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殖道感染妇女的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①

为了研究影响患生殖道感染的妇女就医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采用Andersen的社会行为模式,于1998～1999年对河北省迁安县患生殖道感染的已婚妇女共378例进行了横断面调查,并对8例妇女进行了深入访谈,采用归类-分析总结-分析-总结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就医行为各不相同.有去正规医院诊所就医的、有采用自我治疗方法的,多数妇女未采用任何治疗措施.影响妇女就医行为的因素有妇女患生殖道感染的严重程度,妇女对生殖道感染严重性的认识、有关自我治疗生殖道感染的知识、妇女因患生殖道感染而感到的社会耻辱感、对生殖道感染病因的认识,家庭经济收入和药物价格、工作和家庭负担.很有必要给育龄妇女以及男性提供有关生殖道感染方面的知识,减少社会对生殖道感染的不良看法,给妇女更多的社会支持,提高妇女的地位,提高保健服务的质量.     

农村生殖道感染妇女求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农村生殖道感染妇女求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成都市新都区和攀枝花市总发乡的已婚妇女共2700名，进行问卷调查和常规妇科检查。结果 2068名农村妇女主述最近半年出现过至少1项与生殖道感染有关的症状，症状出现率为76.6%。经常出现的症状为；白带异常，腰酸，外阴瘙痒，下腹疼痛。经Logistic回归分析，丈夫的职业，怀孕及安环时是否出现过生殖道感染症状，性生活后是否清洗下身，是否在性生活中使用过避孕套以及是否曾经在医院诊断过妇科炎症是生殖道感染妇女求医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 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但求医率低，为了提高农村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有必要开展健康教育以提高农村妇女自身的认知水平，加强农村妇女对生殖道感染及其危害性的认识，改变不良卫生行为。     

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就医的影响因素

目的 研究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的妇女就医行为及其利用生殖健康服务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育龄妇女人数）成正比的抽样方法获得调查对象，调查员入户面对面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39．2％的妇女自述有一种生殖道感染症状。12．8％的妇女自述有3种及以上症状，23．196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妇女曾到医疗机构就诊。因素分析显示，生殖道感染知识对妇女就医行为有重要影响。但妇女的生殖道感染知识十分欠缺。另外，未婚妇女的就医率显著低于已婚妇女，但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对妇女患病后的服务利用影响不明显。结论 当前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较高，但生殖健康服务利用率却较低。     

生殖道感染妇女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 研究自诉有生殖道感染症状妇女的就医行为,分析影响妇女对卫生服务利用的社会心理因素,以便指导妇女采取正确的就医行为.方法 整群抽取北京市462名已婚、年龄在20～60岁、自诉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妇女,运用Aday和Andersen的社会行为模式对她们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应用SPSS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35.6%的已婚妇女自述至少有一种生殖道感染的症状,其中27.5%的妇女去医疗机构就医.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城市妇女生殖道感染者就医行为的因素有医生的服务态度、医生提供信息的多少、既往患病情况和本次患病情况、医疗付费方式及职业等.结论 城市妇女生殖道感染的患病率高,就诊率低.很有必要对妇女尤其是对女工、大病统筹付费以及低收入者开展健康教育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并对女工定期体格检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及改善服务态度不断完善医疗体制的改革.     

中西部农村地区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的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

目的:研究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育龄妇女就医行为及其利用生殖健康服务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甘肃、青海、山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个省16个项目县抽取15～49岁农村育龄妇女2 610名,调查人员入户面对面进行问卷调查。结果:20.9%的育龄妇女自述有1种生殖道感染症状,16.7%的妇女自述有3种及以上症状,47.9%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妇女曾到医疗机构就诊。因素分析显示,生殖道感染知识对妇女就医行为有重要影响,但妇女的生殖道感染知识十分欠缺,年龄、民族和文化程度对妇女的就医行为有影响。结论: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较高,但生殖健康服务利用率却较低。     

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对农村生殖道感染妇女就医行为影响的研究

目的:评价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对农村生殖道感染妇女就医行为的干预效果。方法:对江西省4个县随机抽取的12个乡的12个行政村进行基线调查后实施干预,干预过程中重复进行4次问卷调查、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测,另选取这4个县的一个行政村作为对照,观察方法同干预组。全部数据应用Epidata2.0建库管理,用SPSS10.0及SAS6.12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症状现患率及患者无症状比例下降,就医率由干预前31·5%上升为69·0%,较对照组39·6%有明显提高,且立即就诊比例由第一次干预时的46·7%升高到第4次干预时的75·6%,患者的治愈率、好转率大幅度提高。结论:生殖道感染的干预改善了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就医行为,提高了就诊率和治愈率。     

流动人口妇女生殖道感染症状就医行为研究

目的：了解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流动人口妇女的就医行为，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l054名流动已婚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11．0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在被调查的流动人口妇女中，52．8％的人在最近1年中有过1种或1种以上生殖道自我报道的症状，其中只有64．8％的人就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就医行为的因素包括：妇女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和以往有过类似妇科病的症状。结论：应通过定期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来降低妇女生殖道感染发生率，提高就医率。     

