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研究

目的:了解农村老年人功能健康水平、特征及功能丧失的原因,并对健康期望寿命指标及研究方法应用于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评价的可行性进行初步探讨。方法:通过对新乡县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的调查,借鉴国外老年人功能测量和健康期望寿命研究方法,以日常生活活动(ADL)丧失为健康期望寿命的判定终点,计算了河南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期望寿命。结果:60~64岁组老年人群的平均预期寿命为13.5岁,其中男性为13.4岁,女性为14.0岁。健康期望寿命为12.6岁,男性为12.7岁,女性为13.0岁。结论:用健康期望寿命评价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是一种相对比较理想的计算方法。     

河南新乡农村老年人ADL功能健康状况调查

目的评价农村老年人生命质量和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日常生活活动（ADL）测量问卷，对河南新乡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的功能健康状况进行了测量和评价，分析老年人功能丧失率和各功能项目群功能丧失情况，并计算健康期望寿命。结果被调查者ADL丧失率为7．0％，健康期望寿命为余寿13．5岁。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独居、收入和家庭地位等指标是老年人功能健康的影响因素。结论ADL功能健康状况随社会经济状况的下降而恶化。     

2019年苏州市成年人健康期望寿命测算研究

目的：测算苏州市18岁及以上居民健康期望寿命,为建立苏州市居民健康状况评价体系、开展精准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健康状态资料来源于2019年苏州市健康期望寿命专项调查,2019年在苏州全市范围内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有效调查6 208例18岁及以上成年人,结合苏州市2019年人口和死亡资料,基于沙利文（Sullivan）法和HOPIT（Hierarchical Ordered Probit）模型测算健康期望寿命。结果：苏州市18岁成年人的健康期望寿命为36.30岁,60岁组人群的健康期望寿命为7.80岁,寿命损失百分比分别占45.17%和69.56%。随着年龄的增加,寿命损失百分比逐渐增大。男性各年龄组因伤残损失的健康期望寿命及寿命损失百分比均低于女性,且年龄越大差距越大。结论：苏州市女性成年人的健康水平低于男性,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对其剩余生命质量造成重大影响。     

河南新乡农村老年人ADL功能健康状况调查

目的 评价农村老年人生命质量和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日常生活活动(ADL)测量问卷,对河南新乡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的功能健康状况进行了测量和评价,分析老年人功能丧失率和各功能项目群功能丧失情况,并计算健康期望寿命。结果 被调查者ADL丧失率为7.0%,健康期望寿命为余寿13.5岁。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独居、收入和家庭地位等指标是老年人功能健康的影响因素。结论 ADL功能健康状况随社会经济状况的下降而恶化。     

广东省居民健康期望寿命研究

【目的】以有关广东省居民的长期失能与残障情况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推算各年龄组的伤残期望寿命及健康期望寿命，进而评价其居民健康质量。【方法】利用1998年广东省第二次卫生服务调查资料，采用Sullivan’s法推算广东省居民的健康期望寿命。【结果】1998年广东省居民健康期望寿命城乡合计0岁组为70．48岁，60～65岁组为15．62岁；城市0岁组为70．80岁，60～65岁组为16．44岁；农村0岁组为70．0l岁，60～65岁组为16．09岁。【结论】1998年广东省城乡居民0岁组健康期望寿命与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报告关于中国的统计数字相比较，伤残期望寿命低于全国水平2．66岁，健康期望寿命高于全国水平8．18岁。     

2005-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期望寿命趋势分析

 目的 了解中国城市男女期望寿命的现状,分析期望寿命受年龄和死因影响的不同变化,探讨哪个年龄组、何种死因是导致我国近5年期望寿命变化的主要因素。方法利用2005-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中国城市居民年龄别死亡率及死因别死亡率等数据,采用绘制寿命表法、期望寿命上升下降增减差异的年龄分解和死因分解法,进行城市居民期望寿命差异的分析比较。结果 2005-2010年中国城市的期望寿命不断上升,2005年为76.57岁,2008年达到峰值,为80.03岁。2005-2010年中国城市的居民死亡主要是循环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及呼吸系统疾病造成的。在所有年龄组中,2005-2006年期望寿命的快速提高主要由55~85岁居民期望寿命的提高所引起;2008-2009年,期望寿命下降0.49岁,主要是因80岁以上、尤其是85岁以上老人期望寿命下降所致。从病因别分析,2005-2008年,期望寿命3年内增加3.46岁,主要是循环系统疾病对于期望寿命作用的快速增加(2.15岁,62.14%),其次为呼吸系统疾病和损伤中毒等外部原因,分别导致期望寿命上升0.75岁(21.68%)和0.64岁(18.50%)。肿瘤对期望寿命增长的作用为0.28岁(8.09%),传染病为0.06岁(1.73%)。2008-2010年,期望寿命在2年内下降了1.94岁,主要是循环系统疾病的作用(1.22岁,62.89%)。结论 针对循环系统疾病的危险因素,尽早采取干预措施,大力宣传戒烟、减少肥胖、提倡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糖尿病和高血压,将有助于期望寿命的进一步提高。呼吸系统疾病是影响期望寿命的第二大因素,肺炎对于期望寿命的影响始终为负作用,建议在5岁内的婴幼儿和儿童以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等发病高危人群中接种肺炎疫苗,可有效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减少肺炎发病,降低影响期望寿命的负面因素。     

