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1α在原发性肝癌中表达的意义

0引言研究表明，大多数肿瘤特别恶性肿瘤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其肿瘤组织内部普遍存在相对缺氧区域．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是细胞在缺氧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核转录因子，与肿瘤生长浸润转移、血管生成密切相关．我们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原发性肝癌及其相应癌旁肝组织、正常肝组织中HIF-1α的表达情况，探讨其在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发展中的意义．     

血清HIF-1α、组织P53表达水平对乳腺癌预后意义

目的探讨血清缺氧诱导因子-1（HIF-1）和组织P53的表达水平与乳腺癌预后的关系。方法悬浮芯片法检测117例乳腺原发浸润性导管癌、10例复发乳腺浸润性导管癌、20例乳腺良性肿瘤和31例正常人血清中HIF-1含量,并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其组织中P53蛋白的表达。结果原发、复发乳腺癌血清HIF-1和P53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良性肿瘤和正常对照组（P〈0.01）,复发癌高于原发癌（P〈0.05）;血清HIF-1和组织P53蛋白水平在不同的病理学特征中差异有显著性（P〈0.05）;乳腺癌患者的HIF-1与P53表达水平呈正相关（r=0.544,=0.000）。结论血清HIF-1参与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病理过程,是评估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     

HIF-1α及IMP3在胃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探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I mRNA结合蛋白-3（IMP3）及缺氧诱导因子-1a（HIF-1a）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观察65份胃癌及癌旁正常黏膜IMP3与HIF-1a表达。结果 HIF-1a表达与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和肿瘤大小均有关（P〈0.01）,与年龄及分化程度均无关（均P〉0.05）。IMP3在胃癌组织的表达比癌旁正常黏膜明显要高（P〈0.01）。IMP3与TNM分期及淋巴结转移有关（均〈0.05）,而与分化程度、年龄及肿瘤大小无关（均〉0.05）。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显示HIF-1α与IMP呈正相关（=0.926,P〈0.01）。结论 HIF-1α与IMP3的阳性表达可作为预测胃癌转移潜能的生物学指标,HIF-1α与IMP3在胃癌中高表达并有相关作用,共同表达预示胃癌具有较强的侵袭转移能力。     

HIF-1α、VEGF在宫颈鳞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目的研究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 alpha,HIF-1α)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ctor,VEGF)的基因产物在宫颈鳞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En-visionTM二步法检测86例宫颈鳞癌和10例正常宫颈组织中HIF-1α和VEGF蛋白的表达。结果HIF-1α在86例宫颈鳞癌和10例正常宫颈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5.8%(48/86)和0%(0/10),差异有显著性(P<0.01)。宫颈鳞癌组织中,HIF-1α表达与宫颈鳞癌的肿块大小、FIGO分期、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和肿瘤坏死密切相关。VEGF蛋白在86例宫颈鳞癌和10例正常宫颈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61.6%(53/86)和0%(0/10),差异有显著性(P<0.01)。宫颈鳞癌组织中,VEGF表达与宫颈鳞癌的肿块大小、FIGO分期、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和肿瘤坏死呈正相关。HIF-1α和VEGF蛋白的表达与患者年龄和术后5年生存率均无关。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HIF-1α与VEGF表达程度呈正相关(r=0.636,P<0.01)。结论宫颈鳞癌组织中HIF-1α基因表达显著增高,还可能诱导VEGF的过表达并与宫颈鳞癌的侵袭性生物学行为密切相关。     

采用组织芯片技术研究大肠癌中HIF-1α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 探讨常见组织学类型大肠癌中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的表达及意义。方法 应用组织芯片技术及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探测80例大肠癌及30例正常结肠粘膜中HIF-1α的表达情况。结果 80例大肠癌和30例正常结肠粘膜中HIF-1α阳性率分别为58．8％和6．7％，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在不同组织学类型及不同浸润程度的大肠癌中，HIF-1α的表达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在淋巴结转移为阳性及阴性的两组大肠癌中HIF-1α的表达差异有显著性（P〈0．01）。结论 HIF-1α在大肠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组织芯片技术有快捷、方便、经济、准确的特点。     

