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1抑制剂联合化疗成功治疗肺腺癌术后皮下软组织等多部位转移1例报道

<正>肺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约占肺癌的85%,50%的NSCLC发现时已出现远处转移^[1-2]。皮下软组织转移是晚期肺癌的特殊转移类型，约有1%～12%的肺癌发生皮下转移^[3],皮下转移在所有癌症中的总发生率为5.3%^[4]。皮下转移表明恶性肿瘤预后不良，且常伴有全身其他部位转移(如肝脏、脑、骨、淋巴结等)。     

PD-1抗体治疗肺癌出现白癜风样皮肤反应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一例

肺癌是世界上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GLOBOCAN 2018数据显示，2018年约有1 810万例癌症新发病例和960万例癌症死亡病例；其中，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按照组织病理学分类，肺癌可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2]。NSCLC约占肺癌的85%～90%。腺癌是最常见的亚型^[3]。>60%的新诊断NSCLC患者在确诊时已出现局部或远处转移，从而失去手术机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已发展为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法^[4]。     

晚期dMMR/MSI-H肝内胆管细胞癌1例报告

<正>胆道恶性肿瘤(biliary tract cancer, BTC)占所有消化系肿瘤的3%^[1],在原发性肝胆恶性肿瘤发病率中占据第二位^[2],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A)属于BTC的一种,我国BTC中仅有1.3%至10.0%患者表现为MSI-H,32.3%至42.86%患者表现为PD-L1阳性^[3],因此MSI-H、PD-L1阳性的ICCA患者极具讨论价值。     

肾移植术后新发乳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1例并文献复习

<正>研究显示,肾移植术后恶性肿瘤(malignancy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MART)的发生风险呈逐年增加,在我国约为2.2%^[1]。与西方国家的好发类型不同,我国大多以泌尿系统肿瘤最为常见,所占比率约50%^[2]。尽管乳腺癌所占比例较低,但移植受者相对于普通人群在相同癌症阶段具有确诊年龄小,侵袭性高和预后差的特点^[3-5]。移植物保护和肿瘤治疗的平衡是临床医生遇到的难题,     

肿瘤干细胞疗法在三阴性乳腺癌分子分型及靶向治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正>乳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癌症,是全世界女性因癌症死亡首要原因^[1]。目前乳腺癌发展出不同分类亚型,三阴性乳腺癌(TNBC)虽仅占乳腺癌发病种类的10%～20%,却导致了近70%的因患乳腺癌而发生的死亡。TNBC是一种癌组织中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均为阴性,人表皮生长激素受体-2(HER-2)不存在过表达的乳腺癌亚型,由于缺乏治疗性靶向激素受体以及不存在HER2 蛋白过度表达,难以进行分子靶向治疗和内分泌治疗。     

乳腺癌术后阑尾转移1例并文献复习

<正>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据报道,20%～30%的乳腺癌患者在原发肿瘤治疗后发生转移,而其中90%的患者死于乳腺癌转移^[2]。没有发生转移的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80%^[3]。大部分的乳腺癌容易转移到骨、肺、肝脏、脑、淋巴结等部位,转移到胃肠、腹膜和阑尾是极其罕见的。本文报道1例42岁女性左侧乳腺癌术后1年余转移到阑尾的病例,分析其临床资料、组织学形态、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特征等并进行文献复习,以提高临床医师对其认识水平。     

原发性心脏血管肉瘤伴全身多处转移1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正>原发性心脏恶性肿瘤发病率低,发病率不足1/10万,是临床上罕见的恶性肿瘤,其中原发性心脏血管肉瘤(primary cardiac angiosarcoma,PCAS)是最常见的组织学亚型,约占1/3,最常见于右心房^[1]。因无特异性症状与体征,导致难以早发现、诊断及治疗,但恶性程度较高、进展快,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出现肝、肺、骨等远处转移^[1-2]。     

甲状腺梭形细胞未分化癌1例及文献复习

<正>甲状腺未分化癌属于甲状腺肿瘤中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肿瘤^[1],占全部甲状腺癌的10%～15%,多见于年老体弱患者,女性较多见(﹥40岁),发病迅速,早期可发生全身转移和浸润,恶性程度高,预后差^[2-3]。未分化癌按世界卫生组织分类,可分为梭形细胞型、巨细胞型、小细胞型、寡细胞型,除小细胞型外,     

HPV、p16及p53与头颈部肿瘤患者的预后分析

头颈部肿瘤是目前世界上第6位常见肿瘤,也是第8位引起死亡的常见肿瘤^[1],其中约85%头颈部肿瘤为鳞癌^[2]。国外研究表明HPV阳性头颈部鳞癌患者预后更好,HPV阳性患者放疗后的生存率明显好于阴性患者^[3]。鉴于国内研究报道少见,故开展此项研究。     

