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癌肝转移的综合治疗策略

<正>胃癌(Gastric cancer,GC)是人类消化道肿瘤最常见的种类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发病率与癌症相关死亡率分别位列第五位和第四位^[1]。根据2022年我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胃癌在我国的发病率与癌症相关死亡率均位列第三^[2]。由于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和有效分子标志物,胃癌通常发现较晚,预后较差。其中,原发病灶的局部和远处转移是胃癌患者生存率低的主要原因^[3]。从解剖学上讲,肝脏是晚期胃癌最常见的血行转移部位。据统计,4～14%的患者在诊断时有肝脏转移^[4-6]。     

新辅助免疫治疗在肝癌肝移植中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居癌症发病率的第6 位，癌症死亡原因的第4位^[1]。肝细胞癌是肝硬化的严重并发症，也是原发性肝癌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75%～95%),本文所讨论的肝癌均为肝细胞癌^[2]。现阶段，肝脏移植是治疗肝癌的根治性方法之一，同时能够解决合并的肝硬化。然而，肝移植后的肝癌复发转移是影响病人远期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亟待解决的临床重点问题。     

Keap1-Nrf2抗氧化通路与AngⅡ在肝细胞癌中的作用机制

<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肝细胞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成为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每年超过90万的新发病例和超过80万的死亡病例^[1-2]。在所有的原发性肝癌病例中,肝细胞癌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3]。因早期肝细胞癌的临床症状并不明显,故大部分肝癌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对于晚期肝癌患者的治疗选择非常有限。2008年,小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被批准用于治疗晚期肝癌,在之后的十余年间,索拉非尼成为唯一一种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一线分子靶向药物。但在其后的大量临床病例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的肝细胞癌患者对于索拉非尼并不敏感,疗效不理想^[4]。因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治疗靶点,以期研发新的敏感药物来治疗晚期肝癌患者,提高总体生存率^[5]。     

肝移植术后新发肿瘤的研究进展

<正>肝癌是全球第六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据报道,2020年全球肝癌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分别为950 000例和830000人^[1]。肝移植是终末期肝病、急性肝衰竭或肝癌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最初,心脑血管疾病和感染因素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主要原因,随着外科手术技术进步及抗感染、抗排斥药物的使用,     

胰腺癌根治性切除术后引流管周围腹壁转移1例报告

<正>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 PC)是世界上第七大癌症相关死亡原因,5年生存率约9%^[1]。可行标准切除手术的胰腺癌患者仅占10%^[2],大多数患者在诊断为胰腺癌时伴有转移灶,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肝脏、淋巴结和肺,其次是腹膜、骨骼,很少发生皮肤转移^[3]。 2022年5月我科对1例胰头癌患者行腹腔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后10个月发现引流管腹壁 穿出部位有包括皮肤皮下组织的跨腹壁转移,现将诊疗经过报告如下。     

复合痣切除后复发恶变为无色素型黑色素瘤伴腹腔广泛转移1例报告

<正>黑色素瘤是一种起源于神经嵴黑色素细胞或色素细胞或其母细胞的高度恶性肿瘤,预后差,死亡率高^[1-2]。4%的黑色素瘤会出现远处转移^[3],常见转移部位包括肺、脑、肝、骨。黑色素瘤腹腔转移多来源于卵巢或胃肠道原发病灶^[4-5],由皮肤直接转移而来的情况少见。笔者单位收治1例罕见的无色素型黑色素瘤发生腹腔广泛转移的病例。     

以耳穴压豆为主改善血液透析患者便秘的meta分析

<正>血液透析是延缓慢性肾衰患者死亡的有效措施,便秘是血液透析的消化系统并发症之一。研究^[1]显示,国内外血液透析患者出现便秘的情况超过28%。在日常生活中约30%的人有便秘的问题^[2],包括各年龄段的人。便秘会增加患者的身心和经济的负担,极大的影响患者的生活,并增加其他系统疾病发生的可能性。目前,防治便秘包括泻药^[3]、灌肠、微生物制剂^[3]、中药免煎颗粒^[4]、中药贴敷^[5]、耳穴压豆^[5]、灸法^[5]和穴位按压等中西医的方法。     

肝细胞癌转化治疗临床策略与指南解读

<正>在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致死率排行中，原发性肝癌均位居前列(发病率第4位和致死率第2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1,2]。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以下简称肝癌)是原发性肝癌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约占75%～85%^[3]。由于肝癌起病隐匿且在早期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导致半数以上肝癌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丧失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机会，造成患者较差的生命质量和远期生存预后(中位生存时间通常低于1年)^[4-6]。随着系统性药物治疗和非手术局部治疗在肝癌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原发性肝癌免疫节点抑制剂疗法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 PLC)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位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第6位,死亡率位居肿瘤相关死因第3位^[1]。肝移植、肝切除术和经皮消融治疗是早期肝癌常用的治疗手段,其5年生存率可达70%～80%。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常用于治疗进展期肝癌,但进展期肝癌的疗效明显低于早期肝癌^[2]。     

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

<正>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人类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CRC发病率居恶性肿瘤第三位,死亡率居恶性肿瘤第二位^[1];在我国,其发病率居恶性肿瘤第二位,是肿瘤相关死亡的第四个最常见原因^[2]。CRC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涉及多个步骤、途径,目前普遍认为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其发生^[3]。个人或直系亲属癌症史、结肠息肉病史、炎性肠病、糖尿病、胆囊切除、肥胖、吸烟、饮酒、饮食、肠道菌群、年龄、性别、种族等均与CRC密切相关^[4]。其中,肠道菌群的作用不可忽视。     

