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辅助免疫治疗在肝癌肝移植中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居癌症发病率的第6 位，癌症死亡原因的第4位^[1]。肝细胞癌是肝硬化的严重并发症，也是原发性肝癌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75%～95%),本文所讨论的肝癌均为肝细胞癌^[2]。现阶段，肝脏移植是治疗肝癌的根治性方法之一，同时能够解决合并的肝硬化。然而，肝移植后的肝癌复发转移是影响病人远期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亟待解决的临床重点问题。     

原发性肝癌免疫节点抑制剂疗法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 PLC)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位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第6位,死亡率位居肿瘤相关死因第3位^[1]。肝移植、肝切除术和经皮消融治疗是早期肝癌常用的治疗手段,其5年生存率可达70%～80%。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常用于治疗进展期肝癌,但进展期肝癌的疗效明显低于早期肝癌^[2]。     

Keap1-Nrf2抗氧化通路与AngⅡ在肝细胞癌中的作用机制

<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肝细胞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成为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每年超过90万的新发病例和超过80万的死亡病例^[1-2]。在所有的原发性肝癌病例中,肝细胞癌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3]。因早期肝细胞癌的临床症状并不明显,故大部分肝癌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对于晚期肝癌患者的治疗选择非常有限。2008年,小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被批准用于治疗晚期肝癌,在之后的十余年间,索拉非尼成为唯一一种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一线分子靶向药物。但在其后的大量临床病例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的肝细胞癌患者对于索拉非尼并不敏感,疗效不理想^[4]。因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治疗靶点,以期研发新的敏感药物来治疗晚期肝癌患者,提高总体生存率^[5]。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

<正>1概述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1-3]。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combined 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c HCC-CCA)3种不同病理学类型,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

1概述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1-2]。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HCC-ICC混合型3种不同病理学类型,3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组织学形态、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     

胃癌肝转移的综合治疗策略

<正>胃癌(Gastric cancer,GC)是人类消化道肿瘤最常见的种类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发病率与癌症相关死亡率分别位列第五位和第四位^[1]。根据2022年我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胃癌在我国的发病率与癌症相关死亡率均位列第三^[2]。由于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和有效分子标志物,胃癌通常发现较晚,预后较差。其中,原发病灶的局部和远处转移是胃癌患者生存率低的主要原因^[3]。从解剖学上讲,肝脏是晚期胃癌最常见的血行转移部位。据统计,4～14%的患者在诊断时有肝脏转移^[4-6]。     

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与管理

<正>近年来肝细胞癌(肝癌)治疗的手段和策略越来越丰富,肝癌的总体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众多的治疗手段中,肝移植仍是目前治疗肝癌最有效的方法^[1]。肝癌肝移植的例数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显示肝癌仍是肝移植的最主要适应证,肝癌肝移植占比41.5%^[2]。但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复发率仍达20%～57.8%^[3-6],复发后中位生存时间仅为10.6～12.2个月^[7-8]。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已成为影响肝癌肝移植疗效的重要因素,笔者团队就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和管理作深入阐述。     

影像学肝细胞性肝癌诊断的研究进展

<正>肝癌是世界第三大死亡原因,我国是第五大死亡原因^[1]。肝脏同时是大多数恶性肿瘤的第一个转移部位^[2]。术前明确肝癌患者肝内是否存在转移病灶和转移病灶的数目与肝癌患者的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分期、外科手术方案的制定以及病人的预后显著相关^[3]。     

《BCLC预后预测和治疗推荐策略，2022版》解读

<正>HCC在2020年全球新发恶性肿瘤中排第六位,死亡率排名第二位^[1]。 在我国,原发性肝癌是第四常见恶性肿瘤,在肿瘤所致死亡中排第二位。其中,HCC占75%～85%^[2]。合理的监测及分期治疗方案可以有效地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强而有力的循证医学指南在HCC的诊疗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诸多HCC的诊疗指南中,当前最广泛应用的就是BCLC分期系统。自1999年首次发布以来,BCLC分期系统经历了5次重大更新。     

原发性肝癌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分析

<正>原发性肝癌具有发病症状不明显、浸润性生长、术后易复发等特点，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经过外科技术的发展，我国肝脏外科进入精准时代，原发性肝癌的非手术治疗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并具有不同的治疗效果。有学者试图标准化围手术期护理，以努力创建增强恢复路径，并为临床医生提供肝切除术后成功的可靠路线图^[2]。原发性肝癌的治疗首选仍是肝部分切除术^[3]。     

肝内胆管癌治疗靶点的研究进展

<正>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约占所有原发性肝癌的10%,是第二常见的原发性肝恶性肿瘤，东亚地区是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1-2]。ICC发病隐匿，侵袭性强，易转移，并且术后复发率高，1年和5年的总生存率分别约30%和18%^[3]。因此，探究ICC的分子发病机制，探索有效的辅助治疗方案对ICC的临床治疗意义重大。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息肉样结节瘢痕的研究进展

<正>近年来，胃癌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目前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仍高居前5位^[1]。我国是胃癌高发国家，2020年我国胃癌新发47.9万例，死亡37.4万例，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2]。胃癌的预后与诊治时机密切相关，进展期胃癌5年生存率<30%，大部分早期胃癌在内镜下即可获得根治性治疗，5年生存率可>90%^[3,4]。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内镜下切除已成为符合适应证的早期胃癌和癌前病变的首选治疗方式^[5,6]，     

