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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了解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经非婚异性性接触感染的高危性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控制艾滋病经性传播策略制定提供科学数据。方法 连续抽取云南省2015年新报告非婚异性传播HIV/AIDS病例,进行问卷调查,了解调查对象获知感染HIV前后危险行为等情况。结果 调查男性498人、女性490人。获知感染HIV前一年内有商业性行为的比例为39.88%(男性占68.67%,女性占10.61%),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52.797,P<0.001),地点集中在路边店/街头,坚持使用安全套比例仅为8.38%;71.36%有临时性伴间性行为(男性占64.46%,女性占78.37%),且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3.379,P<0.001),临时性伴主要是朋友/熟人(占82.52%);存在多种性行为交叉和叠加。获知感染HIV后仍有12.96%发生高危性行为,仅31.86%愿意告知性伴自身的感染状况。结论 异性传播影响人群扩大,控制异性传播的策略应转为在强化高危人群干预工作基础上,倡导全民推广使用安全套的普遍防护,宣传教育时增加风险行为识别和安全性行为警示性教育,艾滋病感染者随访管理工作中应评估其传播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  相似文献   

2.
目的分析2015-2017年四川省报告的经异性性接触传播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病例的流行特征及其表现形式,为艾滋病经异性接触传播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下载历史卡片,筛选出2015-2017年当年新报告的经异性性接触传播的HIV/AIDS病例,利用χ^2检验和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15-2017年共报告经异性性接触传播的HIV/AIDS病例50570例,其中商业性性行为传播22973例(45.4%)、非婚非商业性性行为传播20902例(41.3%)、配偶/固定性伴间传播5047例(10.0%)、其他未分类传播1648例(3.3%);男性以商业性传播(62.2%)为主,女性以非婚非商业性传播(61.7%)为主;汉族以商业性传播(50.7%)为主,彝族(63.4%)、藏族(49.9%)以非婚非商业性传播为主;随年龄增加,商业性传播(Z=47.9,P<0.001)和配偶/固定性伴间传播(Z=5.8,P<0.001)比例增加,非婚非商业性传播(Z=-47.4,P<0.001)比例降低;随文化程度增加,商业性传播(Z=8.7,P<0.001)和非婚非商业性传播(Z=5.2,P<0.001)比例增加,配偶/固定性伴间传播(Z=-20.8,P<0.001)比例降低;四川省不同地区异性性接触传播表现形式不同,川东南的内江(61.3%)、泸州(60.5%)、自贡(57.7%)等以商业性传播为主,凉山(60.8%)、阿坝(59.8%)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以非婚非商业性传播为主;感染时间在3年以内的经异性性接触传播病例以非婚非商业性传播(46.0%)为主。结论四川省异性性接触传播HIV/AIDS病例以商业性性性行为传播为主,不同地区、人群的表现形式不同,应因地施策,把握地区传播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同时应关注非婚非商业性传播的防控。  相似文献   

3.
目的 调查了解泸州市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经异性传播的具体来源。 方法 招募经异性性行为传播的HIV感染者,采用深入访谈的方式调查其诊断HIV之前高危性行为信息和方式,分析其感染HIV最可能的时间和地点。 结果 对300名经异性性行为感染HIV的感染者的调查表明,男性和女性感染HIV的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4.834,P<0.001),男性以商业异性性行为为主(90.8%),另外固定性伴性行为占5.1%,临时异性性行为4.1%;而女性中以固定性伴性行为为主(71.9%),商业异性性行为占17.1%,临时异性性行为11.0%。自述经过商业异性性行为感染HIV的调查对象中,25.9%的人自述曾在2个以上地市发生过商业性行为,25.0%在2个及以上的省份发生过商业性行为;64.3%的调查对象自我判断在泸州市感染,而认为自己是在户籍地以外的其他省份感染HIV的调查对象占29.3%。 结论 泸州市艾滋病经异性性传播的情况较为复杂,亟需系统而全面地在全人群和重点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工作。  相似文献   