腹膜透析患者容量管理积极体验的质性研究

<正>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 PD)是重要肾脏替代疗法之一，使许多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缓解，但仍存在较严重的容量超负荷现象^[1,2]。我国PD患者的生存预测因素研究发现，87.5%的患者存在容量超负荷现象^[3]。长期容量超负荷会引发机体出现心力衰竭、食欲降低、营养不良等一系列并发症，其中心力衰竭是患者退出PD治疗的重要原因之一^[4,5]。Ruiz等^[6]研究表明，对PD患者进行容量管理可以使患者获得积极体验，     

原发性肝癌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分析

<正>原发性肝癌具有发病症状不明显、浸润性生长、术后易复发等特点，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经过外科技术的发展，我国肝脏外科进入精准时代，原发性肝癌的非手术治疗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并具有不同的治疗效果。有学者试图标准化围手术期护理，以努力创建增强恢复路径，并为临床医生提供肝切除术后成功的可靠路线图^[2]。原发性肝癌的治疗首选仍是肝部分切除术^[3]。     

肝细胞癌合并门静脉癌栓东西方治疗差异

<正>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一种全球范围内常见且死亡率较高的恶性肿瘤。由于肝脏解剖结构特点以及HCC侵袭转移能力强,癌细胞易侵犯门静脉形成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有文献指出大约44%～62.2%的HCC患者合并PVTT^[1]。HCC患者一旦合并PVTT,病情迅速进展,预后极差。PVTT的分型与患者预后息息相关,针对PVTT分型标准主要是中国程氏分型和日本肝癌研究学会的分型^[2,3],西方尚未形成完整的分型体系。目前,东西方对HCC合并PVTT的治疗策略有很大不同。西方指南认为,PVTT是疾病晚期的标志,治愈希望渺茫,推荐系统抗肿瘤治疗作为一线治疗方法^[4-6]。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临床实践指南推荐对部分严格选择的HCC合并PVTT患者进行更积极的抗癌治疗,包括手术切除、放疗、经动脉化疗栓塞等其他治疗^[7]。本文结合国内外HCC诊疗指南及临床实践,对HCC合并PVTT东西方治疗差异做一简介...     

脊髓损伤后血管再生的研究进展

<正>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通常发生在瞬时的高能量损伤机制之后，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破坏性事件，常伴有运动和感觉功能的永久缺失^[1]。流行病学数据表明，全球有超过100万人因SCI致残^[2],并且还在呈上升趋势。中国也有大量的SCI患者，其中北京地区的SCI发病率估计为0.06‰^[3],主要原因为跌倒、交通事故和运动相关所致的伤害^[4]。     

基于“肾络瘀损”理论探讨风药在慢性肾脏病中的应用

<正>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一种进展性疾病,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成人CKD患病率为13.39%,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患病率19.25%^[1]。CKD已严重威胁我国居民生命健康,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CKD发展到晚期时可考虑逐步过渡到透析^[2],通常患者生活质量大幅降低且死亡率明显增高^[3],因此寻找有效的非透析治疗是研究的重点^[4]。中医药在稳定CKD患者的肾功能,延缓CKD的进展具有一定意义[5-7]。     

肝移植术后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

<正>肺炎克雷伯杆菌(klebsiella pneumoniae)是肠杆菌科克雷伯杆菌属的一种细菌,属于人类口腔和肠道的正常菌群^[1]。在致病性克雷伯杆菌种中,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最为多见,且最具临床意义。肝移植受者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尤其是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已成为肝移植术后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2]。     

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与管理

<正>近年来肝细胞癌(肝癌)治疗的手段和策略越来越丰富,肝癌的总体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众多的治疗手段中,肝移植仍是目前治疗肝癌最有效的方法^[1]。肝癌肝移植的例数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显示肝癌仍是肝移植的最主要适应证,肝癌肝移植占比41.5%^[2]。但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复发率仍达20%～57.8%^[3-6],复发后中位生存时间仅为10.6～12.2个月^[7-8]。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已成为影响肝癌肝移植疗效的重要因素,笔者团队就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和管理作深入阐述。     

股骨粗隆下骨折的手术治疗进展

股骨粗隆下骨折是一类比较特殊的骨折,可导致患者髋部畸形、功能障碍、肢体残疾、生活质量降低甚至死亡^[1]。Boyd等^[2]最先将股骨粗隆下骨折描述为骨折线在股骨小粗隆下5 cm范围内的骨折,也有学者认为股骨小粗隆到股骨中上1/3处均是该骨折的定位范围^[3]。高能量损伤引起的复杂股骨粗隆下骨折常见于年轻患者,老年患者常因基础病较多且骨质量较差,低能量便可导致骨折^[4]。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清β2微球蛋白的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正>血清β₂微球蛋白(β₂-microglobulin,β2-MG)是中大分子毒素代表，相对分子量为11 800，常被作为血液透析充分性的重要指标之一^[1]，在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中其浓度可显著升高^[2]。研究表明^[3],β2-MG长期潴留是造成透析相关性淀粉样变(dialysis-related amyloidosis,DRA)的主要原因，临床表现为破坏性脊柱关节病(DSA)、透析淀粉样关节病(DAA)和腕管综合征(CTS)等^[4]。有文献证实β₂-MG是血液透析患者全因死亡率和感染相关死亡率的的独立危险因素^[5,6]，控制β2-MG水平对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调查分析了我院418例MHD患者β₂-MG的水平及影响因素，     

术前介入治疗对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影响

<正>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在世界范围内,肝癌是与癌症相关死亡的第3位原因,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1]。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LT)可以根治肝细胞癌,特别是对那些不适合手术切除又符合Milan标准(孤立性肿瘤≤5 cm,最多3个结节≤3 cm)的患者最为有利。肝移植可以起到治疗肿瘤和潜在肝脏疾病(发展新肿瘤的主要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