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立替康二线治疗难治性复发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分析

背景与目的肺癌死亡率在恶性肿瘤中高居首位，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是肺癌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其倍增时间短，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易发生迅速耐药，且复发后病情迅速恶化。目前除拓扑替康外，缺乏有效的二线单药化疗方案。本研究旨在探究伊立替康（irinotecan, CPT-11）二线单药治疗难治性复发SCLC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收集吉林国文医院肿瘤内科2012年4月-2020年3月确诊的一线治疗后6个月内复发的经单药CPT-11二线化疗的SCLC患者107例，末次随访至2020年11月。记录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和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观察单药CPT-11化疗效果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患者的中位PFS为3.8（3.4-4.4）个月，中位OS为8.1（6.5-10.9）个月，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为16.82%（18/107），DCR为55.14%（59/107），3级-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其中中性粒细胞减少为13.08%，迟发性腹泻为7.48%，恶心呕吐为17.76%，肝功能受损为6.54%。影响单药CPT-11二线化疗患者PFS的因素有性别（P=0.001）、NSE（P=0.029）以及积液状态（P=0.040），影响OS的因素仅为NSE水平（P=0.033）。结论针对于难治性复发的SCLC患者，CPT-11单药二线化疗方案有一定疗效，耐受较好，值得推广应用。     

抗体偶联药物在肺癌中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 drug conjugates, ADCs）是一类将特异性单克隆抗体与细胞毒性药物通过接头偶联形成的新型抗肿瘤药物，不仅在乳腺癌、血液系统肿瘤等多个癌种中取得了显著效果，在肺癌中也初见成效。本文通过对ADC的作用原理，在肺癌中的应用，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等方面进行概述，希望能够给临床工作一些参考。     

抗体偶联药物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肺癌重要的病理类型之一，且晚期患者预后较差，内科治疗仍是其主要治疗手段。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DCs）是一类非常有潜力的新型抗肿瘤药物，由单克隆抗体和小分子细胞毒药物通过连接子偶联而成，在肺癌等实体瘤中应用前景广阔。本文对现阶段ADCs在晚期NSCLC中的作用机制和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痰液中生物活性物质在肺癌诊断中的作用和意义

肺癌是我国目前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诊断的金标准需要进行组织活检的病理学检查或脱落细胞学检查，二者的有创性和敏感性限制了他们的使用。痰液中含有大量核酸、蛋白质，是肺功能的良好反映物，肺癌组织也会影响痰液中的生物成分，检测其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可有助于肺癌的诊断。本文综合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对痰液中可用于肺癌诊断的生物活性物质做一综述。     

肺癌干性样细胞与耐药

肺癌是全球致死率最高的肿瘤，耐药和复发是肺癌致死率居高不下的关键原因之一。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在肺癌组织和细胞中存在一小群具有干性样特征的细胞，这群细胞被证实能够自我更新、多向分化和无限增殖，在体内可以高效成瘤，能在放疗和化疗中存活，最终引起肺癌的耐药和复发。本文着重针对肺癌干性样细胞的来源、分子生物学特征和鉴定方法以及广谱耐药机制进行综述，旨在为进一步研究其临床诊断和靶向策略提供依据。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其最常见的病理类型。近年来，免疫治疗给NSCLC的治疗带来划时代的变革，尤其是针对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目前已被批准用于转移性NSCLC或部分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和二线治疗。然而，仅15%-30%晚期NSCLC患者可以从免疫治疗中获得持续缓解和长期生存，如何探寻良好的生物标志物来有效地预测免疫治疗的疗效是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本文对NSCLC免疫治疗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消融术和亚肺叶切除术治疗Ia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疗效的对比

背景与目的肺癌是我国死亡率最高的肿瘤，不同治疗方式对于患者预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比较消融术和亚肺叶切除术治疗Ia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的生存期，分析该两种治疗方案对早期肺癌患者预后生存的不同影响。方法运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监测、流行病学和结果数据库（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我们从2004年1月-2015年12月之间筛选了符合条件的Ia期NSCLC患者进行研究。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筛选出228例采用消融术治疗和228例采用亚肺叶切除术治疗的Ia期NSCLC的患者，并进行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比较Ia期NSCLC患者在经过匹配和调整后接受不同治疗方式的总生存率情况。结果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消融组和亚肺叶切除术组之间的生存曲线存在明显差异（P < 0.05）。单因素分析中，与消融组相比，亚肺叶切除术的风险比（hazard ratio, HR）为0.571（95%CI: 0.455-0.717），即采用亚肺叶切除术治疗的患者产生的不良结局风险是消融术的0.571倍；在多因素分析中，亚肺叶切除术的HR为0.605（95%CI: 0.477-0.766），即采用亚肺叶切除术治疗的患者产生的不良结局风险是消融术的0.605倍。以上结果均提示亚肺叶切除术治疗Ia期NSCLC患者的总生存率高于消融术。结论使用消融术和亚肺叶切除术治疗的Ia期NSCLC患者的总生存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采用亚肺叶切除术治疗Ia期NSCLC的患者总生存率明显高于消融术组。     

