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分析

<正>原发性肝癌具有发病症状不明显、浸润性生长、术后易复发等特点，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经过外科技术的发展，我国肝脏外科进入精准时代，原发性肝癌的非手术治疗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并具有不同的治疗效果。有学者试图标准化围手术期护理，以努力创建增强恢复路径，并为临床医生提供肝切除术后成功的可靠路线图^[2]。原发性肝癌的治疗首选仍是肝部分切除术^[3]。     

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与管理

<正>近年来肝细胞癌(肝癌)治疗的手段和策略越来越丰富,肝癌的总体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众多的治疗手段中,肝移植仍是目前治疗肝癌最有效的方法^[1]。肝癌肝移植的例数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显示肝癌仍是肝移植的最主要适应证,肝癌肝移植占比41.5%^[2]。但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复发率仍达20%～57.8%^[3-6],复发后中位生存时间仅为10.6～12.2个月^[7-8]。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已成为影响肝癌肝移植疗效的重要因素,笔者团队就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和管理作深入阐述。     

序贯经肝动脉化疗栓塞和门静脉栓塞联合系统治疗转化肝细胞癌合并肝中静脉癌栓手术切除1例报道

<正>目前国际上对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Ⅲa期及以上的中晚期肝细胞癌(简称肝癌)的手术治疗存在争议。欧美国家指南^[1]认为，手术切除难以达到根治目的，建议采用系统治疗等非手术治疗；而国内《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2]认为，若满足技术可切除和肿瘤学获益的条件，可进行以手术切除为目的的综合转化治疗。笔者通过分享1例肝癌合并肝中静脉癌栓经转化治疗后成功根治性切除且获得良好远期疗效病例的体会，以探讨中晚期肝癌转化切除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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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原发性肝癌 (简称肝癌 )手术切除后复发率仍很高。术后 3年复发率可高达 5 7%～ 81%,小肝癌根治性切除后 5年内复发率亦在 5 0 %以上[1] 。日本学者报道术后 2年内的复发率约为 70 %[2 ] 。由于术后高复发率而直接影响着手术切除后的远期疗效。对于复发性肝癌的治疗至今已有多种方法 ,但选择较混乱 ,所以导致其预后不良。若能依据复发灶的部位、大小、肝功能情况和全身情况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 ,即可达到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甚至再次临床治愈的目的 ,而使肝癌术后总体疗效得以提高。随着手术技术的提高和各种新的治疗方法…     

Keap1-Nrf2抗氧化通路与AngⅡ在肝细胞癌中的作用机制

<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肝细胞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成为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每年超过90万的新发病例和超过80万的死亡病例^[1-2]。在所有的原发性肝癌病例中,肝细胞癌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3]。因早期肝细胞癌的临床症状并不明显,故大部分肝癌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对于晚期肝癌患者的治疗选择非常有限。2008年,小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被批准用于治疗晚期肝癌,在之后的十余年间,索拉非尼成为唯一一种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一线分子靶向药物。但在其后的大量临床病例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的肝细胞癌患者对于索拉非尼并不敏感,疗效不理想^[4]。因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治疗靶点,以期研发新的敏感药物来治疗晚期肝癌患者,提高总体生存率^[5]。     

新辅助免疫治疗在肝癌肝移植中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居癌症发病率的第6 位，癌症死亡原因的第4位^[1]。肝细胞癌是肝硬化的严重并发症，也是原发性肝癌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75%～95%),本文所讨论的肝癌均为肝细胞癌^[2]。现阶段，肝脏移植是治疗肝癌的根治性方法之一，同时能够解决合并的肝硬化。然而，肝移植后的肝癌复发转移是影响病人远期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亟待解决的临床重点问题。     

肝细胞癌转化治疗临床策略与指南解读

<正>在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致死率排行中，原发性肝癌均位居前列(发病率第4位和致死率第2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1,2]。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以下简称肝癌)是原发性肝癌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约占75%～85%^[3]。由于肝癌起病隐匿且在早期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导致半数以上肝癌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丧失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机会，造成患者较差的生命质量和远期生存预后(中位生存时间通常低于1年)^[4-6]。随着系统性药物治疗和非手术局部治疗在肝癌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急性跟腱断裂修复术后外固定与早期功能锻炼的研究进展

