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与养生观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其阳明心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他吸收、融合了佛道、儒道、理学的思想,成为心学集大成者。养生先养心,王阳明对于养生的认识是向对德性的养护,这种对德性的修持是阳明心学形成的关键。阳明心学与养生有其深刻的内涵。     

朱熹《东归乱稿》的理学意蕴与理语情趣

朱熹的《东归乱稿》表现了理学家的旅途体验及确证自身的努力。该诗集的整体综合意蕴可归纳为“归心”与“道心”。作为朱熹个性化体验的“归心”包容了道德伦理的内涵 ,客子的羁旅愁思表现了天伦中的深情 ;其以理学心性为主体的“道心”把心性体察和审美观照参融在一起 ,纯然是一派温润宁静的气象。朱熹诗歌语言的日常化是以理学为诗 ,以诗为讲学的结果。朱熹的理学诗在当时葆有着它的生命活力 ,它们不仅折射出朱熹的视境、朱熹的情思 ,显示了理学话语的形象特征 ,拓宽了宋诗的审美空间 ,强化了诗歌的致用功能 ,而且反映了朱熹日常生活的哲学化和哲学化的人生。朱熹在东归之行中 ,通过他的吟咏 ,为理学家的精神生活创造了一个理性思维、道德情感和人生趣味相和谐的神话     

益气活血法治疗病窦综合征36例临床观察

益气活血法治疗病窦综合征３６例临床观察孙建民（浙江省杭州中西医结合医院邮编３１０００４）从１９８７年以来，我们采用中医益气活血法治疗３６例病窦综合征（ＳＳＳ）患者，取得较好疗效，报导如下。１临床资料本组病例均为住院病人，男性２４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３...     

金末元初理学北传对窦汉卿针灸学术思想的影响

理学北传是元灭金后,南宋理学传到中国北方地区的一场文化传播现象。随后理学思想逐渐渗透到了北方社会,并且影响了中医理论的发展。窦汉卿作为元代著名的理学家和针灸医家,他的针灸学术思想也深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窦汉卿的针灸学术思想是理学思想对金元当时针灸学术影响的一个缩影,更对明清时期的针灸的传播发展影响深远。明清的针灸发展创新较少,多是对金元时期针灸学的总结与运用,一方面反映出金元时期针灸学发展的高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中医学术思想的影响。     

理学与中医养生学

讨论了理学对中医养生学的渗透和影响,总结了理学思想在中医养生学中的表现特点及其与佛、道思想影响的区别。     

内观疗法治疗酒依赖1例

1对“内观疗法”的认识 内观疗法起源于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末传人中国，目前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也正在逐步推广和开展中。所谓内观，是指观察自身的内心，经过深刻反省加以体察，从而改善患者的情绪，提高对疾病的认识、解除顾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和能力，以达到改善病态心理和行为方式、减轻病痛和提高治疗效果的治疗方法。     

漠河县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目的 了解漠河县老年人生活质量。方法 对漠河县镇内532名60岁以上老年人生活质量及生存质量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 由于环境等因素，我县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较高，在日常生活功能及社会活动功能方面女性优于男性。结论 加强健康教育和养生知识的普及，促进但介导健康观念的改变。积极倡导健康行为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环节。     

寓于自然的养生观

从中医注重自然的观点，探讨养生保健要寓于自然的观念和方法，阐述了笔者推崇养生重在自然的认识和看法。     

宋金元时期理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宋金元时期理学为当时主要的哲学流派,并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医学的发展。理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作用起始于医家,进而通过医家扩展至具体的中医学理论,这种影响途径促使宋金元时期中医学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改变;在具体的思想理论层面,理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于二者在理论上的融合、理学天人观念对中医学“五运六气”学说发展的促进、格物致知认识方法对医家研习医理的改变等方面;在肯定理学对中医学发展产生促进的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理学亦对中医学发展起到阻滞作用,随着中医学的“理学化”日益加剧,理学对中医学的阻滞作用依旧是沿着“医家-医学理论”的作用路径逐渐产生影响。深刻认识理学对中医学影响的具体表现及负面影响,对客观认识中医学理论的形成、继承与发展中医药事业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的形成及其启示

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汲取了宋代理学思想，有着鲜明的哲学观点。他对《太平惠民和济局方》的质疑，是在临床实战中产生的。其代表作《格致余论》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至今仍有很强的实用性。特别是对中老年养生保健，仍被中外医家推崇，并遵循之。     

与道共进退--许衡及其心态

许衡是宋元之际一名重要的程朱理学家,活跃在蒙元入主中原时期.出仕前,他以承继儒学道统者自居;出仕后,则以推行儒学汉化为己任.概其一生,初时隐居家乡,研修儒学;继则学以致用,缘道出心;终则势不可为,退归故里.推行汉法时曾起了重大的作用是他的幸运,而终遭猜忌排挤则是他的悲剧.元朝之历时较短,与汉化不彻底有相当关系.     