如何提高HCC转化成功率

<正>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全世界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2020年在全球所有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列第6和第3位^[1]。早期HCC可通过外科切除、移植或消融等根治性治疗方式获得长期生存，但由于恶性程度高，症状隐匿，我国大部分患者首诊时就处于中晚期，能接受根治性治疗的比例不足30%，整体5年生存率14.2%左右，远低于日韩、欧美等国家^[2]。随着药物治疗、局部治疗及理念的进步，对于临床上首诊无法切除的患者可进行转化治疗，即转化为可切除病灶从而带来生存获益，有研究报道转化后患者5年生存率同初始可切除的5年生存率相当^[3]。因此，提高HCC转化的成功率将作为一项重要举措，用以实现我国HCC的2030年整体5年生存率较2015年提高15%的目标。     

内窥镜下腰椎间盘髓核摘除术后复发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为3.7%～5.1%^[1],有0.5%～1%的患者需手术治疗^[2],其不仅耗费了巨大的医疗资源,而且会导致较高的致残率与误工率^[3]。自Yeung提出YESS (Yeung endoscopic spine system)^[4]和Hoogland提出TESSY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surgical system)^[5]以来,内窥镜下腰椎间盘髓核摘除术(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PELD)逐渐兴起,其     

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

<正>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人类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CRC发病率居恶性肿瘤第三位,死亡率居恶性肿瘤第二位^[1];在我国,其发病率居恶性肿瘤第二位,是肿瘤相关死亡的第四个最常见原因^[2]。CRC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涉及多个步骤、途径,目前普遍认为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其发生^[3]。个人或直系亲属癌症史、结肠息肉病史、炎性肠病、糖尿病、胆囊切除、肥胖、吸烟、饮酒、饮食、肠道菌群、年龄、性别、种族等均与CRC密切相关^[4]。其中,肠道菌群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低位直肠癌微创治疗方兴未艾:NOSES的现状与展望

<正>随着我国人群饮食习惯改变和人口老龄化，结直肠癌发病率逐年增加，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占我国恶性肿瘤的第4位和第5位^[1]。亚洲结直肠癌中超过50%为直肠癌，而欧洲和北美为40%以下^[2]。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是直肠癌主要治疗方法，随着微创治疗技术与理念的发展，医患双方均不止满足于肿瘤的根治性切除，对术后并发症的控制及审美要求亦越来越高。常规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后需在腹壁做一小切口取出标本^[3]。肛门、阴道、口腔属于与体外相通的自然解剖通道，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surgery,NOSES)应运而生，历经十余年发展，有效降低手术并发症，增加微创效果，成为微创外科领域的“新星”。2021年中国开展NOSES的医院有373家，共开展20 799例，其中结直肠肿瘤占85.8%^[4]。     

脊髓损伤后血管再生的研究进展

<正>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通常发生在瞬时的高能量损伤机制之后，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破坏性事件，常伴有运动和感觉功能的永久缺失^[1]。流行病学数据表明，全球有超过100万人因SCI致残^[2],并且还在呈上升趋势。中国也有大量的SCI患者，其中北京地区的SCI发病率估计为0.06‰^[3],主要原因为跌倒、交通事故和运动相关所致的伤害^[4]。     

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联合内镜下括约肌切开取石术治疗全内脏反位伴胆总管结石1例报告

<正>全内脏反位(situs inversus viscerum, SIV)即胸及腹腔器官的完全性镜像倒转，心脏位于右胸腔内，肝脏位于左季肋区，脾脏位于右季肋区等^[1]。SIV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异常，在新生儿中发病率为1/5000～1/10 000^[2],在正常人群中男性的发病率男性略高于女性，但其内脏位置的改变一般不会导致器官功能的缺陷，也不会影响正常生活^[3]。     

序贯经肝动脉化疗栓塞和门静脉栓塞联合系统治疗转化肝细胞癌合并肝中静脉癌栓手术切除1例报道

<正>目前国际上对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Ⅲa期及以上的中晚期肝细胞癌(简称肝癌)的手术治疗存在争议。欧美国家指南^[1]认为，手术切除难以达到根治目的，建议采用系统治疗等非手术治疗；而国内《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2]认为，若满足技术可切除和肿瘤学获益的条件，可进行以手术切除为目的的综合转化治疗。笔者通过分享1例肝癌合并肝中静脉癌栓经转化治疗后成功根治性切除且获得良好远期疗效病例的体会，以探讨中晚期肝癌转化切除的治疗策略。     

“沙漏征”髂筋膜间隙阻滞联合腘窝坐骨神经阻滞在老年患者糖尿病足手术中的应用

<正>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发病率约15%～20%,多发生于糖尿病病史较长的老年患者^[1]。糖尿病足具有较高的致残和致死率，且感染后病情发展较快，病情不断恶化，较多老年糖尿病足患者需手术治疗，其中游离植皮结合负压封闭引流(vacuum sealing drainage, VSD)术为目前治疗糖尿病足的主要手术方式之一^[2-3]。由于此类患者常合并神经系统、心肺疾患以及肾脏等多器官功能不全等情况，手术麻醉风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