<正>急性闭合性跟腱断裂是常见的骨骼肌肉系统损伤,常见于中青年^[1～3]。急性闭合性跟腱断裂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如何选择尚存争议^[4,5],但对于运动员、年轻人等运动功能要求较高的患者,手术治疗的效果更加肯定^[6]。跟腱断裂的手术方式多样,近年来出现各种微创术式^[7,8]。术式以及医生经验的差异导致术后外固定佩戴时间以及早期功能锻炼计划有所不同^[9,10]。传统的术后康复方案通常需要严格非负重跖屈位石膏固定6周^[11],     

Hippo信号通路中YAP/TAZ在骨肉瘤中的研究进展

<正>骨肉瘤是儿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骨肿瘤,好发于四肢长骨干骺端,恶性程度高,预后较差。目前骨肉瘤的标准治疗原则为手术切除联合化疗(包括阿霉素、甲氨蝶呤、顺铂和异环磷酰胺),术后5年的生存率约为70%。但是,40%的患者会出现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而转移后5年的生存率不到20%^[1]。目前,骨肉瘤仍存在复发、转移、耐药等诸多问题,治疗效果不理想,迫切需要新的治疗策略^[2]。Hippo信号通路是一条由一系列蛋白激酶、转录因子、     

原发性肝癌免疫节点抑制剂疗法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 PLC)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位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第6位,死亡率位居肿瘤相关死因第3位^[1]。肝移植、肝切除术和经皮消融治疗是早期肝癌常用的治疗手段,其5年生存率可达70%～80%。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常用于治疗进展期肝癌,但进展期肝癌的疗效明显低于早期肝癌^[2]。     

微创Morrow联合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技术治疗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

<正>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是一种常见的以左心室壁不对称性肥厚为解剖特征的遗传性心肌病，在成年人群中HCM的发病率在0.2%左右，约70%的HCM会发生左心室流出道梗阻(lef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obstruction,LVOTO)进展成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hypertrophic obstructive cardiomyopathy,HOCM)^[1-3]。左心室流出道梗阻和二尖瓣收缩期前向运动(systolic anterior motion,SAM)是HOCM病人的典型血流动力学表现^[4-5]。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HOCM，室间隔心肌切除术(Morrow手术)是目前治疗的金标准^[6-9]。然而，大多数HOCM病人合并有不同程度的二尖瓣关闭不全(mitral regurgitation,MR)，单纯应用Morrow手术是否可以同时消除合并的MR，目前仍存在争议^[10-12]。     

肝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治疗胆囊癌的价值与难点

<正>胆囊癌通常表现隐匿,初诊时多为进展期,若未行手术治疗,进展期胆囊癌的5年生存率不足5%^[1]。胆囊癌在早期即易发生肝门和胰周淋巴结转移,并有沿胆管神经浸润及侵犯肝脏等邻近脏器的倾向^[2]。为争取根治切除,外科医生对局部进展期胆囊癌病人尝试扩大切除范围,实施联合器官切除等手段以期延长病人生存时间、改善其预后。1976年Kasumi等^[3]对1例进展期胆囊癌病人实施了右半肝切除、胰十二指肠切除加肝外胆管切除的手术,     

单孔腹腔镜经胃腔胃食管结合部间质瘤切除术1例报告

<正>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属于间叶源性肿瘤，起源于黏膜下层或肌层，呈膨胀性生长，有假包膜，边界清，极少发生淋巴结转移^[1]。外科手术切除是治疗GIST的重要措施，其原则是肿瘤完整R0切除，避免肿瘤破溃，一般无需行淋巴结清扫^[2]。近年微创手术在GIST的治疗中应用广泛，常见术式包括腹腔镜下远端胃切除、近端胃切除、胃楔形切除、内镜下肿瘤切除、腹腔镜与内窥镜联合辅助手术等^[3]。但对于特殊部位的胃间质瘤，     