青岛市医养结合机构高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与生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了解青岛市医养结合机构高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探讨不同生活方式对高龄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情况,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利用自制问卷在青岛市7个区抽取43家医养结合机构1090名高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090名高龄老年人中,有357人(32.75%)表示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733人(67.25%)表示自评健康状况为不健康。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每天饮酒、不进行锻炼、有焦虑抑郁感、对人际关系感到不满意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较差;在婚的高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结论:饮酒、体育锻炼、焦虑抑郁感、人际关系等生活方式相关因素与高龄老年人自评健康相关。应关注影响高龄老年人健康的生活方式因素,提升高龄老年人健康素养,保障高龄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     

上海市奉贤区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目的计算上海市奉贤区60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期望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HALE),分析HALE的主要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两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1 696位奉贤区60岁以上老人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ullivan法计算HALE。结果 2015年奉贤区男、女性60~岁组老年人HALE分别为19.44岁和20.46岁,HALE损失率分别为15.04%和25.06%。70岁以下年龄组女性HALE均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女性HALE损失率均大于同年龄组的男性。影响奉贤区老年人HALE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合理体育锻炼、慢性病史,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风等脑血管疾病导致的HALE平均损失率最大。结论为提高老年人的HALE,应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重点防治中风等脑血管疾病,加强老年人尤其是女性老年人的健康保健服务。     

广东省居民健康期望寿命研究

【目的】以有关广东省居民的长期失能与残障情况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推算各年龄组的伤残期望寿命及健康期望寿命,进而评价其居民健康质量。【方法】利用1998年广东省第二次卫生服务调查资料,采用Sullivan’s法推算广东省居民的健康期望寿命。【结果】1998年广东省居民健康期望寿命城乡合计0岁组为70.48岁,60～65岁组为15.62岁;城市0岁组为70.80岁,60～65岁组为16.44岁;农村0岁组为70.01岁,60～65岁组为16.09岁。【结论】1998年广东省城乡居民0岁组健康期望寿命与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报告关于中国的统计数字相比较,伤残期望寿命低于全国水平2.66岁,健康期望寿命高于全国水平8.18岁。     

青岛市城阳区2008-2012年居民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分析

目的：了解青岛市城阳区2008-2012年居民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相关干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利用《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中的居民死因及期望寿命等相关数据,按照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对死因进行编码,采用Arriaga法对居民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年龄别进行分析。结果：2008-2012年青岛市城阳区居民期望寿命总体呈上升趋势,女性期望寿命始终高于男性。60-80岁年龄组死亡率的性别差异最为明显,是产生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结论：青岛市城阳区居民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老龄组死亡率的性别差异造成的。缩小期望寿命性别差距,应重点关注≥60岁以上男性老年人的健康问题。     

我国老年流动人口常见病症患病及就诊情况的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随着我国老年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该群体面临的健康和就诊问题成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和关注热点。目的　了解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的常见病症患病情况、就诊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6 478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收集老年流动人口个人及家庭特征、流动特征、公共服务利用情况、个人健康状况4个方面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老年流动人口常见病症患病及就医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　6 478个有效样本中，健康自评结果显示，“健康”和“基本健康”的老年流动人口5 264人（81.2%），而实际患有高血压和/或糖尿病的比例为35.0%（2 270/6 478）。4 112人（63.5%）表示在1年之内出现过常见病症的症状，其中，仅有1 624人（39.5%）去医院就诊。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同住家庭成员数、流动范围、流入地区、参加健康教育情况、参加医疗保险情况、自评健康情况及慢性病患病情况是老年流动人口是否患有常见病症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流入地区、参加健康教育情况及自评健康情况是老年流动人口常见病症就诊情况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老年流动人口对自身健康的评价偏高，而就医主动性整体较差。老年流动人口常见病症的患病率和就诊情况受多维度因素影响。建议重点加强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力度，优化异地就医政策，关注老年流动人口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情况，有效改善老年流动人口健康水平。     