肺癌急性肺动脉栓塞合并肺间质病变1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正>0引言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最新数据统计,全球范围内,2020年肺癌新发病例数为2 206 771例,占所有癌种新发病例数的11.4%;肺癌死亡病例数为1796144例,占所有癌种死亡人数的18%^[1]。在肺癌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较多并发症,其中急性肺栓塞和肺间质病变较为常见且预后欠佳^[2]。肺间质病变是一组累及肺间质、肺泡、支气管为主的肺弥漫性疾病,是由不同种类疾病组成的临床病理实体的总称^[3],临床表现为活动性呼吸困难、限制性通气障碍、低氧血症,影像学表现为弥漫性浸润性表现^[4];而急性肺栓塞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肺远端动脉闭塞导致肺实质缺血、出血和坏死的一种临床急性病症,最终可引起急性右心室衰竭和心源性休克,导致患者死亡^[5]。     

176例HER2阳性乳腺癌首发转移部位的分析

目的：分析176例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首发转移部位与分子类型的关系,帮助判断HER2阳性乳腺癌治疗和随访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176例HER2阳性复发转移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HER2阳性定义为免疫组化+++,或FISH扩增,病理为浸润性导管癌,分析术后首次复发转移的分布情况。结果176例患者中,中位年龄50岁（范围31~76岁）;首发肝转移占38.1%,其中单发肝转移占18.8%;肺转移29.0%,其中单发肺转移11.4%;肝和肺转移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5）;淋巴结转移42.6%（包括锁骨上下淋巴结、腹腔淋巴结、纵隔淋巴结等）,其中单发淋巴结转移19.9%;骨转移25.1%,其中单发骨转移6.3%;胸壁复发14.3%,包括仅胸壁复发的8.0%;含脑转移的4例（2.3%）;还有一些少见部位转移：卵巢转移1例,子宫转移1例。首发内脏转移占59.7%,首发即多部位转移的占34.7%。结论 HER2阳性乳腺癌转移有其特殊性,内脏和淋巴结转移多见,内脏转移中肝转移更常见。所以在辅助治疗后的随访中,除了要关注淋巴结的状况外,还要关注内脏的检查,尤其是肝和肺。同时也间接地说明不同的分子类型转移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术后辅助化疗也应该考虑器官转移的特殊性,采取相对应的药物。     

HER2阳性乳腺癌脑转移3例并文献复习

0 引言 乳腺癌已成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晚期乳腺癌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脑转移成为晚期乳腺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在乳腺癌不同亚型里,脑转移最多见的是HER2阳性乳腺癌和三阴乳腺癌[2].国内外学者对HER2阳性乳腺癌发生脑转移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治疗方法均进行了大量探索.本文通过回顾湖北省肿瘤医院3例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脑转移的发生时间、治疗手段、治疗经过以及疾病的转归,探讨HER2阳性乳腺癌脑转移的综合治疗手段以及曲妥珠单抗等靶向治疗药物对脑转移患者预后的影响,试图提高该类患者的总生存期,改善其生活质量.     

局部晚期胃癌的放化疗进展

胃癌是世界第4大常见恶性肿瘤,居全球癌症死亡原因的第2位,每年约100万新发病例及80万死亡病例^[1]。近年西方国家远端胃癌发生率已经下降,胃食管结合部癌及近端胃癌发生率却持续增长^[2],而亚洲国家仍以非近端胃癌为主。手术是可能治愈胃癌的唯一手段,早期胃癌根治术后OS率达90%^[3]。但大部分病例发现较晚,初诊时难以治愈性切除,其5年OS率在美国仅29%^[4]。全球范围内胃癌根治术后的5年OS率为20%~50%,在日韩总体术后5年OS率达60%~70%^[5],我国经多年手术方法改进目前可使5年OS率提高到50%^[6]。     

原发性肺内髓外浆细胞瘤18F-FDG PET/CT显像1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正>0 引言浆细胞肿瘤可分为多发性骨髓瘤(累及骨髓及其他全身)、孤立性骨髓瘤(骨浆细胞瘤)、髓外(软组织)浆细胞瘤和浆母细胞肉瘤^[1]。髓外浆细胞瘤(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EMP)是一种罕见的不累及骨髓的软组织浆细胞瘤,约占所有浆细胞肿瘤的3%～5%,以上呼吸道及上消化道多见,约占80%～90%,且多见于鼻腔、鼻窦及口鼻咽部^[2]。该病的病因尚不清楚,但病毒发病机制和慢性刺激被认为是主要因素^[3]。     

中晚期肝癌多纳非尼联合抗PD-1单抗、HAIC治疗成功转化1例

<正>肝癌是一种临床常见的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消化系统肿瘤。2020年肝癌发病率位居恶性肿瘤第6位,死亡率位居癌症相关死亡第3位^[1]。肝癌早期缺乏典型症状,治疗效果较差,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和介入治疗是中晚期肝癌系统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2]。国内一项Ⅲ期临床研究显示,索拉非尼联合FOLFOX 4方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可将合并门静脉癌栓肝癌患者的生存期延长近一倍^[3]。我院收治的1例中晚期肝癌患者经多纳非尼联合抗PD-1单抗、FOLFOX方案HAIC治疗3个月转化成功,现将该病例治疗经过报告如下。     

