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级层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量化评价

目的 对我国省级层面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进行评价,针对评价结果反映出现有政策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政策完善对策。方法 以我国于2022年3月—2023年10月间出台的22项省、自治区、直辖市层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作为研究依托,选取其中9项政策作为政策评价样本,通过文本挖掘和PMC指数建模方法构建我国省级层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量化评价体系,并使用该评价体系对样本政策进行量化分析评价。结果 9项样本政策的PMC指数值均≥6.72分,政策评价等级均为良好及以上水平,无可接受及不佳等级政策;样本政策在政策功能、政策内容和政策性质3个维度得分较高,得分均≥0.93分,我国省级层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整体质量较高,能有效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省级层面高质量发展;政策创新、责任主体、保障激励、发文机关、政策工具和政策评价6个维度得分较低,均≤0.84分,6个维度下属部分指标在样本政策中存在不同程度且较为明显的缺失,我国省级层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整体仍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结论 建议相关政策有效充实政策内容,重视政策创新内化;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共...     

基于互动模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效果评价研究

背景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经过前期试点推行和不断磨合实践后已逐渐步入正轨,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评估政策执行效果,从多方面进行修正改善,增加政策响应度,保证签约服务持续稳定发展。目的　评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效果,为适宜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模型的建立提供参考。方法　于2019年1月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2011—2018年发表的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的文献,以了解签约服务发展现状。于2019年3月,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在湖北省咸宁市抽取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经判断抽样法抽取的50例家庭医生进行个人深入访谈,主要了解其执业情况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情况;对经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的400例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主要了解其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签约及评价情况。以麦克拉夫林的互动模型为基础,结合文献研究、访谈及问卷调查结果,从政策、政策执行者、政策执行对象、政策执行环境角度对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　45例（90.0%）家庭医生完成了访谈,320例（80.0%）居民的问卷有效回收。基于调研结果,发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互动模型中,政策存在的问题包括政策表面、单一化,医保支撑作用弱,家庭医生激励机制不健全;政策执行主体存在的问题包括宣传力度不足,服务过程不规范,家庭医生能力不足、数量不够;政策执行对象存在的问题包括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制度内涵认知存在偏差,存在物质动机;政策执行环境存在的问题包括传统观念阻碍政策执行,医疗设施不齐备。结论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效尚不明显,存在推进不平衡、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签约服务制度有待从政策、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对象、环境因素4个方面进行调适完善,基于各方在政策上的共同利益,以实现利益的动态平衡。     

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优化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选择，也是当前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为有效推进签约服务工作，国家陆续推出各项政策，全国各地也在积极进行实践探索，成效明显。但是，签约服务仍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执行难"是签约服务深度推进的一大困境。通过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结合签约服务政策执行过程，发现签约服务仍存在法治性不足、政策执行人员水平不高、激励不足、政策环境影响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需要从法律和制度方面进行顶层设计、提升执行人员素质和职业认同、建立医患互信、优化政策执行环境等角度进行政策创新，探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分析

目的　比较和分析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为各地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典型抽样法,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抽取1~2个地级市（直辖市）,共45个市作为样本市,以各个市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访问我国45个样本市的政府官方网站或同级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以及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以“家庭医生”/“全科医生”+“签约”为题名或关键词在官方网站和数据库进行检索,以获取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的政策文件和相关文献。检索时间均为建库（网站）至2017-09-30。从纳入的文献中提取各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措施和具体内容,并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　共获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的政策文献52篇、数据库文献5篇,共计57篇。第一、二、三、四批国家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市及非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市分别有7、11、9、13、5个市。各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目标、签约对象与服务主体、签约服务内涵及收费机制、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等方面。（1）45个市均明确了到2017年一般人群和重点人群的签约服务覆盖率目标。（2）45个市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象覆盖了一般人群及65岁以上老年人、糖尿病、高血压患者;45个市的家庭医生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担任;43个市实施团队签约形式,2个市实施个人签约形式。（3）45个市在签约服务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异,提供一级服务包、二级服务包、三级服务包、分人群服务包、无具体分类服务的市分别有4、15、3、6、17个;45个市的家庭医生提供门诊和上门服务;28个市明确规定了签约服务收费标准,17个市未明确收费标准。（4）针对家庭医生的收入分配、人员编制、人员聘用、职称晋升、在职培训、评奖推优做出明确规定的城市分别有36、18、5、21、30、28个。结论　我国各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优先覆盖重点人群,积极创新签约服务包与服务模式,签约服务提供主体较为单一,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尚不完善,建议重视签约服务质量、强化签约服务技术支撑、提倡组合签约模式、完善家庭医生综合激励机制等。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互联网+医疗”相关政策量化评价研究

