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2450例大肠癌临床资料探讨伺机性筛查策略

目的回顾性分析已知大肠癌临床资料,为伺机性筛查策略及方案制定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01年10月至2011年9月间华北地区五家医院收治的、具有完整记录并经组织学检查确诊的2450例大肠癌患者资料,分析年龄、性别、肿瘤发生部位和组织学类型与大肠癌发病的相关性。结果大肠癌患者中男性1377例,女性1073例;男：女为1．28：1;50岁以下占所有大肠癌病例的18．14％,50岁以上呈明显上升趋势;直乙结肠癌占73．00％,其他部位占27．00％（降结肠、横结肠、升结肠癌分别为6．12％,6．98％和13．9％）;中分化腺癌占50．33％,高分化腺癌占40．35％,低分化腺癌占9．32％;分化程度与诊断年龄无明显相关性分化程度与诊断年龄、性别无明显相关性（P〉0．05）。结论50岁以下大肠癌所占比例上升,年轻化趋势,伺机性筛查不宜做年龄限制;推荐全结肠镜检查作为伺机性筛查精查手段;伺机性筛查不考虑性别差异。     

上海某地区大肠癌筛查肠镜检查结果分析

目的分析某社区居民的大肠癌筛查肠镜结果,为大肠癌筛查项目实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整理并分析2013年上海市川沙社区1,107例大便隐血检测(FOBT)结果为阳性的居民的肠镜检查结果资料。结果肠镜检查发现大肠癌7例、腺瘤108例、息肉296例、肠炎12例、其他19例、未发现病变665例。结论肠镜检查可提高大肠癌及其癌前期病变的早诊率,降低大肠癌的死亡率和未来发病率。     

大肠癌系统筛查方案的设计与应用

目的总结大肠癌系统筛查方案的设计和应用,分析筛查成本。方法对一组大肠癌系统筛查资料进行回顾总结。用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和粪隐血试验,检出大肠癌危险人群,进行结肠镜检查,以组织学诊断作为确诊大肠癌的金标准来评价筛查方案的价值。结果患大肠癌的危险人群约占全人口的5%。在大肠癌危险人群中,大肠肿瘤检出率约为23%,大肠癌的检出率为0.3%。如果选择乙状结肠镜检查,发现远端大肠肿瘤才进行全结肠镜检,将有72%的远端大肠肿瘤漏诊。计算从全人口和高危人群中每检出1例大肠癌的成本分别约20万元和5万元。首次筛查从高危人群中每检出1例大肠腺瘤的成本0.25万元。结论系统筛查可有效地从自然人口中检出大肠肿瘤,免疫法FOBT和全结肠镜检查可作为粪隐血试和肠镜检查的首选方法。每检出1例大肠癌的成本,系统性筛查是机会性筛查的4倍。     

大肠癌系统筛查方案的设计与应用

目的总结大肠癌系统筛查方案的设计和应用,分析筛查成本。方法对一组大肠癌系统筛查资料进行回顾总结。用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和粪隐血试验,检出大肠癌危险人群,进行结肠镜检查,以组织学诊断作为确诊大肠癌的金标准来评价筛查方案的价值。结果患大肠癌的危险人群约占全人口的5%。在大肠癌危险人群中,大肠肿瘤检出率约为23%,大肠癌的检出率为0.3%。如果选择乙状结肠镜检查,发现远端大肠肿瘤才进行全结肠镜检,将有72%的远端大肠肿瘤漏诊。计算从全人口和高危人群中每检出1例大肠癌的成本分别约20万元和5万元。首次筛查从高危人群中每检出1例大肠腺瘤的成本0.25万元。结论系统筛查可有效地从自然人口中检出大肠肿瘤,免疫法FOBT和全结肠镜检查可作为粪隐血试和肠镜检查的首选方法。每检出1例大肠癌的成本,系统性筛查是机会性筛查的4倍。     

数字化远程医疗模式在社区大肠癌筛查中的应用与评价

目的评价和探讨数字化远程医疗模式在大肠癌筛查中的应用和效果。方法利用数字化远程医疗信息技术平台,建立社区服务中心与专科医疗机构间的技术平台。选择广州从化街口街40岁以上的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公告告知、问卷调查、大便隐血实验、直肠指检和电子肠镜相结合的形式,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高危人群行肠镜检查,通过资料上传、专科医生读图、信息反馈的途径,实现对社区居民的大肠癌筛查。结果从化街口街社区共3 786人接受大肠癌筛查,占社区40岁以上常住人群87.88%。结合问卷调查和大便潜血试验两项结果确定高危人群492人,其中有346人接受直肠指检和大肠镜检查,检出大肠疾病患者61例,检出率为1.61%,其中大肠癌患者5例(1.45%),结、直肠息肉48例(13.87%),克罗恩病2例(0.58%),结、直肠慢性炎症6例(1.73%)。结论数字化远程医疗模式在社区大肠癌筛查是一种方便有效的大肠癌筛查方式,符合实际工作需求,适合在社区中开展,能够为我国广泛开展社区大肠癌筛查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国农村恶性肿瘤早期筛查及干预模式探讨

