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治疗及其耐药机制

肺癌是全球第六大死因，也是恶性肿瘤的主要死因之一，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其最常见的类型。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基因突变是NSCLC的常见突变之一。针对EGFR基因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使用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EGFR-TKIs）如吉非替尼、阿法替尼、奥希替尼等靶向治疗已经成为许多指南推荐的一线治疗方案，但许多患者在用药约1年左右便发生获得性耐药。出现获得性耐药的患者会比普通患者更早出现疾病进展，对患者的预后造成重大影响。目前对于发生了获得性耐药的患者主要的治疗方式为针对耐药突变进行新的靶点抑制，如发生了T790M突变的患者对第一、第二代药物（如吉非替尼、阿法替尼等）产生耐药，可以使用第三代药物（奥希替尼或阿美替尼）进行治疗，通过这种治疗方式可延缓病情进展。因此，耐药机制的研究及耐药患者的治疗是必不可少的。本文主要就EGFR突变NSCLC患者的靶向治疗及其耐药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EGFR-TKIs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消融术和亚肺叶切除术治疗Ia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疗效的对比

背景与目的肺癌是我国死亡率最高的肿瘤，不同治疗方式对于患者预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比较消融术和亚肺叶切除术治疗Ia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的生存期，分析该两种治疗方案对早期肺癌患者预后生存的不同影响。方法运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监测、流行病学和结果数据库（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我们从2004年1月-2015年12月之间筛选了符合条件的Ia期NSCLC患者进行研究。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筛选出228例采用消融术治疗和228例采用亚肺叶切除术治疗的Ia期NSCLC的患者，并进行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比较Ia期NSCLC患者在经过匹配和调整后接受不同治疗方式的总生存率情况。结果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消融组和亚肺叶切除术组之间的生存曲线存在明显差异（P < 0.05）。单因素分析中，与消融组相比，亚肺叶切除术的风险比（hazard ratio, HR）为0.571（95%CI: 0.455-0.717），即采用亚肺叶切除术治疗的患者产生的不良结局风险是消融术的0.571倍；在多因素分析中，亚肺叶切除术的HR为0.605（95%CI: 0.477-0.766），即采用亚肺叶切除术治疗的患者产生的不良结局风险是消融术的0.605倍。以上结果均提示亚肺叶切除术治疗Ia期NSCLC患者的总生存率高于消融术。结论使用消融术和亚肺叶切除术治疗的Ia期NSCLC患者的总生存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采用亚肺叶切除术治疗Ia期NSCLC的患者总生存率明显高于消融术组。     

经3种ALK抑制剂及化疗治疗的1例非小细胞肺癌病例报道

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4（echinoderm microlubule-associated protein-like 4, EML4）和间变淋巴瘤激酶基因（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可发生断裂后融合为EML4-ALK基因。对于EML4-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一代至三代的ALK抑制剂的使用已显示出显著疗效，很多患者可以从药物治疗中实现长期获益，部分患者在优化的治疗模式下可取得超过7年的长期生存。本例患者为EML4-ALK融合基因阳性肺腺癌，治疗结局却明显不同于其他EML4-ALK融合基因阳性肺癌患者，经过一代至三代ALK抑制剂靶向治疗和化学治疗疾病进展快，耐药时间短，生存期短，获益有限。患者2019年7月15日开始先后口服克唑替尼、色瑞替尼、劳拉替尼靶向治疗，行贝伐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卡铂化疗2个疗程，于2020年9月10日患者死亡，生存期15个月。同时治疗中表现出ALK抑制剂的常见不良反应。本文分析本例患者的治疗疗效及治疗困境，为EML4-ALK融合基因阳性肺癌患者治疗提供探索方向。     

伊立替康二线治疗难治性复发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分析

背景与目的肺癌死亡率在恶性肿瘤中高居首位，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是肺癌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其倍增时间短，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易发生迅速耐药，且复发后病情迅速恶化。目前除拓扑替康外，缺乏有效的二线单药化疗方案。本研究旨在探究伊立替康（irinotecan, CPT-11）二线单药治疗难治性复发SCLC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收集吉林国文医院肿瘤内科2012年4月-2020年3月确诊的一线治疗后6个月内复发的经单药CPT-11二线化疗的SCLC患者107例，末次随访至2020年11月。记录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和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观察单药CPT-11化疗效果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患者的中位PFS为3.8（3.4-4.4）个月，中位OS为8.1（6.5-10.9）个月，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为16.82%（18/107），DCR为55.14%（59/107），3级-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其中中性粒细胞减少为13.08%，迟发性腹泻为7.48%，恶心呕吐为17.76%，肝功能受损为6.54%。影响单药CPT-11二线化疗患者PFS的因素有性别（P=0.001）、NSE（P=0.029）以及积液状态（P=0.040），影响OS的因素仅为NSE水平（P=0.033）。结论针对于难治性复发的SCLC患者，CPT-11单药二线化疗方案有一定疗效，耐受较好，值得推广应用。     