目的：“互联网+医疗”对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完成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对“互联网+医疗”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可以为之后政策的制定、调整、完善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方法:对2017年10月-2022年10月,国家发布的15份与“互联网+医疗”密切相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分析,建立PMC指数评价模型,并通过9个一级变量和35个二级变量对“互联网+医疗”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分析。结果:15项政策中,政策评价等级为优秀的只有1项、良好级别有14项,无合格等级和不良等级。15项“互联网+医疗”政策的PMC指数均值为7.28,政策PMC指数得分最高的是P13。讨论:通过对15项政策的评估量化,可认为“互联网+医疗”政策总体设计处于可接受水平,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评价需求与对策分析

背景　随着签约服务的深入推进,新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将逐渐形成,建立国家层面的签约服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越来越有必要。目的　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评价现状,分析卫生行政部门人员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内容、指标设置以及激励措施落实情况的认知情况,总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方法　借助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6—7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培训会,培训会分别在我国山东济南、河南郑州、湖南长沙及重庆市4个省会城市（直辖市）开展。选取来自全国32个省级及114个地市级卫生行政部门人员227名;同时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选取山东济南、河南郑州、湖南长沙及重庆市4个省会城市（直辖市）的364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为研究对象。调查于2017年6—7月举行,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对象（基层医疗卫生管理者）的基本情况、对签约服务绩效考核指标设置情况的认知、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激励措施落实情况的认知。共发放问卷620份,回收问卷591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95.3%。结果　591名基层医疗卫生管理者中,分别有70.1%（414/591）、92.0%（544/591）、70.1%（414/591）、68.4%（404/591）认为应设置全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农村贫困人口签约服务覆盖率、计划生育特殊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分别有92.4%（546/591）、81.6%（482/591）、72.6%（429/591）认为应当设置签约对象满意率、“签约服务包”设计内容完成率、签约对象电子健康档案合格率;分别有85.4%（505/591）、78.3%（463/591）、66.2%（391/591）认为应设置签约对象基层就诊率、签约对象签约医生就诊率、签约对象预约转诊率。591名基层医疗卫生管理者中,49.1%（290/591）反映本地区/机构有签约服务费等相关激励措施。回答有签约服务费等相关激励措施的290名基层医疗卫生管理者中,78.3%（227/290）反映签约服务费能够用于家庭医生团队激励,39.0%（113/290）反映签约服务费在绩效工资总量内。290名认为有签约服务费的应答者中,27.6%（80/290）反映来源于财政补助,31.4%（91/290）反映来源于医保基金,80.3%（232/290）反映来源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30.0%（87/290）反映来源于签约居民个人。结论　较大比例的卫生行政部门人员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指标应同时注重服务数量和质量指标,同时应加强基层首诊的落实。另外,建议保证签约服务经费来源,发挥考核评价的激励作用,对家庭医生收入做增量,调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积极性。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家庭医生政策量化分析

背景　家庭医生制度的良序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与支持。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经济社会的有效方法和重要途径,选择有效且适宜的政策工具并最大化应用,才能使政策结果与政策目标相一致。目的　对我国中央政府层面出台的22篇家庭医生相关政策文件中的政策工具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家庭医生相关政策体系的侧重点与不足点,从而为我国家庭医生政策制定与优化提供参考。方法　于2018-12-21访问我国国务院相关部委及其直属机构官方网站,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关键词在上述官方网站上进行检索,以获取与家庭医生相关的政策文件（n=22）。检索时间为2015-01-01至2018-12-10。基于政策工具视角,运用文献调研法与内容分析法,从基本政策工具和家庭医生政策实施发展过程2个维度对我国颁布的家庭医生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分析。结果　142个政策文本编号中,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政策工具分别占43.66%（62/142）、47.89%（68/142）、8.45%（12/142）。供给型政策工具中,科技信息支持被使用最多,占20.42%（29/142）,资金投入和公共服务被使用较少,均占2.82%（4/142）。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法规管制被使用最多,占16.20%（23/142）,税收优惠被使用较少,占0.70%（1/142）。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医保支付被使用最多,占4.93%（7/142）,政府采购和示范项目被使用较少,均占0.70%（1/142）。政策规划、政策实施、政策监督、政策评价工具分别占44.37%（63/142）、36.62%（52/142）、18.31%（26/142）、0.70%（1/142）。政策规划工具中,目标规划被使用最多,占12.68%（18/142）,公共服务、政府采购及示范项目被使用较少,均占0.70%（1/142）。政策实施工具中,科技信息支持被使用最多,占13.38%（19/142）,人才支持、资金投入、目标规划、税收优惠及价格补贴被使用较少,均占0.70%（1/142）。政策监督工具中,法规管制被使用最多,占9.86%（14/142）,教育培训和公共服务被使用较少,均占0.70%（1/142）。政策评价工具中仅法规管制被使用,占0.70%（1/142）。结论　从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来看,使用最多是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少的是需求型政策工具。从政策实施发展过程维度来看,政策规划、政策实施工具使用较多,政策监督、政策评价工具使用较少。政府需强化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作用,增加家庭医生政策监督和评价环节的应用。     

