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饮食行为与超重、肥胖关系的研究

目的了解中小学生饮食行为与肥胖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市卢湾区6所学校1 228名中小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62.2%的中小学生有特别的食物偏好。大多数的中小学生有吃零食习惯,碳酸饮料和西式快餐食用率很高。早餐的食用情况良好,但存在营养搭配问题。超重及肥胖男孩比例高于女孩、小学生比例高于中学生。超重在不同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肥胖在不同性别、年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小学生的饮食行为有待改进;预防和控制不良饮食行为需要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参与,尤其是加强对母亲的营养指导。     

成都市儿童青少年饮食行为状况及其与超重肥胖关系研究

目的了解成都市儿童青少年的饮食行为状况,探讨饮食行为与超重肥胖的关系。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成都市7~15岁中小学生2179名,使用自行设计的食物频率问卷获得儿童青少年的饮食行为状况。同时对儿童青少年进行体格测量,判断其超重肥胖情况,并计算体脂百分比(PBF)和BMI Z-评分。结果女生中,肥胖组每周摄入含糖饮料的次数低于体重正常组和超重组(P=0.0406),超重肥胖合并组每周摄入零食的次数低于体重正常组(P=0.0304)。按照每周摄入食物次数的三分位数,将调查对象分为摄入频率低、中、高3组后发现,男生摄入零食的频率越高,其BMI Z-评分值越低(P=0.0278)。经常同父母共进晚餐的男生,其PBF和BMI Z-评分值均较高(P=0.0010和P=0.0339)。经常加餐的男生的PBF高于不常加餐的男生(P=0.0108)。而在女生中,经常吃早餐和经常同父母共进晚餐的女生,其PBF均较低(P=0.0004和P<0.0001)。结论不良饮食行为如常喝含糖饮料、不常吃早餐、不常同父母共进晚餐可能是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     

儿童青少年膳食知识水平及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关系

分析宁夏银川、吴忠两市7~18岁儿童青少年膳食知识水平和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关系,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控制提供合理的干预措施.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3年9月在银川、吴忠两市抽取儿童青少年3 910名,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结果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0.1%,5.8%.男生超重、肥胖率(12.5%,7.4%)均高于女生(7.7%,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24.86,17.70,P值均<0.01).小学、初中、高中学生的超重率分别为13.8%,10.3%,6.9%,肥胖率分别为11.1%,5.2%,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3 206.27,3 540.96,P值均<0.0l).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高膳食知识水平可降低超重肥胖的发生率(OR=0.71,95%CI=0.52~0.97,P=0.03).因子分析共确定3种饮食模式:模式1与油炸食品、高能量零食、含糖软饮料、西式快餐、在外就餐有关;模式2与鲜奶、早餐、蔬菜、水果有关;模式3与吃饭速度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超重肥胖在模式3中的分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吃饭速度适中与超重和肥胖呈负性相关(OR=0.59,95%CI=0.47~0.74).结论 儿童青少年膳食知识水平及饮食模式与超重肥胖存在一定的关联.提高儿童青少年知识水平可降低超重肥胖率,改变饮食行为方式可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河北省儿童青少年在外就餐相关因素及与超重肥胖的关系

目的 分析河北省6～17岁儿童青少年在外就餐现状及其与超重肥胖的关系,为指导儿童青少年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遏制肥胖流行趋势提供参考.方法 调查数据来自2016-2017年中国儿童与乳母营养健康状况监测,通过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收集河北省12个监测点3 330名6～17岁儿童青少年最近1周的就餐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和体检信息...     

