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多因素分析及实验室指标的诊断价值

目的 探讨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危险因素及实验室指标对重症患者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普通组和重症组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符合条件(P<0.2)的可疑影响因素;继续对筛选符合条件因素进行Logistics回归多因素分析,评估重症组的独立危险因素;对普通组和重症组进行实验室指标检测,采用ROC曲线对检测结果进行效能评价。结果 两组之间年龄、高血压、糖尿病和武汉居住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武汉居住史（OR=4.609,95%CI：1.219~17.428;P=0.024）是重症COVID-19的独立危险因素;重症组患者LYMPH计数低于普通组患者,而CRP、IL-6高于普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ROC曲线分析,LYMPH、CRP、IL-6预测重症COVID-19 的AUC分别为0.812、0.844、0.856,特异度和灵敏度分别为（73.68%,83.33%）、（76.32%,83.33%）、（73.68%,87.50%）,临界点分别为0.84×10⁹ /L、36.7 mg/L、23.3 pg/mL。结论 年龄、高血压、糖尿病和武汉居住史是COVID-19患者重症化的危险因素;其中武汉居住史为重症患者独立的危险因素;LYMPH、CRP、IL-6联合检测有助于重症COVID-19的诊断。     

动态肺部超声评分对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呼吸治疗的指导

目的 探讨肺部超声评分（LUS）动态改变对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呼吸支持治疗的指导价值。方法 对在ICU住院治疗的29例重症COVID-19患者实施LUS,收集同期临床资料,根据起始呼吸治疗结局分为成功组和失败组,分析LUS和临床特征及LUS动态改变对呼吸支持策略的预测价值。结果 29例重症COVID-19患者,男性23例(79.31%),年龄（60.9±12.44）岁,病程（11.00±4.06）d,氧合指数（184.55±61.98）mmHg,LUS（18.34±4.51）分。共行118次LUS,含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63次,无创正压通气（NPPV）6次,有创正压通气（IPPV）22次,俯卧位通气（PPV）5次,体外膜氧合（ECMO）22次。其中HFNC组LUS明显低于其他呼吸治疗组,ECMO组LUS显著高于IPPV组（P<0.05）。23例无创呼吸治疗成功14例,失败9例,成功组LUS由（18.14±4.44）分下降至（15.07±3.9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失败组LUS由（18.44±3.64）分上升至（21.56±3.3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LUS无统计学差异（P>0.05）。以LUS≥20.5分预测IPPV的灵敏度为77.6%、特异度为73.9%,LUS≥23.5分预测PPV或ECMO的敏感度为85.2%、特异度为83.5%。结论 LUS动态改变趋势是预测呼吸治疗能否成功的有效指标,可为重症COVID-19患者呼吸支持介入时机和手段提供依据。     

重庆市10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病毒核酸转阴时间及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病毒核酸转阴时间及影响患者病毒核酸转阴的因素。方法 收集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2020年2月6日—3月9日收治的确诊为COVID-19患者临床特征、治疗及转归等临床资料,统计核酸转阴时间,分析影响核酸转阴的危险因素。结果 收集COVID-19确诊病例104例,男性56例,女性48例,年龄12~86岁,平均（49.9±15.5）岁,从出现临床症状时间点计算,出现临床症状—就医平均间隔时间为5.5 d。,核酸转阴所需时间（19.8±7.7） d,其中32例（30.8%）<14 d转阴,72例（69.2%）≥14 d转阴,其中14例（13.5%）于 ≥28 d转阴。单因素分析显示核酸≥14 d转阴组从出现临床症状—就医的时间间隔（6.7±4.4） d长于<14 d转阴组（2.6±1.8）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合并肺部细菌感染（25例,34.7%）、肺部病灶超过三个及以上肺叶（36例,50.0%）、重型患者占比24例（33.3%）及联合使用糖皮质激素占比均高于<14 d转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两组患者出现症状到就医的时间间隔及肺部病变累及三个及以上肺叶占比存在明显差异（P<0.05）。结论 感染者就医及时性、合并肺部细菌感染、肺部病灶范围广泛、临床分型及联合使用糖皮质激素是影响病毒核酸转阴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就医及时性及肺部病灶范围是影响核酸转阴的独立危险因素。     