4.
目的 为了解河南省部分地区新近发现并报告的经异性性传播感染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在确诊前后的高危性行为变化情况,评估其二代传播HIV风险。方法 2015年1-5月使用自制的调查问卷,对随访到的经异性性传播的HIV/AIDS病例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 361名调查对象中,有商业异性性行为和临时性伴性行为的比例分别由确诊前的77.3%(279/361)和28.5%(103/361)下降至确诊后的13.6%(49/361)和2.5%(9/36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6.66,P<0.001; χ2=4.80,P=0.03);确诊感染前后,调查对象商业异性性行为发生地较多的省份均是河南、广东和浙江,寻找商业性伴的途径均以场所内等待为主;确诊感染后,与商业性伴、固定性伴和临时性伴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是51.0%(25/49)、88.5%(184/208)和88.9%(8/9);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商业异性性行为史、既往接受过HIV检测、35岁以上人群是发生二代传播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素。结论 非婚异性性传播成为艾滋病防制的重点和难点,强化HIV检测结果告知及干预技巧,加强对既往商业异性接触人群和35岁以上人群的行为干预和安全套使用等综合措施。  相似文献   

5.
目的了解湖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异性性接触传播的流行特征,为制定艾滋病防制策略提供依据。方法从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导出湖北省2016—2017年报告的经异性性接触传播感染的HIV/AIDS病例资料,对不同性别HIV/AIDS病例的异性性接触传播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湖北省2016—2017年共报告3 641例经异性性接触传播感染的HIV/AIDS病例(已排除异性性接触史分类不明12例),其中非婚非商业性性行为传播1 766例,占48.50%。男性HIV/AIDS病例2 508例,以商业性和非婚非商业性性行为传播为主,分别为1 344和1 092例,占53.59%和43.54%;女性HIV/AIDS病例1 133例,以非婚非商业性性行为和配偶/固定性伴传播为主,分别为674和333例,占59.49%和29.39%。随年龄增加,非婚非商业性性行为传播比例降低,男性经商业性性行为传播比例升高,女性经配偶/固定性伴传播比例升高;随文化程度降低,非婚非商业性性行为传播比例降低,男性经商业性性行为传播比例升高,女性经配偶/固定性伴传播比例升高(均P0.05)。结论湖北省2016—2017年报告的异性性接触传播感染HIV/AIDS病例以非婚非商业性性行为传播为主;高年龄、低文化程度的男性经商业性性行为传播风险较高,女性经配偶/固定性伴传播风险较高。  相似文献   

6.
目的 分析浙江省新报告HIV/AIDS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的性伴及相关行为特征。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的方式,收集浙江省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新报告HIV/AIDS在确证HIV感染前的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伴类型和行为特征。采用多重对应分析方法分析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与性伴类型间的关系。结果 共调查406例HIV/AIDS,均为确证HIV感染前发生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者,男性占67.2%(273/406),25~49岁占59.1%(240/406)。调查对象自我报告在确证HIV感染前仅有临时性伴、仅有固定性伴、有临时及固定性伴的分别占36.0%(146/406)、52.0%(211/406)、12.0%(49/406)。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伴不同类型的调查对象婚姻、职业、月均收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重对应分析结果显示,月均收入≤ 3 000元、个体户、已婚与仅有临时性伴存在关联;服务行业、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与仅有固定性伴存在关联;企业职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月收入≥ 5 000元与有临时及固定性伴存在关联。结论 2017-2019年浙江省部分新报告HIV/AIDS在确证HIV感染前发生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的比例较高,应采取积极干预措施,提高普通人群健康意识,降低危险性行为传播HIV风险。  相似文献   

7.
目的 了解重庆市部分地区新报告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为有效开展艾滋病经异性性传播的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对重庆市部分地区2019年7月1日至10月1日新报告的异性性传播HIV/AIDS展开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异性性行为情况等相关数据。结果 共完成312例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问卷调查,主要以男性(207,66.3%)、≥50岁(210,67.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252,80.8%)、已婚或同居者(200,64.1%)为主。经商业性行为感染占48.7%(152/312),经配偶/固定性伴感染占40.4%(126/312),经非商业临时性行为感染占10.9%(34/312)。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HIV/AIDS,感染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经配偶/固定性伴感染,男性(OR=822.34,95% CI:103.99~6 503.1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OR=3.02,95% CI:1.05~8.66)的商业性行为感染HIV风险更大;而家务/待业者(OR=0.23,95% CI:0.07~0.76)的商业性行为感染HIV的风险更小;男性(OR=29.20,95% CI:9.40~90.7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OR=4.28,95% CI:1.24~14.81)的非商业临时性行为感染HIV的风险更大。除了在线下场所结识非婚异性性伴,有一定比例(6.2%)HIV/AIDS通过线上交友发展性伴关系,且性伴交往场所以低档为主。结论 重庆市部分地区新报告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以线下低档场所结识性伴,并经商业性行为感染为主,应深入了解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相似文献   