农村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及就医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农村育龄妇女就医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辽宁省农村卫生适宜技术5个推广示范县抽取18~45周岁的9 355名农村育龄妇女,进行现场问卷调查。结果 在9 355名农村育龄妇女中,3 720名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占39.8%;有1种症状的占生殖道感染育龄妇女的55.7%,有2种症状的占33.7%,有≥3种症状的占10.6%;有症状农村育龄妇女就医率为48.9%;民族、文化程度、职业、人均年收入、婚否、对生殖道感染传播途径的知晓情况和感染症状是农村育龄妇女就医的影响因素。结论 农村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较高,但就医率不高。     

深圳市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深圳市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相关就医行为,探讨其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在深圳市盐田、罗湖、福田3个区采用三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抽取16～49岁有性生活的流动人口作为调查对象。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运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入户面对面询问调查。对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共调查956人,17.68%对象自述近1年出现过生殖道感染症状;出现症状时64.50%对象"直接到医院诊疗",21.30%对象"自己到药店买药治疗",其他为到私人诊所或不处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象的生殖道感染知识得分、性伴总数、安全套使用及接受生殖道感染相关宣教服务等与就医行为关系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知识得分<60分者比较,知识得分>60分者去医院就医的比例较高(OR=2.44,P=0.0088)。与只有1个性伴者相比,≥2个性伴的对象就医比例较高(OR=3.32,P=0.0214);与不使用安全套者相比,使用安全套的对象就医比例较低(OR=0.65,P=0.0175);与未接受过宣教服务的对象相比,接受过相关宣教服务的对象就医比例较高(OR=2.18,P=0.0145)。结论及建议:深圳市流动人口中,自述生殖道感染后就医行为不容乐观,建议今后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在流动人口中进行生殖道感染以及安全性行为的宣传教育、咨询与服务,提高这一人群的生殖健康知识,从而改变其就医行为。     

北京地区不同女性人群下生殖道感染就医行为调查

目的:了解北京地区部分城市、农村、暂住女性人口对下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及就医行为特点,为健康知识的宣教及下生殖道感染的预防提供依据。方法:于2005年3月～2006年9月在北京地区协作医院对当地农村女性、暂住女性(批发市场商户)、城市女性进行下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了解情况及就医行为特点进行问卷调查。对所有参加者进行调研登记记录各项下生殖道感染指标检查结果,对三组人群的流行病学资料进行比较。结果:城市人口对于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及暂住人口(P<0.05),有外阴不适而不去就医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没有必要",三组人群主要希望通过医疗机构的咨询门诊获得性传播疾病和性生理方面的知识,同时希望医疗机构提供健康查体服务。结论:不同女性人群对下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不同,就医行为存在差异,希望了解的知识也有所不同,应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措施及行为干预来降低下生殖道感染的发病率。     

城乡生殖道感染妇女利用卫生服务的调查

目的：研究社会心理因素对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妇女利用卫生服务的影响。方法：采用Aday和Andersen的社会行为模式，于1998－1999年在河北省发迁县和北京市，对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已婚妇女共864例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城市和农村已婚妇女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发生率分别为35．6％和46．8％，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妇女的就诊率分别为2．5％和26．7％。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城市妇女中，干部组、医疗付费方式为公费者、本次患病严重既往看病医生提供的信息多且医生服务态度好者，出现生殖道感染症状后利用卫生服务的可能性大。在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农村妇女中，自我治疗生殖道感染方面的知识水平高，自我感觉患者生殖道感染后社会对他们无不良看法，认为生殖道感染很严重、家庭收入高、既往生殖道感染的症状严重、本次患严重者，出现生殖道感染症状后利用卫生服务的可能性大。结论：很有很必要针对城乡妇女，开展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提高妇女对生殖道感染疾病的认识，提高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并且应对妇女定期进行体格检查。     

贵州省部分地区农村妇女生育健康知识调查

目的了解目前贵州省农村妇女对生育健康知识的掌握现状及影响因素,为贵州省农村地区开展生育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贵州省4个县市的490名农村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农村妇女对生育健康知识较为欠缺,农村妇女生育健康知识掌握状况与文化程度、接受医生相关指导的次数等因素成正相关,与经济收入水平未体现出统计学差异。结论农村妇女生育健康知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今后应该利用各种项目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妇女生育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     

中西部农村已婚妇女卫生行为对生殖道感染的影响

目的:了解干预后中西部地区妇女的生殖健康现状,分析卫生行为对生殖道感染的影响。方法:2010年11月在中西部地区对2 087名已婚妇女进行卫生行为的问卷调查。结果:中西部农村地区自我报告有生殖道感染至少出现一种467人(22.3%),其中外阴瘙痒最常见。在个人卫生行为中,经期卫生用品、洗澡频率、洗浴方式、是否经常清洗外阴以及其丈夫/性伴侣是否经常清洗生殖器与妇女患有生殖道感染有统计学相关性。结论:中西部农村地区育龄期妇女干预后生殖健康意识仍薄弱,应继续进行健康教育以促进其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改善生殖健康状况。     

