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述情障碍与认知应对策略的关系

目的：探讨发作期抑郁症述情障碍与认知应对策略的特征。方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量表（TAS-20）中文版、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对143例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进行评定,并与95名健康志愿者（对照组）比较。结果：抑郁症组TAS-20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均〈0.01）。CERQ-C中责难自己、接受、沉思、灾难化、责怪他人因子分高于对照组,理性分析因子分低于对照组（P〈0.05或P〈0.01）。患者住院与他人交流、与家人的感情等依次进入TAS-20因子I的回归方程;父母的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依次进入TAS-20因子II的回归方程;受教育年限、CERQ接受因子等依次进入TAS-20因子III的回归方程;与他人的交流、与家人的感情等依次进入TAS-20总分的回归方程。结论：抑郁发作患者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与不良的认知应对策略。认知应对策略、性别、受教育年限等为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的重要影响因素。     

缓解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与认知应对策略关系的初步研究

目的 探讨缓解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与认知应对策略的特征及二者的关系.方法 采用多伦多述情量表（TAS-20）中文版、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对130例缓解期抑郁症患者进行评定,并与95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比较.结果 （1）抑郁症组TAS-20总分及因子I、III分仍显著高于对照组,依次为（51.00±9.25）分vs（48.04±8.79）分、（16.97±5.46）分vs（15.90±4.26）分、（21.31±4.11）分vs（19.09±3.03）分,P＜0.05或P＜0.01.CERQ-C中责难自己、沉思、积极重新关注、理性分析、责难他人因子分低于对照组,接受、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因子分高于对照组,依次为（10.63±3.21）分vs（12.56±2.26）分、（9.72±3.13）分vs（12.01±2.44）分、（11.08±2.94）分vs（12.11±2.65）分、（8.88±3.07）分vs（11.66±2.41）分、（8.88±3.69）分vs（10.19±2.35）分、（13.26±3.67）分vs（12.56±2.26）分、（13.56±3.56）分vs（12.51±3.65）分、（13.81±4.06）分vs（12.47±3.70）分,P＜0.01;（2）CERQ-C沉思、接受、责难他人等因子依次进入TAS-20总分的回归方程;自杀行为、医疗费用、抑郁总分等因子依次进入TAS-20因子I的回归方程;沉思因子、父母文化程度进入TAS-20因子II的回归方程; 接受、责难他人与积极评价因子等依次进入TAS-20因子III的回归方程.结论 缓解期抑郁症仍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与不良的认知应对策略.述情障碍的不同纬度影响因素不同,不适应性的应对策略可能仍为缓解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重要的影响因素.     

舰艇军人述情障碍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目的 探讨舰艇军人述情障碍程度与所采用应对方式的关系.方法 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20个条目量表(TAS-20)、应付方式问卷(CSQ)时489例舰艇军人的述情障碍情况及应对方式进行评定.以 TAS得分≥(x)+1s作为述障碍高分组,TAS得分≤(x)-1s作为述情障碍低分组,(x)-1s＜TAS得分＜(x)+1s作为述情障碍中分组,对三组的应付方式各分量表得分进行比较;将489例舰艇军人的应付方式分量表得分与TAS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述情障碍高、低、中分组的应付方式6个分量表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两比较中高分组在不成熟型或混合型应对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述情障碍低、中分组(P＜0.01);在成熟型应对方式解决问题和求助因子得分上显著低于低、中分组(P＜0.01).相关分析显示,应付方式量表中解决问题,求助分量表得分与TAS总分及各因子分呈显著负相关(r=-0.184～-0.386,P＜ 0.01).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各分量表得分与TAS总分及各因子分呈显著正相关(r=0.139～0.444,P＜0.01).结论 舰艇军人的应对方式与述情障碍程度有关,高述情障碍者倾向于采用不成熟应对方式.     

