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因素对社区精神病患者照料者家庭负担的影响

目的 了解社区精神疾病患者的照料者家庭负担、社会心理因素对家庭负担的作用.方法 由广东省残联统一组织,对广东省12个地级市12个精神病社区服务站/点的精神病患者照料者进行有关精神卫生知识需求与态度、社会支持、家庭负担和简易应对问卷调查.结果 发放问卷360份,有效问卷308份,家庭负担的单一条目均分均在中度以上,因子分经济负担[(2.33±0.52)分]、家庭日常活动[(2.17±0.53)分]、家庭娱乐活动[(2.00±0.58)分]、家庭关系[(2.10±0.54)分]、家庭成员躯体健康[(2.03±0.65)分]和家庭成员心理健康[(2.09±0.68)分],以直接的经济负担最高,与患者共处的不良情绪和体验加重家庭负担的多个因子(P<0.05～0.01).相关性及回归分析显示,对精神卫生知识的需求与态度、主观支持、应对方式、照料者年龄、经济、文化等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和影响作用(P<0.05～0.01),以对精神卫生知识的需求与态度作用突出.结论 对精神疾病的负面看法与体验加重家庭负担,传送正面信息和降低无奈应对可能有助于降低家庭负担.     

社区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负担的影响

目的 探讨社区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负担的影响.方法 对新会区10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照料者进行社区干预,并用家庭会谈量表(FIS)对主要照料者进行评定.从开平市抽取100名患者及其照料者作为对照(不作干预).结果 干预组社区干预后家庭负担量表总分及各项单项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干预组家庭负担量表总分及各项单项评分明...     

肿瘤患者家庭照顾者社会支持影响因素及与疾病家庭负担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了解肿瘤患者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与疾病家庭负担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探讨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共计发放问卷130份,回收有效问卷123份;运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疾病家庭负担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一般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社会支持与疾病家庭负担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影...     

伤害患者的家庭负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评价伤害对患者家庭造成的负担，分析家庭负担的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家庭负担会谈量表(ramily burden scale of diseases，FBS)对155名伤害患者的家庭功能和家庭负担进行测量和分析。结果 患者患病前后APGAR同卷得分和FBS问卷得分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伤害在家庭经济、家庭日常生活、家庭休闲娱乐等维度造成的负担较大，家庭负担的大小受家庭成员的性别、文化程度影响。结论 伤害对患者家庭造成多维度的影响，并造成家庭功能的障碍。     

家庭负担会谈量表测量伤害患者家庭负担的信度与效度评价

目的　探讨家庭负担会谈量表 (FBS)在伤害患者的家庭负担评价中应用的可行性。方法　利用FBS量表对 91名因伤害而住院的患者的家庭负担进行测量和分析 ,评价FBS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结果　FBS量表总的内容一致性信度较高 ,克郎巴哈信度系数α =0 8931;量表各维度的分半信度系数R和克郎巴哈信度系数α大多在 0 7以上。对量表的内容效度和区分效度的检验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为P <0 0 1)。结论　FBS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可在国内作为衡量伤害家庭负担的评定工具     

不良家庭因素对精神障碍产生的影响

目的：调查不良家庭因素对精神障碍的发生有无影响.方法：采用自制的〈家庭状况调查表〉对本院2011年1月-2012年12月两年间住院的年龄在12～30岁之间的首发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家庭状况回顾性调查和登记.结果：不良家庭因素对精神障碍的发生有明显影响（63.13% ）,其中以父母个体因素异常影响最大（61.39% ）,家庭结构异常次之（22.78% ）,家庭经济状况异常居第三位（ 15.84% ）.结论：提高广大民众对精神障碍的认识,重视不良家庭因素对精神障碍的影响,提倡优生优育,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减少精神障碍的发生.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背景明确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持特征,识别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水平的因素是提升这一弱势群体社会支持水平的重要前提条件。既往研究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的关注较少,且在探讨其社会支持水平的影响因素时,多仅从照护者自身因素入手,对于患者、家庭层面因素对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状况影响的关注不足。目的了解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持现状,分析影响其社会支持水平的因素,旨在为针对性干预策略的制定奠定基础。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抽取我国东、中、西部各1座城市中的1家三级甲等精神卫生机构作为调查机构,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在上述3家三级甲等精神卫生机构门诊就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主要照护者1 001例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设问卷〔一般资料调查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家庭照护者进行调查,收集家庭照护者的个人、家庭信息及照护对象资料,并评估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持情况。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及各维度水平的因素。结果1 001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总分为（34.4±9.1）分,主观社会支持、客观社会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分别为（20.3±6.2）、（7.5±2.8）、（6.6±2.3）分。照护者的职业类别,照护对象所患精神疾病种类、精神症状稳定程度,以及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及各维度水平的因素（P<0.05）。除上述共性因素外,照护者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照护者与患者的关系可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总体水平（P<0.05）;照护者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地、宗教信仰,照护者与患者的关系,家庭获补助数量可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主观社会支持水平（P<0.05）;家庭获补助数量可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客观社会支持水平（P<0.05）;照护者的性别、居住地,家庭获补助数量可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利用水平（P<0.05）。结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水平整体较低,社会支持来源较少,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强度较低,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意愿较弱,且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及各维度水平的因素不尽相同。未来,应重点关注无配偶、未就业、家庭月收入较低、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症状不稳定患者的家庭照护者,在了解其需求的基础上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以缓解其照护负担,进而提高其身心健康水平。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家庭负担与心理干预