8.
目的了解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配偶的HIV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对2000年1月—2016年8月六安市报告的HIV/AIDS病例及其配偶开展人口学和相关行为调查;调查前配偶已感染HIV的双阳家庭,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IV/AIDS配偶感染HIV的影响因素;调查前配偶未感染HIV的单阳家庭,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观察至2016年12月31日,其间配偶定期检测HIV抗体。结果共调查HIV/AIDS病例及其配偶各231例,其中配偶感染HIV 47例,感染率为20.35%;HIV/AIDS病例确证时已有45例配偶感染HIV,感染率为19.48%;随访中2例配偶感染HIV,阳转率为0.39/100人年。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IV/AIDS病例确证前性行为频次高(≥1次/周OR=6.268,95%CI:2.313~16.985;半个月1次OR=3.760,95%CI:1.268~11.150)、确证时间为2011—2014年(OR=3.079,95%CI:1.209~7.841)是其配偶感染HIV的危险因素;HIV/AIDS病例确证时25岁(OR=0.042,95%CI:0.004~0.467)和初期病毒载量水平300拷贝/m L(OR=0.115,95%CI:0.045~0.295)是其配偶感染HIV的保护因素。结论 HIV/AIDS配偶HIV感染与HIV/AIDS病例的确证前性行为频次、确证时间、确证时年龄和初期病毒载量水平有关。  相似文献   

9.
目的 分析自报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中MSM特征及抑郁症状相关因素,为HIV感染者实施个性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2019年9-12月在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潍坊市和临沂市选取≥15岁、自报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一对一访谈核实其感染途径,对核实后实际为MSM,按照1∶1匹配在当地选择年龄范围差≤3岁、自报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HIV感染者作为对照组,开展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及行为特征、流行病学调查中心抑郁量表(CES-D)、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分析其特征和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结果 自报感染途径为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373例中,复核后实际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占39.7%(148/373),年龄(40.3±12.0)岁,已婚/同居占41.9%(62/148),确证HIV前做过检测占27.0%(40/148),同性性伴数≥2人占71.6%(106/148),有抑郁症状的占55.4%(82/14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自报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的MSM中,确证前未做过HIV检测、确证前同性性伴数≥2人、首次发生同性性行为年龄 > 30岁和有抑郁症状者,更有可能隐瞒真实的感染途径;抑郁症状与身体健康状况、社会支持情况和职业状况稳定的因素相关。结论 在自报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中,有一定比例实际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感染途径,并存在多性伴及双性性行为的高危行为,抑郁症状的比例较高。需加强随访的感染途径复核,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和行为干预。  相似文献   

10.
目的 了解陕西省新报告HIV抗体阳性嫖客新发感染状况及相关因素。方法 选择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新发现报告的现住址为陕西省且经核查后明确感染途径为“商业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AIDS病例,收集其一般人口学资料、确证前高危异性性行为和样本来源等相关信息以及血液样本,应用HIV-1捕获酶联免疫法(BED-CEIA)进行检测,计算新发感染比例并研究新发感染的相关因素。结果 陕西省新报告212名HIV抗体阳性嫖客,新发感染比例为25.5%(42/165),确诊前HIV抗体检测率为6.6%(14/212)。HIV抗体阳性嫖客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比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更可能是长期感染(aOR=0.28,95% CI:0.08~0.93);与其他就诊者/性病门诊就诊者检测相比,术前/受血前检测(aOR=3.14,95% CI:1.06~9.30)和无偿献血人员检测(aOR=4.19,95% CI:1.01~17.42)更容易发现HIV新发感染者;与确证前仅在西安和/或外省发生商业异性性行为相比,在省内其他城市发生商业异性性行为的更可能是长期感染(aOR=0.19,95% CI:0.07~0.57);与确证前有临时异性性伴的相比,无临时异性性伴的更可能是新发感染(aOR=9.03,95% CI:3.00~27.18),P值均<0.05。结论 陕西省HIV抗体阳性嫖客新发感染比例处于较高水平,确诊前HIV抗体检测率低,文化程度、样本来源、确证前商业异性性行为发生地点、确证前有无临时性伴是HIV阳性嫖客新发感染的相关影响因素。提示陕西省嫖客尤其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艾滋病疫情不容乐观,针对该人群特征应加大行为干预及检测发现力度。  相似文献   