BRAF非V600E突变型肺癌靶向治疗的策略探索

背景与目的达拉非尼+曲美替尼/达拉非尼靶向治疗已被批准用于V-RAF小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B1（V-RAF murine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B1, BRAF）发生第600位密码子上缬氨酸的氨基酸替代（amino acid substitution for valine at position 600, V600E）的肺癌患者，针对携带BRAF非V600E突变的肺癌患者的靶向治疗策略尚未确定。本研究拟探讨BRAF非V600E突变型肺癌靶向治疗的疗效，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Clinicaltrials.gov、CBM、CNKI、万方数据库。收集BRAF非V600E突变型肺癌靶向治疗相关文献，对纳入文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10篇，包括3篇队列研究和7篇个案报道。18例BRAF非V600E突变型肺癌患者对维莫非尼无效；1例应用维莫拉非尼后获得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5例患者对BRAF抑制剂无反应；9例患者在曲美替尼单药治疗后潜在临床获益率为34%；7例患者对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在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获益；1例患者对索拉非尼有效。结论目前BRAF非V600E突变靶向治疗仍无标准治疗规范，挑战在于BRAF基因的异质性突变，不同的突变类型对靶向治疗的反应不同，真实世界研究证据匮乏，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大样本高质量研究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肿瘤突变负荷异质性研究进展

抗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D-L1)是靶向免疫治疗的著名生物标志物，然而不同肿瘤PD-L1的表达与治疗疗效的关系不同，部分PD-L1阴性患者接受免疫治疗有效，而部分PD-L1阳性甚至强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并不能从免疫治疗获益。通过全外显子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的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 TMB)是一种近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本文现对影响NSCLC患者的TMB的因素进行简单的综述，从而有助于临床医师根据TMB值筛选出免疫治疗的真正优势人群。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EGFR-TP53共突变的研究进展

随着二代基因检测（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多种共突变基因被我们发现。许多研究表明，共突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中对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EGFR-TKI）的反应和耐药起着重要作用。其中，TP53作为EGFR突变型NSCLC最常见的共突变基因，已被证明是一代、二代及三代EGFR-TKIs治疗预后差的重要因素，如何为EGFR-TP53共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选择最佳的治疗策略，目前仍在探索中。本文就近年来关于晚期NSCLC患者EGFR-TP53共突变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支气管覆膜支架封堵治疗右肺中下叶切除术后支气管残端瘘经验1例

背景与目的支气管胸膜瘘是临床上较为严重且罕见的术后并发症之一，尤其是肺叶/全肺切除术后支气管残端瘘，处理起来较为棘手。常见治疗方案包括内科保守治疗联合外科手术，但由于瘘口迁延不愈导致胸腔持续与外界相通，患者容易合并严重的胸腔感染及呼吸衰竭等合并症，以至于身体状况无法耐受二次手术。而内镜下治疗，为该合并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回顾性分析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二科2016年6月收治的1例右肺鳞癌患者的诊断、治疗过程，并文献复习。结果患者男性，65岁，因“咳嗽伴痰中带血3月余”入院，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提示右肺下叶软组织密度肿块影，气管镜提示右肺中叶及下叶基底段开口可见肿物，活检病理证实为鳞癌。诊断考虑：右肺中下叶鳞癌(cT2aN2，IIIa期)。患者接受了吉西他滨+顺铂方案新辅助化疗2个周期，评效为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 SD)。末次化疗结束4周之后，患者接受了胸腔镜辅助右肺中下叶切除、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第5天患者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再次气管插管转入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并给予激素冲击治疗。术后第7天患者出现右肺中间干支气管残端瘘，但由于合并ARDS，患者身体情况无法耐受二次手术。遂于体外人工膜肺(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支持下，经硬质支气管镜在中间干支气管残端置入一枚定制的覆膜、可膨胀金属铰链支架，并成功封堵。由于患者的ARDS未见好转，出现不可逆的肺间质纤维化，经过系统的抗感染治疗之后，患者成功接受了双肺移植手术。结论内镜下放置覆膜支架是一种简单、安全、有效的支气管残端瘘闭合术。当患者的临床情况不适合立即手术时，内镜下支架植入可作为一种优选的治疗方法，为后续治疗创造机会。     