祖辈喂养与儿童超重肥胖关系的研究进展

儿童超重肥胖已成为十分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家庭作为儿童主要的成长环境,与其体质健康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祖辈逐渐参与到家庭喂养中并成为儿童的主要喂养者,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与趋势。本文从祖辈的喂养观念、喂养行为、喂养方式、喂养环境选择因素对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进行综述,以期为提高祖辈喂养水平和减少儿童超重肥胖发生率提供依据。     

进餐时间和频率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影响的研究进展

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逐年增加,且受遗传、饮食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影响,为了解具体进餐时间和频率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文章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三餐或零食的进餐时间和频率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影响的相关研究,为防控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提供科学证据。     

父母超重肥胖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影响

探讨父母超重肥胖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影响,为从父母因素方面入手预防儿童超重肥胖提供参考.方法 方便抽取北京市昌平区小学二~五年级和初一、初二年级的749名7~ 15岁学生.测量学生的身高、体重,并通过调查问卷获得父母的身高与体重.分别按照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体质量指数(BMI)超重、肥胖筛查标准和我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界限,将学生和父母划分为非超重、超重/肥胖.采用x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父母超重肥胖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影响.结果 749名儿童青少年中,超重肥胖者占36.7%(275/749).父亲的超重肥胖率为65.6% (491/749),母亲为33.6% (252/749).父母均超重肥胖、仅父亲超重肥胖、仅母亲超重肥胖的儿童青少年发生超重肥胖的危险性分别是父母均非超重者的3.95倍(95% CI=2.41 ~6.48)、3.11倍(95% CI=1.97 ~4.93)和2.74倍(95% CI=1.45~5.18).男生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最高的为双亲均超重肥胖者,其次为仅父亲超重肥胖者;女生父母均超重肥胖者、仅父亲超重肥胖者和仅母亲超重肥胖者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论 父母超重肥胖是儿童超重肥胖的重要危险因素,且存在子女性别差异;仅父亲超重肥胖对于男生的影响大于母亲,应作为今后儿童肥胖防控的重点方面.     

北京市小学生进食行为与超重肥胖的关系

分析北京市三~五年级小学生进食行为与超重肥胖的关系,为儿童超重肥胖预防和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北京市某城区12所小学三~五年级的学生1 788名,测量身高、体重,计算身体质量指数(BMI),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的进食行为、膳食摄入频率、身体活动情况,分析进食行为与超重肥胖之间的关系.结果男生的超重肥胖率为47.8%,女生为2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94.54,P<0.01);男生在家吃饭时用碗大小和进食速度分布与女生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6.75,57.33,P值均<0.01).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控制年龄、性别、膳食评分、身体活动能量消耗值因素后,在家吃饭时用碗比大人小、吃饭速度比同班同性别的同学快是儿童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55,2.50,95%CI=1.14~2.11,1.51~4.16).结论 小学生的用碗大小和吃饭速度快慢可能与超重肥胖有关.为预防和控制儿童超重肥胖,应提倡小学生和家长使用一样大小的碗,并减慢进食速度.     

留守儿童带养人类型与饮食行为对超重肥胖的影响

目的研究留守儿童带养人类型与饮食行为交互作用与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的关联,为减少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提供干预依据和参考。方法于2018年10—12月,分层整群随机抽取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区7～18岁877名留守儿童,对其带养人类型、饮食行为、健康状况进行问卷调查和身高、体重等项目测试。结果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的检出率为21.7%(190/877),带养人类型为其他人的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率为29.8%(158/530),高于带养人为父/母亲者(16.2%,32/198);经常吃西式快餐的留守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为59.0%(59/100),高于不经常吃西式快餐者(20.9%,131/628);带养人类型、是否经常吃西式快餐留守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值分别为15.39,65.06,P值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经常吃西式快餐超重肥胖检出率是不经常吃西式快餐者的5.70倍(95%CI=3.62～8.99)。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带养人类型×是否经常吃西式快餐中(父/母×是)呈现正向相乘的交互作用(协同作用),带养人为父/母且经常...     

儿童青少年肥胖相关健康危险行为共存及模式研究进展

超重肥胖危害着儿童的身心健康, 并且与其成人期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增高有关。健康危险行为作为儿童超重肥胖的重要原因, 往往不是单一发生而是表现为多种行为的共存, 且共存的健康效应是协同作用。因此, 提示需要针对健康危险行为综合施策, 同时改善多种可变的行为, 干预措施才可能更具成本效益且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影响。通过综述国内外肥胖相关健康危险行为共存及其模式的研究现状, 概述目前研究的不足并讨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预防与控制提供研究基础。     