探析孔子儒家思想中的摄生观

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一生坎坷,备尝艰难,但是却能年逾古稀,自然令人对其摄生观感兴趣。孔子的摄生观强调立德为先,仁者长寿,主张无过不及,精神豁达,身心锻炼,饮食卫生,远鬼神,慎医药等。孔子的儒学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养生学的发展。     

儒、道、佛对喻昌医学品格及思想的影响

喻昌,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少时曾遇一异人,授以秘方,兼善黄白术（道教炼丹术）,接触道教的轨迹可见一斑,一生经历了＂自儒而禅,自禅而医＂的曲折历程。其医学品格和思想饱受儒、道、佛的浸染,医学思想尤见与佛理相参,别具一格。本文仅就儒、道、佛对喻昌医学品格和思想的影响作一探讨。     

德冠杏林石冠卿(连载二)

石冠卿教授是国家首批选定的名老中医之一．从事中医临床、教育六十余载。一生治学严谨，勤奋刻苦，医术高超，每以小方轻药愈沉疴顽疾，疗效神奇。为人正直，德高望重，享誉神州，不论贫贱贵富均仁术仁心，一丝不苟；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人师表，常寓大医风范于一言一行，身教胜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其治学格言，重视经典学习，精研《内经》，熟读《伤寒》、《金匮》，强调只有学有所本，探得真谛，理论透彻，才能辨证精确；了解诸家之长，博采时方，涉猎金元四家，提倡学识广泛，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用药灵活。临证诊疗，尤重肝胃，“人有胃气则生”，特别是久病，更要顾护胃气。治肝重在调理肝气，肝虽为五脏之贼，但切忌滥伐肝气。处方用药，忌杂药乱投，善于古方化裁，力求简便廉验。     

德冠杏林石冠卿(连载一)

石冠卿教授是国家首批选定的名老中医之一，从事中医临床、教育六十余载。一生治学严谨，勤奋刻苦，医术高超，每以小方轻药愈沉疴顽疾，疗效神奇。为人正直，德高望重，享誉神洲，不论贫贱贵富均仁术仁心，一丝不苟；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人师表，常寓大医风范于一言一行，身教胜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其治学格言，重视经典学习，精研《内经》，熟读《伤寒》、《金匮》，强调只有学有所本，探得真谛，理论透彻，才能辨证精确；了解诸家之长，博采时方，涉猎金元四家，提倡只有学识广泛，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用药灵活。临证诊疗，尤重肝胃，“人有胃气则生”，特别是久病，更要顾护胃气。治肝重在调理肝气，肝虽为五脏之贼，但切忌滥伐肝气。处方用药，忌杂药乱投，善于古方化裁，力求简便廉验。     

神农氏的尊生护生实践及其文化价值探讨

神农氏在生产力及其落后的情况下亲辨五谷、教民播种,确立了稳定的生存基础和生活保障;遍尝百草,推广使用草木祛病强身;首创工具,降低消耗,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神农氏在多个方面开创并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内涵,其尊生护生的实践和精神体现出对生命的无上尊重,对护生的竭力追求。其文化价值穿越时空,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茫。     

大医吴孟超的同理心——吴孟超院士人文精神之二

吴孟超院士之所以堪称苍生大医，不仅在于他医术高超，更在于他医德高尚。他心怀天下，悲天悯人。关心病人的情感世界，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时时想着怎样把病人“背过河”。他的这种同理心是开展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生动教材。     

儒家生命伦理视阈下的安乐死

安乐死的研究者往往强调死得"安乐",但是安乐死首先面对的问题仍然是"生"与"死"的问题,本文从儒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来探讨安乐死问题,儒家世界观认为"天人一体",在死亡面前,应该坦然接受死亡,这为安乐死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儒家人生观认为,并非存在持续性的痛苦的患者都可以申请安乐死,只有疾病已阻止到了对人格理想的追求时才可以申请安乐死,并且痛苦不包含精神上的痛苦。生命权的地位问题是安乐死的一个热点问题,儒家价值观认为,生命权并不是绝对神圣的,还对安乐死所附带的功利主义效果予以肯定,虽然这种功利主义效果不能作为实行安乐死的理由。     

吴康衡教授临证验案赏析4例

吴康衡教授(1932~2017)一生坚持临床,奉献医学。其学术融中西医于一炉,博采众长,沉疴痼疾常收覆杯之效。对于疑难之症,束手之疾,常可出奇制胜,虽常感为意料之外,但细思却是在情理之中。本文借以回顾吴老4例典型病案,以尽缅怀之情,并以激励后进。     

Sir Ian Fraser 1901-1999

Ian Fraser died at his residence, 19 Upper Malone Road, on 11th May in his ninety-ninth year. He had been a significant force in Ulster surgery, indeed the entire Ulster medical scene, almost from his appointment as an ‘honorary attending surgeon in charge of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at the then Belfast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in Queen Street) in 1927 until late in life; and he was to receive wid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 acute sense of history was not the least of his gifts and all writers on local medical history owe much to his perceptive sketches of predecessors and earlier contempor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