11.
谭唯  刘少础  赵锦 《实用预防医学》2019,26(12):1409-1411
目的 了解深圳市HIV/AIDS病例经异性性传播方式的特征,为制定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SPSS 13.0软件对深圳市2016—2018年新报告的经异性性传播感染的HIV/AIDS病例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6—2018年,深圳市新报告经异性性传播感染的HIV/AIDS病例共2 935例,平均年龄(38.1±12.7)岁,男性病例占79.5%,未婚占46.7%,流动人口占83.7%。异性性传播方式中非商业非婚性传播占61.8%,商业性传播占30.7%。不同性别、年龄组、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的HIV/AIDS病例经异性性传播感染HIV的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深圳市异性性传播方式以非商业非婚性传播为主。今后应重点关注非商业非婚性传播,扩大艾滋病宣传教育范围,并对不同特征的高危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控制HIV经异性性传播。  相似文献   

12.
目的了解浙江省HIV感染男男性行为(MSM)人群性伴网络特征及HIV传播情况。方法以2015年9月—2016年9月杭州市、宁波市和温州市新报告的HIV阳性MSM人群及其性伴为调查对象,对社会人口学特征、性伴类型、性伴间联系强度和性行为状况等进行问卷调查,并采集性伴血样检测HIV抗体。结果共纳入HIV感染MSM 321例,报告既往性伴2 614人,其中同性固定性伴占9.87%,同性临时性伴占84.89%,配偶占3.71%,非婚异性性伴占1.53%;调查时仍与同性固定性伴、同性临时性伴、配偶和非婚异性性伴保持性关系者分别占37.78%、45.00%、36.56%和66.67%;最近6个月与同性固定性伴、同性临时性伴、配偶发生性行为时从不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为27.91%、16.36%和44.00%。共纳入HIV感染MSM人群的性伴139人,HIV抗体确证阳性19例,阳性率为13.67%;同性固定性伴、同性临时性伴和配偶HIV抗体确证阳性率分别为28.26%、3.77%和11.43%;非婚异性性伴中未检出HIV抗体确证阳性。结论 HIV感染MSM人群的性行为网络规模以同性临时性伴网络最大,其与同性固定性伴、同性临时性伴均存在安全套使用率低等高危行为;同性固定性伴和配偶的HIV抗体阳性率较高。  相似文献   

13.
目的 了解成都市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人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确证阳性人群特征,为艾滋病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2018年4月—2021年6月于成都市某VCT门诊咨询并完成抗-HIV筛查人群门诊数据,统计HIV确证情况,分析确证者人群特征;采用Cochran - Armitage trend法评价不同高危类型求询者HIV确证阳性率趋势;追踪不确定者随访结果。结果 共完成3 590份抗 - HIV样本筛查,确证阳性率为20.45%,且各年度HIV确证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 7.812,P = 0.252)。男性(χ2 = 78.938,P<0.001)、年龄<30岁(χ2 = 12.894,P = 0.005)、男男性行为(χ2 = 50.850,P<0.001)、注射吸毒史(χ2 = 21.477,P<0.001)、配偶/固定性伴阳性(χ2 = 16.171,P<0.001)、商业异性性行为史(χ2 = 41.147,P<0.001)、非商业非固定异性性行为史(χ2 = 6.030,P = 0.014)、医疗相关问题人群(χ2 = 7.644,P = 0.006)HIV确证阳性率较同类别人群更高。确证阳性者“新国八条”整体知晓率40.33%,低于非确证阳性者的51.16%(χ2 = 27.400,P<0.001)。男男性行为(Z = - 21.593,P<0.001)、医疗相关问题阳性率(Z = - 7.246,P = 0.007)呈下降趋势;商业异性性行为(Z = 4.712,P = 0.030)、非商业非固定异性性行为阳性率(Z = 10.330,P = 0.001)呈上升趋势。126例不确定者共54例(42.86%)在建议时间内随访复查,其中转为确证阳性43例(79.63%)。结论 VCT人群整体HIV确证阳性率较高,应将男性、年龄<30岁、男男性行为、注射吸毒史、配偶/固定性伴阳性、商业异性性行为史、非商业非固定异性性行为史、医疗相关问题人群列为宣传重点人群,加强艾滋病防控知识宣教,同时应注意目标人群行为变化特征,加强不确定者随访管理。  相似文献   

