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髓损伤患儿及主要照顾者的心理状况及其对疾病家庭管理的影响

目的：探讨脊髓损伤（SCI）患儿及主要照顾者心理状况对其疾病家庭管理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2月至2020年6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收治的94例SCI患儿,采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和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对患儿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一般资料量表、心理弹性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及家庭管理测量量表对患儿的主要照顾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家庭管理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SCI患儿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较高,其主要照顾者的抑郁、焦虑水平也较高,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P ＜0.05）;主要照顾者的心理弹性则较低,低于国内常模（P ＜0.001）。家庭疾病管理水平的“患儿生活水平”受患儿焦虑状况（β=-0.810,P ＜0.001）和抑郁状况（β=-3.144,P =0.002）影响,“家长疾病管理能力”受照顾者的“坚韧“（β=0.061,P =0.004）和“力量”（β=0.944,P ＜0.001）影响,“家长关心状况”受患儿的焦虑（β=0.078,P =0.041）,照顾者的焦虑（β=0.990,P ＜0.001）及“力量”（β=0.019,P =0.044）影响,“家长疾病管理困难状况”受照顾者心理弹性（β=-0.098,P =0.004）及其“坚韧”维度（β=-0.892,P ＜0.001）影响,“家长疾病精力消耗状况”受照顾者的“乐观”（β=0.874,P ＜0.001）影响,“家长互相支持”受照顾者的抑郁（β=-0.145,P ＜0.001）和“力量”维度（β=0.088,P ＜0.001 ）、“乐观”（β=1.155,P ＜0.001）影响。结论：SCI患儿及主要照顾者心理状况是其疾病家庭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     

大学生休闲活动与应激、抑郁、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目的 考察大学生休闲活动与应激、抑郁、幸福感的关系。方法 于2013年4-6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河南省5所高校的850例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施测大学生休闲活动参与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幸福感指数量表及基本情况调查表。结果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男性、低年级、理科、城市、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大学生分别较女性、高年级、文科、农村、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大学生参与了更多的休闲活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显示,运动锻炼、听音乐、自主学习、唱歌跳舞等休闲活动与抑郁呈负相关（P＜0.05）,与幸福感呈正相关（P＜0.05）;无事可做、睡懒觉、兼职打工等休闲活动与应激、抑郁呈正相关（P＜0.05）,与幸福感呈负相关（P＜0.05）。回归路径分析显示,无事可做（β=0.12）、兼职打工（β=0.09）对应激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主学习（β=-0.16）、运动锻炼（β=-0.09）、听音乐（β=-0.08）、郊游旅游（β=0.11）、无事可做（β=0.15）及聚会聚餐（β=0.08）对抑郁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唱歌跳舞（β=0.14）、听音乐（β=0.12）及无事可做（β=-0.15）对幸福感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不同休闲活动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路径不同。运动锻炼、自主学习、听音乐3项休闲活动越多大学生抑郁水平越低,唱歌跳舞、听音乐2项活动越多大学生幸福感水平越高。无事可做、郊游旅游、聚会聚餐、兼职打工4项休闲活动参与越多越不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期间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医院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纳入2020年2月1日—2020年4月30日疫情期间309例医务人员,采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以网络调查形式展开调查,统计医务人员抑郁、焦虑、压力等发生率,采用单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影响医务人员抑郁、焦虑、压力的危险因素。 结果309例医务人员中,80例有抑郁情绪(25.89%),98例有焦虑情绪(31.72%),55例存在压力(17.80%)。独生子女、月收入＜5000元、治疗护理新冠肺炎是医务人员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已生育、独生子女、学历大专及以下、疫情一线工作、治疗护理新冠肺炎是医务人员焦虑的危险因素(P＜0.05),感染科工作经历是医务人员焦虑的保护性因素(P＜0.05)；独生子女、治疗护理新冠肺炎、进行外院支援是医务人员压力的危险因素(P＜0.05)。 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医务人员抑郁、焦虑、压力等负性情绪均有一定发生率,医院可结合医务人员家庭状况、专业、工作经验等情况合理安排工作,并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以促进医务人员心理健康。     