社区健康支持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相关性研究

背景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近年来政府正积极推行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人健康支持模式，但是不同的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相关关系尚不明了，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目的　探究当前不同形式的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为完善社区健康支持服务提供思路。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年截面数据，共纳入8 860例有效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社区提供的起居照料、心理健康支持、上门看病和送药及健康宣教四类健康支持服务的提供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相关性。使用核匹配方法进行处理组（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健康支持服务）与对照组（老年人所在社区未提供健康支持服务）的匹配，默认使用二次核，带宽设定为0.06，应用K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　8 860例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平均得分为（3.43±0.90）分，处于一般水平。4类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供给情况：887例（10.01%）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起居照料服务，3 111例（35.11%）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上门看病和送药服务，1 271例（14.35%）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精神慰藉和聊天解闷服务，3 824例（43.16%）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保健知识。不同现居地类别（城乡）、所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4类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供给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SM分析显示，社区是否提供起居照料服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相关，处理组老年人自评健康得分比对照组高出0.123分（ATT=0.123，P<0.05），社区是否提供上门看病和送药服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之间无相关性（ATT=0.012，P>0.05），社区是否提供精神慰藉和聊天解闷服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之间相关（ATT=0.083，P<0.05），社区是否提供保健知识服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之间无相关性（ATT=-0.017，P>0.05）。异质性检验发现，4类健康支持服务与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地区等各亚组老年群体自评健康状况的相关性检验结果与总体情况基本一致。相比于其他群体，东部城市社区、家庭年收入越高、学历越高的老年人越容易在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中获益。结论　参与式的健康管理服务比被动接受式服务更有利于保持或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社区应进一步丰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模式，促进医疗与养老服务加速融合；推动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从“大水漫灌”式逐渐走向精准化。     

城市社区居家老年人互助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背景　在传统的养老服务中，时常将老年人作为被动的接受者，而忽视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不仅可以缓解养老服务的巨大压力，而且是实现积极老龄化、老有所为的重要途径。目的　了解安徽省社区居家老年人互助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养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发挥老年人群作用提供依据。方法　2016年7-9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依据《安徽统计年鉴》数据，随机选取合肥市和阜阳市的5个社区派出所记录在档案的65周岁及以上的城市社区居家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问卷调查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自评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城市社区居家老年人互助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534份，回收有效问卷50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6%。个体特征方面，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养老帮助意愿情况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P<0.05）。家庭特征方面，不同婚姻状况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养老帮助意愿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养老帮助意愿情况随子女数增加而降低（P<0.05）。经济特征方面，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养老帮助意愿情况随月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P<0.05）。自评情况方面，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养老帮助意愿情况随自评生理健康、自评心理健康、自评社交能力、自评认知能力的增加而增加（P<0.05）。阜阳市社区居家老年人接受社区养老服务意愿比例高于合肥市（χ2=22.189，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月可支配收入、自评生理健康、自评认知能力是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养老帮助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社区居家老年人年龄越小、月可支配收入越高、自评生理状态越好及自评认知能力越好，越愿意尽能力帮助其他老年人；不同地区社区居家老年人接受社区养老服务意愿情况不同。     

社区老年人跌倒恐惧与健康自评的关系研究

背景　老年人跌倒恐惧是非常常见的现象，由此造成的肢体功能受限、生活质量下降、跌倒风险增加、医疗经济负担增加等不容忽视。健康状况自我评价是反映一个人健康状况以及死亡率的重要指标，其简单易行，可用于快速筛查和评估。国外已有一些健康自评和疾病关系的研究。但是目前我国关于此类的研究并不多见。目的　研究社区老年人跌倒恐惧的情况及其与健康自评的关系。方法　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17年3-5月选取在北京市西城区牛街社区卫生服务站门诊就诊的老年人（年龄≥60岁），通过面对面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调查其过去1年跌倒发生情况，以及跌倒恐惧情况。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WHOQOL），针对总体生活质量、健康状况、睡眠情况、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满意度、人际关系、朋友支持、居住地、卫生保健、交通情况以及消极情绪等进行自我评价。结果　共发放问卷410例，其中拒访2人，回收有效问卷408份。408名社区老年人中，267例（65.4%）存在跌倒恐惧，151例（37.0%）过去1年发生跌倒，发生跌倒的老年人中131例（86.8%）存在跌倒恐惧。跌倒恐惧者总体生活质量好、健康状况、睡眠情况、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满意度、人际关系、朋友支持、居住地、卫生保健、交通情况满意率低于无跌倒恐惧者，经常消极情绪发生率高于无跌倒恐惧者（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总体生活质量、健康状况、睡眠情况、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满意度、人际关系、朋友支持、居住地、卫生保健、交通情况自我评价不满意是老年人跌倒恐惧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消极情绪自我评价偶尔出现是老年人跌倒发生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　跌倒恐惧与健康相关自我评价有关，有助于筛查跌倒恐惧高风险人群，以进一步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以减少老年人跌倒恐惧，促进健康老龄化社会的建设。     