14.
目的了解江苏省南通市男男性接触人群(MSM)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阳性告知前后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行为学特征改变。方法选取2005年1月—2013年9月南通市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门诊M SM人群HIV感染者94人,在阳性告知前后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告知后艾滋病知晓率97.85%明显高于告知前84.04%(χ~2=8.847,P0.01),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组告知后知晓率95.00%明显高于告知前75.00%(χ~2=4.021,P0.05)。同性性行为肛交方式有改变(χ~2=14.270,P0.01);安全套使用率提高(χ~2=154.183,P0.05),告知后每次使用比例72.73%明显高于告知前5.74%;但告知前后性伴数没有差异。在同性商业性行为中,告知后性伴数减少(χ~2=9.090,P0.05),安全套使用率提高(χ~2=7.391,P0.05),告知后每次使用比例71.43%高于告知前11.76%,但肛交类型没有改变。在与异性发生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率提高(χ~2=7.400,P0.05),告知后每次使用比例86.40%高于告知前42.50%。结论南通地区M SM人群HIV感染者知晓率整体较高,阳性告知后减少了高危行为。  相似文献   

15.
目的了解盐城市经非婚异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感染来源,以及在其得知感染HIV前后的高危行为,评估其作为传染源的风险。方法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盐城市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新报告经异性性传播艾滋病病例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既往性接触史以及确诊阳性后性行为史。结果共完成167例经非婚异性性行为感染HIV病例的调查,其中经商业异性传播占58.68%,非婚非商业异性传播占41.32%。不同年龄、性别感染HIV的方式有显著差异(P0.01)。30岁以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为主(22例、占68.75%),≥30岁以商业异性性行为主(88例、占89.80%);男性以商业异性性行为为主(96例、占74.42%),女性以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为主(36例、占94.74%)。得知自己感染HIV后,仍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感染者中有22.22%的人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仍发生婚内异性性行为的感染者中有11.11%的人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仍发生固定异性性行为的感染者中有28.57%的人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结论盐城市非婚异性性行为感染HIV病例的感染方式主要以商业异性性传播为主。在得知自己感染HIV后,病例的异性性行为发生率比确诊前有所降低,但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率仍不足80%。  相似文献   

16.
目的了解柳州市在婚HIV/AIDS的晚发现状况及其高危行为特征。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2011年1月~2012年6月柳州市新报告的年龄≥15周岁的在婚HIV/AIDS病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共调查588例HIV/AIDS,晚发现比例为73.0%。查出感染HIV之前有异性固定性伴性行为和非固定异性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93.9%和61.7%,知道其异性固定性伴和非固定异性性伴HIV感染状况的比例分别为50.7%和1.9%;8.3%有共用针具注射吸毒史。不同特征的HIV/AIDS晚发现比例不同,其中男性、年龄40岁、壮族、样本来源于医院就诊者检测和阳性者配偶/性伴检测、有非固定异性性行为者的晚发现比例均高于其他特征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有P0.05)。仅10.2%在查出感染HIV之前有做HIV检测的想法。结论柳州市在婚HIV/AIDS的晚发现比例已处于较高水平,并存在较高比例的非固定异性性行为和较低的个人主动检测意识,这将加剧HIV在夫妻间的传播,因此应加强主动监测力度,扩大对该类人群的艾滋病宣传和检测,促进HIV/AIDS的早期发现。  相似文献   

