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文献学价值

考历代综合本草,不难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我国古代本草学基本上采取累积方式,形同滚雪球一样不断向前发展的。新的本草著作往往保存了旧本草的内容,並比原有的更加丰富完善,从而取代旧的本草。比如《本草经集注》出现后,《神农本草经》就失传了,《新修本草》出现后,《本草经集注》也就失传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出现后,宋以前的本草,甚至宋初期的《开宝本草》、《嘉祐本草》也都失传了。然而不同的是,《证类     

《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补遗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晦明轩本）所列的＂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为我们统计《证类本草》引述的文献资料提供了方便。但这个书目存在缺漏现象,据笔者考察,有47条之多。通过补遗,我们可以更客观地评价宋代本草及以后《本草纲目》的成就。     

本草三书小考

考证现存重要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本草纲目》三书之著者、成书年代、版本及内容所及等问题。可知《神农本草经》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最终成编疑在后汉末期；蒙古定宗钦淑皇后元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刊印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一书，为今存宋本草中之最佳本；明万历年间金陵版《本草纲目》，较好地保存了李时珍著本的原貌，当为诸刊本之祖本。     

《证类本草》白字《本草经》文原出于陶弘景之手

今日所见的《神农本草经》资料,其来源一是各种本草所录的《神农本草经》资料,二是各种类书及其他诸书所引《本草经》资料。 现今各种本草所录的《本草经》资料,其来源皆出于宋代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以下简称《证类本草》)黑底白字的文字。 《证类本草》白字《本草经》文的来源,向上追溯,是由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朱字通过唐代苏敬《新修本草》、宋代马志等《开宝本草》、宋代掌禹锡《嘉佑本草》而被保存在《证类本草》中的。     

南宋郑樵的本草学成就

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不但精通经史百家之说 ,而且对本草学深有研究。他广撷历代本草名著 ,又注重实地调查 ,辩识药用动植物之名实 ,并在《本草经集注》基础上增加药物品种 ,提出科学的动植物分类法 ,在本草学研究上取得一定成就。     

历代蜀医考(二)——唐慎微与《证类本草》

一、唐慎微之生平、里籍北宋蜀医唐慎微对祖国医药学卓有贡献,留有名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传世。唐慎微之生平、里籍,初为人所不知。故大观二年(1108)艾晟在《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序中谓:“慎微姓唐,不知为何许人?传其书者失其邑里族氏,故不及载云”。后人对唐慎微的了解,源于两处记载。其一为金刻《证类本草》宇文虚中跋。其二为《宾     

《本草备要》及其学术成就

《本草备要》(以下简称《备要》)系。清代著名医家汪昂(公元1951年—?)所著。汪氏早年业儒,饱读经书。于31岁弃儒业医。在无师授情况下自学本草,博览经史医籍,思维活跃,思路开阔,能博采众长,为己所用。     

关于《绍兴本草》的几个问题

《绍兴本草》是继《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之后,对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又一个校定整理本。由于此书仅存两种残卷本,又都在日本(见龙伯坚《现存本草书录》),学人未易得睹,加之有关史料记载零散,且多牴牾,故有关此书的校定编撰年代、卷数、所载药品数、所用底本及编撰整理者等问题,还不十分明瞭,笔者查阅到有关史料,似可借以弄清上述问题,谨述如次。一、校定编撰年代问题关于《绍兴本草》的编撰年代,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绍兴二十九年     

两宋时期巴蜀医学的主要成就

两宋时期巴蜀医学在本草学、脉学、产科学、内科及养生学等方面达到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唐慎微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本草学代表作,史堪《史载之方》有多篇论述脉学,杨子建的《十产论》为论述伤产和难产的专著,《史载之方》等书论述了常见内科疾病的症状、脉候和治疗等,而苏轼等人则对养生学有独到见解。     

《医心方》中本草佚文考察

《医心方》是一部总结隋唐以前医药学发展成就的综合性著作,书中收载了大量唐以前已佚本草著作的内容,是研究古代本草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对《医心方》中本草佚文的分布情况、特点及内容进行了系统总结与分析,从而探讨《医心方》的本草文献学价值。     