RET融合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进展

转染重排（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 RET）融合阳性发生于0.7%-2%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RET基因与其他结构域之间的融合代表了NSCLC独特的生物学和临床病理学亚型。近些年以来，RET融合阳性晚期NSCLC治疗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传统化疗能够带来一定的临床获益。在靶向药物临床应用之前或不适用的情况下，以铂类为基础的系统性化疗方案是患者初始治疗选择。免疫治疗在RET融合阳性人群中的报告数据较少且通常结果较差，不推荐免疫单药或免疫联合化疗方案作为这类患者的系统性治疗。多靶点激酶抑制剂在这类人群中的重新应用能够取得一定的治疗反应，目前仅卡博替尼和凡德他尼推荐在有限条件下作为初始或后续治疗。然而，依然存在不能满足的临床需求。普拉替尼（Pralsetinib）和塞尔帕替尼（Selpercatinib）作为RET选择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显著改善了RET融合阳性NSCLC患者生存及预后。普拉替尼和塞尔帕替尼已确立成为这类患者一线或后续治疗的首选方案。与其他TKI治疗时观察到的类似，RET靶向抑制治疗也会导致耐药问题，而获得性耐药的出现将影响治疗的远期有效性，并限制后续的药物选择。因此，本文将围绕RET融合阳性晚期NSCLC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小细胞肺癌合并腺癌MDT治疗报道及文献综述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是肺癌中恶性程度和死亡率最高的类型。目前的一线标准治疗方式仍是以依托泊苷和铂类为主的化疗方案。然而，对于一线治疗后进展的SCLC，治疗方式仍非常有限。由于目前对SCLC一线耐药的分子机制尚未明了，而且一线耐药后的精准医疗策略仍处于临床前期阶段，因而在SCLC一线治疗进展后，进行二次活检及基因检测的比例很低。本文通过报道1例初次诊断为SCLC的中年女性，病程中多次活检发现肿瘤组织病理学类型出现具有敏感基因突变的腺癌以及小细胞癌的反复转变，提示其可能为SCLC中的特殊亚型——混合型小细胞肺癌（mixed small cell lung cancer, M-SCLC）。本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先后使用了放化疗、免疫治疗及靶向治疗，目前生存时间已达2年8个月。本文通过病例报道及回顾性文献复习，旨在探讨对一部分可能一开始就呈现混合型病理组织类型或在治疗后出现组织类型改变的SCLC，疾病进展时有必要再次活检明确病理组织学类型及基因学检测，寻找潜在治疗靶点，以便给予基于分子标志物检测结果的精准治疗，为患者提供尽可能长的生存获益。     

阿来替尼治疗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1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肺癌是我国乃至全球发病率及死亡率均较高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占80%左右，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基因突变的患者约占5%。ALK抑制剂阿来替尼的疗效优异，药物治疗不良反应的及时发现、及早治疗能极大地提高患者的临床获益。现报道包头市中心医院2020年4月收治的1例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治疗及药物副反应处理，并文献复习。     

PD-1/PD-L1抑制剂联合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的研究进展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的发展显著改善了肿瘤患者的预后，但仍然有大部分的无效和获得性耐药人群。为了提高临床获益，已有多项研究对ICIs联合治疗展开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随着ICIs联合治疗在临床中的逐步应用，ICIs联合治疗的安全性及相关不良反应的管理也越来越受关注。本文论述了以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ligand 1, PD-1/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ICIs联合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的特点，以期为临床实践中ICIs联合治疗前评估相关毒性、制定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双免疫联合治疗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一线应用

近年来，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protein-1, 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抑制剂单药、PD-1抑制剂联合化疗日益广泛地用于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一线治疗，但PD-L1低表达的患者治疗反应和生存获益有限，现有治疗方案尚不能完全满足真实世界患者的临床需求。因此，研究者们仍在探索新的有效或者高效的治疗方案，以求进一步提高NSCLC不同人群的疗效和生存预后。双免疫联合治疗，如PD-1抑制剂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4, CTLA-4）抑制剂联合在多种肿瘤中均显示出可观的长期生存获益，在NSCLC中亦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除探索不同的新兴联合方案外，如何通过生物标志物准确识别最佳获益人群、如何通过多学科协作有效管理联合方案的安全性，也是双免疫联合治疗受关注的重点。本文就双免疫联合治疗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疗效预测标志物及未来探索方向等作一综述。     