泸州市青少年膳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探讨泸州市青少年膳食模式与超重和肥胖的关系,为青少年的膳食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通过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于泸州市抽取3 869名青少年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膳食习惯,并通过膳食频率法获取调查对象近1年内摄取各种食物的频率以及每次的摄入量;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泸州市青少年的膳食模式,并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探讨青少年膳食模式与超重肥胖发生风险的相关性。结果  泸州市青少年存在3种膳食模式,分别为蔬菜水果膳食模式,速食食品膳食模式以及主食肉类膳食模式。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混杂因素后,与速食食品膳食模式高分组相比,随着分值的降低,肥胖发生的风险增加(中高分组OR=0.59, 95% CI: 0.36~0.97, P=0.041;中低分组OR=0.60, 95% CI: 0.36~0.99, P=0.046)。结论  青少年的膳食模式和肥胖之间有相关性,相关部门应加强健康教育和膳食干预,优化青少年膳食模式,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浙江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流行现况

了解浙江省儿童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流行现况与特征,为进一步采取相应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浙江省11个地市小学一、三、五年级和初二、高二年级学生共33 256名,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体质量指数(BMI),应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WGOC)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质量指数分类标准”判定超重和肥胖,进行流行病学描述性分析.结果 浙江省7 ~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检出率为10.6%,肥胖检出率为5.3%;男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13.7%,6.8%)高于女生(7.4%,3.7%);小学生(12.3%,8.3%)和初中生(11.1%,5.1%)超重与肥胖检出率均高于高中生(8.7%,2.8%);经济发达地区儿童青少年的超重检出率和肥胖检出率(11.1%,5.6%)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10.3%,4.8%).结论 浙江省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的检出率超过全国水平.要重点关注男生、低年龄段学生和经济发达地区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的流行趋势,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     

天津市7～18岁儿童青少年体质量超标和肥胖流行现状调查

目的分析天津市7～18岁儿童青少年体质量超标和肥胖检出率及分布特征。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天津市区以及周边县区选取5所中小学共2 351名学生,对其进行体格检查和问卷调查,分别采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儿童青少年体质指数标准(WGOC标准)、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NCHS/CDC)标准和国际肥胖工作组标准(IOTF标准)计算体质量超标和肥胖检出率。结果天津市7~18岁儿童青少年体质量超标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1%和13.5%(WGOC标准),13.0%和13.0%(NCHS/CDC标准),16.0%和11.2%(IOTF标准)。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结论天津市约有1/4的7~18岁儿童青少年体质量超标或肥胖,居国内较高水平。     

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流行现状调查

目的 了解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流行现状,为制定我国学生肥胖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2013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修订工作所获得120 275名7~18岁中小学生资料,使用"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筛查超重和肥胖,分析不同群体的检出率。结果 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为7.1%（男生为9.1%、女生为5.2%）、超重率为12.2%（男生为14.6%、女生为9.8%）,肥胖率随着年龄增长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男生在9岁、女生在16~17岁稍有上升）;乡村儿童青少年肥胖进入增长阶段,肥胖率为4.6%,超重率为9.6%;汉族儿童青少年和少数民族学生相比,肥胖率高2.3%,超重率高3.2%;省级行政中心所在城市超重、肥胖率检出率最高。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存在地域差异,华北、东北地区最高,分别高达27.9%和27.0%,而西南、华南地区较低,为13.4%和12.9%。结论 我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在男性、小学生、乡村、汉族、省级行政中心城市、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流行率较高,应根据各自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达到防控学生肥胖的目的。     

1991—2015年中国9个省份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率的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分析1991—2015年中国9个省份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率的变化趋势。方法采用1991—2015年9次“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资料完整的14888名6~17岁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超重和肥胖分别采用2000年国际肥胖工作组(IOTF)制定的全球儿童超重和肥胖标准(IOTF标准)、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学龄儿童青少年生长参照标准(WHO标准)、2009年李辉等制定的儿童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界值(专家标准)及2018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界值(行业标准)进行判定。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1991—2015年儿童青少年体重指数变化趋势,采用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1991—2015年超重和肥胖率的变化趋势。结果调整年龄、性别和地区后,体重指数由1991年(2363名)的17.26 kg/m2上升至2015年(1060名)的18.72 kg/m2(P趋势<0.001)。根据IOTF标准、WHO标准、专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超重率分别由1991年的4.06%、5.37%、5.16%、4.27%增长至2015年的13.58%、16.23%、13.30%、11.70%(P趋势<0.001),肥胖率分别由1991年的1.02%、1.86%、2.24%、2.41%增长至2015年的7.45%、10.75%、12.08%、12.74%(P趋势<0.001)。结论1991—2015年,我国9个省份儿童青少年体重指数水平、超重和肥胖率均呈逐年增加趋势。     