中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效应评估研究的现状和潜在问题

背景　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全国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得如火如荼,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效应进行科学、准确地评估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分析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评估现状及潜在问题。方法　于2018-11-04,采用“家庭医生”为主题词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中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效应评估有关的文献,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18年。收集合格文献的发表时间、研究对象、数据资料、研究内容、统计方法和利益冲突等,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结果　最终纳入27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效应评估文献。其中16篇（59.3%）文献研究对象为社区居民,10篇（37.0%）为慢性病患者;17篇（63.0%）文献研究地区为上海,6篇（22.2%）为北京;22篇（81.5%）文献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不可开放获取的问卷调查数据,5篇（18.5%）来源于政府、医院等有关部门的内部数据;文献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促进分级诊疗格局形成、提高居民满意度等方面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相关研究存在着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亟待强化因果推理等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相关研究存在着签约群体与未签约群体组间不均衡、样本选择不具有代表性、回归模型设置错误、研究设计不规范等问题。结论　未来应强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效应评估研究的因果推理,并注重相关研究的平衡性、充分性。     

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家庭医生政策执行困境分析

背景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提高基层服务能力、满足居民就医需求、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履约质量不高、居民认可度不高、家庭医生工作积极性偏低等问题逐渐凸显，如何优化和保障家庭医生政策的实施成为基层改革的焦点问题。目的　探讨我国家庭医生政策执行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消除路径，以期为完善家庭医生制度提供参考。方法　本文检索自2016年以来，由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有关家庭医生的政策文件，并以“家庭医生”为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等数据库，剔除重复、无关等文献，最终纳入合格文献1 393篇。同时以2015-2017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及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作为定量资料来源。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冲突理论，从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模糊性、政策参与主体间的冲突性、政策执行中的支配性因素等方面，对家庭医生政策执行困境进行分析。结果　家庭医生政策的模糊性逐步降低，政策参与主体间的冲突性仍较为显著，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愿景规划与居民的就医模式存在差距、上下级医院存在利益协同困境、家庭医生对政策认可度不高。同时，政策执行过程由象征性执行向政治性执行转变，支配性因素也由联盟强度转变为权力。结论　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情况未达到预期效果，政策目标地区差异性较低、基层服务能力不强、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不健全、法律保障缺失和资源配置不充足等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应从调整政策目标和手段、明确各级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间的利益分配和分工协作机制、改善居民签约服务获得感、完善政策的法律保障、调节卫生资源配置结构等角度破除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境。     

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能力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背景 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能力是有效开展签约服务的关键因素,因此相应的能力建设非常重要,但目前尚缺乏客观的服务能力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目的 构建一套科学、实用的用于评估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能力建设的指标体系,以有效监测和评估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能力建设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提升能力建设的方向性和内容精准性。方法 在查阅相关资料、咨询专家的基础上,初步拟定评价指标体系。遴选熟悉全科医学理论、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之家（PCMH）、以人为本的一体化服务（PCIC）模式、以人为中心的主动健康管理服务（PCAC）模式的专家13名,分别于2017-12-14、2018-01-14开展2轮专家会议,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讨论、修改。结果 2轮会议的专家参与率分别为100.0%（13/13）、92.3%（12/13）。建立的评估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35个、三级指标113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技能培训、以人为中心的照护和沟通、提供可及性和连续性服务、以团队为基础提供计划性服务、提供协同服务与管理、人群识别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工具的应用、质量的监测与改进。结论 构建出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能力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充分体现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以人为中心、健康促进及可及性、连续性服务内涵,具有很强的操行性和目标导向性,可以为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能力建设提供参考。     