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影响因素的多元分析

目的探讨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量表（TAS）中文版、Beck抑郁自评量表（BDI）对80例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进行评定,并与95名健康志愿者（对照组）比较。结果（1）抑郁症组TAS因子Ⅰ、Ⅱ、Ⅲ、总分及BDI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2）患者住院与他人交流、抑郁总分依次进入TAS因子Ⅰ的回归方程;抑郁总分、工作学习应激、性别依次进入TAS因子Ⅱ的回归方程;受教育年限、住院与他人交流依次进入TAS因子Ⅲ的回归方程;抑郁总分、治疗信心依次进入TAS总分的回归方程。结论抑郁发作患者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性别、受教育年限、抑郁的严重程度等为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的重要影响因素。述情障碍不同因子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     

抑郁症患者D型人格与述情障碍的相关性

目的 探索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与D型人格的关系,为丰富抑郁症相关的心理理论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0年5月-8月选取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住院部中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患者（n=100）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一般人口学问卷、D型人格量表（DS-14）、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及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调查患者基本信息、D型人格、述情障碍及抑郁症状情况。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各量表评分间的相关性。结果 共82例抑郁症患者完成调查,其中75例（91.46%）具有D型人格,50例（60.98%）具有述情障碍;患者TAS-20、DS-14总评分及PHQ-9评分两两之间均呈正相关（r=0.276~0.354,P<0.05或0.01）,TAS-20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与DS-14社交抑制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224~0.375,P<0.05或0.01）,TAS-20情感描述障碍、情感识别障碍维度评分及总评分与DS-14负性情绪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257~0.341,P<0.05或0.01）。结论 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与D型人格密切相关。     

女性抑郁症患者的述情障碍特征研究

目的:探讨女性抑郁症患者的述情表达及与人格特征的关系。方法:于2018年1月至12月对110例女性稳定期抑郁症患者及110名正常对照者进行简式健康焦虑量表(SHAI)、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检查,并就检查结果进行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抑郁症组TAS-20总分、F1及F2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F3因子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抑郁症组TAS-20总分、F1、F2因子分与SHAI总分、SHAI F1、SHAI F2、EPQ-N、EPQ-P呈显著正相关(P均0.01),与EPQ-E呈显著负相关(P0.01);TAS-20总分、F1因子分和EPQ-L呈显著负相关(P均0.05)。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抑郁症组TAS-20总分、F1、F2因子分和EPQ-E、EPQ-N、EPQ-P有显著关联(P均0.05)。结论:女性抑郁症患者存在情感识别和描述障碍,思维更具内向性;神经质和精神质等人格特征及严重度可作为评估女性抑郁症患者的疾病易患因素之一。     

抑郁症患者抗抑郁药治疗效果与述情障碍及甲状腺功能的关系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抗抑郁药治疗的效果与述情障碍及甲状腺功能的关系。方法:52例抑郁症患者经抗抑郁治疗8周后给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定,≤7分为治愈组(28例),7分为非治愈组(24例);于治疗前检测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总甲状腺素(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及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于治疗前后评估述情障碍程度,对述情障碍与甲状腺激素水平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治疗前治愈组TAS总分、F1、F2因子分低于非治愈组(Z=-2.493,t=-2.99,Z=-2.530;P0.05或P0.01);T3、T4水平高于非治愈组(Z=-2.801,Z=-2.294;P0.05或P0.01)。相关分析显示,治疗前TAS总分、F1因子分与T3、T4呈负相关(r=-0.291~-0.399;P0.05或P0.01)。结论:抑郁症患者的述情障碍越重则甲状腺激素水平越低,抗抑郁药疗效越差;反之亦然。     