普通型与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分析

目的 分析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感染引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患者普通型与重型的流行病学、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特征,为COVID-19防治提供经验依据。 方法 选取2020年1—2月在池州市人民医院、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隔离病房收治的23例COVID-19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分为普通型（19例）、重型（4例）两组,根据两组流行病学、血生化、血常规等实验室数据,比较和分析两组患者血清中上述各指标变化的规律及其与疾病预后的关系。 结果 COVID-19患者普通型与重型无性别与年龄差异,2例重型患者合并有基础疾病,为2型糖尿病;重型患者发病至就诊的平均时间为（10.00±6.67）d,长于普通型（3.73±2.97）d（P<0.05）;实验室结果显示重型患者的淋巴细胞比值为（10.20±7.19）%,低于普通型患者淋巴细胞比值为（28.06±9.47）%（P<0.05）;两组的CRP结果,普通型为(16.46±19.24)mg/L,重型为(73.65±44.96)mg/L（P<0.05）;COVID-19患者典型的CT表现为单发或多发的斑片状磨玻璃影,伴有小叶间隔增厚。疾病进展为重型时病灶增多、范围扩大,磨玻璃影与实变影或条索影共存,部分重症患者表现为双肺弥漫性病变。 结论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如果合并有基础病,就诊时间长;实验室检查示淋巴细胞绝对值下降,CRP升高等,建议短期复查HRCT,防止普通型向重型发展。     

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

目的 探讨“肺炎1号方”中药颗粒剂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确诊住院的非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98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治疗组（55例）和对照组（43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氧疗、抗病毒、抗炎、化痰等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肺炎1号方”颗粒。比较两组患者用药前后的中医证候积分、实验室指标及总住院时间。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分别为（16.44±8.2）分和（17.56±8.3）分、（4.20±4.3）分和（7.81±5.2）分,组内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治疗组中医证候积分的有效率构成比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治疗后患者淋巴细胞计数（LYM）上升、D-二聚体（D-Dimer）下降、血乳酸脱氢酶（LDH）下降,LYM和D-Dimer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DH仅在治疗组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可上调血LYM（P<0.05）及减轻血LDH的上升幅度（P<0.05）,同时缩短住院天数（P<0.05）。 结论 “肺炎1号方”颗粒能改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中医证候和实验室指标,缩短住院病程,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血糖分析

目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糖代谢情况。方法 回顾性统计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于2020年1月17日—2月25日收治的123例疑似COVID-19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分为确诊COVID-19组(确诊组)和排除COVID-19组（排除组）,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将确诊患者分为轻型组、普通型组、重型组和危重型组。收集患者入院后血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确诊组73例血糖升高27例（36.99%）,排除组50例血糖升高9例（18.00%）。确诊组73例仅1例有糖尿病史且平常血糖控制正常。与排除组相比,确诊组血糖水平升高（P<0.05）。重型组血糖升高较轻型组和普通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例患者死亡。结论 COVID-19患者血糖水平明显升高,新型冠状病毒可影响感染者的糖代谢。     

CRRT治疗危重型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时机及预后影响因素

目的 分析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在危重型肾综合征出血热不同时期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13年10月—2017年2月行CRRT治疗的135例危重型肾综合征出血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行CRRT治疗时间的不同分为低血压休克期组（70例）及少尿期组（65例）。分别研究两组患者临床治愈情况、并发症情况、CRRT治疗时间、重症监护（intensive care unit,ICU）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及预后情况,最后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经CRRT治疗危重型肾综合征出血热预后的因素。结果 低血压休克期组治愈率（92.86%,65/70）明显高于少尿期组（78.46%,51/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血压休克期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明显低于少尿期组（P<0.05）;低血压休克期组CRRT时间、重症ICU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均低于少尿期组（P<0.05）;经单因素分析得知,年龄、身高体重（body mass index, BMI）指数、并发症累计数、CRRT时间及重症ICU住院时间不同,经CRRT治疗的危重型肾综合征出血热预后也不同（P<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得知,BMI指数≥25及并发症累计数≥4项是影响经CRRT治疗的危重型肾综合征出血热的预后影响因素（P<0.05）。结论 肥胖及多重并发症是经CRRT治疗的危重型肾综合征出血热的危险因素,但早期开始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可有效改善危重型肾综合征出血热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值得临床推广。     