DLL4及HIF-1α在乳癌组织表达及意义

目的探讨Delta样配体4(DLL4)和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在乳癌组织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122例乳房浸润性导管癌(其中Ⅰ级33例,Ⅱ级40例,Ⅲ级49例)组织中DLL4和HIF-1α的表达,分析两者表达与乳癌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结果 DLL4和HIF-1α在乳房浸润性导管癌低级别组(Ⅰ级、Ⅱ级)和高级别组(Ⅲ级)中的表达阳性率分别为63.0%、91.8%和56.2%、8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852、15.695,P<0.05),但HIF-1α在Ⅰ级和Ⅱ级间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LL4在乳癌组织中的表达与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有关(χ2=4.802~12.852,P<0.05),与病人年龄、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HER2表达无相关性(P>0.05)。HIF-1α在乳癌组织中的表达与组织学分级和淋巴结转移相关(χ2=8.961、15.695,P<0.05),与病人年龄、肿瘤大小、ER、PR、HER2表达无关(P>0.05)。乳癌DLL4阳性表达病人HIF-1α表达阳性率明显高于DLL4阴性表达病人,两者表达水平呈正相关(r=0.270,P<0.01)。结论DLL4和HIF-1α可能共同调控乳癌肿瘤血管生成并影响乳癌的发展及预后,可作为预测乳癌预后的重要参考指标。     

青年乳腺癌组织中缺氧诱导因子-1α的表达与其生物学特征的关系

目的:研究青年乳腺癌组织中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的表达与其生物学特征的关系。方法:采用SP法检测手术切除80例乳腺癌标本HIF-1α的表达,分析30例青年乳腺癌组织中HIF-1α的表达与其生物学特征的关系。结果:35岁以下乳腺癌(青年乳腺癌)组织HIF-1α、VEGF的阳性率高于35岁以上者,差异有显著意义。HIF-1α的表达在不同分化程度、肿瘤大小、腋淋巴转移状况、ER及PR状况间差异无显著意义。结论:青年乳腺癌组织HIF-1α的高表达可能是其预后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检测HIF-1α在青年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并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有望提高青年乳腺癌的诊断与治疗水平。     

HIF-1α、VEGF及IGF-Ⅰ蛋白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目的 研究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IGF-Ⅰ）蛋白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并探讨HIF-1α与IGF-Ⅰ及VEGF蛋白表达之间的关系.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PicTureTM方法检测HIF-1α、VEGF、IGF-Ⅰ蛋白在42例子宫内膜癌、10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20例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情况,结合临床分期、病理分级进行分析.结果 HIF-1α、VEGF、IGF-Ⅰ蛋白在正常子宫内膜组织、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组织及子宫内膜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χ^2=22.094～25.261,P〈0.01）.HIF-1α蛋白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Ⅰ期为42.11%,Ⅱ期为81.82%,Ⅲ期为83.33%,三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2=7.435,P〈0.05）;HIF-1α蛋白的表达与病人发病年龄、病理分级无关（χ^2=0.036、0.634,P〉0.05）.VEGF蛋白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Ⅰ期为36.84%,Ⅱ期为81.81%,Ⅲ期为75.00%,三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χ^2=6.578,P〈0.05）;VEGF蛋白的表达与病人发病年龄、病理分级无关（χ^2=1.879、0.097,P〉0.05）.子宫内膜癌组织中IGF-Ⅰ蛋白阳性表达率与病人发病年龄、临床分期及病理分级无关（χ^2=0.190～0.791,P〉0.05）.子宫内膜癌组织中HIF-1α与VEGF蛋白表达呈显著正相关（r=0.469,P〈0.01）;IGF-Ⅰ与VEGF蛋白的表达呈显著的正相关（r=0.452,P〈0.01）;HIF-1α与IGF-I蛋白的表达无相关性（r=0.209,P〉0.05）.结论 子宫内膜癌组织中HIF-1α、VEGF、IGF-I蛋白参与了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HIF-1α、IGF-Ⅰ蛋白表达与VEGF呈正相关,IGF-Ⅰ蛋白与HIF-1α的表达无相关性,提示HIF-1α与IGF-Ⅰ可能通过上调VEGF蛋白的表达,促进肿瘤的血管生成而促进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HIF-1α和CXCR4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和趋化因子受体4（CXCR4）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与胃癌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44例胃癌组织、44例相应癌旁组织（距癌组织边缘〉5cm）中HIF-1α和CXCR4蛋白的表达,分析胃癌组织中HIF-1α和CXCR4蛋白表达与胃癌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并分析HIF-1α和CXCR4蛋白表达之间是否相关。结果癌旁组织中HIF-1α和CXCR4蛋白均无表达,胃癌组织中HIF-1α和CXCR4蛋白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9．1％和63．6％,与癌旁组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HIF-1α蛋白表达与胃癌TNM分期和浸润深度相关（P〈0．01）,与是否淋巴结转移相关（P〈0．05）,与性别、年龄、肿瘤直径和分化程度无关;CXCR4蛋白表达与是否淋巴结转移相关（P〈0．01）,与TNM分期相关（P〈0．05）,与性别、年龄、肿瘤直径、浸润深度和分化程度无关。胃癌组织中HIF-1α与CXCR4蛋白表达呈正相关（r=0．332,P=0．028）。结论HIF-1α和CXCR4蛋白表达可能与胃癌的发生有关,胃癌组织中HIF-1α和CXCR4蛋白的高表达预示胃癌恶性程度高,临床分期较晚,可能存在淋巴结转移。联合检测HIF-1α和CXCR4蛋白的表达,有利于评估胃癌的生物学行为,提高预后判断的准确性,并对临床治疗有重要指导意义。     