躯体化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的述情障碍

目的:探讨以躯体化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和以情绪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的差异。方法:50例以躯体化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组)、50例以情绪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情绪症状组)和50名正常健康者(正常对照组)参加研究,采用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进行评定。结果:躯体症状组SCL-90总分、躯体化、焦虑、人际敏感、恐怖、偏执因子分及HAMD的焦虑/躯体化因子评分均高于情绪症状组(P<0.01或P<0.05),情绪症状组在强迫、抑郁因子评分及HAMD的认知障碍、阻滞、日夜变化、睡眠障碍及绝望因子分高于躯体症状组(P<0.05或P<0.01)。躯体症状组与情绪症状组仅在述情障碍因子II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述情障碍总分及因子分上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或P<0.001)。结论:以躯体化症状为主和以情绪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均存在述情障碍,以前者更缺乏识别情绪和躯体感受能力。     

精神分裂症患者述情障碍与应付方式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述情障碍与应付方式特征及其相关性。方法本研究为单纯随机对照研究。将62例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诊断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组,选取70名正常健康者为对照组。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和应付方式问卷(CSQ)对两组进行测评。结果研究组TAS-20各项因子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或0.01),研究组CSQ的退避、幻想、自责因子评分高于对照组(P0.01),合理化和解决问题因子评分低于对照组(P0.01)。相关分析显示,研究组TAS-20的P1因子与CSQ的幻想、自责、合理化因子呈正相关(r=0.352~0.488,P0.05),与解决问题因子呈负相关(r=-0.327,P0.05);P2因子与CSQ的合理化因子呈正相关(r=0.256,P0.05),与解决问题因子呈负相关(r=-0.349,P0.05)。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述情障碍和消极的应付方式,且述情障碍与应付方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心身疾病与神经症患者的述情障碍

“述情障碍”(Alexithymia)在国外已有不少报告,国内则较少见。本文观察各种心身疾病86例,神经症121例,以117例正常人为对照,以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评定,结果发现心身疾病及神经症患者的TAS平均总分皆较对照组显著为高。因子分Ⅲ(缺乏幻想)均未见增加,男性神经症组较对照组显著为低。     

神经症患者述情障碍的特征研究

本文旨在研究神经症患者述情障碍的特点,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研究组为随机选取2011年1月至10月我院心理门诊神经症患者,均符合CCMD-3神经症的诊断标准.共16例,男、女各8例;平均年龄(31.69 ±7.96)岁.对照组为随机选择同期健康志愿者13名,男7名,女6名;平均年龄(27.23±4.57)岁.两组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心身疾病与神经症患者中的述情障碍

观察各种心身疾病86例,神经症121例,以正常人117例为对照,作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评定,结果发现心身疾病组及神经症的TAS平均总评分均较对照组为高,差异均有显著性.且与性别无关,但TAS的因子分Ⅲ(缺乏幻想)两疾病组均未见增加,男性神经症组更较对照组显著为低。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述情障碍研究

目的探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述情障碍情况.方法以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对69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测评并与正常人作对照.结果高血压患者TAS总分为(74.06±8.77)分,明显高于对照组(66.06±6.38)分,因子分中以Ⅰ、Ⅱ、Ⅳ因子为显著,男,女患者之间无差异.结论述情障碍常见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临床医师应预以重视.     

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述情和家庭教育方式研究

目的了解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现状,并对比分析伴或不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患者的述情方式和家庭教育方式差异。方法回顾性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收治的241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调查对象,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家庭教育方式量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对其进行调查,并对比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研究组)和不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对照组)患者的差异。结果241例患者中,44.8%(108/241)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对照组(133例)比较,研究组家庭教育方式量表中父亲的惩罚/严厉[(24.80±7.36)分比(21.41±6.89)分]、过分干涉[(23.56±5.02)分比(21.74±4.66)分]、拒绝/否认[(13.44±4.39)分比(11.35±3.81)分]、过度保护因子[(12.56±3.28)分比(11.20±2.94)分]得分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母亲的过分干涉/保护[(42.23±8.06)分比(37.73±7.80)分]、拒绝/否认[(18.65±5.85)分比(15.70±5.72)分]、惩罚/严厉因子[(19.13±6.52)分比(15.97±6.20)分]得分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述情障碍量表中,研究组难以识别自己的情感及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因子得分高于对照组[分别为(25.19±6.23)分比(22.12±7.09)分,(18.06±4.19)分比(15.90±4.5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率较高,其述情方式和家庭教育方式与不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患者存在差异。     

