受者术前评估时,应该重视ACLF 3级受者是否合并糖尿病,以获得更好的预后。     

YTHDF1单核苷酸多态性在符合杭州标准肝移植受者术后肝癌复发中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YTHDF1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在符合杭州标准肝移植受者术后肝癌复发中的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受肝癌肝移植并符合杭州标准的139例受者临床资料,中位年龄54岁(30～73岁),其中男性120例,女性19例。在1 000 Genmoes Project数据库中,设定人群为汉族、最小等位基因频率>5%及r²>0.8,利用Haploview软件筛选出标签单核苷酸多态性(tagSNP)。采用配对样本Wilcoxon检验比较YTHDF1在肝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差异,采用Kaplan-Meier方法绘制rs68041888 G携带型和非携带型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无复发生存曲线并比较无复发生存时间,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肿瘤复发与未复发组受者YTHDF1 tagSNP基因型分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随访至2020年5月31日,139例肝癌肝移植受者平均无复发生存时间为(43.9±2.0)个月(1～56个月),其中28例肝癌复发。YTHDF1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评分中位数分别为6分(4～9分)和3分(1～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087,P<0.05)。28例复发组受者rs68041888位点的G/A型、G/G型和A/A型分别为8、13和7例,111例未复发组受者中则分别为42、61和8例,两组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0.025,P<0.05)。其余tagSNP基因型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rs68041888 G非携带型(位点为A/A型)受者肝癌复发比例高于携带型(位点为G/A型、G/G型),分别为46.7%(7/15)和16.9%(21/1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8)。rs68041888 G携带型与非携带型受者术后1年无复发生存比例分别为87.1%(108/124)和66.7%(10/15),无复发生存时间分别为(45.6±2.1)和(27.9±5.2)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980,P＝0.014)。复发组术前AFP≤400 μg/L和rs68041888 G携带型受者比例分别为71.4%(20/28)、75.0%(21/28),均低于未复发组受者[91.0%(101/111)、92.8(103/11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955和5.621,P均<0.05) 。其余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有意义(P均>0.05)。将单因素分析中P<0.10的变量纳入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AFP、肿瘤数量、组织学分级和rs68041888 G携带与否与肿瘤复发有关(RR＝5.024、2.352、2.523和3.693,P均<0.05)。 结论在符合杭州标准的肝癌肝移植受者中,rs68041888 G非携带型受者肿瘤复发风险较高。rs68041888基因型对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的预测具有潜在价值。     

供肾Remuzzi评分对肾移植受者预后的指导作用

目的分析不同Remuzzi评分供肾移植后受者/移植肾预后情况。 方法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18年11月至2020年8月接受单肾移植的81例受者临床资料。根据供肾Remuzzi评分将81例受者分为低分组(Remuzzi评分0~3分,n＝38)及高分组(43例)(Remuzzi评分4~6分,n＝43)。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采用Graphpad 8.0.2绘制受者/移植肾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低分组38例受者供肾Remuzzi评分为(2.23±0.87)分,高分组43例受者供肾Remuzzi评分为(4.56±0.6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3.449,P<0.05)。低分组术后1、3个月血清肌酐分别为(143±92)和(136±75) μmol/L,高分组分别为(138±80)和(123±39) μmol/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237和1.031,P均>0.05)。低分组术后6个月血清肌酐[107.5(60,821) μmol/L]低于高分组[113.0 (67,224) μ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0.371,P<0.05)。低分组术后1、3和6个月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分别为(60±24)、(59±26)和(61±27)mL/min,高分组分别为(64±25)、(64±21)和(66±20)mL/mi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823、-0.903和-0.756,P均>0.05)。截至2022年2月14日,受者随访时间(29±6)个月(1~36个月)。低分组16例受者(42.1%)移植术后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高分组12例受者(27.9%)移植术后发生DG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180,P>0.05)。两组受者术后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668,P>0.05)。两组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078,P<0.05)。低分组发生DGF、低分组未发生DGF、高分组发生DGF和高分组未发生DGF受者术后生存率及移植肾存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Remuzzi评分作为供肾病理学评估的重要部分,为肾移植受者术后治疗提供一定指导,评分较高供肾移植后受者也能获得良好预后。     