目的寻求恶性肿瘤早期筛查方法,探讨农村干预模式,以控制恶性肿瘤的高发态势。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定慈溪市境内现患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直肠癌病人861人及相对应的健康者861人做对照。确定研究对象的生活习惯、居住环境、职业爱好、饮食卫生、遗传因素、家族史等200个项目,进村入户,面对面实施问卷调查。结果用SPSS13.0系统软件包统计,分析OR值。遴选出高度危险因素(OR>2以上),拟定慈溪市境内恶性肿瘤测评表,进行自测打分。大于60分者列入干预对象,实施GI4P方案,即指导整合(Guide In-tegerter)、预测性(Predictive)、预防性(Preventive)、个体性(Persondlized)、参与性(Participatorg),具体采取健康教育促进、心理疏导、早期TAP筛查。对TAP阳性的早期实施免疫调节剂和中药扶正治疗、观察。结果恶性肿瘤高度危险因素有情绪自我调节能力差、A型性格、慢性炎症、溃疡、慢性肝炎、爱吃肥肉、喜动物内脏、咸鱼、咸菜、咸虾皮、吸烟、酗酒、父母有恶性肿瘤史、长期服避孕药,用TAP进行筛查(26/460)阳性率5.65%。实施健康教育干预、休息、复检;以中药和免疫调节剂,5周内全部转阴。结论农村恶性肿瘤早期筛查及干预模式是目前我国全新的干预方法,其采用现场流行病学和实验流行病学相结合方法和理念,遴选危险因素,结合早期的恶性肿瘤异常蛋白(TAP)检测手段,GI4P方案是科学、简捷、正确、可行的,为我国农村恶性肿瘤的预防干预创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大肠癌筛查现况与展望

目的 探讨大肠癌筛查相关知信行、健康素养等因素与肠镜检查顺应性的相关性,为改善居民肠镜顺应性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方法 结合上海市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大肠癌筛查,对2015 — 2016年参加大肠癌筛查且初筛判定为阳性的1 959名居民采用大肠癌筛查知信行问卷、健康素养量表进行综合评估,并追踪其肠镜检查情况。 结果 大肠癌筛查初筛阳性居民的健康素养量表的总分为109.44分,各维度平均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大肠癌知信行问卷条目的总体平均得分为61.55分,态度和信念的平均得分高于知识得分（P < 0.001）。健康素养得分与大肠癌筛查相关知信行得分之间存在线性相关,相关系数为0.410（P < 0.001）,肠镜检查组与未进行肠镜检查组居民健康素养总得分和大肠癌筛查知信行总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总得分越高,肠镜顺应性越高。 结论 健康素养总得分、大肠癌筛查知信行总得分与肠镜检查顺应性存在相关,提高居民健康素养以及大肠癌筛查相关知识是改善肠镜顺应性低的有效手段。     

龙岗区出生缺陷筛查干预模式的探讨

目的:掌握深圳市龙岗区重点出生缺陷疾病的发生水平,探讨出生缺陷筛查干预的新模式。方法:利用日趋完善、初具技术水平及规模和具备优生咨询及群体筛查等技术实力的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对龙岗区10个镇(街道办)的人口出生缺陷进行筛查干预,建立一个大面积人群筛查-高风险夫妇产前诊断-医学建议-选择性流(引)产的体系,并发挥其正常功能。结果:干预后育龄人群对有关出生缺陷知识及基线答对率(83±3.6)%比干预前(42±6.5)%有显著提高(P<0.01)。结论:探讨目前既经济又有效的人口出生缺陷筛查干预模式,对降低龙岗区出生缺陷(尤其是重症缺陷)患儿的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显得十分必要。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居民大肠癌筛查的优化效果分析

目的 探讨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居民大肠癌筛查的优化效果。方法 全市统一安排,海沧区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分别启动大肠癌筛查工作,2021年通过深入社区进行培训宣传,改进手机app录入信息的不足,由网格员在发放试管的同时指导填写数据,运用体验管理理论：改进医院品牌（加挂厦门医学院附属医院）影响力、社区组织有序、网格员或村医现场讲解、筛查流程改进等措施,推进大肠癌筛查工作的全面实施,并对2021年度和2020年度、2019年度该辖区大肠癌筛查情况进行比较。结果2021年初筛阳性率、肠镜检查率均明显高于2020年、2019年（均P <0.01）。结论 大肠癌筛查对于大肠癌早期发现以及早期治疗有积极作用,但是初筛阳性居民肠镜检查顺应性较差,采取恰当的优化措施可显著提升大肠癌社区筛查中初筛阳性者的肠镜检查率,有助于大肠癌及癌前病变的早发现、早治疗。     

城市社区大肠癌筛查的实践效果与启示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上海市居民癌症患病率和经济负担逐年上升,癌症相关的危险因素广泛存在,但仍缺乏有效的病因预防措施,筛查及早诊早治是癌症防控的有效策略。闵行区七宝社区诊断资料显示,大肠癌是严重危害七宝社区居民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规范治     