目的：探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家庭负担及心理干预的效果。方法：将141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156名家属随机分为心理干预组和非心理干预组各78例,分别在患者入院时和出院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进行评定。结果：研究组及对照组在其患者入院时症状自评量表评定结果与国内常模比较,各因子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或0．01）;两组家属在其患者出院时症状自评量表评分与人院时症状自评量表减分率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或0．01）。两组家属出院时症状自评量表评分与常模比较,有显著差异的因子数研究组少于对照组。结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家庭负担较重,应进行心理干预。     

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家庭负担及心理反应研究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心理反应、家庭负担的特点。方法根据病程划分，在社区中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法抽取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属１８０对（按病程平均分３组），对１８０例分裂症患者家属进行ＳＡＳ、ＣＥＳ－Ｄ量表的评估。其中完成家庭负担调查（ＦＩＳ）１４０例家属，为研究组，同时设神经症患者家属作为对照组（ｎ＝６３）。结果３２．２２％的家属伴有抑郁症状，病程≤１ａ者家属抑郁症状最严重，病程在１～５ａ者抑郁症状发生率最高。分裂症患者家属的家庭负担明显多于神经症家属。结论分裂症家属的心理反应和家庭负担应受到应有的重视。     

癌症化疗患者家庭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目的:了解癌症化疗患者的家庭负担现状,探讨影响家庭负担的因素。方法:对某综合三级甲等医院187例肿瘤内科住院化疗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横断面匿名问卷调查,调查包括一般情况、疾病家庭负担调查量表、社会支持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结果:癌症化疗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负担,其中以经济负担阳性回答率为最高(100.0%),家庭对外关系阳性回答率最低(90.6%)。家庭负担的主要影响因素由大到小排列为家属采取的消极应对方式、家庭月总收入、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家属获得的社会支持。结论:癌症化疗患者的家庭负担状况具有普遍性和多维性。     

手术患者家庭功能与家庭负担状况的研究

目的探讨手术患者家庭功能与家庭负担状况及相关因素，为提高整体护理服务质量提供数据支持。方法采用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APGAR量表）和家庭负担会谈量表（FBS量表）对120名手术后患者的家属进行调查。结果21例（17．5％）患者家庭出现轻度或重度的家庭功能障碍，APGAR总分（8．68±1．72）分，其中亲密度得分最高[（1．91±0．44）分]、合作度得分最低[（1．67±0．56）分]；手术患者FBS总分（1．20±0．65）分，得分最高的是家庭经济负担[（1．76±0．96）分]、最低的是家庭成员躯体健康[（0．66±0．81）分]；不同手术类型、手术时间和付费方式家庭FBS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家庭功能总分与家庭负担及家庭关系、家庭成员躯体健康、家庭成员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P〈0．05，P〈0．01）。结论手术不仅对患者本人的生理、心理产生很大影响，对其家庭功能也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导致家庭负担的增加。     

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照料者疾病知识及家庭负担调查

目的:了解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照料者对疾病知识的知晓情况及患者家庭负担的情况。方法:采用抽签法进行抽样,选取12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照料者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精神分裂症照料者相关知识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疾病名称、药物名称、作用及副作用、家庭护理知识、精神症状的识别等)以及家庭会谈量表(FIS,包括家庭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家庭休闲娱乐活动、家庭关系的影响、家庭成员心理健康5个维度)为工具,调查人员经统一培训后首先进行一致性测试,进行精神卫生知识水平和家庭负担等内容的调查。结果:精神分裂症患者照料者的FIS测评家庭负担总分为(13.43±7.91)分,家庭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家庭休闲娱乐活动、家庭关系的影响、家庭成员心理健康5个因子阳性回答率均较高(分别为59.66%、45.97%、45.21%、46.64%和20.84%),尤其是经济负担和家庭日常生活的扰乱中的各条目。照料者对所服药物名称(部分了解占61.7%)、作用(部分了解占73.3%)、不良反应(部分了解占73.3%);患者精神症状(部分了解占79.2%)、如何进行家庭护理(部分了解占53.3%)、怎样对症状进行观察(部分了解占75.0%)等相关知识有不同程度的欠缺。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照料者的家庭负担较重,并对疾病知识的知晓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     