监狱女警的心理韧性与工作压力、焦虑、抑郁的关系研究

目的 探讨监狱女警的心理韧性与工作压力、焦虑、抑郁的关系。方法 2014年1-2月,采用心理韧性量表（CD-RISC）、监狱警察工作压力量表、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广西南宁市某监狱155例女子警察进行测查。关系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监狱女警CD-RISC得分为41～131分,平均为（81.93±16.06）分,其中高心理韧性31例（占20.0%）,低心理韧性28例（占18.1%）,一般水平96例（占61.9%）。监狱女警SAS〔（52.77±12.58）分比（29.78±0.46）分〕、SDS〔（55.06±13.25）分比（41.88±10.57）分〕得分均高于国内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焦虑、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56.7%（88/155）、71.6%（111/155）。心理韧性与工作压力、焦虑、抑郁均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228、-0.386、-0.466,P＜0.01）;工作压力与焦虑、抑郁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468、0.394,P＜0.01）。心理韧性能负向预测监狱女警的焦虑、抑郁水平（β值分别为-0.296、-0.390,P＜0.01）;工作压力能正向预测监狱女警的焦虑、抑郁水平（β值分别为0.404、0.285,P＜0.01）;心理韧性在工作压力与焦虑、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22.97%、14.32%。结论 心理韧性、工作压力能预测监狱女警的焦虑、抑郁水平,心理韧性在工作压力与焦虑、抑郁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期间上海方舱医院军队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期间上海方舱医院军队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9项患者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PHQ-9）、7项广泛性焦虑障碍（GAD-7）量表、阿森斯失眠量表（AIS）对上海方舱医院的540名军队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军队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536份,回收有效率为99.3%(536/540)。上海方舱医院军队医务人员的抑郁、焦虑及失眠症状发生率分别为45.5%(244/536)、26.1%(140/536)和59.5%(319/536)。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常驻上海、每日浏览信息中负面信息占比、进入方舱后饮食状况是抑郁、焦虑、失眠的影响因素（P均<0.05）,年龄、对未来上海的信心是抑郁和失眠的影响因素（P均<0.05）,每日花费在疫情相关信息上的时间是失眠的影响因素（P=0.021）。结论 SARS-CoV-2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期间上海方舱医院军队医务人员的抑郁、焦虑及失眠发生率较高,应定期持续监测...     

医务人员风险感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个体恐惧体验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目的:调查医务人员风险感知能力及其心理健康现状,探究医务人员个体恐惧体验及自我效能感在医务人员风险感知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提高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方法:使用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PRCPS)、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DASS-21)、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和新型冠状病毒恐惧量表对508名医务人员进行调查。结果:风险感知、抑郁-焦虑-压力及新型冠状病毒恐惧体验相互间均呈正相关(P<0.01),风险感知、抑郁-焦虑-压力与自我效能感间均呈负相关(P<0.01);自我效能感和个体的恐惧体验分别在风险感知与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17.7%和34.9%。结论:医务人员的风险感知水平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同时也可以通过医务人员的恐惧体验和自我效能感产生间接影响。     

慢性肾脏疾病非透析患者情绪、人格类型、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慢性肾脏疾病非透析患者的情绪、心理健康状况、人格等心理因素及与病情的相关性。方法：58例慢性肾脏疾病非透析患者按美国K/DOQI指南的诊断标准进行肾功能分期,健康对照组31例。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一般资料调查、肾功能评定,以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ZUNG抑郁自评表（SDS）分别评定抑郁和焦虑症状程度;以症状自评量表（SCL 90）测试被试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以特质应对问卷测试被试者应对方式;以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EPQ RSC）测试患者的人格状况,比较两组间差异。结果：慢性肾脏疾病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和消极应对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人格类型稳定性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心理健康状况相比,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及总分、总均分、阳性数、阳性均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心理指标与被试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年龄与抑郁（SDS）、消极应对呈正相关（P＜0.05）;受教育程度与焦虑（SAS）、抑郁（SDS）呈负相关（P＜0.05）;血清白蛋白（Alb）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P＜0.05）;而性别、职业、肾功能、血红蛋白（Hb）与焦虑抑郁情绪、应对方式及心理健康状况总分、总均分、阳性数无相关性。结论：慢性肾脏疾病非透析患者存在明显的抑郁与焦虑情绪,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低于正常人,年龄、受教育程度与焦虑抑郁情绪、应对方式有一定相关性,但肾功能与焦虑抑郁情绪、应对方式、心理健康水平无相关性。     