《大全本草》版本研究

《证类本草》在流传过程中形成多种版本系统,其中有《大全本草》版本系统。《大全本草》始刻于金代。其后,元、明、清皆有刊刻,形成了金·贞祜二年刊本、元·大德壬寅宗文书院刊本、明·王秋尚义堂刻本、明·籍山书院刻本、明·彭端吾重印本、清·杨必达补刻本、清·柯逢时刻本等一系列版本。其中以王秋尚义堂《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为代表。王氏刻本以元宗文书院刻本为底本,药图则承袭自《政和本草》。     

《医古文·新修本草序》中若干注释与译文之商榷

《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编纂于公元629年，它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的药物学成     

党参的本草学考证

枯梗科党参在明代以前的历代本草中没有记载,亦无该植物图,表明了明代以前党参并未入药。清代《本经逢源》、《本草从新》、《本草求真》等著作中不同程度地记载了在上党产人参逐渐绝迹时应用新出党参代替人参的情况和经验,并认为两者功效不同。     

《本草纲目拾遗》“昭参”考释

《本草纲目拾遗》(以下简称《纲目拾遗》)是清·赵学敏为补《本草纲目》之遗而作。作者搜集经史百家、方志、笔记等各种书籍中有关医药的资料以及民间用药经验,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新增约物716种,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昭参”就是赵学敏新增药物之一。     

椿皮与樗皮不应混淆

在唐·《新修本草》中,椿皮就分椿木与樗木。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椿叶项下分别收载樗木、椿木,并指出:“樗木根叶尤良”。明·《本草纲目》谓“香者为椿,臭者为樗”。辞书上多称樗即臭椿。可见,古代称臭椿皮为樗皮,香椿皮称为椿皮。《中药大辞典》亦将苦术科植臭椿 Ailanthus altis sima(Mill)swingle     

《雷公炮炙论》张骥辑本研究

1932年成都张氏义生堂刊刻的张骥所辑《雷公炮炙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雷公炮炙论》辑本。其选择底本不是宋代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而是清代的《修事指南》和《雷公炮制药性解》,距离《雷公炮炙论》原貌较远,且脱漏讹误较多,不是研究《雷公炮炙论》的最佳版本。     

明代坊刻《政和本草》版本研究

《政和本草》在明代曾大量刊行,其中有文献记载的书坊刻本有正德十四年书林刘氏日新堂刊本、万历六年书林归仁斋杨先春刻本和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其中,日新堂刻本以成化四年本为底本;杨先春归仁斋刻本又以日新堂本为底本,承袭了成化本的错讹、脱漏,其校勘粗滥,讹误百出;唐氏富春堂刻本以归仁斋本为底本,但校勘更为粗滥,几乎每页均有错讹。除校勘粗滥之外,书坊为招揽顾客,每标新立异,改头换面,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之名,改为《大观本草纲目全书》或《大观本草》等。     

贝母的传统经验性状鉴别

贝母在《本草 纲目》以前的历代文献中,并未明确分立川贝,淅贝两个品种,统称贝母。至明代《本草汇言》始有“川者为妙”之说,《本草正》予贝母条后,别立“土贝母”(指浙贝母),清代《本草逢源》“贝母川者味甘最佳,象山者味苦次之”。《百草镜》“淅贝出象山俗呼象贝母。”综上所述,     

论两种朱墨分书本草残卷的文献学价值

本文从体例、文字综合考究的角度,将朱墨分书的《本草经集注》和《新修本草》残卷与有关传本作了比较研究,指出朱墨分书的残卷对甄别《本草经》佚文、确定《本草经集注》的编写凡例、研究《本草经集注》与《新修本草》及《证类本草》的异同均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而为准确地辑复,进而研究和利用宋以前诸家重要本草开辟了新视野。     

孙思邈在药物学与方剂上的成就

唐代名医孙思邈集唐以前医药学之大成,深入民间,防病治病,贡献卓著,很受广大劳动人民爱戴,被人民尊称为“药王”。本文仅就孙氏在药物学与方剂学上的成就略作研讨。 药物学成就 孙氏数十年不辞辛劳,爬山涉水,采药制药,摸索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药物学经验,此外,还继承了唐以前本草学知识,对《神农本草经》、《药录纂要》、《本草经集注》、《药对》、《新修本草》等本草专著的理论进行了研究、整理和汲收,对本草学作出了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