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病初期临床特点分析

目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病初期临床表现特点,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2020年1月22日—2月16日到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特殊发热门诊就诊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阳性为COVID-19患者组和阴性为非COVID-19患者组,分析两组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就诊前用药、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特征,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COVID-19患者组17例,其中男性9例,女性8例,有基础疾病9例,有明确的流行病学史15例、CT影像学异常16例（占94.12%）,就诊前使用过抗感染、退烧药10例（占58.83%）;两组WBC、NEUT#和LY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从两组实验室检查的不同水平分布比较,两组WBC和影像学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结合流行病学史、就诊前用药情况、外周血WBC、NEUT#、LYM#以及影像学特点有利于为临床医师早期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提供参考依据,做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EV-A71型手足口病重症病例发病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EV-A71型手足口病重症患者的发病危险因素,为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频数匹配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2015年5月至2017年7月实验室确诊的EV-A71肠道病毒感染的手足口病病例,其中重症病例36例,轻症病例38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重症病例危险因素分析。 结果 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儿发热最高温≥39 ℃、发病前常在小区玩耍可能为重症的危险因素;而首诊确诊为手足口病和首诊医院类型为区级医院及以上则可能为重症的保护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儿发热最高温≥39 ℃和发病前常在小区玩耍的重症病例发病风险为对照组的5.56倍和7.16倍;而首诊医院类型为区级医院及以上则为重症的保护因素（P<0.05）。 结论 患儿发热最高体温≥39 ℃可为EV-A71重症早期识别指标,手足口病流行高峰期常在小区玩耍可增加重症风险,而首诊医院类型为区级医院及以上则能降低重症的发生风险。     

新冠肺炎患者特异性抗体IgM、IgG和病毒RNA的动态变化

目的 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IgM及IgG特异性抗体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RT-PCR检测在住院期间的变化趋势。方法 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100例SARS-CoV-2感染住院患者根据是否接种疫苗分为疫苗组、无疫苗组。无疫苗组又分为重型、普通型及轻型和无症状组。监测所有患者住院0~<8 d、8~<15 d、15~<22 d、22~<29 d、29~<36 d及≥36 d的核酸检测结果和化学发光法测定的IgM和IgG抗体阳性率及S/CO值的动态变化趋势,比较不同组间的统计学差异。结果 疫苗组和无疫苗组,住院8~<15 d和≥36 d ,IgM抗体阳性率分别为55.6%（15/27）和68.5%（50/73）、0（0/27）和49.0%（36/7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1.048,20.805,P<0.05）。住院0~<8 d和8~<15 d,IgG抗体阳性率分别为96.3%（26/27）和45.2%（33/73）、100.0%（27/27）和78.1%（57/7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21.268,7.576,P<0.05）。住院8~<15 d、15~<22 d、22~<29 d、29~<36 d。RNA阳性率分别为29.6%（8/27）和76.7%（56/73）、14.8%（4/27）和65.8%（48/73）、7.4%（2/27）和42.5%（31/73）、7.4%（2/27）和26.0%（19/7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8.964,20.490,10.957,4.119,P<0.05）。在住院不同时期,疫苗组IgG抗体S/CO值均高于无疫苗组（P<0.05）,而IgM抗体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重型患者的IgM抗体和IgG抗体在住院22~<29 d和29~<36 d的S/CO值均显著高于普通型、轻型及无症状组（F=17.694,15.116,4.037,4.115,均P<0.05）。结论 重型患者IgM和IgG抗体水平在康复过程中免疫防御的激活更大。在接种疫苗的情况下,IgM抗体在SARS-CoV-2感染后仍能很好地反应机体抵抗病毒的整个病程。     