肺癌初治患者心理痛苦的现状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肺癌初治患者心理痛苦相关因素,为肺癌患者心理康复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研究方法,对2013年6月至2015年3月期间住院治疗的肺癌初治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3部分：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心理痛苦管理筛查工具（distress management screening measure,DMSM）,了解肺癌初治患者的心理痛苦现状,分析影响心理痛苦评分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调查了390位肺癌初治患者,其中男性291例（74.6%）、女性99例（25.4%）。焦虑阳性症状（HADS焦虑评分≥9分）患者占26.7%（104/390）,抑郁阳性症状（HADS抑郁评分≥9分）患者占27.7%（108/390）,心理痛苦的阳性率（痛苦温度计评分≥4分）为30%（117/390）,DMSM中的问题列表里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担忧、疾病治疗、呼吸、疼痛和睡眠。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患者的心理痛苦评分与焦虑评分、抑郁评分、焦虑抑郁总体评分均呈正相关（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性别（β=-0.209,P=0.003）、年龄（β=-0.098,P=0.042）、是否合并慢性病（β=0.378,P<0.001）、疼痛评分（β=0.100,P=0.029）对心理痛苦评分有影响;吸烟（β=0.111,P=0.041）对患者的焦虑情绪有影响。结论： 肺癌初治患者的性别、年龄、是否合并慢性病、疼痛评分是心理痛苦评分的独立影响因素,而吸烟是患者焦虑情绪的预测因素。积极控制疼痛和慢性病的临床进展,解决睡眠和呼吸相关问题,帮助患者有计划、循序渐进的戒烟,都将有利于缓解患者的心理痛苦。     

领悟家庭支持和D型人格对大学新生抑郁的影响研究

背景　大学新生刚进入新校园,环境适应等问题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等各种不良情绪,其心理健康问题值得关注。研究发现D型人格是大学生抑郁的危险因素。但既往研究多采用横向研究,难以区分是人格因素影响了抑郁,还是抑郁影响了人格。而且没有考虑领悟家庭支持在新生适应中的作用。目的　考察领悟家庭支持对D型人格与大学新生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于2017年10-12月选取某大学2017级全部新生1 428名为研究对象。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分两次收集数据,于2017年10月第1次发放问卷1 428份,包括人口学等一般性资料、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D型人格量表（DS-14）、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实际回收1 403份,有效问卷1 350份,有效回收率为94.54%;2017年12月第2次发放问卷1 425份,包括PHQ-9,实际回收1 398份,有效问卷1 270份,有效回收率为89.12%。纳入两次均有效的问卷1 224份。其中DS-14包括负性情感、社会抑制维度,PSSS调查领悟家庭支持维度。结果　1 224例大学新生D型人格检出率为16.01%（196/1 224）,抑郁检出率为11.68%（143/1 224）。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负性情感得分和社会抑制得分与PHQ-9得分均呈正相关（P<0.01）,与领悟家庭支持得分均呈负相关（P<0.01）;领悟家庭支持得分与PHQ-9得分呈负相关（P<0.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负性情感得分、社会抑制得分均显著正向预测PHQ-9得分（β=0.225,P<0.001;β=0.077,P<0.001）,负性情感得分和领悟家庭支持得分的交互项、社会抑制得分和领悟家庭支持得分的交互项均显著负向预测PHQ-9得分（β=-0.052,P<0.05;β=-0.328,P<0.001）。结论　D型人格能预测大学新生的抑郁,但是领悟家庭支持可以缓冲D型人格对大学新生抑郁的影响。     

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为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提供实证依据。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方法,在2021年11月份通过问卷星对国内6 543 名大一到大四的在校大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使用问题性手机使用指数量表（MPAI）、SDT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清晨型与夜晚型量表-5 项（MEQ-5）、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TMD）、简式自我控制量表（BSCS）、睡眠时间拖延量表、阿森斯失眠量表（AIS）、情绪调节量表（ERQ）、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大学生错失恐惧量表（FoMo）进行施测,其中当受试者在MPAI量表17 个条目中有8 个以上的肯定回答,即被评定为问题性手机使用。通过描述受试者人口学资料,分析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现状,比较两组心理行为因素。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检出率较高（39.1%）;正常手机使用组自我控制得分高于问题性手机使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基本心理需要、生物节律、时间价值感、时间效能感、睡眠拖延、睡眠质量、情绪调节、压力、焦虑、抑郁和错失恐惧的得分均低于问题性手机使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自我控制水平高是问题性手机使用的保护性因素（OR =0.774,95%CI：0.756～0.793,P ＜0.001）。在时间价值感（OR =1.062,95%CI：1.045～1.079,P ＜0.001）、时间效能感（OR =1.071,95%CI：1.050～1.092,P ＜0.001）、睡眠拖延（OR =1.114,95%CI：1.098～1.129,P ＜0.001）、情绪调节（OR =1.027,95%CI：1.018～1.037,P ＜0.001）、压力（OR =1.047,95%CI：1.010～1.086,P =0.012）以及错失恐惧（OR =1.052,95%CI：1.042～1.063,P ＜0.001）等方面水平高则为危险因素。结论：大学生的问题性手机使用问题需要早期预防和干预,要同时考虑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的矫正和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护理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下护理人员的心理状况及相关因素,以便针对性地给予心理援助。方法: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对475名护理人员进行网络问卷调查。使用SPSS 25.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因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研究调查对象的不同人口学特征,以及各自变量对护理人员的心理是否产生影响。结果:护理人员焦虑症情绪检出率为25.89%,抑郁情绪检出率为49.68%。焦虑得分和抑郁得分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26。结论:武汉抗疫一线护理工作者焦虑、抑郁程度显著高于非一线护理工作者。发热门诊与重症病房护士焦虑、抑郁程度显著高于普通病房护士。因此需要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以保障护理工作者心理健康。     