深圳市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评价及续签意愿研究

背景　近年来深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已取得一定进展,但“签而不约”“服务不到位”等现象依然存在。居民作为服务的需求方,研究其对家庭医生服务的评价及续签意愿对促进签约服务的有效开展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了解深圳市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评价及续签意愿,为推进家庭医生服务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于2016年7月-2017年9月,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对深圳市宝安区3个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1 000例签约居民开展基本情况、家庭医生服务利用与评价、家庭医生续签意愿及原因等内容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获得有效问卷90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0%。结果　900例调查对象中,807例（89.7%）签约居民满意家庭医生的服务,家庭医生服务态度平均得分为（92±8）分。820例（91.1%）签约居民表示愿意继续和家庭医生签约,其中729例（88.9%）签约居民愿意续签家庭医生的原因是认为签约家庭医生就诊更方便;80例（8.9%）不愿意续签的居民中,56例（70.0%）选择的原因是认为签约家庭医生没有用。χ2检验结果显示,是否熟悉家庭医生姓名及坐诊时间、家庭医生主动联系次数、家庭医生服务态度、是否认为家庭医生看病比非家庭医生更仔细、是否满意家庭医生工作及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条目选项不同者的续签意愿不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深圳市签约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评价较好,家庭医生服务续签意愿较高,建议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质量,完善家庭医生服务体系,进而促进家庭医生服务的长远发展。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情况研究

新形势下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强化基层卫生服务网、转变医疗服务模式、促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实的重要举措,是保障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了解家庭医生政策推行现状的基础上,以史密斯模型的理论框架为指导,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对象及政策执行环境多角度对家庭医生政策的执行情况予以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医生服务的推广提高了居民对该项政策的知晓率和认知率,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多数居民对政策实施效果比较满意,但政策产生的效果与预期还有一定差距,应从多角度探究政策推行的障碍及障碍的消除路径,为家庭医生服务的深入开展奠定基础。     

以人为中心的主动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下签约服务核心团队配置研究

背景 以人为中心的主动健康管理服务（PCAC）模式以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患者体验和服务效率为目标,在PCAC模式下,如何进行团队成员配置、职责分工、团队运行管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的 探讨PCAC模式下家庭医生核心团队的人员配置和职责分工。方法 于2018年1-2月选取成都市武侯区已开展PCAC模式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家庭医生团队24个,向206例团队成员发放问卷,调查其对团队各岗位职责分工的认知;于2017年11月记录并梳理各岗位的实际工作任务。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根据问卷调查结果,结合目前各岗位的实际工作内容,确定各岗位的职责分工。结果 分别有62.1%（128/206）、30.6%（63/206）的成员了解医生助理、健康促进师的角色定位和任务分工,92.2%（190/206）、79.1%（163/206）的成员认为团队配置医生助理、健康促进师重要。以签约1 000名居民为基数,核心团队的人员配置为家庭医生∶医生助理∶健康促进师=1∶1∶1。家庭医生的职责包括：领导团队,管理团队,促进团队协作,解决问题;负责解决居民疾病问题;居民转诊的决策;为居民制定医疗计划,分析诊断结果;团队内部人员培训。医生助理的职责包括：协助团队长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完成团队长安排的工作;协助团队长监督团队工作完成质量,督促团队长,防止差错事故发生;协助团队长做好报表统计工作。健康促进师的职责包括：协助签约工作的进行;协助管理团队内部各项事务;协调团队与外部的沟通;以数据驱动进行人群管理;负责健康教育的推进工作。结论 家庭医生团队对PCAC模式内涵的认知有待提高。本研究构建的核心团队任务条和各岗位职责分工可以为各社区重塑服务团队、梳理岗位职责提供依据。     

成都市武侯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现状研究

成都市武侯区自2014年开始试点以人为中心的主动健康管理服务(PCAC)模式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已取得初步成效。截至2018-06-30武侯区居民的家庭医生签约率为31.0%,重点人群签约率为55.0%,有效签约率为5.1%。根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平台数据:2017年7月—2018年6月签约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关键指标达标率、并发症筛查率高于2016年7月—2017年6月(P<0.05);2018年1—6月签约居民的主动预约率、预约到诊率、固定就诊率高于2017年7—12月(P<0.05);2017年7月—2018年6月签约居民的上转人次、下转人次以及专科医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人次高于2016年7月—2017年6月(P<0.05),但远程协同服务人次间无差异(P>0.05)。同时,社区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和居民的就诊满意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目前,武侯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仍存在人员配置不足、信息化建设有待提高、医保等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等问题,进一步的工作也将重点围绕上述问题开展。     

全科医疗服务团队有效性评价及提升策略

做实做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是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效能、不断提升签约居民获得感的重要途径,提升全科医疗服务团队有效性是做实做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运用团队有效性评价模型对全科医疗服务团队有效性进行批判性分析,发现全科医疗服务团队在人才数量、服务数量、服务质量、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但是在技能、方法、能力、沟通、工作结构、行为规范、团队目标、外部环境因素等方面存在劣势;基于卢因三阶段变革模型和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模型,提出根据家庭医生团队工作内容和任务的复杂性来构建团队、明确团队目标、树立团队价值观,开展积极组织变革、实施有效激励、调整组织结构、加强绩效管理等改进措施和提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