深圳市78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外周血实验室检查结果

目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血液中各指标特点,为临床诊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以明确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不同临床分型的78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外周血白细胞、血清生化等指标检测结果,并对其中10例痊愈患者和3例死亡患者在病程早期（0~<10 d）、中期（10~<20 d）和后期（≥20 d）的上述各项指标进行动态观察。结果 78例患者中,轻型7例,普通型50例,重型9例,危重型12例。与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相比,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病程早期的淋巴细胞绝对值、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8⁺）明显降低,而CK显著升高 (P<0.05),危重型患者的PCT、D-二聚体、AST、ALT以及MYO等指标均显著升高 (P<0.05);10例痊愈患者中,部分患者早期（0~<10 d）IL-6和30%的C反应蛋白明显升高,病程中期（10~<20 d）部分患者出现LYM降低,NEUT和D-二聚体升高,病程后期（≥20 d）除C反应蛋白、D-二聚体和IL-6外,其余各项指标逐步恢复至正常水平。CK指标在整个病程过程中无明显变化。3例死亡患者病程早期（0~<10 d）的NEUT、PCT、D-二聚体、IL-6、CK、MYO、C反应蛋白等指标明显高于正常水平,LYM降低,一直到病程晚期（≥20 d）仍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指标有D-二聚体、PCT、ALT、AST、CK、MYO和IL-6。MYO和IL-6在整个病程中呈进行性升高（(P<0.05)。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炎症反应比轻型和普通型患者重,更易出现心肌和肝功能损伤;CK、MYO、IL-6、C反应蛋白等指标在病程早期的持续明显升高,可作为临床上判断患者病情程度,提示预后的重要参考指标。     

新冠灭活疫苗接种对Delta与Alpha变异株感染者临床表现和血清学对比

目的 探讨接种新冠灭活疫苗对SARS-CoV-2 Delta与Alpha变异株感染者的临床表现和血清学反应,为评价疫苗接种对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2021年5月1日—9月30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确诊SARS-CoV-2感染者341例,依据病毒株和依据新冠疫苗接种史分为Delta变异株组、Alpha变异株组和接种组、未接种组。对比Delta和Alpha变异株组及接种组和未接种组的临床表现和血清学反应。结果 Delta变异株组253例（接种组103例和未接种组150例）,Alpha变异株组88例（接种组21例和未接种组67例）。Delta变异株组无症状感染者比例低于Alpha。 Delta变异株组新冠疫苗接种率和疫苗突破性感染率分别为40.7%（103/253）和22.9%（58/253）,均高于Alpha变异株组的23.9%（21/88）和8.0%（7/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8.009,9.484,P<0.01）。Delta变异株组咳嗽、发热比例和病毒峰值载量高于Alpha变异株组(P均<0.001),病毒持续时间长于Alpha变异株组（P<0.001）,SAA、CRP及IFN水平高于Alpha变异株组（P均<0.05）,CD4⁺T细胞计数低于Alpha变异株组（P<0.05）,IgG及IgM水平低于Alpha变异株组（P均<0.001）。两种变异株接种组普通型COVID-19比例低于未接种组（P均<0.01）,病毒峰值载量低于未接种组（P均<0.01）,病毒持续时间短于未接种组（P均<0.01）,SAA、CRP、IL-6水平低于未接种组（P均<0.05）,CD4⁺T细胞水平高于未接种组（P均<0.05）,IgG及IgM水平高于未接种组（P均<0.05）。结论 Delta变异株可引起更高的病毒载量和更严重病程,与疫苗突破性感染相关。新冠灭活疫苗可能通过体液和细胞免疫机制,降低病毒载量、缩短病程和减轻炎症反应,从而减少重症和死亡。     

抗体检测阴性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临床与实验室特征分析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确诊患者抗体检测阴性群体的临床特征与实验室检验特征,有助于增进对确诊患者抗体检测阴性结果的合理判读及对此类患者的有效管理.方法 回顾性分析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3月27日确诊的116例CO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