综合心理干预对外训士兵心理健康的影响

目的 :探讨针对军人群体的综合心理干预措施 ,以提高军人心理健康水平 .方法 :以某部 75 6名外训士兵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实验组军人开展心理教育、心理训练、心理咨询等综合心理干预措施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 ,评价综合心理干预的效果 .结果 :经过为期 80d的心理干预 ,实验组军人SCL - 90总分及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因子评分显著性低于对照组 (P <0 0 5 ) ;实验组军人焦虑情绪发生率由干预前的 2 2 9%降为 14 9%(P <0 0 1) ,并且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2 4 2 % (P <0 0 1) ;实验组军人抑郁情绪发生率由干预前的 37 0 %降为 2 2 1%(P <0 0 1) ,也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4 0 0 % (P <0 0 1) .结论 :军人在野外驻训期间 ,开展针对性强、形式多样的心理干预是维护和促进其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皮肤科医务人员的焦虑情绪分析

目的 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皮肤科医务人员的焦虑情绪,以期为今后的心理疏导和临床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笔者医院皮肤科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定患者焦虑程度,并对于检出的焦虑者进行综合心理干预。结果 皮肤科医务人员SAS评分为(40.66±7.84)分,焦虑症状检出率为14.93%,其中女性SAS评分高于男性,女性焦虑情绪检出率高于男性,护士SAS评分高于医生。检出焦虑的医务人员平均SAS评分在接受综合心理干预后由59.45±6.97降低至40.32±7.88(P＜0.001)。结论 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环境,皮肤科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女性和护士的焦虑检出率较高。以呼吸放松训练,正念疗法及音乐聆听三位一体的综合心理干预是应对焦虑,促进心理健康的可靠方法。     

不同付费方式对白血病患儿家长心理状况影响的调查研究

目的探讨不同付费方式对白血病患儿家长心理状况的影响。方法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对自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卫生部临床路径(直补)3组白血病患儿家长及对照组患儿家长的抑郁和焦虑情况进行测评,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最小显著差数法比较其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结果白血病患儿家长较对照组比较,抑郁及焦虑程度明显增高(P<0.01)。卫生部临床路径直补组较自费组和新农合组相比,抑郁及焦虑程度明显减轻(P<0.05)。结论白血病患儿家长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及焦虑等心理问题,卫生部临床路径直补可显著降低患儿家长抑郁及焦虑的程度。     

高海拔校区与低海拔校区大学生心理和睡眠状况比较

目的 比较某高校不同海拔校区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及睡眠状况,探索高海拔对心理和睡眠状况的影响。方法分别对高海拔校区（西宁,海拔2 260 m）的2 485名和低海拔校区（成都,海拔500 m）的80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工具包括一般情况调查表,以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中国大五人格问卷极简版（CBF-PI-15）、失眠严重程度指数（ISI）、爱泼沃斯嗜睡量表（ESS）、清晨型与夜晚型量表-5项（MEQ-5）。结果总体而言,大学生存在焦虑（28.2%）、抑郁（55.4%）、失眠（42.8%）、日间嗜睡（25.1%）等症状的比例较高。高海拔校区大学生日间嗜睡症状（27.0% vs 19.0%,P<0.05）发生率较低海拔校区高,抑郁症状（53.0% vs 62.7%,P<0.05）及失眠症状（40.3% vs 50.6%,P<0.05）发生率较低海拔校区低。两校区大学生焦虑症状、昼夜节律类型的发生率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焦虑：27.7% vs 29.8%;清晨型：19.3% vs 20.7%;夜晚型：9.5% vs 11.6%,均P>0.05）。高海拔校区是大学生日间嗜睡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OR=1.663,95%CI 1.350~2.048,P<0.01）,抑郁和失眠症状发生的保护因素（抑郁OR=0.792,95%CI 0.666~0.943;失眠OR=0.787,95%CI 0.664~0.932,P均<0.01）。结论焦虑、抑郁、失眠、日间嗜睡等症状在不同海拔校区大学生中普遍存在。高海拔校区大学生的日间嗜睡症状多见,抑郁及失眠症状少见。与低海拔校区（成都）相比,高海拔校区（西宁）增加大学生的日间嗜睡症状发生风险,减少抑郁和失眠症状发生风险。     