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奥希替尼诱导间质性肺疾病后奥希替尼再挑战：病例报道

奥希替尼诱导的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是一种罕见的、致命的肺毒性疾病。我们报道1例64岁男性IV期肺腺癌患者，伴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外显子19缺失，使用奥希替尼80 mg/d作为一线靶向治疗。奥希替尼开始治疗后第60天患者出现ILD。立即停用奥希替尼，并开始口服泼尼松60 mg/d，ILD在13 d内得到改善。权衡风险和获益后，再次开始奥希替尼与泼尼松治疗。奥希替尼治疗16个月以上，患者既没有疾病进展，也没有ILD复发。根据我们的病例和既往文献，在仔细评估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的风险及获益后，在类固醇激素辅助下再次使用奥希替尼可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     

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进展

肺癌是目前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中约80%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大部分NSCLC患者伴有“驱动基因突变”，针对突变基因的靶向治疗可取得较好的疗效，但仍有部分患者在治疗后会出现进展或复发，预后较差。已有的研究表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改善晚期NSCLC的预后，延长患者生存期。但对于具有不同免疫微环境和分子特性的NSCLC患者，免疫治疗的效果差异较大。其中免疫治疗在驱动基因阳性的NSCLC患者中的地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本文对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免疫特点及免疫治疗在驱动基因阳性患者中的应用前景和挑战进行综述。     

PD-L1高表达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单纯免疫治疗与免疫联合化疗疗效比较

背景与目的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为代表的免疫治疗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肺癌治疗。然而，对于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 PD-L1）高表达，即肿瘤比例评分（tumor proportion score, TPS）≥50%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采用单纯免疫治疗还是免疫联合化疗在临床上仍存争议。本研究旨在评估PD-L1高表达的晚期NSCLC患者接受单纯免疫治疗与免疫联合化疗的疗效。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49例PD-L1高表达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PD-L1表达采用22C3抗体行免疫组化染色，按TPS判读PD-L1表达水平。比较不同临床特征分组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结果免疫单药与免疫联合化疗组的ORR分别为47.1%（8/17）和43.8%（14/3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25）。免疫单药与免疫联合化疗组的中位PFS分别为8.0个月和6.8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02）。并对本组PD-L1高表达患者免疫治疗的预测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一线免疫治疗ORR（12/19, 63.2%）显著优于二线及以上免疫治疗（10/30, 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1），二者间PFS无差异。年龄、性别、吸烟史、功能状态评分（performance status, PS）、病理类型、肿瘤大小、肿瘤淋巴结转移（tumor node metastasis, TNM）分期与ORR和PFS不相关。结论PD-L1高表达的晚期NSCLC患者接受免疫单药和免疫联合化疗的疗效相近。PD-L1高表达患者一线免疫治疗的ORR更佳。对此类人群的最佳治疗方案有待于前瞻性临床研究进一步探索。     