液体活检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应用进展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也是癌症患者死亡的首要病因。其中，约85%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肺癌患者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措施一直是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精准治疗和个体化治疗的发展，液体活检因其具有传统侵入性活检所不具备的优点而成为关注的焦点，如安全、便捷、重复性、低创伤性等。液体活检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其检测对象主要包括外周血中的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外泌体等。本文将对ctDNA、CTCs和外泌体的检测及其在NSCLC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作一简要综述。     

外泌体PD-L1在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

肿瘤免疫疗法在当前癌症治疗领域中愈来愈受瞩目，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对于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来说，近些年来，以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免疫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已经成为治疗恶性肿瘤的一种最具前景的治疗方案。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包括抗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 CTLA-4）单抗、抗PD-1单抗和抗PD-L1单抗，其中最被人熟知的为PD-L1免疫疗法。目前ICIs在临床治疗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治疗效果，但有效率较低，因此我们希望获得更高的治疗有效率。近几年外泌体PD-L1在NSCLC免疫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就肿瘤外泌体PD-L1蛋白对肿瘤微环境的影响、预测免疫治疗效果以及作为NSCLC免疫治疗的新型治疗策略作一综述。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抗血管生成药物的联合治疗模式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方案包括化疗、针对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以及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疗效仍待进一步提高，而联合治疗是当前研究热点。抗血管生成药物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应用广泛，不仅能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管来抑制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还能使血管正常化，调节肿瘤微环境，从而与其他抗肿瘤治疗方式协同增效，共同抑制肿瘤生长。这篇文章通过分析抗血管生成治疗与其他抗肿瘤治疗联合应用的机制，回顾关于大分子单克隆抗体、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联合其他抗肿瘤方案的临床研究，汇总其疗效及安全性，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策略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路。     

Cereblon调节T细胞逆转PD-1抗体治疗肺癌耐药的研究进展

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 1, PD-1）是一种跨膜蛋白，主要表达于T细胞，并与靶细胞上的PD-1配体，即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结合。PD-1作为一种免疫抑制分子，当PD-1与肿瘤细胞上的配体PD-L1结合时，抑制了T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发生肿瘤的免疫逃逸，如外周效应T细胞的耗竭导致效应T细胞向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 Tregs）转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利用PD-1抗体与T细胞上的PD-1结合，从而抑制T细胞表面的PD-1与肿瘤细胞表面的PD-L1相互作用，进而恢复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以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为代表的PD-1抗体现已被批准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但在部分患者中出现了由于肿瘤细胞、T细胞及细胞因子的相互作用导致的耐药，降低了免疫治疗的疗效。因此，如何克服患者的耐药成为了当前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Cereblon（CRBN）作为DDB1泛素环E3泛素连接酶复合物的底物受体及免疫调节药物唯一已知的结合受体，与CRBN调节剂（cereblon modulatory agents, CMs）结合可以通过上调T细胞的增殖、激活和代谢，发挥T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逆转PD-1抗体耐药。本文就T细胞的下调导致PD-1抗体治疗肺癌耐药的机制、CRBN调节T细胞的机制及CRBN调节剂治疗肺癌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肺癌药物临床试验中研究护士的角色职能与作用

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既是新药研发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前沿的恶性肿瘤治疗方法，给患者带来了更多生存机会。肺癌药物临床研究数目大，研究药物品种繁多，研究进展快，临床转化效率高，这些试验的成功开展离不开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其中研究护士也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结合临床研究护士的工作内容，本文详细介绍了开展肺癌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研究护士的岗位管理、角色职能、核心能力及职业发展前景，以期为更多医疗机构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促进临床研究护士向规范化专业化深入发展。     

肺癌患者恶病质的药物治疗与营养支持研究进展

恶病质是肺癌患者的一种常见并发症，它会加重化疗毒副作用、阻碍治疗计划、削弱化疗反应性、降低生活质量，增加并发症及死亡率，严重危害肺癌患者的生理、心理健康。肿瘤恶病质的发病原因与发病机制都极为复杂，使其治疗具有艰巨性与复杂性。控制肺癌患者的恶病质需要采取抗肿瘤治疗、抑制炎症反应、营养支持、体育锻炼、缓解症状等多种手段，发挥多模式治疗的协同作用对抗肿瘤恶病质的多种机制。迄今为止，学科内已就任何单一疗法都不能控制恶病质的发生发展达成了一致共识。有些疗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但需要在充分评估肺癌患者个体特征后结合多模式治疗实施。本文重点综述了肿瘤恶病质的药物治疗与营养支持等干预方法在肺癌患者人群中的应用，并对肺癌患者恶病质控制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治疗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全世界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肺癌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NSCLC引起的脑转移发病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脑转移严重影响患者的认知功能、生存时间及生活质量，预后极差，自然病程约1个月-3个月。经过治疗后中位生存时间也仅有3个月-6个月，1年生存率为14%，2年生存率仅为7.6%。脑转移的部位、数量、大小与其症状及生存期相关，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预后更差。脑转移瘤治疗的目标是优化总体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并优先保留神经认知功能。目前，NSCLC脑转移的主要治疗方式包括放疗、手术、化疗、分子靶向、免疫治疗。临床上要根据患者的异质性（临床特点、病理类型、组织分型等），对患者最佳的治疗方式进行多学科的评估。本文旨在对当前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特发性肺纤维化合并非小细胞肺癌的致病机制及潜在治疗药物研究进展