肾移植术后妊娠受者34周前分娩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肾移植术后妊娠受者34周前分娩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分娩的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共计有57例受者被纳入研究，按照分娩时妊娠时间是否超过34周将受者分为≤34周分娩组和>34周分娩组，分别为21例和36例。观察肾移植受者原发病、移植妊娠间隔时间、妊娠年龄、孕期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分娩方式、新生儿出生体重百分位数及Apgar评分等。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成组t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进行比较，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分娩34周前早产危险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57例受者妊娠时平均年龄(31±4)岁(24~42岁)，平均移植妊娠间隔时间为(44±23)个月(14~104个月)。均为剖宫产，平均孕周为(34.2±2.2)周(27.7~37.7周)，新生儿出生时平均1分钟Apgar评分为(8.4±1.9)分(1.0~10.0分)。>34周分娩组新生儿Apgar评分高于≤34周分娩组，分别为(8.9±1.0)、(7.4±2.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7，P<0.05)。两组受者妊娠年龄、移植妊娠间隔时间和新生儿出生体重百分位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28、0.25和-0.68，P均>0.05)。>34周分娩组肾移植受者妊娠年龄<32岁的比例(77.8%)、移植妊娠间隔时间<48个月的比例(66.7%)与≤34周分娩组(81.0%、71.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08、0.14，P均>0.05)；妊娠期血清肌酐<1.5 mg/dL的比例(94.4%)低于≤34周分娩组(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70，P<0.05)。两组受者妊娠前蛋白尿、妊娠前高血压发生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15、1.13，P均>0.05)，妊娠期高血压和妊娠期糖尿病发生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4.51、7.54，P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和妊娠期血清肌酐≥1.5 mg/dL是肾移植受者分娩34周前早产儿的危险因素(OR＝8.661、12.684和21.562，P均<0.05)。 结论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和妊娠期血清肌酐升高与肾移植术后妊娠受者34周前分娩有关。     

器官捐献时代再次肝移植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目的总结再次肝移植的病因、预后及并发症防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的26例再次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再次肝移植时间不同,将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代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时代早期再次肝移植治疗经验探索期)完成的再次肝移植受者纳入早期移植组(共9例),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完成的再次肝移植受者纳入成熟期移植组(共17例)。根据移植间隔时间不同,将26例受者分为移植间隔>1年组(15例)和移植间隔≤1年组(11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早期与成熟期移植组受者再次肝移植术前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手术时长、供肝冷和热缺血时间、无肝期时长及术后第7、14天血清白蛋白水平。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受者移植间隔时长、术中出血量和输血量以及术后第7、14天总胆红素、ALT和AST。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再移植术后受者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早期与成熟期移植组、移植间隔>1年与≤1年组受者术后2年生存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再次肝移植病因包括：胆道并发症8例,移植物失功8例,原发病复发4例(肝细胞肝癌复发),慢性排斥反应2例,首次肝移植术后急性肝功能衰竭2例,血管并发症2例(门静脉血栓和肝动脉栓塞各1例)。早期移植组受者术中无肝期时长和术后第7天血清白蛋白分别为(53.3±7.9)min和(34±5)g/L,成熟期移植组受者分别为(45.1±1.8)min和(38±4)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098和-2.111,P均<0.05)。早期移植组肝移植术前年龄、MELD评分、移植间隔时长、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供肝冷和热缺血时间、术后第7天总胆红素、ALT和AST以及术后第14天总胆红素、ALT、AST和白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随访至2020年10月1日,26例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715 d(105～1 842 d),期间9例受者均于术后1年内死亡(早期移植组6例,成熟期移植组3例)。早期移植组和成熟期移植组受者术后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33.3%和8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248,P<0.05)。移植间隔≤1年组和移植间隔>1年组受者术后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54.5%和7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990,P>0.05)。 结论胆道并发症及移植物失功能是再次肝移植的主要原因,器官捐献成熟时期的再次肝移植预后优于器官捐献时代早期。因再移植受者病情复杂、手术困难,应谨慎进行再次肝移植手术评估。合理的个体化治疗能够为再次肝移植受者带来良好预后。     

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预测肝移植术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发生的临床研究