北京大兴区青少年学生自觉超重肥胖与减重行为调查

目的了解大兴区学生对超重、肥胖及自身认知情况,研究其对学生减重行为的影响。方法对北京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中超重、肥胖检测结果、个人认知情况和减肥行为部分进行分析。利用SPSS及Excel软件进行统计。结果自觉体重超重肥胖现象在学生中普遍存在,检出率为40.6%。很大比例的学生不能根据科学依据对自己的胖瘦进行判断,有76.3%的学生盲目采取措施减轻或控制体重增加。结论应积极在青少年中普及控制体重的知识,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掌握科学的管理体重方法。     

成都市学龄儿童膳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关系研究

目的 探讨成都市学龄儿童膳食模式与其超重肥胖的关系。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选取1 010例成都市7～12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儿童的基本信息、膳食数据及生活方式信息。通过因子分析法建立儿童的膳食模式。同时对儿童进行体格测量,计算儿童的体重指数（BMI）并判断其超重肥胖情况。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儿童膳食模式与超重肥胖的关系。结果 本研究提取了成都市儿童的3种膳食模式:模式1与饮料、冰淇淋、西式快餐等的高摄入量相关;模式2以豆类、薯类、全谷物、乳类及其制品等为主要食物;模式3与蔬菜、水果的高摄入量相关。在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模式2得分越高,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风险越低（OR值: 0.59, 95%CI: 0.39～0.90, P = 0.04）;模式1和模式3与儿童超重肥胖无关。结论 儿童的膳食模式会对其超重肥胖产生影响,应加强对儿童青少年的营养教育,指导其选择健康的膳食。     

北京市2004年2-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流行现状

目的分析北京市2～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检出率水平及分布特征.方法利用2004年北京市儿童代谢综合征调查总样本中21 198名2～18岁人群的体重指数数据,分别采用中国（WGOC标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2000标准）和国际肥胖工作组（IOTF标准）推荐的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体重指数分类标准计算超重和肥胖检出率.结果北京市2～18岁儿童青少年合并超重（包括肥胖）检出率、肥胖检出率分别是18.6%和8.1%（CDC 2000标准）,17.4%和5.1%（IOTF标准）;根据WGOC计算的7～18岁合并超重检出率和肥胖检出率是20.9%和8.9%.学龄儿童（6～18岁）的合并超重率高于学龄前儿童（19.8%：14.8%,CDC 2000标准）;学龄儿童中,男性高于女性（26.7%：16.5%,WGOC标准）,城市高于农村（27.0%：15.9%,WGOC标准）;学龄前儿童城乡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北京市有1/5的儿童青少年超重或肥胖,居国内最高水平.儿童青少年肥胖已经成为北京市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需要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

目的 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方法 2010年9-11月,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根据地理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以中国内地8省(市、自治区)为抽样框,抽取19 934名7～12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测量其超重肥胖状况.采用Green综合分析方法确定家庭SES.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逐步法分析家庭SES对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结果 Green评分低、中、高家庭的儿童超重率分别为7.4％(538/7295)、9.3％(560/6013)和12.6％(832/6626),肥胖率分别为4.4％(321/7295)、6.4％(387/6013)和10.2％(677/662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133.82、180.27,P值均＜0.01).在调整年龄、城乡、经济类型地区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与低SES儿童相比,高SES男童和女童患超重肥胖的OR(95％ CI)值分别为1.83(1.61 ～2.08)和1.67(1.42～2.00);中SES的男童和女童患超重肥胖的OR(95％ CI)值分别为1.30(1.15 ～1.48)和1.23(1.04～1.46).结论 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水平的升高而升高,呈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