伊尼妥单抗联合长春瑞滨治疗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1例

以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扩增或过表达为特征的HER2阳性乳腺癌占所有类型乳腺癌的15%～20%, 其侵袭性强且易复发转移, 抗HER2靶向药物的应用极大地改善了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预后。现报道1例采用伊尼妥单抗联合长春瑞滨治疗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该患者达11年无疾病进展。     

miR-124过表达增强人宫颈癌细胞放射敏感性

中晚期患者首选根治性放疗,部分患者还需术前或术后放疗,然后导致疗后复发的主要原因是放射抵抗^[1],因此提高放射敏感性是目前宫颈癌放疗研究重点。miRNA是一类小的长度约20~22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单链RNA,在生物转化中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2]。miRNA作用广泛,不仅参与细胞分化增殖和细胞凋亡,有防御病毒的功能,还可能影响肿瘤的发生和发展^[3]。发现miR-124在多形性胶质瘤^[4]、口腔鳞状细胞癌^[5]、乳腺癌、宫颈癌^[6]等中表达下降,扮演着癌基因的角色。目前研究表明miR-124过表达可以抑制宫颈癌细胞增殖、侵袭和转移^[7-8],但miR-124过表达对宫颈癌细胞对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尚罕见文献报道。本研究以宫颈癌HeLa细胞为对象,研究miR-124过表达能否增强宫颈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及其作用机制,为以miR-124为靶点联合放疗的宫颈癌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靶向药物联合放疗在鼻咽癌治疗中的应用现状

鼻咽癌具独特的病因学、流行病学、病理学和生物学特点,其治疗原则、失败模式及预后不同于其他部位头颈部鳞癌^[1]。初治鼻咽癌中早期病例约占20%,单纯放疗可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2];对于局部晚期鼻咽癌,多个随机研究证实同期放化疗能提高局部控制、延长生存^[3-4],诱导和辅助化疗作用暂不明确。综合治疗模式下,远处转移成为鼻咽癌治疗的主要失败模式,占总失败 50% ~60%^[5-6]。放疗联合以铂类为主的化疗虽为晚期鼻咽癌的标准治疗,但因严重不良反应使治疗获益受到限制,因此需寻求新的与放疗结合的综合治疗模式。     

HRD1、P53、HER2水平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目的 研究HRD1、P53,HER2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 选取确诊并实施相关治疗的82例乳腺癌患者为此次试验的对象,收集全部患者的癌旁组织以及癌组织石蜡切片,应用免疫组织化学EliVi-sion两步法比较癌旁组织以及癌组织中HRD1、P53、HER2水平,分析HRD1、P53、HER2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结果 癌组织中HRD1(χ²=5.502,P=0.019)、P53(χ²=6.552,P=0.011)、HER2(χ²=5.512,P=0.023)的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癌旁组织;脉管侵犯有无、不同肿瘤直径、TNM不同分期以及淋巴结是否发生转移患者的P53、HRD1、HER2表达水平存在差异(P<0.05);相关性分析发现,患者的肿瘤直径、脉管侵犯、TNM分期以及淋巴结转移情况与患者的HRD1、P53、HER2水平呈正相关。结论 HRD1、P53、HER2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临床病理特征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可作为日后治疗的重要靶点。     

临床淋巴结阴性乳腺癌新辅助化疗与腋窝降阶梯处理的研究

背景与目的：前哨淋巴结活检（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是临床淋巴结阴性（clinically nodenegative,cN₀）早期乳腺癌患者诊断的标准,但对于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的cN₀患者行SLNB的时机仍存在争议。本研究旨在探讨cN₀患者接受NAC与SLNB的最佳时机,评估其NAC后选择性避免腋窝手术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0月—2018年4月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乳腺病中心收治的809例行NAC患者的临床病理学资料,分析138例cN₀患者的不同临床病理学特征与NAC后腋窝淋巴结阴性（即ypN₀）的相关性。结果：cN₀患者NAC后81.9%（113/138）为ypN₀。激素受体（hormone receptor positive,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阴性（-）、HR⁺/HER2⁺、HR-/HER2⁺,以及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患者NAC后ypN₀率分别为75.4%（46/61）、81.0%（17/21）、79.2%（19/24）和96.9%（31/32）（P<0.001）。HER2⁺患者接受靶向治疗、TNBC患者接受NAC后,ypN₀率分别为94.1%（16/17）、96.9%（31/32）,较HR⁺/HER2^-患者显著增高（均P<0.05）。乳房肿瘤的分子分型、临床分期、影像学完全缓解及病理完全缓解（breast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bpCR）与NAC（行全疗程化疗）后ypN₀显著相关（P均<0.05）,其中乳房肿瘤的分子分型（OR=0.454, P=0.049）、临床分期（OR=3.174,P=0.029）和bpCR（OR=0.337,P=0.016）是NAC后ypN₀的独立预测因素。结论：不同分子分型cN₀患者NAC与SLNB的最佳时机不同：HR⁺/HER2^-患者接受NAC前行SLNB可降低腋窝淋巴结清扫（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的风险,而HER2⁺患者接受靶向治疗和TNBC患者NAC后行SLNB能更好地避免ALND。鉴于cN₀患者NAC后的高ypN₀率,尤以HER2⁺行靶向治疗及TNBC患者为著,使其NAC后选择性避免腋窝手术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