目的分析肝移植术后受者外周血CD19⁺CD24^hiCD38^hi B细胞占单个核细胞比例变化情况及其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ACR)之间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80例成人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ACR，将受者分为ACR组(25例)和非ACR组(55例)。术前、术后各个时间点抽取参加研究者静脉血并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加入异硫氰酸荧光素-单克隆鼠抗人CD19抗体、藻红蛋白-单克隆鼠抗人CD24抗体和别藻蓝蛋白-单克隆鼠抗人CD38抗体，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CD19⁺CD24^hiCD38^hi B细胞百分比。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χ²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ACR组、非ACR组受者术前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分别为(3.13±0.91)%、(3.49±0.8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36，P>0.05)。ACR组术后发生ACR前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为(1.87±0.70)%。非ACR组受者术后3个月、6个月和1年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分别为(1.64±0.52)%、(1.63±0.56)%和(2.04±1.24)%，术后3、6个月平均值均低于术前和术后1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CR组受者发生ACR时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为(0.8±0.5)%，低于发生ACR前的平均水平(t＝5.752，P<0.05)，且低于非ACR组术后3个月、6个月和1年的平均水平(P<0.05)。ACR组受者接受抗排斥反应治疗后，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也逐渐增加，ACR发生后7 d为(0.84±0.08)%，与ACR发生时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发生30 d后达(1.65±0.18)%，与ACR发生时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截断值为1.015%时，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预测ACR发生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86和0.702，ROC曲线下面积为0.775(95%CI: 0.671~0.879，P<0.05)。 结论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下降与肝移植术后ACR反应发生有关，并可作为预测ACR发生的细胞标志物。     

他克莫司个体内高变异度与肝移植术后免疫介导移植物损伤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他克莫司个体内变异度(IPV)与肝移植术后免疫介导移植物损伤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进行经典原位肝移植的288例受者资料。采用移植后2~6个月期间至少5个他克莫司血药浓度谷值(C0)计算得到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变异系数(CV)。设定的复合终点包括：(1)肝移植术后6个月后免疫介导的移植物失功,包括慢性排斥反应、活检证实的晚期急性排斥反应;(2)肝移植术后6个月后免疫抑制剂毒性作用导致的肝功能损害;(3)肝移植术后6个月后出现的CMV血症。以CV均值为临界值将受者分为低CV组和高CV组,比较两组到达复合终点的受者比例,分析肝移植术后发生免疫介导移植物损伤的影响因素。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比较;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表示,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采用χ²检验进行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使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肝移植术后免疫介导移植物损伤的危险因素,将单因素分析中P≤0.20的变量采用逐步后退法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截至2021年6月30日,288例肝移植受者平均随访时间(37±16)个月(6~76个月),共37例(12.85%)到达复合终点。肝移植术后2~6个月他克莫司血药浓度CV平均值为(28.11±10.72)%,以28.11%作为临界值将288例受者分为低CV组(CV<28.11%)和高CV组(CV≥28.11%)。两组供者年龄、性别,受者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原发病性质、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术前Child-Pugh评分、术后免疫抑制方案、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以及术后2~6个月他克莫司C0、总胆红素和ALT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高CV组受者急性排斥反应和CMV血症发生率高于低CV组受者(3.13%和0,5.47%和1.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高CV组到达复合终点的受者比例较低CV组高,分别为18.0%(23/128)和8.8%(14/1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397,P<0.05)。高CV组受者较低CV组到达复合终点的受者时间更短,分别为(1764±72)d和(1909±51)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367,P<0.05)。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供者年龄、移植前受者Child-Pugh评分、移植后2~6个月总胆红素和他克莫司血药浓度CV是肝移植术后发生免疫介导移植物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HR＝1.033、2.353、1.011和0.450,P均<0.05)。 结论肝移植术后2~6个月他克莫司高IPV(血药浓度CV≥28.11%)与免疫介导的移植物损伤存在显著相关性,可能导致急性排斥反应及CMV血症发生率增高。     