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IPF）是病因不明的慢性进行性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疾病，IPF也被认为是肺癌的独立风险因素之一，可增加7%-20%的LC发病风险。IPF合并LC，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C, NSCLC）的发病率逐渐升高，但尚无统一的管理和治疗共识。IPF与NSCLC有着相似的病理特征，均在肺的周围区域出现，在IPF合并NSCLC的患者中，NSCLC往往从IPF的蜂窝区域发展而来，但IPF诱发NSCLC的机制仍不清楚。此外，IPF和NSCLC具有相似的遗传、分子和细胞过程以及常见的信号转导通路，靶向IPF和NSCLC共同的信号通路将成为IPF合并NSCLC的潜在治疗药物。本文就针对共同参与IPF和NSCLC的主要分子机制以及靶向这些信号通路的在研药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GFR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抗PD-1/PD-L1治疗研究进展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是EGFR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一线治疗方案，但1年-2年内会出现耐药，后续治疗效果差。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抑制剂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肿瘤治疗的格局。然而，单药抗PD-1/PD-L1对EGFR突变的晚期NSCLC低应答或无应答，如何使EGFR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从抗PD-1/PD-L1治疗中获益是需要攻克的难关。本文主要就近5年来EGFR突变对NSCLC免疫状态影响的研究进展及相关的临床研究进行综述。     

细胞周期检测点激酶与肺癌耐药研究进展

肺癌是最常见的诊断癌症和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虽然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治疗手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获得性耐药的出现阻碍了临床治疗的疗效。研究表明肿瘤是一类细胞周期调控机制破坏的疾病，其中细胞周期检测点激酶（checkpoint kinase, Chk）发挥着核心的作用，而Chk1和Chk2是检测点中非常重要的蛋白激酶。近年来发现，调控Chk1和Chk2对肺癌的临床治疗和耐药机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细胞周期检测点激酶与肺癌耐药机制进行综述，阐述有效的肺癌治疗靶点和方法。     

单细胞测序在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肿瘤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目前研究认为这种异质性在肺癌研究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对于这种异质性的研究通常使用测序技术，而一般测序技术只能从整体的角度解释样本之间的差异，其分辨率不足以描绘单个细胞之间的差异。因此人们迫切希望从单细胞层面来获得肿瘤微环境中的细胞类型、状态和亚群分布以及细胞之间的通讯行为等信息。单细胞测序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利用该技术将有助于深入了解肺癌的发生和发展机制，并发现新的诊断标记物和治疗靶点，为今后肺癌患者的精准治疗提供理论参考。本文介绍了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发展，并重点讨论了其在肺癌肿瘤异质性、肺癌肿瘤微环境、肺癌侵袭和转移以及治疗反应和耐药等方面的研究。     

非小细胞肺癌不同部位组织样本PD-L1表达水平比较研究

背景与目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作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免疫治疗患者分层标志物已进入临床病理常规检测。然而PD-L1表达在肺内和肺外不同转移部位的空间异质性是困扰临床检测的难题。本研究旨在探讨NSCLC不同部位组织样本的PD-L1表达评分的差异，从而有助于晚期肺癌患者的PD-L1检测策略的制定。方法回顾性收集PD-L1（22c3抗体，Dako）临床病理连续检测的131例肺外转移性NSCLC以及同期非配对肺内肿瘤972例进行对照分析，对比肺外与肺内肿瘤组织样本检测的PD-L1肿瘤阳性比例评分（tumor proportion score, TPS）差异。结果肺外转移性NSCLC的PD-L1阳性表达率（TPS≥1%）为61.83%，TPS评分显著高于同期肺内肿瘤（P=0.03）。不同部位组织样本的PD-L1表达评分具有显著差异（P=0.007）。肝脏和肾上腺转移瘤的PD-L1阳性率高，分别为85.71%和77.78%，其TPS评分均显著高于肺内肿瘤（P < 0.05）。淋巴结、骨、脑、软组织和胸膜转移瘤的PD-L1表达率为40.00%-66.67%，TPS评分与肺内肿瘤无显著差异。组织学和样本类型分析显示，腺癌类型和手术切除的肺外样本PD-L1表达评分显著高于同类型肺内肿瘤。临床病理参数分析显示，PD-L1阳性表达和高表达均与患者男性、吸烟史以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野生型显著相关。结论肺外转移性NSCLC样本的PD-L1表达评分高于肺内肿瘤，且不同部位组织样本的PD-L1表达阳性率存在差异。肺外转移性肿瘤与肺内肿瘤的PD-L1检测差异可能与不同转移部位、组织学和样本类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