PTEN和HIF-1α在卵巢上皮性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研究PTEN和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1α,HIF-1α)在卵巢上皮性癌十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s-p法检测PTEN、HIP-1α在40例卵巢上皮性癌、12例良性卵巢肿瘤组织和10例正常卵巢组织中的表达。结果:卵巢上皮癌中PTEN蛋白阳性表达率为35%(14/40),显著低于正常卵巢组织的表达90%(9/10)(P<0.01),H1F-1α蛋白阳性表达率为62.5%(25/40),显著高于正常卵巢组织的表达20%。(2/10)(P<0.05);在卵巢良性上皮性肿瘤中,PTEN、HIF-lα的表达分别为83.3%(10/12)、25%(3/12)分别与2者在卵巢恶性上皮性肿瘤中的表达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TEN、HIF-1α的表达均与淋巴结转移和临床病理分期有关,RPTEN的表达与组织分化程度也有关,而2者的表达与性别、年龄、肿瘤大小和组织分型无关;2者之间呈负相关(P<0.01)。结论:PTEN低表达、HIF-1α高表达与卵巢癌临床病理特征和生物学行为有密切关系。联合检测PTEN和HIF-1α为临床有效评估卵巢癌的恶性程度及反映其生物学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HIF-1α和PCNA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 探讨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和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在结直肠癌(CRC)组织中表达及意义.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64例CRC中HIF-1α和PCNA蛋白表达情况,20例正常大肠组织作对照.结果 HIF-1α蛋白在CRC中阳性表达率为51.56%,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与淋巴结转移和Dukes分期有统计学意义(P＜0.05).PCNA蛋白在CRC中阳性表达率为70.31%,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HIF-1α和PCNA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306,P＜0.05).结论 HIF-1α在CRC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并且HIF-1α和PCNA在表达上密切相关.     