减重代谢手术治疗肥胖型OSAS的应用现状

肥胖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最重要的可逆性危险因素,40%的肥胖患者同时遭遇OSAS,而70%的OSAS患者均属于肥胖人群^{[ 1 ]}。OSAS的治疗中,2013版的美国《OSAS规范诊疗指南》^{[ 2 ]}中明确指出,强烈建议肥胖型OSAS病人进行减重治疗,减重代谢手术目前作为肥胖症唯一且长期有效的治疗手段^{[ 3 ]},不仅治疗肥胖,对于肥胖合并症如OSAS、2型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等代谢紊乱性疾病也具有显著疗效,其中OSAS的治愈高达84%,缓解率可达86%^{[ 4 ]}。但其治疗肥胖型OSAS的机制尚未明确,手术适应证及手术方式的选择仍未有统一共识参考,为此综述减重代谢手术治疗肥胖型OSAS的应用现状。     

影像学肝细胞性肝癌诊断的研究进展

<正>肝癌是世界第三大死亡原因,我国是第五大死亡原因^[1]。肝脏同时是大多数恶性肿瘤的第一个转移部位^[2]。术前明确肝癌患者肝内是否存在转移病灶和转移病灶的数目与肝癌患者的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分期、外科手术方案的制定以及病人的预后显著相关^[3]。     

超声引导下胸椎旁阻滞对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后镇痛效果的影响

<正>肺癌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是目前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恶性肿瘤,且在未来近10年内,在中国肺癌的死亡率将持续升高^[1]。早期肺癌首选的治疗方式是外科手术^[2]。胸科手术被认为是术后疼痛最严重的外科手术之一^[3]。虽然胸腔镜手术创伤较小,但术后仍存在较为严重的疼痛,且胸腔镜术后慢性疼痛(chronic postsurgical pain,CPSP)发生率达30%左右^[4]。     

腹腔镜手术治疗复发性肝癌的价值及评价

复发性肝癌再次切除率低,原手术导致的腹腔粘连及解剖变异等增加了手术难度及风险,使得复发性肝癌再次切除的微创化进程非常缓慢。近年来,随着腹腔镜设备的更新及手术经验的积累,国内外开始对腹腔镜下复发性肝癌再次切除进行初步探索。对于经过严格适应证选择的病人,腹腔镜再次肝切除能够显著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且达到与开腹手术相似的生存效果。但由于该治疗方式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建议仅在有丰富开腹和腹腔镜肝切除经验的医疗中心对严格选择的病例实施。仍需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推动其规范化开展。     

复发性肝癌的治疗策略

原发性肝癌(下称肝癌)手术切除后复发是肝癌治疗的难点之一，也是最终导致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大肝癌术后5年复发率高达80％，小肝癌为40％。50％，最早的在术后2个月复发，复发高峰在术后l。2年。目前，复发性肝癌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手术再切除、肝动脉插管化疗栓塞(TACE)、无水酒精注射(PEI)、射频热凝固、肝脏移植等。     

肝脏外科手术止血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

<正>目前,外科手术仍是肝脏肿瘤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治疗手段^[1],但由于肝脏内部脉管系统繁多、血供丰富、解剖结构复杂,使得肝脏手术难度大,术中出血风险高。术中出血若处理不当或控制不及时,会造成机体短时间内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增加围手术期输血量,甚至被动地改变手术方式。这不仅会增加术后大出血、感染等并发症风险,严重时可能危及患者生命^[2-3]。控制术中出血量的措施众多,包括不同肝脏切除手术方式、肝脏血流阻断方式的选择,以及不同止血器械、止血材料等的选用,各有其特点。但是,部分措施的选择目前仍有分歧。     

全膝置换术后复发性血肿1例报告

<正>全膝关节置换术(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是治疗终末期膝关节疾病成熟有效的方法,通过矫正关节畸形、恢复下肢力线和减轻关节疼痛,重塑膝关节功能^[1]。复发性关节血肿是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极其罕见的并发症,发生率为0.1%～1.6%,临床症状为突然出现的关节疼痛、肿胀、活动受限,无外伤事件^[2]。关于术后复发性关节血肿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目前仅有少量相关文献报道,在诊疗方案上尚未形成共识^[3]。若治疗不及时,容易延误病情,导致关节疼痛、僵硬,甚至假体关节感染^[4]。本文报道1例右膝关节置换术后复发性关节血肿病例,并对其发病原因进行回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