上海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静安区高龄悬空老年人为基础

目的　调查上海市静安区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方法　2017年3月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路街道、彭浦新村街道和彭浦镇高龄（年龄≥80岁）悬空老年人224例为调查对象,并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自行设计,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基本情况、健康状况、生活状况、对医疗服务评价、每周感到孤独时间。分析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224份,回收有效问卷218份,有效回收率97.3%。高龄悬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以一般为主（占39.0%）。不同居住情况、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患病种数、自评视力状况、自评听力状况、生活起居情况、下楼活动能力、护理服务使用经济压力、护理服务使用评价、每周感到孤独时间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评健康状况、自评视力状况、生活起居情况、下楼活动能力、护理服务使用经济压力、每周感到孤独时间是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不佳,且自评健康状况、自评视力状况、生活起居情况、下楼活动能力、护理服务使用经济压力、每周感到孤独时间是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这对于进一步完善高龄悬空老年人护理服务、生活服务等社会政策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健康老龄化理念的不断深化,农村老年人这一庞大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备受全社会关注。目的　探讨我国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为促进我国农村地区健康老龄化提供依据。方法　2020年11月,从北京大学组织的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全国追踪调查（CHARLS）项目中选取60岁及以上的农村户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n=3 068）。采用流行病学调查用抑郁量表（CES-D）简化版得分判定研究对象抑郁症状情况。采用随机森林算法筛选影响抑郁症状的项目并进行排序,并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影响农村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因素。结果　随机森林算法结果显示：15个指标中重要性排序前6位的变量分别是自评总体健康、午休时长、生活满意度、夜间睡眠时长、受教育程度、婚姻满意度。3 068例农村地区老年人CES-D简化版得分为（9.9±6.9）分;无抑郁症状1 679例（54.7%）,有抑郁症状1 389例（45.3%）。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女：OR=1.710,95%CI（1.422,2.057）〕、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上：OR=0.663,95%CI（0.507,0.866）〕、夜间睡眠时长〔6~8 h：OR=0.506,95%CI（0.425,0.601）;>8 h：OR=0.435,95%CI（0.324,0.580）〕、代际情感支持〔较多：OR=1.297,95%CI（1.077,1.562）〕、生活满意度〔不满意：OR=5.179,95%CI（3.814,7.133）〕、婚姻满意度〔不满意：OR=3.181,95%CI（2.264,4.526）;无配偶：OR=1.243,95%CI（1.004,1.538）〕、自评总体健康〔一般：OR=1.512,95%CI（1.199,1.915）;不好：OR=3.918,95%CI（3.056,5.043）〕、慢性病〔有：OR=1.232,95%CI（1.041,1.457）〕、童年健康状况〔一般：OR=1.349,95%CI（1.107,1.644）〕是农村地区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依据本研究数据,有近一半的农村老年人存在抑郁症状,情况不容乐观,且性别、受教育程度、夜间睡眠时长、代际情感支持、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自评总体健康、慢性病、童年健康状况是农村地区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因此应针对高危人群从不同维度、有重点地进行防控,以推动我国健康老龄化进程。     