参与汶川地震伤员救治与未参与伤员救治外科医务人员的心理状况分析

目的:比较分析汶川地震期间参与震灾伤员救治骨外科医务人员与未参与伤员救治外科医务人员的心理状况,为建立大地震救援援助医务人员的心理问题预防和干预体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参与震灾伤员救治的骨外科医务人员与未参与震灾伤员救治外科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征得调查对象同意后由心理咨询师采用统一、规范的指导语指导研究对象完成调查问卷,用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结果:地震期间,参与震灾伤员救治与未参与伤员救治外科医务人员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精神病性等8个因子均值统计学结果有统计学差异;两组研究对象的因子阳性项目数也存在统计学差异.结论:地震期间,参与震灾伤员救治的骨外科医务人员存在明显的心理问题,需要进行心理干预.     

综合医院心理门诊患者短期治疗依从性研究

目的观察综合医院心理门诊常见病患者治疗依从性。方法对522例符合人组标准的初诊患者门诊随访记录2个月以上,按照依从性标准观察。其中抑郁症231例,焦虑症89例,强迫症119例,精神分裂症83例。均符合CCMD-3诊断标准,另外抑郁症患者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17）≥18分。结果总体依从性差者占41．2％;依从性与年龄、婚姻、职业和诊断显著相关（P〈0．05）,依从性差的疾病依次为：抑郁症（51．5％）、焦虑症和强迫症（38．2％和37．0％）、精神分裂症（21．7％）;精神分裂症依从性好于抑郁症（P〈0．001）,也好于焦虑症和强迫症（P〈0．05）焦虑症、强迫症依从性好于抑郁症（P〈0．05）,差于精神分裂症（P〈0．05）焦虑症和强迫症之间依从性差异无显著性（P〉0．05）。结论不同的精神疾病治疗依从性不同;抑郁症患者门诊治疗依从性较低,需改变治疗策略,提高治疗依从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康复后心理健康状况的随访性调查研究

背景　2020年9月印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治愈患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指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康复后心理状况随访至关重要。目前已有横断面研究发现COVID-19患者康复后心理健康问题频发，但仍缺乏其动态随访研究。目的　动态随访调查COVID-19康复患者出院后2周及3个月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20年2-4月于安徽省两家定点医院确诊的COVID-19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失眠严重指数量表（ISI）、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SSS）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PCL）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结果　发放问卷125份，COVID-19康复患者出院后2周（收回有效问卷121份）的抑郁、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躯体化症状发生率分别为9.92%（12/121）、26.45%（32/121）、1.65%（2/121）和4.96%（6/121）。出院后3个月（收回有效问卷85份）的抑郁、失眠、PTSD和躯体化症状发生率分别为36.47%（31/85）、83.53%（71/85）、8.24%（7/85）和18.82%（16/85）。COVID-19康复患者出院后2周及出院后3个月时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有无家人心理支持、是否需要心理援助以及是否接受心理援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OVID-19康复患者出院后2周及出院后3个月时的经济状况、身心是否受损以及是否在乎周围人看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OVID-19康复患者出院后3个月的CES-D总分、ISI总分、SSS总分和PCL总分均高于出院后2周（P<0.05）。在以抑郁症状为因变量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年龄以及是否需要心理援助是患者出院后2周抑郁症状产生的影响因素（P<0.05）。身心是否受损是患者出院后2周及3个月抑郁症状产生的影响因素（P<0.05）。是否在乎周围人看法是患者出院后3个月抑郁症状产生的影响因素，在乎周围人看法的患者患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是不在乎周围人看法患者的3.997倍〔OR（95%CI）=3.997（1.708，9.351），P=0.001〕。在以失眠症状为因变量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年龄、身心是否受损以及是否需要心理援助是患者出院后2周失眠症状产生的影响因素（P<0.05）。是否在乎周围人看法是患者出院后3个月失眠症状产生的影响因素，在乎周围人看法的患者患失眠症状的可能性是不在乎周围人看法患者的10.255倍〔OR（95%CI）=10.255（2.796，37.611），P<0.001〕。结论　COVID-19康复患者出院后存在明显的抑郁、失眠、PTSD和躯体化症状等心理健康问题，且随访期越长症状发生率越高，需要精神科专业人员及早进行心理危机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