非小细胞肺癌PD-1/PD-L1的表达与EGFR突变相关性研究

背景与目的肺癌的治疗模式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EGFR-TKIs）作为EGFR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一线治疗；同时以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 1, PD-1）及其配体（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 ligand 1, 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的免疫治疗在肺癌治疗中疗效显著。本研究旨在探讨PD-1和PD-L1在NSCLC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EGFR突变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127例NSCLC PD-1和PD-L1蛋白表达，同时用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检测EGFR基因突变，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PD-1、PD-L1表达之间以及其与EGFR突变的关系。结果NSCLC肿瘤细胞及肿瘤浸润免疫细胞PD-1阳性表达53.5%（68/127），肿瘤细胞PD-L1表达57.5%（73/127），PD-1和PD-L1的表达在低分化癌、临床分期Ⅰ期+Ⅱ期明显高于高中分化癌、Ⅲ期+Ⅳ期（均P < 0.05）；EGFR突变率为46.5%（59/127），EGFR突变的患者中女性、无吸烟史、腺癌、高中分化组分别高于男性、吸烟史、鳞癌、低分化组患者（均P < 0.05）；NSCLC患者PD-L1与PD-1蛋白表达存在一致性（kappa=0.107, 5, P=0.487），EGFR突变与PD-1、PD-L1表达存在负相关关系（Φ=-0.209，Φ=-0.221，均P < 0.05）；对NSCLC患者随访，在 < 65岁、腺癌、高中分化癌、PD-L1表达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分别高于≥65岁、鳞癌、低分化癌、PD-L1不表达患者（均P < 0.05）。PD-L1低表达患者中位生存期明显高于高表达患者（P=0.04）。结论参照《非小细胞肺癌PD-L1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规范中国专家共识》检测非小细胞肺癌PD-L1表达，筛选出抗PD-1/PD-L1治疗的优势人群；同时检测出EGFR突变的患者，并且EGFR突变与PD-1、PD-L1表达存在负相关关系，依据PD-L1表达和EGFR突变状态，可能使NSCLC患者在的个体化治疗中获益，同时65岁以下、腺癌、高中分化、PD-L1低表达的患者有相对好的预后，为NSCLC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RET融合型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进展

过去的20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断进展，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治疗方法不断发展，靶向治疗使驱动基因突变阳性患者的生存期得到了改善。越来越多的靶点逐渐被发现，针对不同驱动基因的药物将NSCLC的治疗带入了一个前景广阔的靶向时代。在NSCLC的诸多驱动基因中，转染原癌基因(transfection proto-oncogene gene, RET)融合是除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间变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及c-ros原癌基因1-受体酪氨酸激酶(c-ros oncogene 1,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ROS1)以外又一个重要的新兴靶点，针对RET基因融合的靶向药物不断推陈出新，近来新型高选择性RET抑制剂BLU-667和LOXO-292获得了重要突破。本文将对NSCLC中RET基因融合突变的概述、检测方法、临床病理特征、靶向治疗及耐药后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例EGFR驱动基因阳性晚期肺癌患者的综合治疗

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居全球恶性肿瘤首位，部分患者就诊时已发生远处转移，严重影响生存期及生活质量。随着分子靶向药物的发展，肺癌治疗方式发生变革，精准医疗模式应用临床，不但延长了患者生存期，而且提高了生活质量。本文回顾性分析北京市海淀医院胸外科5年前收治的1例晚期肺癌患者，依据基因检测及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变化选择合理治疗方案，并对治疗过程的不良反应进行总结。患者女性，5年前确诊为Ⅳ期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驱动基因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通过靶向药物、靶向药物联合化疗、靶向药物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以及转移灶的放疗，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本文中EGFR驱动基因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基于精准基因分型以及动态监测，进行个体化治疗，在控制肿瘤的同时，毒副作用反应较为温和。患者生存期得到延长，生活质量得到保证。     

帕博利珠单抗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及疗效观测

背景与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应用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前后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15年1月-2020年12月至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及潍坊市人民医院行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的32例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为观察组，另外选取同期30例健康查体者为对照组。治疗前、治疗后第1、2、4周期，采用流体细胞术检测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变化。结果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前的CD3⁺、CD4⁺、CD4⁺/CD8⁺指标较对照组明显下降（P < 0.05），CD8⁺水平明显升高（P < 0.05）；应用帕博利珠单抗治疗1个周期后，淋巴细胞亚群较免疫治疗前的变化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治疗2周期后CD3⁺、CD4⁺、CD4⁺/CD8⁺数值较治疗前升高（P > 0.05），CD8⁺指标较治疗前下降（P < 0.05）；治疗4周期后CD3⁺、CD4⁺、CD4⁺/CD8⁺数值较治疗前得到显著改善（P < 0.05），CD8⁺指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 < 0.05）；疗效达到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 SD）/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第4周期的CD3⁺、CD4⁺、CD4⁺/CD8⁺数值较治疗前升高（P < 0.05），CD8⁺指标较治疗前降低（P < 0.05）；疗效达到疾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 PD）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淋巴细胞亚群变化较治疗前均没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 > 0.05）。同时本文通过分析显示，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表达与否及病理学类型对免疫治疗效果的影响不明显。通过多因素分析显示，同时观察CD3⁺、CD4⁺、CD8⁺的变化对预测免疫治疗效果更有意义。结论帕博利珠单抗可以调节非小细胞肺癌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改善患者机体的免疫状态，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同时治疗过程中监测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可预测免疫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