HIF-1α、VEGF在腋淋巴结阴性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检测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微血管密度(MVD)在腋淋巴结阴性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乳腺癌分型、分级及预后的关系,探讨HIF-1α作为判断肿瘤恶性程度、预后及肿瘤基因治疗靶点的可行性。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73例乳腺癌组织中HIF-1α、VEGF、MVD的表达状况,并与临床随访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对其中随访10年以上的32例作生存分析研究。结果:HIF-1α在乳腺癌中总阳性表达率为65.8%,其中强表达7例(9.6%),中度表达10例(13.7%),弱表达31例(42.5%),不表达25例(34.2%);73例乳腺癌组织中69例VEGF表达阳性,占94.5%,其中强表达52例(71.2%),中度表达15例(20.5%),弱表达2例(2.7%),不表达4例(5.5%)。73例乳腺癌中每例MVD为4～48个,平均为20.16±16.48。HIF-1α和VEGF在乳腺癌中两者阳性指数呈正相关(P<0.01)。HIF-1α、VEGF均为单独影响乳腺癌预后的危险因素。结论:HIF-1α可作为判断乳腺癌恶性程度、预后的单独指标,与VEGF联合检测可提高判断水平;HIF-1α可作为肿瘤治疗的靶点。     

VEGF、HIF-1α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探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growth factor,VEGF)、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α)在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的表达及意义。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分别检测VEGF、HIF-1α蛋白在EM在位、异位内膜和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结果EM组织中VEGF、HIF-1α的表达较正常组内膜明显增高(P<0.01),且HIF-1α与VEGF在EM组织中的表达呈正相关关系。结论VEGF和HIF-1α在EM中过度表达,推测VEGF、HIF-1α与EM的发病密切相关。     

HIF-1α在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目的:研究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在低氧培养条件下肺癌细胞株及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采用Transwell侵袭小室测定法检测缺氧对肺癌细胞侵袭力的影响,分别采用RT-PCR法和免疫印迹(Western blot)、免疫组化法测定缺氧条件下人肺腺癌细胞株A549、小细胞肺癌细胞株H446及60例肺癌组织和20例癌旁正常肺组织中HIF-1α的mRNA和蛋白表达.结果:两种肺癌细胞系在缺氧下侵袭力较正常时增强.随着缺氧时间的延长,肺癌细胞的HIF-1αmRNA和蛋白水平呈升高趋势(P<0.05或P<0.01).肺癌组织中HIF-1α的mRNA和蛋白阳性表达率分别为90.0%、75.0%,明显高于癌旁正常肺组织的30.0%、20.0%(P<0.01),有淋巴结转移的表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中晚期(Ⅲ～Ⅳ期)肺癌组织中的表达高于早期(I-Ⅱ期)(P<0.05).结论:氯化钴诱导缺氧上调HIF-1α在肺癌细胞中的表达,使之进一步耐受缺氧.HIF-1α的过表达参与了肺癌的侵袭转移,HIF-1α可成为判断肺癌生物学行为的重要指标.     

Barrett食管组织HIF-1α、mtP53、IMP3蛋白表达及意义

目的观察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及mtP53、IMP3蛋白在Barrett食管中的表达情况,分析HIF-1α及mtP53、IMP3在Barrett食管发生、发展中的意义。方法取100例Barrett食管胃镜标本进行免疫组织化学分析HIF-1α、mtP53、IMP3蛋白的含量,并与50例反流性食管炎组织比较。结果与反流性食管炎组比较,Barrett食管组HIF-1α、mtP53、IMP3蛋白表达均明显增强(P<0.05),HIF-1α、mtP53、IMP3三者的表达呈正相关(均P<0.01)。结论 HIF-1α、mtP53、IMP3在Barrett食管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有可能是Barrett食管发生及恶变的机制之一。     

肝细胞癌中PHD2蛋白与HIF-1α蛋白表达的关系及意义

目的 研究肝癌组织中脯氨酸羟化酶(PHD)2蛋白的表达情况及其与缺氧诱导因子(HIF)-1α蛋白表达和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方法 选取肝细胞癌标本80例,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SP法)研究PHD2蛋白与HIF-1α蛋白的表达情况,并探讨PHD2蛋白的表达与多种临床指标的关系.结果 PHD2在肝癌组织中表达的阳性率为47.5%(38/80),与HIF-1α蛋白(66.3%)的表达率无显著差异,但在低分化肝细胞癌组织中的表达率明显高于高分化者,与肿瘤直径和是否有转移或者血管侵犯没有明显关系.结论 PHD2虽然是HIF-1α的直接下游基因,但其蛋白表达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的关系在肝癌组织中没有协同性.以增加肿瘤组织中PHD2的表达降解HIF-1α来治疗肿瘤可能对低分化肿瘤的效果明显.     