抑郁症患者的述情障碍特征及情绪调节研究

背景:抑郁症患者表现出明显的述情障碍,而关于其述情障碍的机制尚未明确,也较少有关于抑郁症患者情绪调节能力的研究.目的:探索抑郁症患者的述情障碍特征,以及抑郁症状、述情障碍与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方法: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和计算机情绪调节实验,对36名抑郁症患者和31名健康志愿者进行评定分析.结果:病例组中述情障碍发生率为66.67%,对照组为3.23%,两组比例差异有显著性(χ2=28.661,p<0.001).病例组的TAS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7.378,p<0.001).情绪调节实验中,病例组观看中性图片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2.080,p=0.043);而负性-观看、负性-重评和负性-抑制三种实验条件下,两组评分无显著差异.在病例组中,HAMD-24、HAMA与TAS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而情绪调节实验得分与HAMD-24、HAMA、TAS之间均未发现相关.结论:抑郁症患者中述情障碍的发生率可能高于一般人群,其抑郁症状与述情障碍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情绪调节能力可能是一种独立的特质,与抑郁状态无关.     

脑血管病患者的述情障碍

目的 探讨脑血管病患者的述情障碍及严重程度。方法 对82例确诊的脑血管病患者运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进行测试，并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 脑血管病患者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TAS总分及各因子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女性高于男性，脑血管病患者的诊断及严重程度与述情障碍无关。结论 脑血管病患者存在较多的述情障碍，不仅影响患者的治疗，而且可导致医源性疾病或延长住院时间。临床医师若能及时确切地了解患者有无述情障碍，可帮助选择心理治疗的种类指导康复期治疗。     

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

目的：探讨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与述情障碍的关系.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及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对60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患者组）和60名健康自愿者（对照组）进行测评,并对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与述情障碍作相关分析.结果：患者组SCL-90总分及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6个因子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或P＜0.01）;其TAS总分及因子Ⅰ、Ⅱ、Ⅳ评分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或P＜0.01）,而因子Ⅲ评分两组间比较,差别则无统计学意义.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SCL-90总分与TAS总分及因子Ⅰ、Ⅱ、Ⅳ评分均呈显著性正相关;而与因子Ⅲ评分则无显著性相关.结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并与述情障碍有关.     

恶劣心境患者述情障碍与自主神经功能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恶劣心境患者的人格特质、述情障碍与自主神经功能心理生理反应的相关机制。方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中文版(TAS-20-C)及心理健康测查表(PHI)对42例恶劣心境患者组(DD组)、33例重性抑郁症患者组(MD组)及30例健康对照组(NC组)进行述情障碍和心理健康水平和人格特质测定,并分析短时(5min)心率变异性(HRV),评定自主神经功能。结果:DD组TAS-20-C各因子得分及总分显著高于NC组(P<0.01),因子Ⅰ、因子Ⅱ及总分均明显高于MD组(P<0.01或P<0.05);DD组PHI量表躯体化、焦虑、病态人格及疑心因子分明显高于MD组(P<0.01或P<0.05);DD组HRV频谱指标中SDNN、PNN50及HF较MD及NC组均显著下降(P<0.01或P<0.05),LF∕HF较MD及NC组均明显升高(P<0.05);TAS-20-C总分及因子Ⅰ与躯体化、焦虑、病态人格、疑心均相关(︱r︱=0.25～0.38,0.40～0.44,0.47～0.59,0.43～0.42,P<0.01或P<0.05),因子Ⅱ与焦虑及变态人格相关(︱r︱=0.31,0.31,P<0.05);躯体化及焦虑与SDNN、VLF及LF均相关(︱r︱=0.26～0.27,0.39～0.27;︱r︱=0.36～0.28,P<0.05或P<0.01)。结论:恶劣心境患者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其人格特质可能导致患者焦虑程度更高,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