我国中西部4省(自治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症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中西部4省(自治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自述生殖道感染症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生殖道感染综合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中西部4省(自治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2174例进行问卷调查。所得资料进行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自述在过去2周内至少有1种生殖道感染的症状占24.7%。单因素分析显示省(自治区)、民族、文化程度、家庭年总收入、怀孕次数、月经不规律、痛经、经常在月经期同房、丈夫或性伴侣性生活前后不清洗生殖器、丈夫/性伴侣生殖道不适与生殖道感染发生有统计学关联。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少数民族(OR=1.458,95%CI:1.147～1.855)、怀孕次数多(OR=1.432,95%CI:1.161～1.765)、痛经(OR=1.605,95%CI:1.308～1.969)、丈夫或性伴侣生殖道不舒服(OR=2.028,95%CI:1.569～2.622)是生殖道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月经规律(OR=0.632,95%CI:0.488～0.818)、家庭年总收入3001～5000元相对于家庭年总收入≤3000元(OR=0.658,95%CI:0.491～0.880)、山西相对于青海(OR=0.356,95%CI:0.253～0.500)是生殖道感染发生的保护性因素。结论中西部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中生殖道感染症状较低,可能与"农村社区健康促进"项目实施干预有关。应继续深入开展健康教育,针对影响因素开展生殖健康服务等措施。     

我国中西部4省(自治区)农村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预防知识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中西部农村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预防知识知晓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中西部4省(自治区)的2268名农村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1358人(59.5%)知道至少1种生殖道感染的预防方法。1872人(82.5%)不知道使用避孕套能够预防生殖道感染,2105人(92.8%)不知道生殖道感染需治愈后再怀孕。汉族育龄妇女(65.9%)生殖道感染预防知识知晓率明显高于少数民族(46.7%),已婚妇女(60.2%)高于未婚妇女(43.6%),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知晓率最高(74.7%),家庭年收入高的人群明显高于家庭年收入低的人群,21～40岁育龄妇女(62.3%)高于其他两组(P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少数民族和文化程度低的农村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预防知识知晓较低,已婚、40岁以上的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预防知识知晓率较高。结论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育龄期妇女生殖道感染预防知识知晓率较低,尤其是少数民族、未婚和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应针对农村育龄妇女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殖道感染健康教育势在必行。     

陕西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陕西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RTIs)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有关部门制定和采取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多阶段、整群抽取陕西省20 878例农村已婚妇女进行妇科临床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并进行生殖道感染相关的问卷调查。结果:20 878例妇女中,生殖道感染的患病率为53.4%(11 141例),其中25.4%的患者自我报告无明显症状。而14.6%(3 052例)的妇女患有2种RTIs,7.4%(1 557例)的妇女患有3种或者3种以上RTIs。阴道炎、宫颈炎和盆腔炎的患病率分别为26.1%(5 457例),37.8%(7 893例)和3.9%(810例)。单因素分析,育龄妇女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结婚年龄、流产次数、分娩次数、生殖道疾病史、每周性行为数量、避孕情况以及过去6个月服用抗生素情况都对生殖道感染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发现,年龄越大、职业为农民、家庭年收入较低、较多的流产或分娩次数、经常使用抗生素越有可能罹患生殖道感染。结论:陕西省农村已婚妇女生殖道感染率较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应采取综合、有效的措施以降低患病率。     

德州市农村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健康教育对策

目的:了解农村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及妇科检查的方式对德州市德城区928例农村妇女生殖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妇科患病率79.2%,妇科疾病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宫颈炎、阴道炎、子宫卵巢疾病、乳腺疾病。宫颈炎主要为宫颈糜烂,阴道炎主要为细菌性阴道炎,子宫卵巢疾病中子宫肌瘤为主,乳腺疾病以乳腺增生为主。结论:加强多途径健康教育,采用分层教育的方法,开展多元化的健康教育形式及争取政府的参与和支持,提高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陕西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自觉症状及求医行为调查

目的:了解陕西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RTIs)自觉症状、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分层整群抽取陕西省20～49岁20878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有14482人(69.5%)自我报告过去6个月内至少出现1种RTIs症状,其中到医院就诊者8533人(59.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0.924)、职业(OR=1.223)、受教育程度(OR=1.143)、家庭年收入(OR1=1.250,OR2=1.101)、RTIs知识(OR=1.725)、RTIs症状数(OR=1.107)与求医行为有关。结论:该人群RTIs自觉症状报告率较高,但就诊意识淡薄,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建议今后加强RTIs的宣传教育和妇科普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