宫颈癌组织HIF-1α和IGF-2表达及意义

目的 探讨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及胰岛紊样生长因子-2(IGF-2)在宫颈癌(ICC)发生、发展中表达及意义.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方法,检测20例正常宫颈(NCE)、28例宫颈上皮内瘤变(CIN)、70 例ICC组织 HIF-1α和IGF-2蛋白表达.结果 NCE、CIN、ICC组织 HIF-1α蛋白的表达阳性率分别为0、32.14%、72.86%,IGF-2 蛋白表达的阳性率分别为10.oo%、28.57%、68.57%,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Hc=39.487,q=5.782～35.582,P<0.01;χ2=25.570,P<0.01).ICC组织中 HIF-1α和IGF-2表达呈正相关(r=0.629,P<0.01).结论 HIF-1α及IGF-2的表达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二者在ICC发展中可能起协同作用.     

乳腺癌组织中PTEN、VHL的表达及其对HIF-1α的影响

目的研究乳腺癌组织中肿瘤抑制基因PTEN、VHL的表达及其对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表达的影响,并探讨其意义。方法将乳腺癌患者80例(观察组,包括浸润性乳腺癌67例、乳腺原位癌13例)和正常乳腺组织20份(名)(正常对照组)制成组织芯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组织芯片进行肿瘤抑制基因PTEN、VHL及HIF-1α检测。结果观察组中浸润性乳腺癌患者肿瘤抑制基因PTEN、VHL的表达为31.3%和31.3%,均低于乳腺原位癌84.6%和61.5%及正常对照组80.0%和75.0%(χ2=12.87、11.92、12.10、14.37,均P<0.01),观察组中浸润性乳腺癌患者HIF-1α的表达为74.6%,高于乳腺原位癌23.1%和正常对照组5.0%(χ2=12.94、30.78,均P<0.05)。肿瘤抑制基因PTEN、VHL阳性者中HIF-1α的表达为40.6%和24.1%,低于阴性者中HIF-1α的表达83.3%和90.1%(χ2=15.66、36.08,均P<0.01)。结论肿瘤抑制基因PTEN、VHL的低表达及HIF-1α的高表达与乳腺癌的浸润有关,肿瘤抑制基因PTEN、VHL的表达与HIF-1α的表达呈负相关。     

HIF-1α在原发性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探讨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在原发性肝细胞癌中的表达,以及HIF-1α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微血管密度（MVD）表达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HIF-1α、VEGF和MVD在原发性肝细胞癌、肝硬化及肝正常组织中表达情况。结果HIF-1α在肝细胞癌、肝正常组织和肝硬化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有显著性（P〈0.05）,HIF-1α与VEGF和MVD在肝癌中的表达有相关性。结论HIF-1α在肝细胞癌中高表达在肝癌肿瘤血管生成中有重要作用。     

子宫内膜癌中HIF-1α的表达及与ERα的关系

目的探讨HIF-1α在子宫内膜腺癌组织中的表达以及与临床病理因素、预后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子宫内膜癌中HIF-1α与ERa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56例子宫内膜腺癌、18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20例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HIF-1α及ERa蛋白的表达。对全组病人进行随访，获得随访资料进行生存分析。结果在正常子宫内膜组织、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癌中HIF-1α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45．0％，27．8％和60．7％，ERa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100％，77．7％和60．7％，三者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HIF-1α与临床病理特征无相关性，但HIF-1α阳性患者的5年生存率低于阴性患者（P〈0．05）。在子宫内膜癌中，HIF-1α与ERa表达之间呈正相关（r=0．265，P〈0．05）。结论HIF—1α在子宫内膜癌中存在着过表达，并且与不良的预后有关。而HIF-1α在正常子宫内膜中也阳性表达，提示HIF-1α在子宫内膜的生理变化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