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积极老龄化提倡老年人应保持身心健康、实现自我价值，是衡量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农村老龄化问题严峻，亟须调查分析农村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为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目的　调查河南省农村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抽签法，于2018年11月-2019年1月，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下辖5个乡镇中随机抽取2个镇，每个镇随机抽取3个行政村，对符合纳入标准的农村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和农村版积极老龄化问卷，农村版积极老龄化问卷由研究者基于课题组前期汉化积极老龄化量表（AAS）修订形成。共发放问卷670份，回收有效问卷62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3%。结果　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总得分为70.00（30.00）分，自理能力维度条目均分最高，为3.00（1.71）分，建立经济保障维度条目均分最低，为1.00（1.00）分。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情况、个人月收入、睡眠质量、每周锻炼次数、家属对社会参与的支持、是否仍参与劳动、所在村里有无健身活动设施与积极老龄化总得分具有相关性（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居住情况、个人月收入、睡眠质量、每周锻炼次数、家属对社会参与的支持、所在村有无健身活动设施是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农村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相较于城市老年人还处于较低水平，针对本研究所得出的积极老龄化影响因素，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如对高龄农村老年人进行积极老龄化宣教、为贫困老年人提供互助支持、宣传开放包容的老年婚恋观、鼓励老年人自主决策、为老年人创造文体活动条件、普及宣传健康作息习惯、重视家庭支持的力量等，从而为农村老年人赋权增能，帮助其实现积极老龄化。     

我国老年人焦虑状况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背景　焦虑是影响老年人健康老化过程的常见心理问题。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对象多为局部地区的城市或农村老年人，针对全国老年人焦虑发生状况展开的调查较少，且较少研究行城、乡老年人焦虑发生现状及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目的　调查全国老年人焦虑发生状况，比较并分析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焦虑症状检出率及影响因素，旨在为老年人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于2021年2月采用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年数据，选取年龄≥60岁、接受了焦虑状态调查且关键变量值完整的老年人14 417例作为研究对象。焦虑状态的测量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以居住地分层（城市/农村），比较不同特征（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生活方式和医疗服务可及性）老年人焦虑发生情况的差异性，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城、乡老年人焦虑发生的因素。结果　14 417例老年人中，1 751例出现焦虑症状，焦虑症状检出率为12.15%。其中轻度焦虑者1 400例（79.95%），中度焦虑者256例（14.62%），重度焦虑者95例（5.43%）。农村老年人焦虑症状检出率高于城市老年人〔13.05%（1 459/11 183）比9.03%（292/3 234），χ2=37.946，P<0.001〕，且农村焦虑老年人焦虑严重程度高于城市焦虑老年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312，P=0.021）。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地为西部地区、自评经济状况为困难、自评健康状况为一般和不好、自评生活满意度为不满意及不吸烟是城市老年人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睡眠时间7~8 h是城市老年人焦虑发生的保护性因素（P<0.001）。女性、居住地为中部地区、自评经济状况为一般和困难、自评健康状况为一般和不好、自评生活满意度为一般和不满意、患重病不能及时就医及饮食口味偏咸是农村老年人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睡眠时间7~8 h和>8 h是农村老年人焦虑发生的保护性因素（P<0.001）。结论　我国老年人焦虑症状检出率较高，农村老年人焦虑症状检出率高于城市老年人，且城、乡老年人焦虑状况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在对老年人焦虑状况进行干预时应考虑城、乡差异，并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管理措施。     

宁夏人群期望寿命影响因素定量研究

目的定量研究影响宁夏人群期望寿命的主高危因素,为提高人群期望寿命、制定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使用多阶段抽样,用问卷调查及实验室检测获得影响期望寿命的主危险因素人群暴露率,结合文献采用反事实分析法计算人群归因分值（PAF）,并计算去高危因素人群期望寿命增寿年数。结果前5位死因依次是心脑血管疾病、慢性肺疾病、道路交通事故、慢性胃疾病、肝及胆管癌;人群期望寿命75．40岁,期望寿命影响因素前5位是血脂异常（1．41岁）、吸烟（1．32岁）、睡眠不足（0．90岁）、饮酒（0．85岁）、高血压（0．79岁）。结论针对影响人群期望寿命的主行为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可以提高人群期望寿命。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病后不同时期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提高，患者越来越关注自身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是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方法之一。目的　了解不同时期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现状，分析其相关因素，为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2017年6月至2019年9月于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神经内科就诊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120例，收集脑卒中危险因素，并在入院后3~5 d、发病后1个月、发病后3个月采用脑卒中专用生活质量量表（SS-QOL）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采用单因素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究发病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不同时期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医保类型、体质指数（BMI）、吸烟史/饮酒史、糖尿病、高脂血症、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治疗方案是入院后3~5 d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年龄、医保类型、BMI、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糖尿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发病后1个月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年龄、文化程度、医保类型、BMI、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糖尿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治疗方案是发病后3个月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结论　不同时期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不同，只有在不同时期关注不同的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地做到患者全病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