发育性髋关节异常及其干预模式的研究进展

发育性髋关节异常是儿童骨关节畸形的主要疾病。随着对该病研究的深入和筛查工作的普及开展,其诊治工作已由单一骨科治疗领域逐渐转向与新生儿科、儿童保健和影像等多学科领域的合作项目,建立行之有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筛查体系是此病早期诊断和治疗的保证。本文就发育性髋关节异常的发病风险、筛查时间、方法和干预模式等问题进行综述。     

大肠癌晚期患者占六成

据天津市人民医院最新统计，去年，该院大肠癌手术例数达到800例，为近年来最高水平。大肠癌患者中，中晚期占六成以上。这些患者往往是自己延误了治疗时机。 据天津市肛肠外科研究所所长俞林教授介绍，大肠癌从黏膜增生发展到肿瘤浸润。平均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东营市城镇居民大肠癌知识调查

结直肠癌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发病率高，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大肠癌发病率已处于恶性肿瘤的第3位[1]，在我国大肠癌已成为严重威胁居民健康的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2]。东营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大肠癌发病率也处于上升趋势。为了解东营市城镇居民对大肠癌的认识，我们于2008年1—11月对东营市部分常住居民进行了大肠癌知识问卷调查。     

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儿童的早期筛查与干预

发育性协调障碍(DC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发病率高,诊断率低,症状出现早,阻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DCD的早期识别与干预有利于减轻该疾病的终身不良影响。但目前国内大众对该病仍缺乏认识,医疗工作者对DCD的早期筛查及干预不够重视。本文概述发育性协调障碍的临床特征、早期筛查与诊断,并从西医干预、中医干预两个层面阐述DCD的临床治疗,首次提出中西医结合干预治疗,希望以此促进DCD儿童早期筛查工作的开展,为DCD的干预在我国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新的方法,提高其康复效果。     

伊犁州婴幼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早期筛查和干预

目的 了解伊犁州6个月内婴儿髋关节发育状况和超声筛查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hip,DDH)检出率,探讨DDH发病相关因素,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对2011年4月-2012年4月在本院儿保科体检的6个月内婴儿1 862例(共计髋关节3 724个)进行常规髋关节物理检查和超声筛查,并对DDH相关因素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同时对筛查检出的异常病例积极个体化干预治疗。结果 超声筛查出髋关节异常37例(共计50个髋关节),DDH检出率为1.3%,女婴发生率高于男婴,比例为2∶1,哈萨克族、维吾尔族DDH检出率明显高于回族、汉族(4∶1);对不同类型病例积极采取个体化治疗后,均恢复正常。结论 不同性别、民族DDH检出率不同,出后双下肢包裹的婴儿易发生髋关节发育不良;开展婴幼儿DDH早期筛查,对不利因素早期干预,并对DDH患儿进行早期个体化干预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生儿访视期先天性心脏病和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同步筛查模式研究

【目的】 建立北京市新生儿访视期开展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和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hip,DDH)同步筛查模式,使CHD和DDH可疑患儿早确诊,早康复,提高生存质量。 【方法】 由社区儿保人员在新生儿访视期间采用经过专项培训的筛查方法开展CHD和DDH同步筛查,采集2009年北京市9区县18社区新生儿访视期间1 799名筛查数据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2009年6—8月期间1 799名访视新生儿中,筛出CHD可疑患儿42例(23.35‰),确诊17例(9.45‰);同时筛出DDH可疑患儿24例(13.34‰),确诊2例(1.11‰)。 【结论】 新生儿访视期开展CHD和DDH同步筛查模式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开始时间早,覆盖面广,筛查技术简单有效,普及性强,有利于CHD和DDH患儿把握最佳的康复时间。     

某地门诊患者宫颈病变特征及筛查状况分析

<正>子宫颈癌的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居女性恶性肿瘤的第2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仍居第1位。由于宫颈癌存在一个较长的、可逆转的癌前病变期,早期宫颈癌患者治愈率高达90.00%,因此对宫颈癌的筛查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1]。本研究应用液基薄层细胞学对门诊     

妇科门诊就诊者宫颈癌机会性筛查的结果

<正>子宫颈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的第2位,是仅次于乳腺癌的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1]。目前筛查仍是预防和控制宫颈癌的主要手段。宫颈癌筛查主要分组织集中     

254例肿瘤患者伴抑郁症心理筛查及护理干预

肿瘤患者伴发抑郁症,为肿瘤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本文应用抑郁自评量表结合临床症状对254例肿瘤患者进行抑郁症状筛查,阳性率为58.27%,对肿瘤患者伴发抑郁症的阳性病例进行对症治疗和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四周后,再应用抑郁量表结合临床症状对治疗前阳性率的患者进行再测试,治愈率为47.29%。     

国外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早期筛查诊断与干预

正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种以严重社交能力缺乏和某些刻板、重复性动作、兴趣或行为为标志的发育障碍[1]。尽管诸如缺乏目光对视、表情辨别困难、语言发育迟缓等早期症状在2岁之前常常已被发现,但受限于父母专业知识缺乏或重视程度不够、专业筛查和诊断的工具、程序缺乏等主客观原因,ASD的正式诊断常常是在早期症状显示几年后进行,从而容易错失有效干预的机会。