肾移植受者T细胞亚群绝对计数动态监测对感染的预警作用

目的探讨长期监测T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水平对肾移植受者术后感染的预警作用。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6例行肾移植术后新发感染受者临床资料(感染组,感染发生在移植后1～240个月)。选择129例同期肾移植术后无感染、健康受者作为对照组。感染组连续或定期测量外周血T细胞亚群CD3^＋、CD4^＋和CD8^＋绝对计数,并与对照组检测数据进行比较。根据移植后采样时间将感染组和对照组各分为6个亚组,分析感染亚组与其相应对照亚组之间T细胞亚群绝对计数的差异。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比较。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T细胞亚群绝对计数在肾移植术后预警感染性疾病的最优值。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感染组和对照组受者CD4^＋/CD8^＋比值分别为(1.2±0.5)、(1.3±0.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610,P>0.05)。感染组受者CD3^＋、CD4^＋和CD8^＋ T细胞绝对计数[(367±212)、(189±117)和(161±92)个/μL]均低于对照组[(1 374±663)、(695±334)和(626±377)个/μ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4.036、13.541和12.311,P均<0.05)。CD3^＋、CD4^＋和CD8^＋ T细胞绝对计数在6个感染亚组受者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对照亚组1受者CD3^＋、CD4^＋和CD8^＋ T细胞绝对计数均低于对照亚组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CD4^＋、CD8^＋和CD3^＋绝对计数预测肾移植术后感染性疾病最优截断值分别为712、362和255个/μL,敏感度分别为94.6%、92.2%和96.1%,特异度分别为92.3%、96.2%和88.5%。 结论肾移植受者低T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水平具有预示及预警感染风险的作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159例DCD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临床实践指南中AKI诊断标准将159例受者分为AKI组(34例)和对照组(125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受者年龄和术前血清白蛋白。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术前体质指数(BMI)、供肝冷/热缺血时间、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去甲肾上腺素总用量及总住院天数。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性别、术前乙型肝炎、术中低血压、术后感染、肝移植术式及术后再次手术情况。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肝移植术后AKI发生率为21.4%(34/159)。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AKI组与对照组受者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低血压及术后再次手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763, t＝－2.250, Z＝2.040, Z＝2.092, Z＝－3.303, Z＝－2.170, χ²＝8.227, χ²＝5.294, P均<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尿量和手术时间是DCD肝移植术后并发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DCD肝移植术前应改善受者一般情况,提高围手术期营养水平,术中控制液体出入量,合理使用利尿剂和缩短手术时间,以降低受者术后AKI发生率。     

急性肾损伤供肾对肾移植受者预后影响分析

目的分析发生急性肾损伤(AKI)供肾对肾移植受者及移植肾预后的影响。 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21年9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71例供肾捐献前发生AKI供者(AKI 1、2和3期分别为31、16和18例)及78例非AKI供者,AKI组对应受者136例(AKI 1、2和3期供者对应受者分别为70、32和34例),非AKI组对应受者154例。采用成组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正态分布计量资料。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受者/移植肾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AKI组供者入院时血清肌酐以及供肾获取时血清肌酐、尿素氮、血红蛋白和尿蛋白阳性比例分别为(91±51)μmol/L、(206±126)μmol/L、(17±16)mmol/L、(121±28)g/L、53.5%(38/71),非AKI组分别为(66±33)μmol/L、(53±24)μmol/L、(9±4)mmol/L、(108±22)g/L和21.8%(17/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488、－10.096、－0.432和－3.066,χ²＝16.065,P均<0.05)。AKI 1期、AKI 2期和AKI 3期供者入院时血清肌酐以及供肾获取时血清肌酐和白蛋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8.275、15.012和3.840,P均<0.05)。非AKI组对应受者术后1个月血清肌酐、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发生及移植肾存活比例分别为(106±47)μmol/L、9.1%(14/154)和98.1%(151/158),AKI组对应受者分别为(126±82)μmol/L、25.0%(34/136)和86.8%(118/13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561,χ²＝13.234和9.445,P均<0.05)。AKI与非AKI组供者对应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445,P<0.05);AKI与非AKI组供者对应受者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3.107,P>0.05)。不同AKI分期供者对应受者移植肾及受者存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643和1.257,P均>0.05)。 结论高分期AKI供者供肾经过积极维护能达到与低分期AKI供者供肾相似的移植效果,高分期AKI供者供肾经专业评估筛选后可作为扩大供肾来源的途径。     