气功所致精神障碍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气功所致精神障碍的社会心理因素。方法将１０５例符合气功所致精神障碍诊断标准（ＣＣＭＤ－２－Ｒ）的病人作为病人组，５４名正常练功者为对照组，对有关的社会心理因素进行了回顾性的对照分析。结果９７％的病人和９８％的正常练功者相信气功具有神奇的功效。病人组主要为内向型性格（５８％），对照组以外向型较多（３７％），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病人组在练功次数和练功时间方面明显多于对照组。结论气功所致精神障碍主要发生于受气功文化影响的人群，是一种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精神障碍。它的产生与不正确练功心态和方法，以及不良个性等因素有关。     

抑郁症患者的家庭负担和家庭功能评价

目的 评价抑郁症患者的家庭负担和家庭功能.方法 采用家庭负担量表(FBS)和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对150例符合DSM-Ⅳ诊断标准的抑郁症患者的家庭负担和家庭功能进行评定,并与248个一般家庭进行比较,从家庭的角度评价抑郁症造成的疾病负担.结果 抑郁症患者FBS的家庭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家庭休闲娱乐活动、家庭成员心理健康4个因子的阳性回答率较高(分别为57.1%、51.6%、61.9%、78.6%),家庭成员生理健康、家庭关系两个因子的阳性回答率较低(分别为28.6%、39.7%);农村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因子评分显著高于城镇患者[(1.14±0.09)分;(0.89±0.07)分,t =2.687,P ＜0.05],而家庭成员心理健康因子评分显著低于城镇患者[(0.42±0.36)分;(0.60±0.58)分,t =3.375,P ＜0.01];患抑郁症前存在功能障碍的家庭比例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24.6%,17.3%,χ2＝0.108,P ＞0.05),患病后出现功能障碍的家庭比例显著高于患病前和对照组(63.4%,24.6%,17.3%, P ＜0.01);患病后APGAR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比患病前显著降低(均P ＜0.01).结论 抑郁症造成严重的家庭负担和家庭功能障碍.     

社会支持对精神病家庭照料者家庭负担与心理压力的影响

目的:观察社会支持对精神病患者家庭照料者家庭负担与心理压力的影响。方法: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中文版疾病家庭负担量表(FBS)和中文版知觉心理压力量表(CPSS)对600例精神病家庭照料者进行调查,通过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检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结果:1精神病家庭照料者SSRS总分为(38.75±4.38)分,FBS总分评分为(29.51±6.59)分,CPSS总分为(27.61±4.68)分;2双变量相关分析显示社会支持与家庭负担和心理压力之间均存在正相关(P<0.01);3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为0.2010,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比值为0.4867,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0.5133。结论:社会支持对精神病患者家庭照料者家庭负担与心理压力具有显著影响,提高社会支持水平能够降低精神病家庭照料者的家庭负担与心理压力,有助于精神病患者的良好康复。     

嗜酒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嗜酒及嗜酒所致精神障碍已成为我国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近年来我国酗酒与酒精中毒患者日益增多，因嗜酒引起精神障碍而住院的患者人数也逐年上升。在护理过程中，应做到临床护理与心理护理并重。现将笔者在临床实践中积累的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负担调查研究

目的调查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负担。方法按性别将131例患者分成两组,其中男性组患者72例,女性组患者59例。采用家庭负担会谈量表(family Burden Scale Disease FBS)及家庭情况调查表,调查两组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负担状况。结果 131例患者家庭负担明显,男性较女性更明显;主要涉及家庭经济、家庭娱乐活动、家庭关系、家庭日常生活、家庭成员的心理和躯体健康等方面。结论因精神分裂症为慢性疾病,反复发作,反复住院,疗效差,社会功能严重受损,直接和间接给家庭导致了巨大的疾病负担。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负担明显增加,尤其是男性患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更容易受到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比女性患者明显,家庭经济负担更重,男性患者家庭成员的躯体健康更容易受到影响。     

家庭教育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负担的研究

目的　探讨家庭教育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负担的影响。方法　对 6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通过疾病知识集体家庭教育 ,应用家庭负担量表 (FIS)评价与分析。结果　教育后患者给家庭造成的各种负担总分与教育前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教育后家属的精神卫生知识水平与教育前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结论　家庭教育能显著减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负担 ,亦是促进患者社会康复良性循环之良策     

社会支持对精神病患者家庭照料者的影响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对精神病患者家庭照料者的影响。方法:采用社会支持量表(SSR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家庭负担量表(FBS)对600例精神病患者家庭照料者进行调查。结果:精神病患者家庭照料者SSRS总分为(36.42±4.37)分,FBS总分评分为(32.64±6.35)分,SDS总分为(63.65±7.59)分;相关分析显示社会支持与家庭负担和抑郁之间呈负相关(P<0.01);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为0.2622,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比值为0.4312,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0.5688。结论:社会支持可降低精神病患者家庭照料者的家庭负担,并减轻抑郁、焦虑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