17.
目的了解鹰潭市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HIV/AIDS)确诊前后相关危险行为,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从"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筛选2014—2016年鹰潭市50岁及以上的HIV/AIDS病例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问卷调查基本特征、社会活动情况,确诊前、后6个月的相关危险行为和确诊后的艾滋病知识知晓及态度等情况,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调查老年HIV/AIDS病例238例,主要以男性(68.1%)、已婚/同居(66.0%)、小学及以下(71.8%)、年收入1万~2.9万元者(45.0%)和农民(55.9%)为主,确诊后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77.3%。在配偶/固定性伴之后检出者占37.4%(89/238),其中男性18.5%(30/162),女性77.6%(59/76),男、女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7.21,P0.001);确诊前、后每个月有无性生活(χ2=34.22,P0.001)、发生性关系时是否坚持使用安全套(χ2=23.84,P0.001)、发生商业异性性行为(χ2=165.04,P0.001)和临时异性性行为(χ2=44.85,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老年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较低,自我防范意识较差,应加强其感染HIV的警示性教育,探索配偶告知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新发感染和二代传播。  相似文献   

18.
目的了解现阶段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HIV/AIDS)患者性传播途径现状,明确重点监测人群,为制定高效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杭州市萧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3—2017年新发现HIV/AIDS患者的报告卡和个案随访表,采用χ2检验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其性传播途径人群人口学、高危行为、社会支持及防治措施状况的分布特征差异。结果共纳入603例研究对象,同性传播自2014年起成为首要性传播途径。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性传播途径的患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职业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0~39岁未婚男性以同性传播为主,≥40岁已婚男性以异性传播为主。同性传播和异性传播的高危行为分别以男男性行为和无固定性伴为主。多因素分析显示经不同性传播途径感染HIV患者在婚外异性商业和非商业性行为、无固定性伴及性病史等高危行为方面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96.7%HIV/AIDS患者接受过宣传咨询,而极少数患者获得药物提供(0.5%)及关怀救助(3.5%)。HIV/AIDS患者结核病检测率及抗病毒治疗率分别为61.0%和84.2%。结论同性传播已成为当前艾滋病性传播的首要途径,经不同性传播途径的HIV感染者在人口学特征分布和高危行为方面存在一定差异。HIV/AIDS患者可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单一,在接受防治措施方面较被动。  相似文献   

19.
目的了解杭州市青年学生艾滋病流行特征,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校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方法于2016年7月1日—12月31日对杭州市随访管理的132例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进行问卷调查,结合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导出的病例信息对学生HIV/AIDS的传播途径、检测、治疗及高危行为等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132例学生HIV/AIDS确证年龄平均为(21.42±2.65)岁,其中男生130例,占98.48%,女生2例,占1.52%。学生HIV/AIDS均经性接触传播,以同性性接触传播为主,占83.33%。同性性接触传播的学生HIV/AIDS中,55.45%的同性性伴既有学生也有社会人员,90.91%曾与同性发生过非商业临时性行为,5例有异性固定性伴,2例有临时异性性伴,与性伴发生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0.00%~50.00%。确证前,54.55%的学生HIV/AIDS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艾滋病,23.48%做过HIV抗体检测,抗病毒治疗比例为80.30%。学生HIV/AIDS合并梅毒现症感染率为18.03%。结论同性性行为是杭州市青年学生感染HIV的主要途径,学生HIV/AIDS对艾滋病的认知和主动预防意识偏低,普遍存在危险行为。  相似文献   

20.
目的了解淮安市经异性性传播感染的HIV/AIDS人群的性传播构成方式以及病毒亚型分布情况。方法对艾滋病病例报告系统中,现住址为淮安市的经异性性传播病例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和高危行为史。从经异性性传播感染的HIV/AIDS病例血液中提取DNA或RNA,用巢式PCR或RT-PCR方法扩增gag、env基因区片段,测定序列并分析。结果共调查HIV/AIDS病例166例,经商业异性性传播者占38.0%,经婚内或者固定性伴侣性传播者占40.4%,经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者占21.7%。结合gag和env 2个基因片段,最终确定了103分样本的基因亚型,发现有6种HIV-1亚型和重组型,其中,CRF01_AE占52.4%、CRF07_BC占20.4%、CRF08_BC占11.7%、B'(泰国B)占9.7%、B(欧美B)占3.9%、CRF55_01B占1.9%。结论淮安市HIV经异性性传播方式以经婚内或固定性伴传播为主;感染HIV-1流行株较为复杂,存在6种亚型和重组型,其中CRF01_AE重组型是主要流行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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