原发性肝癌切除术后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的疗效观察

目的探究原发性肝癌切除术后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的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2006年1月至2015年12月接受原发性肝癌切除术的513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343例术后接受TACE治疗作为研究组,170例术后未接受TACE治疗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患者术后TACE的治疗效果,并随访观察两组患者化疗前后肝功能情况。 结果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随访12~36个月,复发率为33.82%（116/343）;对照组随访12~32个月,复发率为43.53%（74/170）,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4.596,P=0.032）;研究组的无瘤生存率高于对照组（66.76% vs 47.65%,χ²=17.371,P<0.01）,无瘤生存时间长于对照组[（20.27±5.49）个月vs（13.34±5.06）个月,t=13.806,P<0.001]。同组相比,研究组治疗后的肝功能指标AST、ALT、TBIL和ALB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对照组治疗后仅较治疗前ALB降低（均P<0.05）。组间相比,治疗后研究组AST、TBIL和ALB三项指标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754,P<0.001;t=2.252,P=0.025;t=13.345,P<0.001）。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46.94%,对照组未见类似并发症。 结论原发性肝癌患者切除术后行TACE治疗,能有效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情况,但会进一步加重对患者肝功能的损伤,增加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应引起临床重视。     

不同免疫诱导方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肾移植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不同免疫诱导方案应用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受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第三〇九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2014年1月至2016年1月完成的121例DCD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免疫诱导方案的不同分为3组：巴利昔单抗组(61例)、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组(rATG组,18例)和抗人T淋巴细胞兔免疫球蛋白组(ATG-F组,42例)。观察3组受者急性排斥反应、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感染发生情况,以及受者和移植肾1年存活率。 结果121例DCD肾移植受者中,17例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巴利昔单抗组10例(16.4%),rATG组2例(11.1%),ATG-F 5例(11.9%),3组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57,P>0.05)。共32例受者术后出现DGF,巴利昔单抗组16例(26.2%),ATG组6例(33.3%),ATG-F组10例(23.8%),3组DGF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57,P>0.05)。3组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4.8%,22.2%,26.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12,P>0.05)。共7例出现CMV感染,rATG组3例,ATG-F组4例,3组受者CMV感染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0.85,P<0.05),ATG组和ATG-F组高于巴利昔单抗组。3组受者和移植肾1年存活率分别为96.7%和95.1%、100.0%和100.0%,95.2%和95.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89和0.91,P均>0.05)。 结论对于低免疫风险的DCD肾移植受者,ATG、ATG-F及巴利昔单抗3种免疫诱导方案有效性无明显差异,但与巴利昔单抗相比,ATG、ATG-F可能增加CMV感染风险。     

Roy适应模式护理干预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自我感受负担及中性粒细胞植活时间的影响

目的观察Roy适应模式护理干预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受者自我感受负担(SPB)及中性粒细胞植活时间的影响。 方法选取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处于治疗缓解期、行allo-HSCT的100例受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进入层流仓后，对照组受者采用常规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方法，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以Roy适应模式为框架的护理干预。受者进、出层流仓时填写SPB量表。采用成组t检验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受者年龄、SPB量表评分和中性粒细胞植活时间，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每组受者进、出层流仓时SPB量表评分。采用χ²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性别、原发病诊断、供受者配型、供受者血缘关系、医疗保险类型和SPB发生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进入层流仓时，观察组与对照组受者SPB量表评分分别为(31±5)分和(32±4)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5，P>0.05)。出仓时，观察组受者SPB量表评分为(25±6)分，低于对照组(30±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66，P<0.05)。观察组受者出仓时SPB量表评分低于进仓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49，P<0.05)；对照组受者进、出层流仓时SPB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1，P>0.05)。进仓时，观察组和对照组受者SPB发生率分别为92%(46/50)、96%(48/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71，P>0.05)。出仓时，观察组受者SPB发生率为74%(37/50)，低于对照组94%(4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44，P<0.05)。观察组受者出仓时SPB发生率低于进仓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74，P<0.05)；对照组受者进、出层流仓时SPB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21，P>0.05)。观察组受者中性粒细胞植活平均时间[(12.2±2.6) d]显著低于对照组[(17.1±2.7)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41，P<0.05)。 结论应用Roy适应模式护理干预可改善allo-HSCT受者SPB严重程度，提高适应性，缩短中性粒细胞植活时间，利于疾病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